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义：伊斯坦布尔的衰落——细读帕慕克的忧伤回忆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26 爱思想 王三义 参加讨论
王三义，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世界近现代史、帝国兴衰史、中东史。 位于亚洲和欧洲连接处的伊斯坦布尔，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都（作为首都将近一千六百年）。从公元330年起是罗马帝国的新都，接着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占，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1922年失去首都地位。这座神奇的城市，名称从“拜占庭”到“君士坦丁堡”，再到“伊斯坦布尔”，至今仍是国际著名的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很吸引人，描写伊斯坦布尔的书多不胜数。我读过埃德温·皮尔斯的《在君士坦丁堡四十年》，对奥斯曼帝国首都19世纪的模样有初步的印象。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我读过几遍，并非因为帕慕克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自己多年研究奥斯曼帝国史，也去过伊斯坦布尔，亲眼见过这座历史文化古城，阅读帕慕克的书，有不少感悟。帕慕克生于伊斯坦布尔（1952年生），长于伊斯坦布尔，但在他印象中，这座城市败落、衰朽、暗淡，不值得夸耀。 （一） 不管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这座城市多么辉煌，在帕慕克生活的时代已经风光不再。帕慕克小时候不觉得自己住在国际大都会，而是住在某个贫穷的省城。走进伊斯坦布尔的后街，他看到的是狭窄的街道、混乱的集市、陈旧的建筑、贫困的下层居民。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原木住宅、后街的简朴小屋，处于一种“断垣残壁的迷人状态”。 可能由于居住者的贫困，也可能是长期无人照管，或许是年代太久的缘故，外墙斑驳，房门油漆脱落，帕慕克甚至觉得是从未上漆，在尘土和潮气袭击下，变成一种特殊的颜色，独特的质地。偶尔在一些地方还能看到阁楼，但已无人打理；能看到形制独特的喷泉，但已不再喷水。远远近近的圆屋顶、平屋顶，宽窄高低不一的房子，仔细一看，有的门框、窗框已经变形。帕慕克写道：“那些老旧木造的僧侣道堂情况亦同，共和国禁止这些地方作为朝拜场所，如今多已废弃，除了街头流浪儿、鬼魂和古物收藏者之外没人会去。”[①] 帕慕克童年记忆中，伊斯坦布尔只有黑白两种颜色。他说，“观看黑白影像的城市，即透过晦暗的历史观看它：古色古香的外貌，对全世界来说不再重要。即使最伟大的奥斯曼建筑也带有某种简单的朴素，表明帝国终结的忧伤，痛苦地面对欧洲逐渐消失的目光，面对不治之症般必须忍受的老式穷苦。认命的态度滋养了伊斯坦布尔的内视灵魂。”[②] 帕慕克描绘伊斯坦布尔时，多次写到冬天的景观。和城市建筑的黑白两色一样，大街上的行人穿的服装也是单调、灰暗的，似乎每个人都喜欢穿那种“暗淡的茶色衣服”。根据历史书上的图片，帝国时代的伊斯坦布尔居民似乎常穿鲜艳的衣服，比如艳红的、翠绿的、鲜橘色的。不知为什么，到了20世纪中期，这个城里的人的穿着打扮没有色彩，没有个性，似乎是乐意与“黑白城市”保持协调。看起来，住在这座城里的人贫困、无助，并不觉得城里有多么美好。 帕慕克认为，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伊斯坦布尔失去重要地位，几乎被世界遗忘了。他生活的时代（20世纪中后期），是伊斯坦布尔有史以来最破败、最孤立、最萧条的阶段。伊斯坦布尔为什败落？帕慕克的看法是：一战后西欧科技突飞猛进，而伊斯坦布尔丧失国际地位，变得越来越穷，“成为备受失业之苦的穷乡僻壤。”追根溯源，从19世纪中叶起奥斯曼帝国因多次打败仗而日渐衰弱。从那时起，老城里涌进大量的移民，连最宏伟的皇家建筑都开始现出败落的迹象。奥斯曼政府的那些达官显贵门，当时赶时髦似地避居在博斯普鲁斯沿海岸新建的别墅。共和国时代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城市迅猛发展，而伊斯坦布尔彻底落伍。20世纪70年代伊斯坦布尔城市扩大，“那些老宅邸、旧别墅若不是陷入遗产纠纷，就是被隔成几间公寓或单房出租。油漆剥落，木头因潮湿而变黑，或被想盖现代公寓的人焚为平地。这些博斯普鲁斯沿岸的旧别墅对新富阶层和逐渐增多的中产阶级没有多少吸引力。”[③]不过，由奥斯曼大家族建造的海边豪宅，在20世纪渐渐被视作“过时的身份与建筑范例”。 在帕慕克眼里，要不是有一条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的颓废更不可想象。他说，“假如这城市诉说的是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博斯普鲁斯则是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伟大、历史悠久、孤独凄凉的城市中游走，却又能感受大海的自由，这是博斯普鲁斯海岸之行令人兴奋之处。”[④] （二） 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除了他童年记忆中的伊斯坦布尔影像，有他成年后看到的伊斯坦布尔，还有书本上的伊斯坦布尔印象。比如，奥斯曼帝国史的记载，还有西方作家、旅行家访问伊斯坦布尔的见闻录。关于外国人的见闻，帕慕克摘引了法国作家奈瓦尔、福楼拜、戈蒂耶对伊斯坦布尔的评价。 法国诗人奈瓦尔访问伊斯坦布尔是在1843年。奈瓦尔的见闻收录在《东方之旅》中，这本书有描写伊斯坦布尔的章节。七年后（1850年），著名小说家福楼拜达到伊斯坦布尔，他在伊斯坦布尔成居住了将近五个月。从福楼拜留下的文字看，他不喜欢伊斯坦布尔，也不喜欢开罗、耶路撒冷等东方城市。福楼拜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他偏爱的是“贝都因人和沙漠的炎热东方，红色非洲的深处，鳄鱼、骆驼、长颈鹿。”对于激发英国诗人拜伦的想象力的“土耳其的东方，弯刀、阿尔巴尼亚服饰、栅栏窗户遥望大海的东方”[⑤]，他并不感兴趣。两年后（1852年）戈蒂耶（作家、记者、诗人、翻译家、小说家）来到伊斯坦布尔。戈蒂耶在这里居住了70天，他发表过的见闻文章被收入《君士坦丁堡》一书。戈蒂耶一路看到“未经粉刷、颜色变黑、东倒西歪的木造房屋，残破的喷泉，年久失修、屋顶塌陷的陵墓，以及石墙、空巷”。不过，戈蒂耶有着“浪漫主义文学对希腊罗马废墟和消失的文明遗迹及其威严所具有的兴奋心情”，因此他写道：“距离使风景壮丽，使单调、狭窄、陡峭、肮脏的街道、一篇凌乱的房屋与树木‘染上阳光的色彩’。[⑥] 但戈蒂耶跟着导游走过加拉塔桥，拐入狭窄街巷时也感到畏惧。 帕慕克把亲眼所见的生活过的城市，与法国三位作家眼中的、笔下的伊斯坦布尔进行对照后发现，伊斯坦布尔一百年间（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没有多大变化，这座城市的停滞、缓慢衰败，让他非常感慨。 奥斯曼帝国晚期推行西化改革，伊斯坦布尔上层人的生活方式西化了，观念上开发了，同时，随着铁路和港口的修建，火车和轮船把伊斯坦布尔与欧洲的距离拉近了。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欧洲人不少，穆斯林为主体的城市里到处可见漫步街头的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帝国社会正在努力西化，所以，西方作家和西方政客如何评价伊斯坦布尔，似乎对当地人很重要。倘若某位西方观察者说了贬低伊斯坦布尔的话，忠实的读者会觉得伤心。这种情况延续到土耳其共和国时代。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重要人物来到伊斯坦布尔，当地人有点失落。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到过伊斯坦布尔，在《纽约客》发表的题为《逃离拜占庭》的文章中说：“这儿的一切是多么过时！不是陈旧、古老或老式，而是过时！”[⑦]尽管布罗茨基说的是实话，但可以想象，伊斯坦布尔人会是什么感受。 奇妙的是，西方作家夸张地描写的许多伊斯坦布尔特色，在他们指出之后不久便在城内消失。例如西方人感兴趣的禁卫军步兵、奴隶市场、持尖叉的“鲁法依”僧侣和僧侣道堂、奥斯曼服饰、后宫，在西方人描写后不久陆陆续续消失。甚至连土耳其原来的字母，也被共和国领导人废除了，代之以拉丁字母。“这些失去的东西当中，伊斯坦布尔人最难以接受的是，把坟墓和墓园从日常生活中的花园和广场移到可怕的、高强围绕的空地，丧失了柏树或风景。”[⑧] （三） 伊斯坦布尔的外观，包括宫殿、宗教建筑、居民住宅、街道、巴扎等，像帕慕克描写的那样，确实是陈旧了，衰败了，色彩暗淡了。那么，伊斯坦布尔生活的各个阶层的人，他们是怎样的精神风貌呢。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生动地描写了家人、亲戚、熟人、老师、同学，陌生人、外国人，大体上反映了居住在这座废都中的居民的面貌。 帕穆克写到一个细节：“我心里踏实无虑，庆幸身为一个幸福大家庭的一份子，陶醉于活在世上是为了喜悦的幻觉中，尽管我一直都清楚，这些在节庆欢宴上有说有笑的亲戚们，在对金钱和财产问题起争执的时候同样冷酷无情。”他们在财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很严重。“这些裂痕或因合家欢宴而消除，但欢乐背后是堆积如山的旧账和波涛汹涌的责难。”[⑨] 帕慕克发现，他的父母亲热衷于阅读报纸上的社会八卦，实际上和那些编造谎言的小报记者一样，是发泄对有钱人的不满。帕慕克从心眼里蔑视他父母那样的上流社会人士。”帕慕克得知，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并不是因为聪明才智而致富，其实是抓住时机贿赂政府官员发了横财。这些暴发户品位不高，比不上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精英。在帝国晚期，当时出身卑微的人若想步步高升、发财，仅能凭借教育资源，凭借真本事。可是到了共和国初期，随着苏菲教团僧侣道堂的关闭，对宗教文献的否定，字母改革以及主动转向欧洲文化，想通过教育提升自己已不可能。关键是，新时代要致富无须运用知识。另外，奥斯曼帝国没有世袭贵族，共和国时期的有钱人，挖空心思把自己变成帝国贵族的“合法继承人”，“他们突然对残留的奥斯曼文化发生兴趣是，便收藏一些幸存的“古董”。[⑩] 帕慕克说，土耳其富裕家庭，会在室内的玻璃柜子里摆着中国瓷器、茶杯、银器、香炉、日式屏风，也许这些器皿从未碰过。关键要摆上一架钢琴，摆上相框，有意摆设出“西化家庭”的氛围。“斋月期间不斋戒的人，身处这些玻璃柜和毫无生气的钢琴当中，或许比盘腿坐在摆满坐垫和长椅的房间里来得心安理得。虽然大家都知道西化可脱离伊斯兰的律法，却没有人知道西化还有别的什么好处。”[11] 在帕慕克印象中，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过得并不舒坦，经常陷入家庭纷争，对簿公堂，有的家庭由于积怨深，多年不往来。在房产分割中起了争端的亲属，常常抱着不利己也要损人的态度，不断给对方制造麻烦，让大家都不开心。有的人为阻止亲戚使用庭院，采取各种手段。 （四） 伊斯坦布尔真正的衰落、颓废，不是外表，而是内在的衰败。外来者的谋生困难，艺术家更难以生存。尤其1950-197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不是一个文化都市，不是一个可以成就艺术家的地方。帕慕克不得不放弃绘画爱好，在做出痛苦的选择后，感到非常忧伤。但他母亲的话也是有道理的。 伊斯坦布尔不是巴黎。一个人如果有艺术天赋，经过个人努力，如果幸运在在欧洲可能成名，但伊斯坦布尔只能沉沦。没有人理解你为何放弃大好前途去画画。伊斯坦布尔不是一个尊重艺术和绘画的富裕社会。他母亲说：“……让不懂艺术的人接受你，让这些人买你的画，你就得讨好政府，讨好有钱人，最糟糕的是，你还得讨好半文盲的新闻工作者。你认为你顶得住这些吗？”“如果不想成为建筑师或找其他谋生方式，你将成为那些神经兮兮的土耳其穷画家之一，只能看有钱人的脸色过生活，别无选择。这个国家没有人能光靠画画过日子。”[12] 放弃学画，帕慕克陷入忧郁的情绪中。他说，“有时我劲头十足地接受我的角色，忘了自己只是在演戏。我暂时跟人家一样，尽情享受快乐，但之后一阵忧伤的风不知从何处吹来，使我想蜷伏在角落里，回到屋子里，回到我的房间、我自己的黑暗里。”[13]后来写作成名，但帕慕克还是留着对往日生活的不愉快的记忆，以至于认为，伊斯坦布尔对他而言是一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 当然，在我们这些只见过21世纪的伊斯坦布尔的游客，总觉得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的描写过于沉重。伊斯坦布尔真有那样一个很衰败、很萧条的阶段，伊斯坦布尔的变迁具有典型性，但世界各地的著名古都或多或少都要经历盛衰之变，在何种程度上去评判政权更迭和帝国兴衰给一个中心城市带来的损伤，似乎值得深入研究。读《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有时不敢相信，伊斯坦布尔的衰落、帝国的辛酸记忆，会给帕慕克留下那么深的创痛。 帕慕克的笔下，有些表达很“奇特”，让人一时难以理解。他说，他和伊斯坦布尔的数百万人把他们的过去当作“异国”来欣赏。他还说，若想体验，必须让自己成为这座城市的“陌生人”。不知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思？在了解奥斯曼帝国史的人眼里，共和国取代帝国也是土耳其政治制度的进步；至于帝国统治过的行省和属地，在帝国解体后获得独立也是历史进步，很少像帕慕克一样，去计较奥斯曼帝国是“被小小的、好模仿的土耳其共和国所取代”。确实，奥斯曼帝国四百多万平方公里，而土耳其共和国不到八十万平方公里，是“小小的”共和国，但“好模仿的”，就让人不理解。 [①]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②]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36页。 [③]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54页。 [④]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43；第45-46页。 [⑤]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269页。 [⑥]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215-216页。 [⑦]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226页。 [⑧]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230-231页。 [⑨]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13页。 [⑩]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182-183页。 [11]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9页。 [12]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343-344页。 [13]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第299-30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