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何炳松的上述译著后，鲁滨逊及其学派的另一些代表作也被纷纷译介到国内，在“五四”以后的史学界和历史教育界产生了相当影响。如1922年《东方杂志》刊登的衡如《新历史的精神》一文，在论述史学的目的、范围与史观时，不仅完全吸取了美国“新史学”的主张，还认为，在西方现代各派史学中，“最晚出而又最重要，且足以代表新历史的精神者，则综合史观也。综合史观亦名集合心理的史观。依此见解，无唯一之原因能释一切历史事业，舍一时代之集合心理外，不足决定一时代之事实。发现所以形成一时代之人生观，决定一时代生存竞争之分子而评量之叙述之，则史家之责也。英之玛纹，美之布锐斯特、铁尔聂、鲁滨逊，其最著者也。使历史而果为有益于人之学科也，则固舍此莫属矣。”[①g]也有的撰文进一步探讨了整个欧美现代“新史学”运动的形成、早期发展过程及其思想渊源、治史主张等，声称“治史学者皆向新史学这条道努力”[②g]，方能取得更大的发展。直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出版的不少史学概论类书，仍大多引用或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新史学”的观点。
（2）柏格森和杜里舒的“生命史观”。
“五四”时期西方历史哲学对中国史坛的影响，除了十九世纪末便已输入的进化论以外，作为非理性主义思想流派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和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Neo-Viotalism）也颇流行一时。
柏格森（Henri Begson,1859-1941）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代表作有《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物质与记忆》（1896）、《创造进化论》（1907）等。其“生命哲学”的基本观点认为，真正的实在是神秘的生命之流，整个世界的发展是一种“生命冲动”的精神过程，理性和科学都无法把握，只有通过直觉才能体验。柏格森学说传入中国，至少可上溯到1913年，该年10卷1号和次年11卷4号《东方杂志》上先后二次发表了钱智修讨论柏格森哲学的文章。“五四”时期，经杜威等人的介绍，柏格森在中国声誉日隆，其著作也在国内渐有刊出。梁启超欧游时，还特地拜访过其本人。
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系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毕业于耶拿大学，先后在海德尔堡大学、莱比锡大学等执教。1922年10月，应梁启超之邀来华八月，讲授了“生机体之哲学”、“生机主义史”、“实生论大旨”等课程，后由瞿世英等人辑成《杜里舒讲演录》一书，凡十册，于1923年出版。其说以为生物现象非物理、化学所能解释，实系一种特殊的“生机”即“隐德来希”（entelechy）所决定，它不依存于有机体本身及其生活条件，自始就按一定的目的进行活动，是人的认识所不能了解的。
这两家的历史哲学都倡导一种“生命史观”，强调超物质的精神性“生命冲动”或“生机”是推动生物进化乃至社会进步的最根本基因。因此，“未来历史之目的在求历史中进化之符号”[③g]，也就是寻求人类在知识线上的进化现象。
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把原先十分欣赏的进化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范围作了“修正”，强调只有“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这二种现象可确认在进化之中。这种观点显然受到过上述历史哲学的启发。
朱谦之在1926年写成的《历史哲学》中，以赫克尔一元论为出发点，以新生机主义和创化论为原理，提出了一种生物史观，认为历史哲学的任务是要在历史事实里寻出一种根本的发展和进化原理，这种进化非达尔文的机械进化论所能解释，只有从新生机主义的角度去认识，才不至割裂历史发展的绵延活动性。因为“生物之自体，就有一种动力，由这动力向上自由发展”，这种“动力”或“生机力”，实出自本能，故人类历史上的种种变动，“莫不是本能变动的结果”。以此为由，他反对“多元史观”和“经济史观”，以为“把宗教的、艺术的、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和科学的历史观，来解释一切，乃是谬见。他不过只是该时代的本能，依于生机主义的条件而变化的反映”，“只要生物的基础一变动”，宗教、艺术、法律、道德、政治，乃至经济等“上层建筑”便不得不全部随之变动。所以，不能把“物理化学的历程”应用到历史学方面，而应以“生物学的方法”，从“发生的”、心理的、社会的角度去研治历史。[①h]这些观点，显然是柏格森、杜里舒“生命史观”的翻版与再铸。
此外，德国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影响也值得注意。该派代表人物为温德尔班（W.Windelband,1845-1915）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他们不满实证史学夸大自然科学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特点，由此把自然和文化、自然科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科学寻求的是一般规律，历史学探讨的则是个别事实，并否认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这些基本思想都曾通过梁启超等人的转述或引用在史学界有所流传。
以上各派史学，在西方虽然流行有先后，观点亦时有歧异甚至对立，但在“五四”时期西学东渐的一派潮声之中，却一齐涌至中国史坛。这一方面，固然为活跃中国史坛，推进其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向中国史学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鉴别吸纳西方现代史学以进一步发展自身的时代新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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