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塞诺：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20 爱思想 丹尼斯·塞诺 参加讨论
马在内亚文明里的关键作用世所公认。骑马弓箭手的形象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种象征，代表了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建立起了历史上的一些若非最持久，但一定是最大的国家。在火器武器主宰战争以前，一支训练有素、领导有方的内亚骑兵——只要有足够的规模并充分供应马匹——在面对定居社会的军队时，几乎是战无不胜的。对于那些伟大的游牧军队的骑兵战术，已有的讨论虽不免肤浅，但数量却不少，所以这里不拟涉及。本文主要考察那些决定游牧军队强弱，并因而影响草原帝国兴衰的经济因素。如果说加农炮可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军事上Ultima ratio regis（国王最终的杀手锏），那么马就是内亚国家的“Ultima ratio regis”。所以《元史•兵志》在谈到蒙古人时有理由说“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2]。 内亚的马，尤其在其对气候的适应能力及坚毅程度上胜于其它一切战马，从斯基泰时期到二战一直如此。最早的记载可回溯到希罗多德。在描述大流士对斯基泰的战役时，他说：“在这些战斗中斯基泰的骑兵总是击败波斯的骑兵”。在内亚的另一端，2世纪时的《汉书》作了相似的赞美“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3]。而在1245年，当方济各会的教士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准备他开拓性的蒙古之行时，对于那里情况更熟悉的基辅居民便警告他，如果他要骑马继续前进的话，“马匹都会死的，因为雪很深，它们不像鞑靼人的马那样知道如何挖出被雪覆盖着的草，而他又不能找到别的可供它们吃的东西，况且鞑靼人既没有麦秸，也没有干草和饲料”[4]。 另一个外来的观察者也发现了内亚马相对中国马的优越性。16世纪末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ew Ricci）说，“中国军队有很多马匹，但它们已经退化，缺乏战斗品质，听见鞑靼人的马的嘶叫声，就会乱作一团，所以在战斗中特别没用”[5]。 虽然内亚小型马的品质非常适宜军事，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建立游牧的大帝国。这种马的驯养在内亚史上广泛存在，但也仅有少数几个驯养这种马的民族才成功建立起了较为持久的国家。在司马迁眼中，匈奴是“盗与马”之国。对他和其他无数的中国史家来说，这些野蛮人本质上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6]。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所谓“游牧民族”都有城市以及从事某种农业生产，但历史的陈见很难廓清，大量研究内亚、突厥和蒙古的现代著作仍倾向于将他们描绘成拥有无尽的马匹供给，在无边的草原上骑马漫游的样子。这种理想化的图景无法反映不论历史还是军事、经济方面的实情。“游牧”帝国的统治者们必须面对马匹短缺的困难，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军队也包括步兵。 在为纪念突厥可汗的弟弟阙特勤所立的碑上，描述了一场战争，其中提到（731年）他徒步作战（东面第32行），“Kül tegin yadaγïn oplayu tägdi（阙特勤徒步冲锋）”[7]。在叙述另一场突厥人的战争时，暾欲谷碑里说得更清楚（第1碑西面第4行）：iki ülügiatlïγ ärti, bir ülügi yadaγ ärti “三分之一的人骑马，三分之一的人徒步”[8]。 另一个突厥人的大帝国——回鹘帝国，也使用步兵。西内乌苏（Shine-usu）碑中有一段文字，其它方面的意义很模糊，但却清楚提到获胜的汗的五百名步兵（bis yüz kädimlig yadaγ）[9]。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多处提及蒙古人的步兵。当乃颜和海都反叛大汗时，据他记载，“他们聚集起大批骑兵和步兵攻击大汗”[10]。为平叛忽必烈“征集骑兵三十六万，步兵十万”。在深入描写此次冲突时，马可波罗又说忽必烈的“大部队是骑兵”，也就是说，并非全部。他还解释了步兵的用途：“各骑兵后多有一人执矛相随，步兵全队皆如是列阵”[11]。参与战争的士兵数目实在惊人，“盖双方之众有七十六万骑，可云多矣，而步卒之多尚未计焉”[12]。 虽说如突厥、回鹘等游牧大帝国的军事力量无疑基于骑兵，但如上引材料所见，步兵也偶尔被运用。武断地概括会将突厥-蒙古人机械地等同于牧马民族，并假定所有的突厥－蒙古国家都有充足的、不断的、无穷无尽的马匹供给。以上所引便是想要纠正这一看法。但这些事实却也无损于我前面的结论，即大的内亚国家的军事力量基于可靠的马匹供给[13]。 蒙古人拥有的马匹数量令加宾尼震惊，谈到蒙古人时他说，“他们拥有如此之多的牡马和牝马，我都不相信世界其余地区所拥有的也能有那样多”[14]。“鞑靼人骑了一天的马，在接下来的三、四天就不再骑了，所以他们不担心会使马疲劳过度，他们拥有数量充足的马匹”[15]。马可波罗对马数的估计更高，“每人大约有18匹公、母马，正在行进的马一旦疲劳，就会有新马替换”[16]。在16世纪初，奥地利皇帝派往沙皇的使者Herberstein指出，俄罗斯的鞑靼人出发去劫掠时，每人要准备两、三匹马[17]。而在描述去往汗庭的艰苦旅行时，加宾尼说：“我们清晨起身赶路，天黑以前不吃饭，多次在到达时已经太晚，晚间也吃不上饭，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给本应前晚就吃的东西。只要马匹能够奔跑，我们就尽快前进，不需要吝惜马匹，因为我们每天要新换几匹马，而那些掉队的也会追上来。”[18] 中国人对于马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也很清楚。一名宋代的高级官员曾说：“西北二敌所以能抗中国者，惟以多马而人习骑，此二敌之长也；中国马少，又人不习骑，此中国之短也。……朝廷常以所短御所长，是以十战十负，罕有胜理。今议者但欲益兵破敌，不知无马且不能为兵也。”[19] 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很多战士和政治家，也持同样看法。但意识到问题只是找到解决办法的很多步骤中的第一步，而中国人却总是不能找到很好的办法。简而言之，很容易明白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有几个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广袤的草场，因而就不能为军队提供充足的、优质的马匹。唯一的补救办法是进口，但用这些马匹装备骑兵来对付的目标——草原游牧民族，却是仅有的、可能的供货商。对于作战有重要意义的战略物资，却只能通过与敌人的贸易得到。 内亚的社会——同一切其它人类社会一样——之所以被组织起来，就是要确保其成员的生存，向他们提供食物、居所、服装，以及进行攫取、建设和生产所必须的工具。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指出草原生活是“基于一种完全自足的经济模式。其自身的资源可以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甚至可以提供燃料（牛粪）。并且，它也不排斥小规模的采矿和冶金，这从考古材料即可看出。草原的游牧民在需要时可以撤入草原深处，完全断绝与其它社会的联系。虽然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他们却很少过这样纯粹的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可以说只是一种假设。而所有我们能够了解的历史上的情况，都有证明表明，存在着贸易或朝贡方式的交换，这对草原游牧生活相当重要”[20]。 在草原民族垂涎的货物中，奢侈品（如丝、宝石、珠宝等）最经常被提及。但在我看来，它们相比布匹、武器和谷物的贸易实际较为次要[21]。但无论草原民族买入何种产品，他们只出产一种他们定居的邻国急需的产品——马。 中原与西、北方的蛮夷的马贸易早在汉代就有记载。余英时认为[22]，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丝绸与胡族马匹的交换贸易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可能正是这种交易类型一直在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上进行着，从而不仅成为汉代，而且也是其后的朝代……胡汉经济交往的主要特点”。他还举了鲜卑部落停止与中原王朝马匹贸易的一个有趣事例[23]。而中国人成功突破了这一对他们军事力量有严重影响的阻碍。卖往中原的鲜卑马和牛数量可观，仅在222年，就有7万头卖往曹魏。 与回鹘的马匹贸易虽并非全无问题，但总体相当活跃。因为大体上，回鹘统治者与唐朝关系相对融洽，故而愿意提供马匹——当然价格不菲。回鹘将自己置于忠诚的纳贡者的位置，不断遣使去唐朝都城，这些使者的奢侈花费对唐朝财政是沉重的负担。差不多8世纪中叶时，回鹘企图每年卖给唐朝数万匹马，每匹马要价40匹丝绸[24]。这种要价过高、马匹质量又差的贸易，对于陷入内部政治分裂的唐朝来说非常不利，而这些马匹却是作为“贡品”进入中原的。929年，吐谷浑和党项派往中原的使臣翻了几倍*，这时，枢密使安重诲提醒后唐明宗，交换“贡品”马匹的费用，加上招待使臣的花销，将是马匹真正价值的两倍还多。但明宗并未理会，他说，“国家尝苦马不足，每差纲收市，今番言自来，何费之有？外蕃朝贡，中国锡赐，朝廷常事，不可以止”[25]。 12世纪时，宋朝建立了一个特别的马匹交易机构（茶马司）。马价用茶叶支付，这种交易持续到明朝。“茶与马的联系如此紧密，因此官员们不断要求茶法和马署由同一个人监管……在宋人看来，政府对茶的控制是迈向理性、高效的马政的第一步”[26]。例如，1392年30万斤的茶叶换来了一万多匹马，它们“立即被送往边将处以用于防务”[27]。 征服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特殊的困难。例如在10世纪，原先游牧的沙陀便不能维持其骑兵。据估计——这可能是在牧场不足的情况下——维持一名骑兵的花费是步兵的五倍[28]。尤其有意思的是元朝养马的数据。当他们在中国立足，就失去了足以支持满足军队需求的马匹的牧场，蒙古人就必须面对前代中原王朝所遇到的类似的困难。强征得到的马匹并不能适应军事需要。1260年，忽必烈统治时期关于马政的第一道圣旨便称“除出征官员并正军征行马匹，及上赴朝廷人所骑马外，但有騬马，拘收见数”[29]。但农业为主的中原不能提供足够的马，最后一次强征只得到了7万匹，而非计划中的10万。甚至宗教机构也不能幸免。1287年的一道圣旨称：“汉地和尚、也里可温、先生（即道士）、答失蛮，有马者，已行拘刷。江南者，未刷。僧道坐寺观中，何用马？”[30]这一措施的结果很不乐观，仅得到了1503匹马。官方的解释“汉地和尚、也里可温、先生出皆乘轿，养马者少”，也许可以成立。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可视为进一步的证据，说明尤其在中国南方，用马数量是多么的少，而元政府为军队提供马匹的需要又是多么的急迫。参考扎奇斯钦和鲍登（Bawden）提供的证据，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忽必烈对海都作战的军队中存在大量步兵，应该是正确的，使用步兵并非出于任何军事方面的考虑，而是不得已之举。用扎奇斯钦和鲍登的话，帝国的这种圣旨“首先说明当北方宗王们叛变，蒙古本土和产马地区都被遮断之时，元朝皇帝们所遭逢的困难，其次说明所谓归顺的‘叛王’们，一旦离开了他们的本土，他们也因缺乏马匹的供应，既无法继续与朝廷相抗衡，也无力规复他们既失的领土”[31]。 如前论及，当条件良好时，马是内亚草原经济唯一能够实现大量剩余生产的商品。它既可以出口——如前所述，绝大多数时候中原王朝都是潜在的买家——也能用于战争。对于内亚游牧民族，战争并不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是外交政策的另一种延续，而是一种旨在得到必需品和奢侈品的以物易物的方式。两种行为——和平贸易和远征劫掠——的成功都依赖于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马匹。而马是依赖于草场的。 前文引用了加宾尼对于蒙古马适应严酷环境能力的评价。它们不依赖人工饲料喂养这一点，为众多中文史料所证明。《蒙鞑备录》称：“日间未尝刍秣……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晓……并未始与豆粟之类。”[32]。其它13世纪的材料证明，蒙古人的马不用喂食，只需在草原上放养。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为蒙古军队如此数量的马匹提供食料。 根据19世纪下半叶清朝远征新疆时预算的估计，一匹马一天消耗食料0.03石。虽然时代较晚，但同种马在几个世纪中食量应不会有太大变化。 根据同一材料，一头骆驼可载重2石，所以十万匹马一天的食料就要一千五百头骆驼来运输[33]！虽然史料中并未说明，但有理由认为，蒙古人在他们的重要战役中所使用的那种规模的骑兵军队——别忘了每个士兵有好几匹备用马——必须依赖于草场。否则马的给养会引起后勤保障的困难，即使是蒙古人的军事和组织天才，也很难克服这种困难。 寻找足以支持其大军的草场并非轻而易举，蒙古的军需官员为此忙得不可开交。据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Juvaini）记载，当1252年蒙哥大汗准备出征时，“额勒赤（elchis）们被遣先行，去保存世界国王（指旭烈兀）的军队可能通过的所有牧场和草地，始自杭爱山，从哈剌和林一直到别失八里之间；一切牲畜都被禁止在那里放牧，以免牧场受害或草地受损。所有花园一样的山区和平原均被封禁，不许畜群之齿在那里嚼草”[34]。1303年，当敌人点火烧毁了马料，断绝了蒙古马匹的供养，伊利汗国的合赞汗（il-khan Ghazan）不得不推迟了他对叙利亚的进攻。“鉴于马匹可能找不到食物”，合赞汗决定推迟进攻直至春季“新草长起之时”。记录这些事件的亚美尼亚人海屯（Hayton）带着一丝苦涩的爱国情绪评价道：“这些鞑靼人重视马胜于他们自己”[35]。对草场的破坏甚至也会使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瘫痪。彼得大帝的使者EvertIsbrand前往中国途中即遇到巨大困难，因为敌对的蒙古人在干草场上放火，“每天我们都有几匹马饿死”[36]。 草和水是游牧战争的基本前提。两者的有无决定了“游牧”军队的大小及其可作战的范围。拿破仑的将军南索蒂（Nansouty）在远征俄国时抱怨说：“这些马真不爱国！人不吃东西可以继续行军，而马没了干草就不动弹了。”这话是普适的道理。943年，Hugh of Arles为了摆脱匈牙利雇佣军，建议他们远征掠夺西班牙。他甚至友善地向他们提供一个向导。可是，在通往科多巴（Cordoba）的路上他们要经过一片缺水地带，由于担心马和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杀了向导，返回意大利[37]。在1242年3月，一个蒙古军的支队追赶逃跑的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éla IV），到达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Split城。Split城的执事托马斯（Thomas）在描写这一事件时，明确地说蒙古主帅合丹只带来了其军队的一小部分，因为“草不足以供给他的全部马匹，因为这是三月初，还有很厚的霜”[38]。尽管当地的喀斯特山地本就较为荒芜，缺少草的原因可能并非仅仅是三月的霜，但这一记载，却提醒我们讨论内亚军队对作战时间的选择。 如我们所见，蒙古马不仅耐寒，也擅于从雪下觅食，并可以依靠树枝、树皮等一切植物性食物为生。在条件最好的草原地区，秋天高草渐渐枯萎、倒伏、并互相缠绕，如果雪不是特别厚的话，这就是食草动物的一个巨大的草料库[39]。如果研究蒙古人发动大战役的时间，很可能会发现很多都在秋季。但我所据的资料并不足使这点成为定论。事实是，蒙古军队的马匹在秋天总是“准备好战斗”的，其它内亚的军队可能也如此。谈到蒙古人的养马方法时，一个13世纪上半的中国学者说：“自春初罢兵以后，凡出战好马，并资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至，则取而控之，系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后臕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40]814年礼部尚书李绛奏唐宪宗书也说明了这一点。奏书这样谈到回鹘：“北狄贪没，唯利是视，比进马规直，再岁不至，岂厌缯帛利哉？殆欲风高马肥，而肆侵轶。”[41]碰巧，这里也提到马在交易和作战中的交替运用。 游牧经济需要广阔土地，并要求人口相对分散。每平方英里的草原可以承载多少马取决于很多因素，以及每年的天气情况。但不论精确的数字如何，在每个特定的年份，一个政权控制下的草原所能供养的马数总有个最大值。如果我们把马视为一种商品——在内亚经济中，它无疑就是商品——我们可以发现它有以下几个显著特色。 首先，马无可替代。在游牧经济依赖的五种家畜（马、骆驼、牛、绵羊、山羊）里，只有马能用于作战。 其次，一匹马可以连续几年使用，使用时间比再养一匹马来替代它的时间要长。因此，如果没有外在因素如饥荒、疾病或战争造成的减产，一群马的数量会快速地成倍增长。但人也会通过阉割来控制这个过程并提高种群质量。 第三，游牧社会内部对马的需要量变化不大，内部市场很容易饱和。用现代术语来说，马对于内亚游牧民族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其“使用价值”并不与数量成比例增长。就像不论一个中央供暖系统有多好，一间屋中也不能安放太多。如果增加的马匹不能用以获得内亚经济所没有的货品，马匹的无限增长就并不是好事。因此马的“交换价值”就非常大，这不仅因为马可以大量饲养——毕竟羊和牛也如此；也因为在买家看来，马在一种主要的人类活动——战争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为了在生存水平上达到自给自足，内亚的牧民必须保持分散[42]。如果因为政治或经济原因——比如想得到自己不出产的货品——牧民们决定建立某种规模上的强大的集权国家，所引起的畜群密集使草场不再能够负担。过度放牧会很快降低草场的负载能力。而由于经济形态单一，新的草原国家就要出口多余的牲畜以保持牲畜数量与草场面积的合适比例[43]，或者利用马匹数量的增长来进行战争。我们可以假想一个整个工业只出产坦克的现代国家，来与内亚游牧帝国比较。这个国家要生存，就要出口坦克，或者使用坦克，来得到自己不出产的产品。虽然马的用途更多，但数量如果超过了一个峰值，就不能在出产国有效利用。如果贸易不可能，而战争又打不赢，游牧国家就得解散，来保证个人的生存。大规模行动需要的马群集中在和平情况下很难维持，但一旦分散，牧马人却总能在草原和森林里找到东西维持自己和马群的生活。 马和坦克的比较还可以包括供给这方面。就像燃料供应是坦克最基本的需要，马离开食物也不能生存。上述已有几个例子说明，找到合适的牧场是骑兵的大问题。即便在现代社会，草还是比汽油好找，但并非到处都能找到大得足以饲养一个游牧帝国的马和其它牲畜、并能提供军队所需的牧场。内亚大军的活动范围深受这一因素的限制。我认为，若将自然条件对内亚骑兵在军需上造成的限制考虑在内，有关内亚史的很多难解的现象都可以变得更加明了。 因此在我看来，人们常说的成吉思汗要毁掉中原北部的城市，并将其变为牧场的想法，是基于对军事需要的准确判断，而非出于破坏性的野蛮。可汗的契丹大臣耶律楚材曾提出，“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这包含了人道与政治的考虑[44]。但如我们所见，它最终削弱了蒙古人对中原的控制。 蒙古入侵匈牙利鲜活地表现了蒙古军队对于草场的依赖。即便根据蒙古人的标准，匈牙利战役也是一场大战，而它的进程，则是一个战略上的杰作。进攻在1241年春发起，匈牙利的抵抗计划立刻崩溃。蒙古军队在多瑙河左岸集结，于1241年圣诞渡河。河的西岸，在外多瑙（Transdanubia）地区，蒙古人向奥地利边界进发，然后，如我们所知，向西南转往亚得里亚海。虽然百战百胜，甚至没有遇到什么反抗，蒙古人却在1242年忽然撤出匈牙利，对这一行动，没有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45]。离开匈牙利的军队在南俄草原驻扎，并在此留居长达几个世纪，这里的草原较大，足以保证牧群的生存。我认为，蒙古军撤出匈牙利正是因为拔都遇到了后勤供给的困难，并意识到匈牙利草原不足以提供其军队所需。 匈牙利平原（Alföld）被视为欧亚草原地带的最西端，这无疑是对的，但喀尔巴阡山将它与欧亚草原隔开。平原的Cisdanubian部分，亦即所谓Nagy Alföld地区，占地约十万平方公里，合24,710,400英亩。而蒙古人的家乡，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面积为1,565,000平方公里，其中五分之四，即1,252,000平方公里是草原[46]。在1918年，现代的畜牧业引入之前，这片蒙古草原养活了1,150,500匹马、1,078,400头牛、228,700头骆驼和7,188,000只山羊[47]。在蒙古和在美国一样，每五只羊被视为与一匹马、一头牛、一头骆驼同样的一个“畜牧单位”（animal unit）。那么1918年蒙古的牲畜约合3,895,200个畜牧单位。为简明起见，我们将匈牙利草原的面积估算为蒙古的十二分之一，则其承载能力应为322,933个畜牧单位。但因为匈牙利平原从来都不是全都适合放牧，所以这个数字是大大的高估了。森林和沼泽占据了整个平原的不少面积，而用于农耕的土地也一直在增加。一片较为高产的草原，十英亩面积可供一头牲畜吃一个月，也就说是，支撑一头牲畜一年需要120英亩的草场[48]。根据这一点，匈牙利平原最多可承载205,920个畜牧单位，而蒙古草原的数字则为2,500,000。按每个牧民只有3匹马计算，在没有其它牲畜的前提下，匈牙利平原可承载68,640个牧民，但这种前提根本不可能实现。有太多难以确定和未知的因素，因此不能认为这种推算是精确的。不过，根据以上数字，再加上一点常识，应该可以推论匈牙利平原无法支撑一个游牧的“超级大国”。当时的史料记载了蒙古入侵之后匈牙利的饥荒，以及侵略者为自己和牲畜觅食的努力[49]。匈牙利平原的承载能力不能长期支撑蒙古军队，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拔都才将部队撤往喀尔巴阡山以东，那里的草原至少是匈牙利的五倍。 匈牙利平原的承载能力不足，也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与蒙古草原的游牧“超级大国”不同，匈牙利平原上的部落在冬末春初发动战争[50]，此时食物不足，侵略者可以掠取攻击对象冬天囤积的粮草，以及春天的新草。在意大利、中欧和西欧，都没有足以在一段时期内支撑一支重要“游牧”军队的草原[51]。与蒙古草原的各个游牧“超级大国”相比，留居匈牙利的欧亚草原中部的游牧民族从未真正威胁到欧洲定居国家的生存。中国，或至少其大部分土地，反复被多个游牧民族占领，而拜占庭和罗马却从未屈服于游牧民族的进攻，而且他们也无法征服中欧和西欧的日耳曼部落。所有被认为是匈人或阿瓦尔人的部落均不能聚积如匈奴、突厥或蒙古那样的力量。阿提拉的军队在很多方面都有日耳曼特性，而且即使在获胜时，他们也并未表现出游牧军队那种巨大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是以几乎无限的马匹供应为标志的。因此，我认为，喀尔巴阡山谷地的草场基本不能支撑这样的一支游牧力量。居于欧亚草原西端的游牧民族，若不将其经济由游牧转向农耕，便不能维持生存。和其它一切地方一样，这里的游牧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取决于本地的植物类型，而这不是政治领袖们所能控制的。 [1]本文是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支持和资助的一个较大研究计划的成果之一。笔者对此深表谢意。 [2] S. Jagchid- C. R. Bawden, “Some Notes on the Horse Policy of theYüan Dynasty”, CAJ, X, 1965, 246-268, p. 246.——译者案：中译文引自《元史》卷一百，中华书局标点本，2553页。扎奇斯钦原文引百衲本《元史》作“元起朔漠，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之有”。见扎奇斯钦《论元代的马政》，收入《蒙古史论丛（下）》，学海出版社，台北，1980年，830页。 [3]转引自H. G.Creel, “The Role of the Hors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LXX, 3, 1965, 647-672, p. 657. ——译者案：中文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1073页。 [4]译文据Mission to Asia, edited by Christopher Dawson (Harper Torch books, 1966), p. 52. [5]转引自MorrisRossabi, “The Tea and Horse Trade with Inner Asia During the Ming”,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IV, 1970,136-168, p. 139. [6]参BurtonWatso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translated from the Shih chi of Sse-ma Ch’ien,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1961), II. p. 255. [7] V. Thomsen,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déchiffré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V (Helsingfors, 1896), p. 108. [8] Cf. S. E. Malov, Pamjatnikidrevne tjurkskoj pis’mennosti (Moskva-Leningrad, 1951), p. 61. [9] Cf. S. E. Malov, Pamjatniki drevnetjurkskoj pis’mennosti Mongolii IKirgizil (Moskva-Leningrad, 1959), p. 37. [10]A.C. Moule-Paul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I (London,1938), p. 194. [11]同上，197页。——译者案：中译文引自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184和186页。 [12]同上，199页。——译者案：中译文出处同上，186页。 [13]这对于最初并不养马的女真人也适用，关于他们对骑兵的有效使用，参Jing-shen Tao （陶晋生）, “The horse and the rise of the Chin Dynasty”, Papers of the Michigan Academy of Science, Arts and Letters, LIII,1968, 183-189. [14] Mission to Asia, p. 8. [15]同上47页。 [16] Moule-Pelliot, p. 173. [17] Rerum Moscoviticarum Commentari, (Basel, 1571), p. 89. [18] Mission to Asia, p. 61. [19] Creel, “The role of the horse …”, p. 667. ——译者案：这位官员即宋祁，引自《景文集》卷二十九，《论复河北广平两监澶郓两监》，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20] “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Mongol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XCI, 1938, reprinted in Studies of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41-258, p. 253. [21]人们经常忽视内亚牧民对于谷物的需要。而牧群数量剧减引起的饥荒是对游牧生活的持续威胁，也是他们多次对外侵略的原因。对此的精辟见解，参见Sechin Jagchid, “Trade, Peace and War between the Nomadic Altaicsand the Agricultural Chinese”,《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期, 1970, 35-80.恶劣天气造成牛的数量的毁灭性的损失，至今仍困扰蒙古经济。1967-1968年冬天酷烈的暴风雪，造成蒙古人民共和国380万头牛的死亡。（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69, edited by Richard F. Staar,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0, p. 599） [22]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200. ——译者案： 译文引自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64页。 [23]同上，110页。 [24] Colin Macherras, The Uighur Empire (744-840),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entre of Oriental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8, (Canberra, 1968), p. 56. *译注：此处与《五代会要》和《册府元龟》的记载不合，似乎是作者所据译本对原文理解有误。 [25] James Russell Hamilton, Les Oui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5) , p.107. ——译者案：此处译文据《五代会要》，中华书局，1998年，354页。 [26] Rossabi前引文，142页。 [27] Rossabi前引文，145页。 [28] 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 Second edition, (Leiden, 1965), pp. 152-153. [29] Jagchid-Bawden前引文，256页。——译者案：此处原文作“忽必烈可汗关于马政的第一道圣旨，是在他即位的第一年所发的”（《论元代的马政》，840页）。而塞诺称之为”Thevery first decree of Qubilai’reign issued in 1260”， 塞诺的理解似乎有偏差。 [30] Jagchid-Bawden前引文，262页。 [31]前引文，256页。——译者案：中译文引自扎奇斯钦《论元代的马政》，《蒙古史论丛（下）》，学海出版社，台北，1980年，840页。 [32] Jagchid-Bawden前引文，248页。——译者案：中文引自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册。扎奇斯钦原文引正中书局版《蒙古史料四种》，少一“野”字。 [33] Wen-djang Chu, 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 1862-1878, (The Hague, 1966), p. 183. [34] John Andrew Boyle,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by ‘Alaad-Din’ Atamalik Juvaini, I-II,(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II, p. 608. ——译者案：中译文引自何高济译，翁独健校《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725页，参照英译略有改动。 [35]La flor des estoires desparties d’Orient, in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ndes. Document arméniens, II, (Paris, 1906), pp. 199-200. [36]Adam Brand, Relation du voyage de Mr. Evert Isbrand...en 1692,93,94, (Amsterdam, 1699), p. 83. [37]Liudprandus episcopus Cremonensis, Antapodosis,Liber V, 19 in MGH.SS. III, p. 332. [38] Thomas Spalatensis archidiaconus, Historia Salonitarum, 39, ed. A.F. Gombos, Catalogus Fontium Historiae Hungaricae, (Budapest, 1938), p. 2242. [39]Cf. S. A. Pletneva, “Pečenegi, torki i polovci v južnorusskikh stepjakh”, in Trudy Volgo-Donskoj arkheologičeskoj êkspedicii,I, edited by M. I. Artamonov, MIA. 62, 1958, 151-226, p. 187. 这里我使用range一词在当今美国的意义，即用来放牛或其它牲畜的一片草地。 [40]Jagchid-Bawden上引文，249页。——译者案：这个学者是徐霆。中文引自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册。《黑鞑事略》为彭大雅所著，但所引部分出自徐霆的疏证。扎奇斯钦原文引正中书局版《蒙古史料四种》，少一“则”字。 [41]Mackerras, op.cit.p. 98.译者案：中译文引自《新唐书•回鹘传上》，6126-6127页。 [42]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Frontiers of China,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Research Series No.21,(New York, 1940), 在331页详细论及此问题。 [43]在这方面到现代情况都没有大变化。1957年，牲畜及其副产品的出口占了蒙古对苏联总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参看 George G. S. Murphy, Soviet Mongol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195. [44]参考罗依果（Igor deRachewiltz）的精彩文章，“Yeh-lüCh’u-ts’ai (1189-1243) : Buddhist Idealist and Confucian Statesman ”, 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189-216, p.201. ——译者案：中文引自苏天爵辑撰《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76页。 [45]加宾尼说（cap. IX, 36, ed. VanDen Wyngaert, Sinica Franciscana, I,Firenze, 1929, p.121）从匈牙利撤军是由于窝阔台之死。但只有当整个军队，或至少拔都本人返回蒙古参加新大汗的选举时，这种看法才能讲得通。尽管加宾尼的记录价值极高，但其很多内容却非常不准确。 [46]参看集体撰写的 Mongol’skaja Narodnaja Respublika, (Moskva, izd. Nauka, 1971) p.164. [47]同上169页。 [48] Marion Clawson, The Western Range Livestock Industry, (New York, Toronto, London, McGraw. Hill, 1950),p. 55. 对草场承载能力的估计，从2英亩每头牲畜每月直到超过16英亩都有。具体到蒙古草原的承载能力，参考Herold J. Wiens,“Geographical limitations to food production in the Mongolian People’sRepubl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XLI, 1951, 348-69, pp. 358-62. Wiens所给数据与Clawson所引有相当差距。 [49] Rogerius, Miserable Carmensuper destructione regni Hungariae per Tartaros, cap. 36. ed. Szentpêtery, Scriptores Rerum Hungaricarum, II,(Budapest, 1938), p. 582. [50]参看Cs. Bálint,“Honfoglalás kori sírok Szeged-Öthalmon”,A Móra Ferenc Múzeum évkönyve, 1968, 47-89, pp. 80-81. [51]一个较晚的材料反映了日耳曼人明了匈牙利人对草场的需求。Ottokar von Steier 写于1300年左右的The Oestrreichische Reimchronik提到13世纪中期的事件时说匈牙利人“除了草场（wan daz ir phert haben gras）”外别无所求。Ed. Gombos, Catalogus fontiumhistoriae Hungaricae, (Budapest, 1938), p. 1793 来源：《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 （中华书局，2006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