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时期和镀金时代孕育现代美国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0:11:52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王悠然 参加讨论
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1865—1877年）和镀金时代（Gilded Age，1870—1890年）是美国历史上颇具矛盾色彩的两个时期。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在新书《共和的象征：重建时期和镀金时代的美国（1865—1896）》中对重建时期和镀金时代（该书中将镀金时代划定在1865—1896年）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并提出这两个时期播下了现代美国的“种子”，彼时美国的不平等和分裂问题与今日有诸多相似之处。 内战后亟待重建和统一 《共和的象征》一书编辑、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M.肯尼迪（David M. Kennedy）谈到，南北战争前，美国人通常用系动词“be”的第三人称复数形式与“美国”这个名词连用（the United States are）；南北战争后，“b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逐渐成为标准用法（the United States is）。这一语法转变反映出美国从分裂走向统一，但在19世纪余下的几十年里，美国人仍为定义这“一个国家”的特点和目标而奋力乃至激烈地斗争，当时的美国可谓是“国家统一，国民不统一”。 怀特告诉本报记者，内战后美国人期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机会和权利平等，白人和非裔等同的公民身份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每个城市都如同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一样，没有“危险的”极富和极贫阶层。1865—1870年通过的重建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定义了公民权，确立了平等保护条款，向所有种族的男性授予选举权。 镀金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延续着与内战和重建时期的关联。战争期间通过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国家银行法》（National Bank Act）创立了美国国家银行系统，政府对铁路建设的资助促成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于1869年完工，带动了西部经济和人口发展，这些都为经济和工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北方试图作为全国重建的范本，其自身却从人口同质化的、以新教为主要宗教的乡村地区变成人口和文化多元的、工业化的城市地区。约翰逊政府（1865—1869年）的无能、格兰特政府（1869—1877年）的经济丑闻启发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将二人合著的一部小说命名为《镀金时代》（1873年出版），以讽刺美国内战后贪婪与政治腐败盛行，经济繁荣掩盖了严峻的社会问题。 重新认识镀金时代的政府作用 镀金时代是美国经济突飞猛进的一个时期，铁路、工厂、采矿等重工业发展尤其迅速。这一时期，美国应用科技水平也跻身世界前列，大量发明专利获得批准。在工业化快速扩张的拉动下，1860—1890年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增长60%。由于美国工资水平大幅高于欧洲国家，大批欧洲移民进入美国。一种常见观点是，镀金时代美国财富积累集中于北部和西部，南部“掉队”，而在怀特看来，南部仍是此时期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部分。当时南部出产的棉花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出口收入对财政系统十分重要；到19世纪80年代，南部经济增长率已和其他地区接近。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未改善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状况，经济和技术进步没有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镀金时代是美国历史上贫富差距最大的时期之一。1860—1900年，美国最富裕的10%的家庭拥有全国约3/4的财富，最贫穷的40%的家庭没有私人财富；最富裕的1%的人拥有全国私人地产的51%，最贫穷的44%的人只拥有1.1%。怀特通过分析人口学数据发现，此时期美国人健康状况恶化，人均寿命缩短，身高下降，大量儿童死亡。另外，镀金时代美国政治腐败极其严重，商业巨头斥巨资贿赂政府官员，以期政府减少对大企业的管控，政治选举充斥着欺骗和操纵，领导人似乎对公然的腐败习以为常。 怀特说，在20世纪许多知名历史学家，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罗伯特·H.威布（Robert H. Wiebe）等的描述中，镀金时代美国政府奉行自由放任主义。但据怀特研究，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关税、企业补贴、社会福利等途径积极干预经济、保护资本。历史学和政治学领域较新的研究表明，过去人们忽略了镀金时代美国政府发挥的作用，认为当时美国和欧洲情况相似，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法律赋予了政府很大权力，但政府缺乏行使权力的行政能力，只好依赖于基于收费的治理（fee-based governance），即通过各种费用、赏金、补贴、合同将执行法律、实施政策的权力交给私人部门。这种治理模式为钱权交易、官商勾结、政治分肥、贪污贿赂提供了温床，给政府留下了腐败低效的恶名。 怀特表示，现代美国部分脱胎于重建时期和镀金时代，美国当前许多关于移民、治理问题的政策争论可以回溯至这两个时期。社会快速变化、不平等加剧、腐败深重给政治体制造成巨大压力，公众感到政府不再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大批移民涌入激起了本土主义反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能再用旧的规则管理新的经济形势。 （本报华盛顿11月6日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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