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彭：上帝带来的发展时间差：生物地理禀赋对国家间发展差异的解释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46 爱思想 周彭 参加讨论
【编者注】本系列“量化历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对英文文献的解读剖析。对于有志于了解、进入“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同仁，有着较大的辅助作用。文末附原文下载链接及系列介绍。另，文章已授权转载，转载请取得作者或原出处的授权。 根据平均资本收益率来排序，最高的10%的国家是最低的10%的国家的30多倍，最富的国家是最穷国家的100多倍。这应该怎么解释呢？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类社会生产效率的巨大分化呢？ 人们常常把工业革命以及新石器革命作为人类发展史上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新石器革命被作为人类从游牧走向定居农耕的分水岭；工业革命被作为人类极大程度上摆脱自然条件限制、走向更宽阔的发展道路的分水岭。一些观点认为在新石器革命中，自然条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例如地理要素、生物地理禀赋（比如可被驯化的植物动物的种类）；在工业革命的历程中，制度因素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自然因素对人类发展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呢？ Hibbs和Olsson在2004年于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上发表的论文“Geography, Biogeography and Why Some Countrie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认为，生物地理因素和纯地理因素对现代国家间生产效率差异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新石器革命，实现了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转变，出现了不需要进行食物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技术进步的加速。但是，这种变化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发生的时间不同，进而对当代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他们发现，生物地理学上的差异和地理学上的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新石器革命在不同地区发生的早晚，这种时间上的差异最终有助于我们解释当代国家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 这篇论文中，数据处理方式如下:（1）在资本产出效率数据上，采用了1997年112个国家单位资本GDP（单位资本GDP=GDP/总资本），代表了不同国家间的发展差异。（2）在地理数据上，采用了Strahler, A. H. &Strahler, A. N. (1992) Modern Physical Geography中的数据，构造变量的方法是先得到不同地区气候、纬度、大陆东西长度三个因素平均得分的100倍，排序得出最大值后，再用不同地区得分除以这个最大值（最大值对应的地区对应的地理变量的取值为1）。（3）在生物地理数据上，采用了Blumler, M. （1992）“Seed Weight and Environment in Mediterranean-Type Grasslands inCalifornia and Israel”、Diamond, J. （1997）“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Nowak, R., ed. （1991）“Walker’s Mammals of the World”中的数据，整理出了西欧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南亚、太平洋大陆岛屿、北美、中美、南美共八个地区在12000年前可被驯化的动植物种类数量，构造变量的方法是先得到不同地区可驯化的动物植物种类的平均值的100倍，得出最大值后，再用不同地区得分除以这个最大值（最大值对应的地区对应的生物地理变量的取值为1）。（4）在制度质量的数据上，采用了Knack, S. & Keefer, P.（1995）于“Econ. Politics”整理的政治风险指数（International CountryRisk Guide）中各个国家在1986-1995年的平均得分，同样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首先，文中对农业革命以前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非线性回归分析。分析发现，只有地区的发展程度达到一个全世界统一的门限值的时候，农业革命才会发生。生物地理禀赋条件越好的地区，达到这一门限制的时间越早，就越早地发生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虽然在这步分析中的观测结果较少，但是计量结果仍然显示了显著性。   接着，文章研究了当代经济发展与12000年前生物地理禀赋以及地理条件的关系。将1997年与发生农业革命两个时间点的差表示生物地理禀赋变量。分析指出，112个国家样本1997年单位资本GDP生物地理禀赋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物地理禀赋又受到地理条件的影响。 进一步，在控制了制度变量之后，这种正影响虽然受到了减弱，但是依然显著。也就是说，原始的自然条件对于现代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作用，并不是仅仅通过制度起到了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在进行这一步研究时，对于美国、澳大利亚等依靠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文章将其生物地理禀赋变量取值等同于移民来源地区的取值。   总的来说，文章将12000年前的自然条件与新石器时代的革命、现代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同地区生物地理禀赋的差异影响了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发生的早晚，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代巨大的国家之间发展差异。 【论文来源】 Hibbs, Douglas A. and Olsson, Ola(2004), Geography, Biogeography and Why Some Countrie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March 9, 101(10): 3715-3720. 【原文下载链接】http://jnls.cup.org/home.do;jsessionid=A46CFBAB877B4717A8A47D2FE524B787 【微信公号简介】“量化历史研究”公众号是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陈志武教授及其团队负责，以严肃而又不失活泼的方式，向广大学界和业界朋友，定期推送有关七大洲五大洋的量化历史研究经典文献和前沿文献。本账户同时作为“量化历史讲习班”信息交流平台，向大家及时推送讲习班的最新信息和进展。喜欢我们的请搜寻公众号：QuantitativeHistory。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