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勇：一战启示录：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冲突及其后果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43 爱思想 岳健勇 参加讨论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这一事件引发了以德奥意（同盟国）为一方、英法俄（协约国）为另一方的欧洲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并迅速波及欧洲列强在海外的殖民地。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全方位工业化战争，各种最新式的现代化武器被陆续投入战场，战争之惨烈规模空前，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之大更是前所未有。交战各国为赢得胜利，纷纷通过国家力量动员一切经济、金融以及文化等资源，进行总体战。 在西线，由于双方势均力敌，战争开始不久便陷入胶着状态。1918年初，东线的俄国在签署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战争，德国得以摆脱两线作战之窘境，在西线连续发起大规模攻势。到1918年6月，德国几乎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美国援军的及时抵达以及对协约国提供的巨大物资援助，从根本上扭转了战局；在德军攻势瓦解、被迫转入防御的同时，英国海军对德国的有效封锁导致德国后方战线崩溃，德国终于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1918年11月11日，德国接受英法提出的停战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战结束前后，欧洲三大帝国相继垮台。战后，美国国力空前加强，但英法依然主宰着欧洲和世界事务。1919年，国际联盟成立，试图通过“集体安全”维持欧洲和平。然而，对重建欧洲均势的不同看法很快导致了英法对立。英国的衰落、美国固守孤立主义以及1929年的大萧条，令金本位制和全球经济无法再建，各国为摆脱经济危机，纷纷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极端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这令国际关系空前紧张。奉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德国和苏联以现代帝国形式再度登场。纳粹德国的崛起及其扩张政策再次打破了欧洲的均势，极端年代的欧洲和平危若累卵，“二十年危机”（E.H. Carr以此形容两战期间的国际形势）为下一场大国间的厮杀准备了一切条件。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陷入了更大的灾难。 一战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吗？为何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未能阻止新的世界大战？历史的悲剧还会在全球化的今天重演吗？ 一战爆发：偶然还是必然？ 一战的发生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国际史学界至今仍众说纷纭。持“偶然论”的历史学家认为，虽然在战前，两大同盟剑拔弩张，但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盘算，同盟内部的团结并非无懈可击，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对俄国的盟友塞尔维亚宣战，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张用来警告俄国的“空头支票”。其次，双方都力图分化对方阵营，为此并不排斥单独与敌对同盟内的国家进行合作和妥协，如英德关系在1912年德国放弃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后出现缓和。再者，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体制虽已式微，但有关国家直到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刻，仍希望通过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来避免战争。 1914年的“七月危机”无疑是一战前数次外交危机中最严重的一次，也是一战的引爆点。但假如俄国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接受德国的警告而暂不实施总动员，假如法国没有紧随俄国之后，德国就没有理由向法俄两国宣战；即便德奥与法俄进入了战争状态，如果德国有所克制，没有强行穿越中立国比利时的国土，英国就很可能会恪守中立，至少不会立刻对德宣战。 问题是，即便上述假设成立，也至多是延缓了欧洲大战的爆发，因为敌对双方均有更大的动力追求战争而不是和平，来建立自己在欧洲的主导地位或维持欧洲的均势。所有大国都有主动发起军事进攻的明确意图，除英国外，其他的大国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政体，其内部对外交政策起决定或主导作用的都是军方和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后者出于追求国家生存的权力政治的本能，都有强烈的战争意愿，都认为自己是出于爱国主义而进行战争准备，这恰恰得到了当时舆论的广泛支持。 对敌国能力和意图的误判以及对战争全局的误算，也促进了有关国家迅速进行战争的决心。受到法俄包围的德国在战前就过高估计了俄国的经济前景和工业潜力，认定早打比晚打更有利于德国摆脱未来的战略困境。俄国虽然认为推迟战争有利于进行更充分的战备，但认为，若屈从于德国的威胁必将损害俄国的大国地位。 此外，认知上的缺陷也助长了军事冒险心理，德国参谋本部深受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陆战思想的影响，对于海战以及未来总体战衍生出的经济战知之甚少，以至于对未来战争局势的发展过于乐观。 由此可见，敌对双方的政治和心理因素为战争的爆发提供了巨大动能。1912年前后，双方纷纷制定战争计划，虽然制定计划本身与战争是否必然发生没有直接关联，但双方几乎不约而同选择在此刻制定战争计划则完全是情势所致。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和德奥－法俄的陆军军备竞赛，都在推动外交危机不断激化和扩大，因此，虽然七月危机未必一定会引发世界大战，但大战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事实上，和平之脆弱和战争的一触即发早在10年前就已露峥嵘。1904~1905年发生在远东的日俄战争，几乎将所有已缔结同盟条约的欧洲大国卷入其中，演变为一场世界大战。 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冲突 如果说战争动能提供了战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那么，引起战争动能的势能就是一战前欧洲均势遭到破坏而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均势的改变是国家间实力消长的结果。在欧洲六个大国（great power）（英法俄德奥意）中，英德关系至为关键，因为英德是欧洲最强的工业化国家，德国作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最有能力打破欧洲均势，称霸欧洲大陆。英国的优势在于海上霸权，故而维持欧洲均势历来是英国的基本国策。19世纪末，英国实行了相当灵活的联盟政策，这种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外交被称为“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 英德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实力地位的改变。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均势外交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基础。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举行国际会议，就实现欧洲长久和平达成共识，即一旦某个强国崛起，破坏了欧洲势力均衡，其他国家自动组成反对该国的联盟。这个被称为“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或“维也纳解决”（Vienna settlement）的国际会议制度维持了欧洲近40年的和平。1854~1871年，欧洲内战频发，所有大国都卷入了厮杀。1871年德国通过普法战争击败法国，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从此，维持欧洲均势的基础不再是国际外交会议，而是大国建立的联盟体系。 1879年和1894年，德奥和法俄先后结成同盟。1904年和1907年，英国与法俄分别缔结同盟。自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经历了漫长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十分脆弱，因为联盟对峙所形成的均势并不稳定。在工业革命时代，工业扩张和对外贸易引起的国家实力的消长要快于以往任何时代。在工业革命的意义尚未被充分认识之前，自由贸易理念一度（1850~1860年代）通行于整个欧洲，虽然彼时的欧洲尚处在战争的动荡之中。1871~1914年的“漫长和平”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欧洲内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大大增加，而欧洲大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即使与今日相比也毫不逊色。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结束后加入了金本位制；1895年，俄国也加入其中。到一战爆发前夕，所有大国都加入了金本位制，这对于稳定国际货币关系、促进各国经济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民族国家体系里，权力政治始终是国际关系的主题。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权力的基础就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工业，这就必然与自由贸易的原则产生冲突。事实上，英国直到1847年才开始推行自由贸易。从1870年代起，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德国和法国先后抛弃了自由贸易体制，转而推行保护主义，大幅提高关税水平。不过，这种旨在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的经济民族主义并不拒绝对外贸易，因而与全球化并行不悖。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除了英国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外，所有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国都对本国产业实行了高关税保护。到1914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大国的关税水平都开始下降。 关税保护对于德国崛起成为经济巨人功不可没，而经济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现实主义）的逻辑是完全吻合的。普法战争结束后，随着德国工业实力的迅速增长，英国霸权开始衰落。1890年，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去职，德国转而推行世界政策（Weltpolitik），大举向海外扩张。这绝非偶然，虽然俾斯麦本人对于开拓殖民地毫无兴趣，但德国走向世界政策恐怕很难避免，因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资本主义是个世界体系，与作为政治概念的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不同的是，世界体系（world system）是个经济概念，指的是经济发达的宗主国与不发达的殖民地之间建立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垂直分工关系。按照1950年代的著名左翼理论--“依附论”的解释，世界体系是由核心（发达国家）和外围（不发达国家或殖民地）组成的，前者通过国际分工与后者进行不平等交换，使财富大量流向自己，从而使后者长期处于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状态。在二战结束前的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宗主国和其殖民地之间大体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对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虽然欧洲内部的全球化（经济相互依存）提供了其产品输出的通道，但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则必须依靠国家强权夺取殖民地，建立海外帝国（overseas empire）。 问题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权力政治，帝国存在的理由不可能单单是为了便利宗主国的剥削，还有国际体系带来的国家生存的压力。这就使“帝国构建”（empire building）具有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含义，帝国的经济含义是为其宗主国提供原料和市场，其政治含义则是确保宗主国的战略自给（strategic autarky），也就是保障宗主国一旦在战时被敌国切断贸易联系，仍拥有充裕的食品来源以及工业和军备生产所需的一切或绝大部分工业原料。 从188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新帝国主义时代，争夺殖民地、建立帝国成为了欧洲大国的“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德国的世界政策对大英帝国“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构成了挑战。一方面，德国工业实力（以钢产量衡量）从1870年只有英国的一半，上升到1914年两倍于英国，在这样的实力背景下，德国外交政策的走向，特别是其野心勃勃的建造“无畏舰”的计划令英国深感不安；另一方面，德国向南部非洲的扩张直接威胁到英国通向印度的“帝国生命线”的安全。 德国的殖民扩张最终没能撼动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英国通过1899~1902年第二次英布战争控制了南非，从而消除了德国的威胁。在军备竞赛方面，英国不惜动员其海外帝国的资源，最终以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迫使德国放弃了海军军备竞赛。 在帝国主义时代，战略自给的重要性使帝国变成了绝不容他国染指的宗主国的“私产”，这就意味着宗主国和其殖民地共同构成了相对封闭的区域贸易集团。作为“帝国构建”的后来者，没有海上优势的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已无法像英国那样攫取到资源丰富且能够将各处海军基地在全球连成一片的广大殖民地；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占有的少量殖民地无论在经济还是战略意义上，都无法与英帝国相提并论。在这样的形势下，鉴于工业化对原料的巨大需求，以及对俄国工业潜力和军事上可能陷入两线作战的恐惧，德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在欧洲内部扩张势力范围，以建立国家生存乃至争夺未来欧洲霸权的经济基础。 很显然，德国的选择是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冲突产生的压力所引致，但这一选择给德国造成了极大的道义和战略困境。其他欧洲列强通过征服落后民族建立海外帝国并不会或至少短期内不会影响欧洲均势，尽管其帝国的“非开放性”令德国无法在海外原料的获取（access to materials）上“利益均沾”，最终必将影响到欧洲均势，但这毕竟是远景。而德国一旦转向欧洲内部扩张，无论是通过胁迫还是利诱其邻国加入德国支配下的中欧关税同盟（Mitteleuropa），都将立即破坏欧洲均势，引起其他列强，包括其盟国奥匈帝国的强烈反应。 在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对于德国在欧洲的扩张意图早已了然于胸。大战爆发后不久，随着《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的实施，德国的战争意图暴露无遗。德国内阁顾问制定的《九月方案》建议，直接吞并德国东部和西部边界的一些地区，如低地国家比利时的列日、卢森堡、法国的隆维－勃利耶（Longwy-Briey）铁矿盆地以及波兰的边界地带；比利时的残余国土、俄属波兰以及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三省保持形式上的独立，但必须与德意志帝国结成关税和货币同盟，德国将向其派驻军队，并控制其铁路。这份方案清晰地表明，德国的目标是通过对这些地区（包括其盟国和缓冲国在内）资源的控制，将其变成足以与英帝国相抗衡的“经济后院”（economic backyard）。 在英国看来，德国的战争目标不啻于重建拿破仑帝国，这是英国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为此，英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战争目标：通过摧毁德国舰队及其海外帝国，恢复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重建欧洲均势。事实上，英国朝野在战前已清醒地认识到德国挑战欧洲秩序的严重后果，那就是，如果法国不保，俄国必然立即屈服，彼时，欧洲均势将不复存在；一旦出现那样的结果，英国势必会像百年前的拿破仑战争时那样，被彻底逐出欧洲。因此，法国的生存事关英国的命运，英国必须做出反应。有历史学家认为，战争爆发后，即使德国没有破坏比利时中立，英国也必将参战。 “二十年危机”：漫长的休战（1919～1939）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接受了英法提出的停战条件，一战正式宣告结束。美国参战对于协约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而理所当然地取得了关于如何构建战后欧洲秩序的发言权。建立战后新秩序的核心是如何处置德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对于欧洲列强热衷的均势颇为反感，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以取代均势结构，也就是通过创建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来实现“集体安全”。威尔逊认为，德国应当被重新接纳进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成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一俟德国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战争赔偿问题可重新协商解决。 美国的主张受到了英法联合抵制，两国认为，战后和平应当是“欧洲的和平”，而不是“美国的和平”，战后国际体系仍应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上。于是，英法联合主导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法国的力主下，德国受到了严厉制裁，不但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还被强加了巨额战争赔款；德国的军备水平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德国既没有被肢解，更没有被全部占领，德国的工业能力完好无损，这为其日后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一战结束后，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盟国之间的团结开始出现裂痕。英法虽然都坚持以均势原则作为重建战后和平的基础，却因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发生了冲突。法国十分畏惧德国的工业潜力，千方百计地利用《和约》条款来削弱德国，并延缓其战后复兴。英国由于战争目标（摧毁德国殖民地、收编德国舰队）已经实现，因而反对过分压榨德国；英国认为应鼓励德国重返欧洲协调，以牵制法国称霸欧洲的企图。 英法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分歧，为德国日后提出修改乃至推翻《凡尔赛和约》提供了理由。由于参议院反对，美国最终没有参加国联，并拒绝与英国一道为法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的淡出对欧洲的稳定十分不利，因为在1925年德国恢复大国地位之前，欧洲大国的数量已经由6个减少到3个（英法意），这使得大国更容易自行其是，从而使欧洲均势更加不稳定。没有美国作为欧洲稳定的保障者，国联不过是一个更为制度化的“欧洲协调”机构，其能否作为，完全取决于英法两国采取协调行动的意愿和能力。 巴黎和会后，英法围绕德国赔款以及法国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区等问题产生的冲突进一步扩大。为争夺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英国甚至一度（1920年代）准备诉诸战争。在欧洲之外，美国国力不断上升，尤其是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美国海军实力迅速增强。虽然欧洲时代尚未终结，美国世纪刚渐露曙光，“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已越来越岌岌可危。为此，英美都制定了针对对方的秘密战争计划。两大民主国家为争夺和捍卫世界霸主地位几乎兵戎相见，这是对半个多世纪后的“民主和平论”的莫大讽刺。所幸，不久之后，纳粹德国的兴起对英国构成了更强大的挑战，英国遂不得不“慨然”接受美国“和平崛起”。 大国之间无处不在的权力政治为国联建立“集体安全”蒙上了阴影。美国既不愿意承担稳定欧洲的政治责任，也不愿意利用其经济和金融实力，来构建一个全球性自由贸易体制。它感兴趣的仅仅是重回一战前的自由放任和门户开放。美国固守孤立主义并非没有缘由，虽然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最为雄厚，但美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非常小，其内部大市场足以消化本国大部分工业品，这就是为什么多数工业资本家强烈反对美国在海外“多管闲事”（自由国际主义）。没有足够大的全球经济利益的存在，美国受国内政治的牵制，在外交政策上的选择余地就非常有限。对于美国来说，在其受邀介入欧洲事务之前，欧洲人首先需要管好自己。 问题是，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大国均无实力构建一个全新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这就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局面，即在欧洲的多极化政治“丛林”中，权力政治与经济民族主义的结合导致国家间的互不信任和对立加剧。1929年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各国为摆脱危机，纷纷采取极端化的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方针，导致世界贸易进一步收缩和国际关系的严重恶化，这被公认是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 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一战前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冲突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世界经济大萧条进一步扩大了。德国在一战后被剥夺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战胜国的帝国体系得到强化。1932年，英国实施“帝国特惠制”，通过把其帝国与世界市场隔断，阻止其他国家向其倾销产品和获取原料。这就刺激了其他大国特别是没有或缺少殖民地的德国和日本的帝国扩张欲望。 一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的帝国国防军（Reichswehr）军官告知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德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既非军事效能低下，也非战略战术失当，而在于德国从海外获得食品和原料的通道被封锁。这一结论对日本震动很大。对于日本这样的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在帝国主义多极化时代，“帝国构建”事关日本的存亡。1931年日本关东军策划“9·18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就是受此思想的启发。 希特勒在其上台前所著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里，明确提出要为日耳曼民族夺取庞大的生存空间。其背后的逻辑，就是要获取能够保证德国战略自给的全部物资所需，作为德国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基础。既然海外帝国已无从建立--这是比一战前更为严峻的现实，其他大国的殖民帝国又对德国封闭，那么，通过战争建立一个欧洲大陆帝国（continental empire）顺理成章。英国20世纪的历史学家泰勒（A.J.P. Taylor）认为，希特勒的帝国梦想并不新奇，控制中欧是德国自腓特烈大帝（1712~1786）以来即孜孜追求的地缘政治目标。 面对第三帝国崛起对欧洲均势构成的严重挑战，英法统治精英采取了极端短视的绥靖政策。一战带来的巨大破坏和人员伤亡，在英法等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心中造成了深深的恐惧，这一心理恰恰被希特勒看透并加以利用，希特勒通过外交恐吓和小规模军事行动不断突破英法的底线。到1939年8月31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德国得以在战略上避免两线作战。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在德国和苏联的夹击下迅速亡国，而英法在西线的“奇怪战争”（Sitzkrieg）则使欧洲和平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在两战期间的20年，国际体系的权力政治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冲突非但没有随着战后和平的到来而减弱，反而比一战前更加激烈。但此时，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则是一个比帝制德国更加危险、战争意志和动员能力强大百倍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 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这样总结两战发生的教训：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在一战前应适当绥靖德国，二战前则必须坚决遏制德国。或许如此！问题是，如果没有对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进行相应的变革，绥靖抑或遏制，真的能够消除战争吗？还是仅仅推迟了战争？ 战争与和平：未尽的话题 一战爆发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全球化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演化至今，其控制世界的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殖民征服进行“帝国构建”，而是为世界建立规则。二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超强国力，精心构建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rule-based）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世界各国通过自由贸易获取原料的途径得到了国际制度的有力保障；同时，美国通过向其盟国提供广泛的安全保障，彻底改变了西方阵营内部的国际关系，实现了“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1991年苏联解体后，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争夺的新的全球冷战难以再现。实现人的发展、人的尊严以及人类安全的理念已成为全世界共同接受的价值，这与现代化本身是完全相容的，也正是“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的内涵所在。但是，在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中，权力政治的阴影犹在；在发展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全球化虽然促进了全球经济繁荣，但也造成了规模空前的全球失衡，并导致主要大国为获取不可再生资源而展开激烈的争夺，这些都给世界和平蒙上了阴影。如果说一战前的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么，当前的第三波全球化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政治悲剧，给世界带来持久和平吗？人们拭目以待！ 岳健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博士，先后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来源: 《领导者》杂志总第57期（2014年4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