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樊方墓志 樊兴墓碑 与庆善宫考(中)
http://www.newdu.com 2024/11/07 09:11:26 汉阳陵博物馆网站 佚名 参加讨论
曹发展 三、关于庆善宫遗址的地望及毁没原因测析 《樊方墓志》的出土，进一步增加了人们探讨庆善宫遗址位置的信心。过去，我曾在《咸阳碑刻》中说：《樊方墓志》“出土时间、地点不详。”现经最新调查，杨陵区文管所张斌同志是该墓志的最初征集人。据张斌同志回忆，《樊方墓志》的出土地点在（今杨凌区）杨村乡张家岗村东南。这里地势高亢，由此可证唐代“雍州武功县立节乡丰义里”就在这里。 （一） 从方志记载看“庆善宫”名称的变迁 “庆善宫“作为唐太宗的诞生之地，并非当初就叫“庆善宫”，有一个从“旧宅”到“宫”再到“寺”的演变过程。对此多种文献有载，但都没有记完整。唯《唐会要》和《类编长安志》的记载比较详细，有助于澄清了这个问题。 《唐会要》卷三十“庆善宫”条载：“武德元年（618）十月十八日，以武功旧宅为武功宫。至（武德）六年（623）十二月九日。改武功宫为庆善宫。至贞观六年（632）九月二十九日。太宗幸庆善宫。赋诗。” 《唐会要》卷四十八“慈德寺”条载：慈德寺“京兆府武功县庆善宫西百步。贞观五年（631）。为太穆皇后故置。以慈德名之”。 《类编长安志》卷之二：“庆善宫在武功县南一十八里，神尧旧第也，太宗降诞之所，南临渭水。武德元年（618），建武功宫。六年（623），改庆善宫。贞观六年（632），太宗临幸，群臣，赋诗。后废为慈德寺”。 根据这三条记载，综合新旧《唐书》、《樊方墓志》及有关《地方志》等，可排列出“庆善宫”名称的变迁过程为： 1、武德元年（618），唐高祖以“武功旧宅为武功宫”。或曰在“武功旧宅”的基础上“建武功宫”。 2、武德二年（619），任命樊方为“大监”主持修建武功宫。至于《樊方墓志》记为“庆善宫大监”，可能是因为从樊方任“大监”开始，到为其写《墓志》相隔了30年，把这里称“庆善宫”已有26年了，当时写《墓志》的人也可能忽略了樊方任职时，这里还没有叫“庆善宫”。“武功宫”也可能是对“旧宅”的一个临时称谓。新旧《唐书》并没有把“武功旧宅”称为“武功宫”。 3、武德六年（623）十二月庚戌（初九），唐高祖以“以奉义监为龙跃宫，武功宅为庆善宫。”这段文字是关于“庆善宫”来由的最早记载。 4、贞观五年（631）在“庆善宫西百步”建慈德寺，因“为太穆皇后故置。以慈德名之” 。 5、到宋代，庆善宫废，“慈德寺”尚存。“予过武功唐高祖宅，昔号庆善宫，今为佛祠，前向渭水。史载太宗生之日，有二龙戏于门外。此地形势殊偪仄。”邵博作为宋人，亲自到过庆善宫旧址，记这里地形地势“殊偪仄”，说明渭河已经逼近，当为可信。 6、到明代，明人康海在《武功县志》中写到：“庆善宫在川口东南，今没于渭”，说明他已经看不到“唐高祖古（故）宅”了。 7、明代以后，人们在其北的建子沟村南重新修建了“庆善宫”作为纪念，此地并非原宫旧址。 以上就是“庆善宫”宫名的演变及旧址变迁经过。 （二）从渭河变迁看庆善宫遗址的地望及毁没 在无遗址可考的情况下，从现存地名中印证渭河的变迁，推测庆善宫遗址的具体地望，可能是我们现今唯一能做的事情。 今杨凌区所辖的杨村乡政府东南2公里处有“上川口村”，其南有“下川口村”。再南就属李台乡管辖地。沿漆水河西岸最南端的村名有“南崖底村”、“北崖底村”（原本为一个崖村，后因在其北建有新村，故分南北称之）。从南崖底村向西一字形排列的村名有“东桥头”、“西桥头”、“冯家庄”、“穆家寨”、“永安村”。在这一东西线之南的区域再无村庄，但这一线之南还有很大面积的渭河滩地，最宽处距今渭河河床有2公里之多。这种现象说明了渭河河岸曾经在此一线，这些与河床有关的地名如“崖底村”、“东桥头”、“西桥头”、“永安村”（祈祐永安不毁）可以为证。现今渭河在永安村之西急折南行，这当与河床改道有关。从永安村到南北崖底村一线，原有一条干枯的河床遗迹，西接渭河拐弯处，东与漆水河相连，说明这里曾有渭河的一条分岔河（图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条残存的分岔河还有小股流水，后来逐步萎缩直至消失。在这条分岔河的南面是一处相对高的滩地，枯水季节为滩地，洪水季节被淹没，这可能就是这一带将近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村庄的原因。 《元和郡县志》“武功县”条载：“庆善宫在县南十八里，皇家旧宅也。南临渭水。武德元年置宫”。 明《陕西通志》在卷之二记载了“庆善宫”与“建子沟”的坐标关系。曰“建子沟在（武功）城南十七里，近庆善宫（12补）。”明人康海的《武功县志•地理志》载：“庆善宫在川口东南，今没于渭，唐高祖古（故）宅”。这三条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判断庆善宫具体地望的重要信息：1、庆善宫在县南十八里，南临渭水。2、建子沟在（武功）城南十七里，近庆善宫。说明庆善宫在建子沟之南，相距不远。3、庆善宫位于川口东南，明代之前已经被渭河淹没。在这三条信息中，有两个难于确定的坐标点，即“南临渭水”、“今没于渭”，是两个变换不定的地貌概念。由于渭河变迁不定，对这两个坐标点现在只能在历史的河床遗迹中探索。还有三个坐标点是稳定无变的，一是“川口”，二是“武功旧城”，三是“建子沟”村。从这三个坐标点考量，南北崖底村所处的位置，东临漆水河，南临渭河古道，北连建子沟村，正处于川口之南，北距武功旧城将近9公里，因此，这里很可能就是唐庆善宫遗址的所在地。 四、从文献记载看庆善宫当年的繁华景象 唐庆善宫规模有多大？街区多繁华？唐人记载不详，明代遗址毁没。现在我们只能从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中做一些简单的推测： （一）从唐太宗出生的传说中看庆善宫的神奇 关于唐高祖旧宅的来历《关中胜迹图志》、《武功县志》等文献还作了进一步载注：唐高祖李渊，本属陇西成纪人，因曾任隋朝岐州刺史，治于武功而家。其故址在今川口东南，号曰庆善宫，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二月生唐太宗李世民于此宅。另外唐高祖李渊还有一别墅，位于今武功镇报本寺塔处。唐太宗生母太穆窦皇后曾常居于此。《类编长安志》有诗云：“昔时高祖宅，今日梵王宫。塔耸白云外，僧行绿树中。真容唐列圣，墨迹宋坡公。半日休心处，烹茶话祖风”。诗中描写的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关于唐太宗出生的传说，明康海《武功县志》记载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太宗四岁，有一书生谓高祖曰，公在相法，贵人也，必有贵子。及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几冠必能济世安民”。书生遂去。高祖惧其语泄，即使人追杀之，终不知所往，因以为神，乃取其语“济世安民”中二字为之取名曰“世民”。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出生地及其名子的来历。虽然这个传说不足为信，但至少明代人就这样记载了。 （二）从谏议大夫苏世长的谏言中看庆善宫的规模 武德四年（621），苏世长作为王世充的行台仆射，随着王世充的被平而“归顺”，唐高祖责其“后服”。对此，苏世长据理争辩。高祖赏其辩，遂任世长为谏议大夫，跟随左右，匡谏多见有效。《唐语林校正》卷一载： 武德五年（622）十二月，（苏世长）从高祖猎于高陵。是日大获，陈禽于旌门。高祖顾谓群臣曰：“今日畋，乐乎？”世长对曰：“陛下废万几，事畋猎，不满十旬，未为大乐。”高祖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耶？”对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武德六年（623），尝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炀帝之所作耶？何雕丽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谏似直，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吾（之）所造，何须诡疑是炀帝？”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倾宫、鹿台，琉璃之瓦，并非帝王节用之所为也。若是陛下所造，诚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当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此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数归有道，而陛下得之，实谓惩其奢淫，不忘俭约，今于隋宫之内，又加雕饰，欲拨其乱，宁可得乎？” 从苏世长语中得知，唐高祖昔日的武功宅宇，仅蔽风霜，并不宽敞豪华。苏世长的这段谏言，集中表述了两个意思：游猎不可废政，宫殿不可复雕、复饰。基于有旧交的缘故，唐高祖对苏世长的直谏总是以“笑而释之”。因此，苏世长的谏言对唐高祖的行为每每发挥着匡正作用。由此可以猜想，唐高祖虽以武德元年（618）称武功旧宅为“武功宫”，并与武德二年（619）任命了“大监”之官主持修建。但樊方任此职只有一年多时间，武德四年（621）正月就死了。同年，苏世长以“汉南归顺”，任谏议大夫，以后再未发现有任“武功宫”或“庆善宫大监”之职者。由此可以想象，苏世长的谏言是有效的。武功旧宅虽然被称为“武功宫”，之后虽然更名为“庆善宫”，在这期间虽然有过专职官员主持修建或扩建，但工程规模并不大。这也可能就是庆善宫没有留下更多遗迹遗物的根本原因。 （二）从皇帝的游猎、宴庆、赋诗、舞蹈活动中看庆善宫一度之繁华 关于唐高祖、唐太宗在庆善宫的游猎、宴庆、赋诗、舞蹈活动，新旧《唐书》在两帝“本纪”中共记载了9条，有的活动在新旧《唐书》中均有载，内容相似，但不完全相同，详略有别。有的活动记载，两《唐书》并不重复，此有彼无，彼有此无，互为补缺。现按时间先后摘录如下： 1、《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六年（623）“十二月壬寅朔（初一），日有食之。癸卯（初二），张善安降。庚戌（初九），以奉义监为龙跃宫，武功宅为庆善宫。甲寅（十三日），至自华阴”。 2、《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六年（623）“十二月乙巳（初四），以奉义监为龙跃宫，武功宅为庆善宫。甲寅（十三日），至自华阴”。 3、《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七年（624）“冬十月丁卯（初一），幸庆善宫。癸酉（初七），幸终南山，谒老子庙” 。 4、《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七年（624）十月丁卯（初一），如庆善宫（“如,往也”《尔雅》）。辛未（初五），猎于鄠南。癸酉（初七），幸终南山。丙子（初十），谒楼观老子祠。庚寅（二十四日），猎于围川 。 5、《旧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七年（624）“十一月戊辰（不可能有“戊辰”日），校猎于高陵。庚午，至庆善宫 。 6、《新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六年（632）九月己酉（二十九日），（唐太宗）幸庆善宫 。 7、《新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六年（632）十月，侯君集起复。乙卯（初五），至自庆善宫 。 8、《新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十六年（642）十一月丙辰（初四），猎于武功。壬戌（初十），猎于岐山之阳。甲子（十二日），赐所过六县高年孤疾毡衾粟帛，遂幸庆善宫。庚午（十八日），至自庆善宫 。 9、《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十六年（642）冬十一月丙辰（初四），狩于岐山。辛酉（初九），使祭隋文帝陵。丁卯（十五日），宴武功士女于庆善宫南门。酒酣，上与父老等涕泣论旧事，老人等递起为舞，争上万岁寿，上各尽一杯。庚午（十八日），至自岐州 。 以上9条摘录中，有4个问题： 第一、“1、2”条均记载了“以奉义监为龙跃宫，武功宅为庆善宫。”所不同的只是日子有别，《旧唐书》记为武德六年（623）“十二月乙巳（初四）”，《新唐书》记为“庚戌（初九）”。 第二、“3、4”条记载的是唐高祖同一天的活动。第“3”条记载为“幸庆善宫”。第“4”条记载为“如庆善宫”。《尔雅》曰：“如,往也”。两条记载表述不同，意思相同，均指唐高祖去幸“庆善宫”。 两条记载的差别只是《新唐书》比《旧唐书》的记载更详一些，所记的活动更多一些。 第三、“8、9”条记载的是同一次活动，在具体的活动内容和日子上略有差别，可互为补阙。以此，我们可以把这次活动重新排列为：贞观十六年（642）冬十一月丙辰（初四），（唐太宗）狩于岐山，猎于武功。辛酉（初九），使祭隋文帝陵。壬戌（初十），猎于岐山之阳。甲子（十二日），赐所过六县高年孤疾毡衾粟帛，遂幸庆善宫。丁卯（十五日），宴武功士女于庆善宫南门。酒酣，上与父老等涕泣论旧事，老人等递起为舞，争上万岁寿，上各尽一杯。庚午（十八日），至自岐州庆善宫。 第四、“5”条记载的月份或日期有错。查《历日对照表》：（武德七年）十一月“丁酉朔，丁未十一，丁巳二十一”，在“丁酉、丁未、丁巳”之间不可能有“戊辰”。在“丁巳”之后十二日才是“戊辰”。从“丁未”日初一算起，到“戊辰”日多达32天。因此，可以肯定，在（武德七年）十一月根本不可能有“戊辰”之日，更不可能有“庚午”之日。由此看这个“十一月”可能为“十二月”之误。（武德七年）十二月初一为“丙寅”，初三为“戊辰”，初五为“庚午”，如此，从皇帝校猎的行程上看也是比较合理的。 综上所列，李渊父子在庆善宫的活动可以归纳为6次。其中唐高祖3次，唐太宗3次。只是唐太宗的活动内容显得更丰富一点，更活跃一点，停留的时间更长一点。李渊父子的这些活动，犹如当年汉高祖回沛丰，是其荣归故里，大庆成功，炫耀武功，进而强调以“以文德绥海内”统治思想变化的真实写照。关于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在新旧《唐书》相关人物传、《唐会要》、《唐语林校正》、《资治通鉴》等文献中有较详记载，在此不一一赘录。 注释： [6]《唐会要•庆善宫》卷三十，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11月北京第四次印刷本 P550。 [7]元人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卷之二,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P66。 [8]《新唐书•高祖本纪》卷一，本纪第一，中华书局（简体字本)P11。 [9]《唐会要》卷四十八“慈德寺”条。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11月北京第四次印刷本 P850。 [10]宋邵博撰《邵氏闻见后录》卷第二十六。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成书。1983年中华书局版，刘德权、李剑雄点校。 [11]明人康海的《武功县志•地理志》第一，清嘉庆十九年（1814）张树勋绿野书院刊本。 [12]此图为《陕西省咸阳市地名志•杨凌区地名图》的复印件，图中干枯的河床线由本人示意添加，其余均为原图无任何改动。杨凌区自1997年以来，建设速度很快，城区面积迅速扩大，地名、地貌变化很多，唯有此图还保留了渭河与村名的坐标关系，非常珍贵，因此复印标注。特此敬注。《陕西省咸阳市地名志》由陕西省地名办公室审定，咸阳市地名办公室编印的内部资料，经陕西省出版总社批准印行，编号-107号，1987年10月第1版P53。 [12]补：明《陕西通志》卷之二，山川下“建子沟”条载：“建子沟在（武功）城南十七里，近庆善宫。”（《陕西通志》卷之二，土地二，山川下。明人赵廷瑞、马理、吕柟修纂，董健桥校点。三秦出版社出版，200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P81） [13]同[7]。 [14]同[11]。 [15]宋王谠撰《唐语林校正》卷一，中华书局周勋初校注本, 1987年7月第1版。 [16]《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第一,中华书局（简体字本)P11。 [17]《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第一，中华书局（简体字本)P9。 [18]《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第一，中华书局（简体字本)P10。 [19]《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第一，中华书局（简体字本)P12。《地名大辞典•围川县》条曰：“唐置，取县南湋川水为名，后讹作围。寻改为扶风，即今陕西扶风县治。”（编者：臧励龢等，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发行，1931年5月初版，1982年11月重印。） [20]同[18]。 [21][22]《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第二，中华书局（简体字本)P21。 [23]《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第二，中华书局（简体字本)P26。 [24]《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第三，中华书局（简体字本)P36。 [25]方诗铭、方小芬编注《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P395。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阳陵令印” 封泥相关问题
- 下一篇：试论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祭祀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