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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礼敏]自洽衍变:“非遗”理性商业化的必然性分析——以传统手工艺为例(3)


    三、“非遗”振兴之理性商业化的必然性分析
    前期的“非遗”活态保护、生产性保护难以解决经济利益与传统传承的矛盾,因为我们虽然认同了传统手工艺的宝贵,但同时默认了其实用价值(包括精神信仰方面的用途)的丧失;认同了传统审美的存在,但是难以与当今社会整体审美架构融通(主要发生在民众自身和政府官员群体);认同了传统手工艺的商业价值,但是否定了其适应现代市场的欲望和能力。把原本是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切出来评、摆开来看,这种以历史文化断面为关注点的思维模式,在其它“非遗”项目的保护中同样存在,使传统文化研究与当下社会经济分离,进而导致学术研究与新文化创造的背弃。活态保护要做的,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当今和未来的社会中产生经济效益,由政府“输血”变为帮助传承人“造血”,不但能够养活更多的传承人(不只是代表性传承人),而且是有尊严地活着。
    (一)“非遗”保护国家抢救模式的基本完成,客观发展需要市场经济介入
    21世纪伊始,我国政府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抢救濒危“非遗”为主要目的,以普查、申报、整理、研究为主要手段。在国家层面,其主要运作方式包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从而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调动和资助文化组织或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申报与保护;组织专家、学者对“非遗”进行项目化、专题化的系统研究,鼓励研究人员进行自主、多学科、多角度的学术研究;政府通过教育系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基础性的艺术、人文学科教育与专业的文化职业培训。
    在这一阶段,国家抢救模式下的“非遗”保护工作和学术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文化遗产的历史样貌与存续现状。当“非遗”普查与申报工作面临庞杂的农耕时代遗留文化、遭遇了巨大的项目甄别压力时,有关专家必须划分项目分类、设置层级申报制度,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对“传统”的继承为标准。这个工作过程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同时期出现由政府部门主办的各级“非遗”博物馆、展会,营造出“非遗”保护的高潮,使得社会各界认识到传统文化之宝贵,但是并没有为其建构起有效的生命循环系统。“由于过分强调文化的故意操作性,从而造成目前与当地社会的文化主义和传统主义格格不入的情况。”因为我们很多工作注重强调“非遗”传统的宝贵,要求传承人继承传统、保持所谓“原生态”,并以此作为其是否“合格”、是否“正宗”、是否“有价值”的衡量标准,以文化“断面”的记录和展示来完成学术和行政任务,不同意非物质文化遗产顺应时代和市场进行衍变,所以没有帮助“非遗”找到振兴之路,反而人为地阻碍了某些“非遗”借助国家语境获得自身发展。
    “非遗”在宏观上“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呈现出纯公共品的基本特征。但是,具体到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又具有局部的竞争性与排他性。……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应当遵循公共品、准公共品供给的客观规律,……兼备公共品和私人品的性质,可以采取公共提供方式,也可以采取混合提供方式。”国家抢救模式既是保护“非遗”的基本模式,又是“非遗”保护工程的顶层架构和国家语境。承继与振兴“非遗”的历史任务,仅依靠国家保护模式是不够的,放虎归山、投鱼入水、回归民众生活,需要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
    (二)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客观上需要“非遗”续存和振兴
    中国古代文人就有崇尚手工艺的传统,“古人制器尚用,不惜所费。故制作极备,非若后人苟且。……皆以精良为乐,匪徒铭金石尚款识而已。”从国民生活来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高污染、高耗能的生活方式已经引起了现代人的反思,而环保、可循环的传统手工艺制品,已经开始进入部分都市精英人士的生活,使用昔日的“土产杂货”,住四合院、海草房成为一种高尚和彰显品位的生活方式。
    手工艺类“非遗”的两个内在因素适用于现代市场操作:一是人工制作,二是能够适应现代生活的审美需求、彰显个性化。“现代西方提倡的‘手工制作’,直接意味着‘优质品’,应该有着信任人类之手的含义。”在这样一个市场空间中,有收藏级、高端、普通等文化消费品细分。在经济运行中有“物以稀为贵”的规律。聪明的传承人对市场反应很敏感,在高利润回报的诱导下,当认识到文化价值和人工价值,他们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传统的核心技艺和文化精神,同时会更积极地关注市场需求,以市场为导向改进自己的作品,顺应现代审美变化,并积极探索和引入现代商业营销手段。除小众的收藏级手工艺品之外,高端、普通的消费品都指向大众的生活空间。在提倡和保护传统民间文化的大语境下,民众的文化自觉、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已经被重新唤起,“非遗”的文化消费市场也被相应带动起来。不仅是旅游市场、老字号商业领域,从我国现代艺术设计与文化产业角度来看,业界也已开始主动吸纳传统文化因素,从初期阶段的借鉴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到后来采纳传统艺术风格、精神内涵,到目前重拾传统手工技艺,进行现代艺术的创作,或者将民间艺术元素融入现代城市的建筑外观、室内设计、服装、餐具、茶具等,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当我们的口传史诗、故事被电影、动漫展示出来,当民间年画、剪纸、蜡染成为民族文化特色工艺品……现代的社会需求解构了传统文化,但不能不说这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传播模式。如果从文化自洽衍变的角度来说,这正是活态的和发展的,不应站在固守传统、以传统为“真”文化的角度去阻止。
    从文化全球化的层面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是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志,是参与国际经济、文化竞争的软实力。201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对文化内容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营实行税收优惠。2013年11月,中国民俗学会文化产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可见,现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客观上需要“非遗”续存和振兴。
    (三)“非遗”具备自洽性衍变以适应市场的能力和内在需求
    从历史视角来看,留存至今的传统手工艺,都有其适应市场、适应社会的演变经历,那些不能适应社会变化、失去市场价值的手工艺,已经或正在被历史淘汰。没有任何一种手工艺是一成不变的。除了技艺、工具、材料的变化,还有审美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民俗信仰的变化等,都会促成手工艺最终的变化。自洽衍变,是手工艺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张宏岳认为:
    这是作为一个传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每一代“泥人张”都有每一代的特点,他们都是在继承、否定前人的基础上获得自身发展,在前人不完善的地方进行改进,就是在这样的否定过程中,不断形成自己的艺术特点、艺术风格。
    张锠先生及其后人秉承“改变中谋发展”的路子。建国后,党和政府实施保护、扶持、发展民族民间文化的政策,张锠先生调到北京高校工作,成立“泥人张”工作室,一改“塑古斋”的作坊经营模式,采取家传与社会收徒办学并举的措施。张先生本人广泛吸收我国地方传统雕塑、西方古典雕塑与现代艺术的营养,尤其推崇国际雕塑大师摩尔的作品与理念。1992年,张先生为“中国友好观光年”创作了《阿福》。该作品取材于我国民间题材,重新进行装饰设计,加入了莲花、鲢鱼、蝙蝠、寿桃等吉祥元素,使用了长城这一地域标志图案,使得该作品既有吉祥意味,又有国家象征意义,具有了现代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受到政府和民众的一致肯定。他总结说:
    “泥人张”之所以现在有所发展和影响力,就是因为“泥人张”能融入时代、反映时代,这一点非常关键。第一代张明山比较多地反映中国四大名著、民间故事、尤其是肖像创作比较多;然后第二代又延伸,反映三百六十行,民俗题材更多;第三代张景不单纯做传统题材,更有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他做了很多抗美援朝的作品,比如说《铁甲军》、《老美投降》,在后来公社化的时候,有《东风颂》。……一方面要适合社会,另一方面也要有自己的审美追求,所以它只有变化才能更好地融入所处的时代,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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