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印战争时中国主动后撤不为人知的隐情(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9:11:23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以1959 年11 月7 日线为谈判基础呢?周恩代表中国政府是这样解释的：“印度政府所谓恢复9 月8 日以前的边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印边界东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他们从1959 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军事据点。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印度军队凭借他们已经侵占的有利军事地位在10 月20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状态。这是孕育着严重到不可避免的边境冲突的状态。无论是恢复9 月8 日的边界状态， 或是恢复10 月20 日的边界状态，都是不公平的，都不可能带来和平。”“印度政府不同意恢复1959 年11 月7 日的边界状态，而要求恢复1962 年9 月8 日的边界状态，就证明印度政府从1959 年以来用武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印度建议恢复的状态是三年来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中国领土后的状态;而中国建议恢复的状态却是三年前中印边境基本上保持平静的状态。按照印度的建议，只有中国一方面后撤，而印度不仅不撤，还要前进，还要重新侵占中国领土;按照中国的建议，中印双方互有撤退，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的距离还会远远超过印度军队后撤的距离。”(《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62 年11 月15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1 月20 日。)他还指出：“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将撤离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这就是说，他们将不仅撤出在最近的自卫战斗中所进驻的地区，而且将撤到远离他们1962 年9 月8 日或10 月20 日所在位置的地方。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是根据当时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的;它是客观存在的， 不能由任何一方任意加以规定，加以解释。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都是从自己管辖的地区后撤，因此不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而且，这样做， 既不妨碍每一方对自己撤出的地区继续行使管辖，也不损害任何一方对边界的主张。”(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 年11 月2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2 月1 日。)从周恩来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无论从哪方面看，印度的建议都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 是要中国屈服的;而中国的建议对于双方来说，却是对等的、互让的、互相尊重的。 (四)关于亚非六国会议斡旋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情况。 中印边界冲突，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率先停火并主动撤回自己的部队， 中印边界形势开始显现出转机。锡兰(今斯里兰卡。)、阿联(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 年埃及同叙利亚合并而成。1958 年3 月，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后来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以合众国的形式加入， 整个联盟因此更名为“阿拉伯合众国”。1961 年9 月， 叙利亚宣布退出，12 月北也门也宣布退出，但埃及仍然保留这个国号直到1972 年为止。)、印尼、加纳、缅甸、柬埔寨等亚非六国愿意在这种形势下进行斡旋。1962 年12 月10 日至12 日，亚非六国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形成了一个六国建议。这个建议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西段问题上，即只要求中国后撤20 公里而印度原地不动，仍留在1959 年线的中国一侧，并提出要由中印两国来讨论在中国撤出的地区也就是中国的领土上建立双方民政点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要求中国从两条线都让步，印度在两条线都不让步。对于科伦坡建议，中国的态度十分明确：认为“建议中的最大问题，就是会议本身规定的原则没有适用于双方，没有适用于全线，没有与会议自己的精神相吻合”。建议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西段是因为印度提出了强烈的领土要求。实际上东段和中段都存在问题。如果承认争议地区由双方协商来解决，那么东段的扯冬和朗久，中段的九个地点都应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不应该对一部分有建议，一部分无建议。”(参见周恩来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的会谈记录，1963 年1 月3 日。) “我们不能让印度进入我军撤出的二十公里以内，不论是军事的还是民政的，都不能进来，这是中心之点。” (周恩来会见苏班德里约的谈话记录，1963 年1 月3 日。)另一方面为解决建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两点解释：“一、在双方官员会晤期间，在东段我们撤出的地区，印军不跟进，而只可派行政人员和民政人员进驻，一直到实际控制线以南;二、中国从西段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以后，印军在九月八日以前侵占的四十三个军事哨所也就空出了，但无论是印军事人员或民政人员都不能进去，该地将是空的。”(周恩来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的会谈记录，1963 年1 月4 日。) 中国方面表示， 如果印度同意中国对科伦坡建议的两点解释，我们可以同意把这个建议作为中印开始谈判的初步基础。(参见周恩来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的会谈记录，1963 年1 月4 日。)经中央批准后，这两点解释正式写入周恩来给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备忘录中。备忘录指出：“这两点只在中印双方官员会晤以前和会晤期间有效， 不影响双方官员在会晤中提出的其他建议和作出的最后决定。”(周恩来面交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备忘录，1963 年1 月7 日。) 班达拉奈克夫人看了备忘录后很是赞赏，认为这一备忘录非常公正和准确地表明了中国对六国建议的意见和明确地说明了中国希望锡方转达给尼赫鲁总理的态度和建议。但是，在同印度方面接触时，她却与阿联、加纳参加六国会议的代表共同提出一个对科伦坡建议的“澄清文件”。这个文件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更符合印度的需要。其中对争论的核心即西段问题写道：“中国军事撤退所形成的二十公里非军事区将由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这是科伦坡建议的一个实质部分。有待于印中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是，关于民政点的位置、数目及其组成。”关于东段， 文件认为：“印度军队可以一直开到实际控制线，即麦线以南，除了印中两国政府存在意见分歧的两个地区以外。”(周恩来复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信，1963 年2 月21 日。) 尽管这个“澄清文件”对中国很不公正， 但中国仍表示了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周恩来告诉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我们不能撤回我们的两点解释，不然，我们就无法向我国人民交代，也无法向世界舆论交代。”但他仍然表示：“我们的两点解释并不是会谈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中印各方对六国建议的不同解释是可以在会谈中解决的。”“如果印度坚持先决条件以至双方谈不起来，也不要紧。我们还是要按既定计划主动后撤， 因此，我们实际上将同对方脱离接触。只要印度不进行挑衅，不进入我们空出的、在停火安排中有争执的那四个地方，即不进入东段的朗久和扯冬，中段的乌热，西段印度曾经侵占过的四十三个据点，那就打不起来。”(周恩来会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的谈话记录， 1963 年2 月4 日。) 1963 年2 月28 日， 根据上一年11 月21 日发表的声明，中国政府完成了中印边界全线从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的计划。但是，印度方面表示了相反的态度，尼赫鲁说：“只有中国政府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澄清文件’，才能开始中印会谈。” (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63 年3 月5 日。)当时，亚非六国担心形势会重新紧张起来，因此希望以中国的让步，即不提“两点解释”来满足印度的要求，以便重开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态度是：一方面， 明确指出尼赫鲁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国接受印度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是绝对办不到的”，谴责尼赫鲁“一向劝别的国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不提先决条件，为什么印度政府对中印边界谈判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参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3 年4 月20 日。)另一方面，向亚非六国会议表示，在印度坚持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澄清文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更有必要保留自己的两点解释，但不把接受两点解释作为开始中印直接谈判的先决条件。同时，为了促进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又一次采取重大步骤。1963 年4 月，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下，分批释放了在军事冲突中俘获的包括1 名准将、26 名校级军官、29 名尉级军官在内的印军军事人员3200 多名，并归还在冲突中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之后，由于各方面复杂的因素，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中国政府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诚意以及所提出的积极建议，使边界的形势缓和下来，并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其中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亚非六国会议在斡旋中印边界问题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所提出的科伦坡建议却表现出对印度的偏袒。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曾解释说：“从公平的观点来说，可能会问为什么提出要中国后撤，而不要印度后撤。从我们的观点来说，我们提出要中国后撤并不是要求中国放弃其领土，而是为了要谋求实现脱离接触作为谈判基础。这是向军事上强的一方面提出的。”(周恩来会见苏班德里约的谈话记录，1963 年1 月3 日。) 阿联参加六国会议的代表萨布里也曾解释说：“印度在这次冲突中无论在政治、军事上都打了败仗， 而中国则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因此，我们觉得印度应该比中国得到更多的帮助。”(周恩来会见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的谈话记录，1963 年4 月22 日。)这些解释反映了一些中间国家对中国普遍的认识和立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方针， 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转变了他们的认识， 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周恩来曾对亚非六国会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科伦坡会议和它的建议，我们认为并不是毫无结果，而是很大的成功。因为，有了科伦坡建议，中国作了积极的响应，并采取了六七次主动措施，其中有的是响应，有的是超过了科伦坡会议建议的要求。”“一旦印度真正对我进行挑衅，科会六国就可以起作用， 可以去劝阻印度。”(周恩来会见加纳大使墨塞尔的谈话记录，1963 年7 月2 日。) 这不仅是对亚非六国会议和建议的评价，也是对如何争取中间力量的重要经验。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印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关于中印边界， 虽然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但两国已经确立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并且开展了多轮谈判。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实践中所采取的办法和积累的经验，可以为我们继续解决好这个问题提供历史依据。 三、老一辈革命家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经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解决中国同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是边界问题涉及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应该放在国际战略的框架下来考虑，注意稳定四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解决问题的政治考虑。 二是边界问题涉及与邻国的关系，应该与和平外交方针相联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 “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445 页。) 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三是边界问题涉及当事双方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要从有利于创造国内建设和平环境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放一放，寻找有利时机。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 四是边界问题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应该努力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而不能依靠武力改变现状。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要坚持“互谅互让” 的方针，注意照顾双方利益。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五是边界问题产生的背景十分复杂，在谈判依据上，既要考虑历史情况、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又要考虑国家关系的变化和现实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