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诸葛恪两次北伐(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0:11:55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八“《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条也论云: 元逊但知忠武频繁出师,而不规其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年而后南征,还师之后,又蓄力一年,乃屯汉中,其明年始攻祁山耳。恶有狃于一胜,主少国疑,群情未一,遽图轻举乎? 是役也,虽克新城,归将不免,而况违众玩寇,弗戢自焚,衅非马谡,不请贬三等,谢创夷之众,塞同异之口,乃更思兴作,愈治威严,虹绕鼈鸣,身分族赤,画虎类狗,元逊之谓也矣。 何焯甚至怀疑恪北伐的决心: 若不过驱略民人,曜武边界,但选督将,伺利而动足矣,何必发二十万众耶? 今既大举,又惑于诸将之言,顿兵坚城之下,是徒尔好大,乃素无成算者也。 以上诸家都指出了诸葛恪北伐缺乏准备,“虑近谋远”,违背了南北政权强弱的“定形”,必然遭到失败的报应。 诸葛恪之所以在关系自身荣辱甚至国家命运的北伐问题上如此茫然失措,与其心态和动机有关。他急于想通过对外战争来树立威望,巩固自己专权的地位,致使他错误地分析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所谓利令智昏,此之谓也。此外,这与诸葛恪的性格也有关系。恪为孙吴侨寓人士新生代的精英人物,孙权自黄武以来便着力培养他,恪素以才思敏捷著称,但其才能主要表现为口辩论难,在实际军政事务中,恪表现出轻浮粗疏,华而不实的弱点。对此,乃父诸葛瑾很是担忧,恪“名盛当时, (孙)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恪少时确不喜实务,《三国志》本传载,恪之才思敏捷,“(孙)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恪叔父亮为蜀丞相,对此也很担心。恪本传注引《江表传》载:任命恪为节度官,使典掌军粮,诸葛亮闻之,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权于是“即转恪领兵”。孙权安排诸葛恪等才俊辅佐太子孙登,当时东宫同僚中就有人评论恪“才而疏”= ,看来并非个人恩怨,可称的评。在实际军务中,恪确实暴露了这方面的缺陷,与吴郡陆逊子大将军陆抗形成鲜明对比。《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附子抗传》,赤乌九年,孙权命诸葛恪与陆抗交换屯防驻地,抗临去,将屯围内外收拾整齐,“不得妄败”,恪入屯,感觉“俨然若新”,而恪之故屯柴桑,则“颇有毁坏,深以为惭”。抗出自儒学世家,又世代从事军旅,严正不苟,这正映衬出诸葛恪的粗疏。 再次,恪之北伐之举,遭到了文武群臣的反对,但恪刚愎自用,根本不予理睬。这使得恪之北伐无法得到内部的全力支持,甚至在关键时刻还会出现纷争,加快其失败。建兴二年(253年) ,恪“复欲出军”,立即遭到了激烈的反对:“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所谓“诸大臣”,其中包括其辅政集团的主要成员。但恪“刚愎自用”,对一般的谏诤者竟采取粗鲁的驱逐的办法。蒋延所谏何言,史无明书,而丹杨太守聂友、太常滕胤的谏诤之语则载之甚详。恪传载: 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书谏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计未施行。今公辅赞大业,成先帝之志,寇远自送,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 宜且案兵养锐,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不安。”恪题论后,为书答友曰:“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 恪北伐前,另一位劝谏者是顾命集团的核心成员滕胤,胤与恪同为侨士代表,且为儿女亲家,关系至为友好。他劝阻恪,一定是觉察出问题的严重性。《三国志·吴书·滕胤传》: 恪将悉众伐魏,胤谏恪曰:“君以丧代之际,受伊、霍之托,入安本朝,出摧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万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劳役之后,兴师出征,民疲力屈,远主有备。若攻城不克,野略无获,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不如案甲息师,观隙而动。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