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凡·贝格尔：民族历史的权力：19—20世纪欧洲的民族历史编纂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36 爱思想 斯坦凡·贝格尔 参加讨论
一、最初的民族主义与前现代时期欧洲关于民族的叙述 早在19世纪之前，欧洲的民族历史编纂便已开始。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欧洲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一些作者已经编纂了有关“natio”和“nationes”①的书。例如，12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约1080/1095—1143年)②在其著作《不列颠诸王史》(Deeds of the Kings of the English)中，便传递了有关一个民族政治和文化统一体的清晰观念，这个民族便是“英格兰”。威廉明确界定了一种文明化进程。他的著作称赞英国人在诺曼人的影响下成为文明人，并为教化那些野蛮人(即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组建了一支独特的英国传教团。威廉历史中的核心主题是文明化的进程。迟至18世纪，这一主题才被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所继承。休谟高度赞赏威廉的著作，并接受他的亲法倾向及其对进步和文明化的信仰——实际上，这些都是欧洲整个18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核心主题。③不过，早在18世纪前，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却已经带着一种仇恨(的情绪)，拾起了关于民族的话题。④遍布欧洲的人文主义学者们面向各自所谓“民族”的统一体，创造了一大堆共同记忆、价值观、象征物和神话。即便在意大利或德意志这些并无民族存在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有关地理、领土和历史的观念都同民族归属感联系起来。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通常是一些僧侣，而人文主义者却是生活在城市、接受过大学的学术训练、并以四海为家的精英。他们接受君主和国家机构的直接资助，围绕其主人们的建国目标，倾向于建构自己的民族叙述。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年，1493—1519年在位)的宫廷中，值得人们关注。15世纪末，印刷术的发明是颇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它使得民族讨论更易传播，并且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⑤欧洲的公共领域开始出现在人们讨论民族观念的地方。 由于人文主义者通常都是古典学者，所以他们总是回溯到古典文献，去寻找各自民族的特征。这方面一个经典的例证是，15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塔西佗在公元1世纪末描写日耳曼部落的著作。⑥他们利用此书来证明，相对于那些尚未接受罗马善意的文明化影响的野蛮人而言，只有他们在罗马帝国的意大利祖先才拥有文化和文明。然而，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如雅各布·温菲林(Jakob Wimpfeling，1450—1528年)、康拉德·塞尔替斯(Conrad Celtis，1459—1508年)和乌尔利希·冯·胡腾(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年)，却用完全相反的结论来回应意大利的同行们。他们认为，该书列举了一连串日耳曼勇士们的美德，即诚实、开放、正直、热爱自由、道德纯洁。因此，日耳曼民族是在正面的意义上被用来同堕落、颓废、软弱的罗马人相比较。人文主义者并不仅仅关注界定民族特征一事，他们还致力于追溯民族的起源，并强调各自民族的永存性。正因如此，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们指出，日耳曼人的祖先是“Tuisco”，他是《圣经》中诺亚(Noah)的合法长子。民族英雄极为重要，因此他们把所有的民族美德作为象征，并用这种民族“本质特征”来抵制外来威胁。有时，欧洲的民族叙述会共享一些民族英雄，例如查理曼(Charlemagne，约742—814年)⑦便同时出现在法兰西和德意志的民族叙述中。不过，更多的情况则是，民族英雄拥有着清晰无误的民族特征。人文主义者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民族界定为不同于其他民族、尤其是不同于邻国民族(的共同体)，后者时常被视为相对于“自己”民族的重要“他者”。因此，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倾向于批判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过度文明、腐败和骄傲自大。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促成了懒惰，并导致衰落——这些是德国人文主义者有关法国或意大利的叙述中时常受到嘲讽的特征。正因如此，有关民族的敌人观念早已在16世纪发展完善。⑧16世纪的宗教改革或许建立在人文主义关于民族的讨论基础之上。中世纪的译介理论赋予教皇权力以合法性。欧洲北部、中部和西部各国的基督教僧侣及(改革)先驱们，都把基督教民族这一观念作为一种反普世主义的对立概念，来对抗教皇，并把民族历史建构为同罗马分离、并反对罗马(的形式)。民族叙述成为了一种有用的工具。藉此，人们击败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好战的普世主义，并合法地建立起基督教民族。正因如此，对于欧洲许多基督教民族而言，宗教改革拥有着奠基般的重要性。⑨ 正如我们可以从上述简短的回顾中看到的那样，民族归属感与认同的不少比喻作为民族历史极为重要的因素，都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但是，笔者仍然希望强调的是，最为重要的变化出现在18世纪后半叶。现代民族从根本上不同于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民族。因此，现代民族历史当然也拥有着完全迥异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民族历史的性质与功能。只有在欧洲“鞍型期”(Sattelzeit，1750—1850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对于本民族的忠诚感才成为使国家合法化的、最为重要的手段。⑩只有到那个时刻，民族才取代、并混合了宗教、王朝观和封建主义，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中，提供了关键的黏合剂。在1750年前，民族和民族历史还未曾扮演这样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民族历史编纂中所发生的这些质变。 二、民族历史编纂与欧洲现代性的来临，1750—1850年 18世纪后半叶标志着一种把历史视作科学的新理解拉开帷幕。这种新理解已经被海寇·菲尔德纳(Heiko Feldner)(11)形容为“科学性”。(12)随着历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被制度化和职业化后，这种对于历史的新的、科学性的自我理解也散布开来。在大学里，历史学凭借自身的能力，成为一门重要的研究学科。人们开展历史研究，成立历史学会，研究院出现——历史学通常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一些机构是在皇家资助下成立，例如许多国家中的皇家研究院。一些机构则由贵族建立，例如匈牙利的大公基金会。其他机构，例如欧洲城市中心里出现的许多学者社团，则拥有着中产阶级的资助者。此外，如威尔士的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University of Aberystwyth)甚至还接受了重要的工人阶级资助金——不过，在这一特殊例子中，南威尔士矿主们的铜板在提高该校所收到的主要资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个欧洲，社会权力和文化权力的中心已经成为民族叙述发展的重要因素。 德意志领土上的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通常被视作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以产生有关历史学新认知的学校。文献学与史料考证成为历史学家最为重要的工具，以便截然区分“神话”与“事实”。(13)在历史研讨班上，教授和大学生共同挖掘历史遗留物，并通过研究，在一种科学的基础之上，扩展我们对于过去的知识。在19世纪，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把这种对于历史编纂的新理解进行了总结，使之成为(历史学的)象征。整个欧洲的历史学家们都涌向德国，以便成为一位德国大师的学徒，从他那里获得这种历史技艺的工具。(14)历史编纂的制度化与职业化，在围绕兰克形象的欧洲崇拜中，找到了如此强烈的表现方式，它导致了人们对业余和职业、文学和史学、或者更为重要的“神话”和“历史”之间做出了断然的区分。这种“科学性”的意识形态有助于完成重要的类型建构，并把历史学家塑造为过去历史中“真实发生”之事的权威性发言人。 正是这种权威性，让19世纪的历史学家如同建国者那样引人注目。其他同样宣称“科学性”的相关学科，与历史学相互关联，提出各种支持民族动机的言论。地理学、考古学、制图学、钱币学和谱系学轻而易举地占据人们的头脑，并很快成为形塑民族宏大叙述学科列表上的详尽对象。有争议的问题是，那种全欧洲最为成功的民族历史把各种科学性学科的发现联结起来，并给出一份对民族特征的详尽描述。例如地理学，瑞士、英国和俄国的民族叙述都受到下列界定的深刻影响：瑞士民族是被阿尔卑斯山所塑造的，英格兰民族是被海洋所决定的，俄罗斯民族是被俄罗斯帝国的广袤疆域——东抵太平洋，西至欧洲的中东部，北接北极圈，南临亚洲次大陆——所锻造。(15) 不过，在18世纪后半叶，当新的“科学”范式刚出现时，正好也是启蒙史学达到巅峰之时。(16)启蒙史学强调普遍类型，例如进步和自由。这便意味着，它的实践者们通常对民族特性毫无兴趣。相反，他们试图在历史中建立普遍性的人类法则和人类特征。这种观念引导不少历史学家用跨民族的历史形式来撰写历史。即便他们写到一个特殊民族的历史时，他们也通常努力去强调这种特殊民族历史中的普遍法则。不过，在根据启蒙普世主义(的原则)来进行的历史编纂和根据此后浪漫民族主义决定下的历史编纂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截了当的一分为二。事实上，伏尔泰、孟德斯鸠和休谟都显示出他们对民族特征及民族之间差异的兴趣。(17)哥廷根的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 SchlK5X905.jpgzer，1735—1809年)便是对民族特性与普遍法则都感兴趣的好例证。施勒策尔的全部生命和作品都集中表现在：尽管他也曾撰写过民族历史，但狭隘的民族视角对他而言几乎毫不重要。他首先在瑞典的乌普萨拉(Uppsala)完成学业，然后成为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俄国史教授。1768年，他在哥廷根大学获得了历史学的教席。在这里，他不仅产生了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历史和俄国史的(研究)兴趣，而且还出现了对于广阔世界中的各民族的普遍兴趣。他的普遍历史观逐步发展，并对历史哲学中的普遍观产生了深深的怀疑。(18) 1789年法国大革命连同《人权宣言》，象征着在被启蒙运动所欢迎的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社会的努力达到顶峰，但它同时也标志着历史研究的转折。当法国人把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在18世纪90年代的革命战争和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中对外输出时，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民族历史却成为它们的一种重要工具，以保卫本国的特性，抵制法国的普世激情和帝国扩张主义。民族历史成为一种针对启蒙普世主义的回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的民族历史观散布到整个欧洲，并让赫尔德成为民族历史编纂中另一位重要的欧洲形象。(19)在赫尔德看来，任何人(people)都有权生活在自己的民族(nation)中；诗歌和语言(而不是历史)才是民族精神与本质的最佳表达方式。他仍然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的影响，并不抱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宣扬一种真正的民族多元主义，即所有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独特价值观。赫尔德是一位反对殖民主义、抗议欧洲帝国的民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的杰出学者。他的民族观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统一体。但是，他对于民族文化源头的关注，却为所有后来的民族主义者打开了大门。后者更醉心于找到证据，来证明他们各自的独特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古老，因此更有价值。其他民族则被划分为“附属性的”或“二手性的”。 赫尔德向中欧、中东欧和东欧的所有那些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的种群发出了号召。在整个19世纪，他们都醉心于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20)他启迪了各种形式的民族复兴活动。这些活动是由语言学家、诗人、民谣和神话的收集者，以及历史学家(或者还有其他人)所发起的。在赫尔德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建立起一整套证据库，来维护民族的特性。他们引用了语言学家的著作， 强调语言扮演着普遍历史起源的指示灯角色，并时常将之回溯到中世纪。(21)他们指出了不同的文学传统，以抬高各自民族的成就。他们时常强调民族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不止一个民族在回忆起各自对宗教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时，被宣布为“神圣的”(民族)。上帝时常被卷入其中，成为锻造民族特征、或散播原初民族种子的始作俑者。整个欧洲的民族故事成为“黄金年代”、“失去家园”和“民族复兴”的系列剧。民族史诗，如芬兰的《卡勒瓦拉》(Kalevala)，(22)被重新发掘，以建构神话般的“黄金年代”，并证明这个民族及其雄心壮志的永恒性。假如缺少坚实的证据，历史学家也不反对去创造史料。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整个史诗都是为了强化本民族的可信性。创造苏格兰诗人莪相(Ossian)，(23)瓦克拉夫·汉卡(Vàclav Hanka，1791—1861年)伪造王后宫(KK5X905.jpgniginhof)与绿堡(Grünberg)的手稿(24)——这些都是此类“创造传统”的重要例证。(25) 历史学家们刻画出本民族的美德，并以这些美德来抵制其他民族所谓的道德堕落。浪漫式的民族历史并非只是中东欧的时髦之举，它在比利时也有着很好的记录。(26)人们在针对其他民族(特征)的情况下来界定本民族，尤其是针对邻近的民族。同样，民族在建构过程中，也针对那些所谓的内部敌人。在不同的欧洲民族历史中，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经常出现。他们被视作侵蚀内部统一、妨碍民族精神一致性(的敌人)。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匈牙利的民族历史学家格于拉·蔡克夫(Gyula Szekfü，1883—1955年)——尤其把犹太人与欧洲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影响联系起来。相反，君主与王朝却被称颂为融合与统一的象征。当然，君主并非是唯一的民族英雄。建国者，如俾斯麦或加里波第；民族的拯救者，如威廉·华莱士和丘吉尔；民族的改革家，如彼得大帝和冯·施泰因男爵；军事领袖，如毛奇、戴高乐或古斯塔夫·瓦萨；文化偶像，如莎士比亚、席勒、塞万提斯、莫里哀或但丁；伟大的宗教领袖，如扬·胡斯和马丁·路德。所有这些人都进入到民族历史编纂的先贤祠中，拥有了“伟人”的头衔。(27) 在整个欧洲，民族历史总是高度性别化的事务。(28)正因如此，例如描述民族敌人一般采取了女性化的形式，而唤醒民族意识时，则总是同男性力量与男子气概联系起来。不过，历史学家也时常把本民族受到外国统治或强迫的时期称之为本民族受到“强奸”的时期，以此把敌对民族视作男性强奸犯。民族圣徒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尽管大多数民族的积极代表和英雄都是男性，不过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如法国的玛丽安娜(Marianne)和圣女贞德(Joan of Arc，约1412—1431年)、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1717—1780年)和普鲁士的路易斯王后(Queen Luise，1776—1810年)。在捷克的民族历史中，古代捷克历史中的女性自由是同德意志女性受到所谓压迫的历史形成对比的——这是一种叙述的策略，以强调捷克民族拥有更多的民主倾向。不过，整体而言，战争与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那种紧密关联，使得妇女一般被排除在民族故事情节之外，而男性公民—战士及其英雄主义(行为)总是占据着中心舞台。女性偶尔也会以战士的身份出现。正因如此，当波兰女性在1831年武装起来，抵抗沙皇俄国时，她们在民族历史中也确保了一种突出的地位。神话般的波阿狄西亚(Boadicea)可以被描述为抵御罗曼入侵者以为英格兰特性而战斗。阿勒祖巴洛特(Aljubarrota)的女面包烘焙师为1385年阿勒祖巴洛特战役中葡萄牙人战胜(西班牙)卡斯提尔军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在绝大多数葡萄牙民族历史中一再提到的小事件。(29)不过，在更为普遍的情况下，女性战士并不符合19世纪历史叙述的性别秩序，因而通常是在这些叙述之外记载下来的，例如德意志的“童贞之剑”(sword virgins)，她们便是在19世纪前10年的自由之战中，在其男性战友一旁共同战斗的。(30)相反，女性一般被呈现为反英雄的形象。正因如此，波兰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莱勒维尔(Joachim Lelewel，1786—1861年)便把波兰国王的外籍妻子们都描述为所有邪恶外国习俗的来源，而且这些外国习俗正在侵蚀波兰的民族文化。同样，许多西班牙民族叙述都把一位妇女佛罗琳达(Florinda ‘La Cava’)(31)斥责为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故事中的主要罪人。大多数民族历史都集中描述本民族为一个大家庭，其中男性和女性的美德被综合起来，产生了极好的和谐与统一。因此，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总是彼此相互显现。把沙皇塑造为所有俄国人的父亲形象，总是同“俄罗斯母亲”的祈祷同步发展的。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h II.，1712—1786年)随普鲁士的路易斯王后一起出现，成为德意志民族美德的主要象征。女性在民族历史中的形象，或者作为王后、圣女、如神话般所创造出来的形象，或者作为那些把自己献身给民族的人，或者作为母亲模板和当代女性的角色参照。女性反映了民族中融入性的、沟通性的、友好性的、防御性的和平凡性的一面。在民族的另一面，则是在危机时刻保卫民族的(男性)战士和政治家。特别是当历史学家试图把民族神圣化时，女性总是扮演着一种为民族动机而献身的重要角色。 这样一种民族叙述的性别化方式，既流行于俄国的民族历史中，也出现在英国的民族历史中，既可以在挪威的民族叙述中找到，也可以在其希腊同行那里发现。不过，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欧洲的“民族主义区域”是否转换为“民族历史编纂的区域”?(32)西欧的民族主义特征是否在本质上迥异于中欧和东欧的民族主义?大部分关于民族主义的新研究都对这种假设提出了质疑。(33)同样，在搭建民族故事情节的框架时，重要的问题是：民族国家是否可以按照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来进行建构?或者它们是否只是一些未来方案?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历史学家们或许可以把他们的历史建立在未曾中断的国家地位的传统之上。1815年后，西欧的疆界几乎不再发生变动。因此，西欧民族历史比东欧民族历史更少关注疆界重叠(的问题)。当然，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对西班牙的小飞地奥利文萨(OlivenK5X924.jpga)还存在着冲突，中欧的疆界冲突也没有消失，特别是德国在石勒苏伊格(Schleswig)问题上同丹麦有冲突，在阿尔萨斯(Alsace)问题上与法国存在斗争。不过，这些情况却无法与中欧和东欧的局势同日而语。在那里，疆界冲突和民族历史中的重叠，时常成为民族叙述建构中的核心因素。那里的一座城市可能不仅拥有一些不同的名字，而且还可能属于不同的民族叙述，例如奥地利的莱贝格(Lemberg)就是波兰的利沃夫(Lwów)和乌克兰的利沃夫(Lviv)，更不用说这个城市的犹太名字和亚美尼亚名字了。在中欧和东欧，多民族的帝国控制着19世纪的版图。不占统治地位的种群提出了多元视角，努力去建构本民族的故事情节。他们经常向西欧社会模仿成功的民族建构。在中东欧和东欧，西方文化的特征试图接受和适应一连串西方观念，并践履民族建构(的实践)。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即认为东方已经在关键领域中超越西方的发展这样一种想法——也可能得到运用。其中最为出名的例证或许表现在罗马尼亚的民族叙述中。它捍卫这种想法，以抵制(其他国家)对自己落后和失败的指控。 在民族历史极难建构、并受到更多挑战的地方，民族历史通常会在夯实民族身份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相反，假如民族故事情节的基本要素达成统一立场，那么民族历史所发挥的作用会更小。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历史及其民族的成功建构，是基于宪法改革、个人自由与温和帝国主义的支柱之上。它可以作为一种成功例证。(34)然而，即便在英国，一致性的民族历史之建构或许也未能消除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所有裂痕，如爱尔兰便开始挑战这种民族故事情节，首先建构起他们在抵抗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民族历史。(35)在19世纪的多元民族国家中，那些比英国还要虚弱的国家，更容易碰到民族叙述遭到挑战的情况，如西班牙便受到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巴斯克(Basque)地区的挑战。 中欧和东欧的帝国比西欧的民族国家更为明显地追求维持多元性的民族历史。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在1806年分崩离析。尽管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德意志土地上仍然在为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奋斗，但历史学家已经为建构民族性的故事情节做出了许多努力。随着1871年德意志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历史编纂学中的普鲁士学派很快崛起，占据着统治地位。该学派假设，普鲁士的使命正是统一德国。1861年3月，哈布斯堡帝国阻止意大利成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努力徒劳无益地付之东流。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家族准备赋予匈牙利人在帝国境内的一种半自治地位，又唤醒了其他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发现这样一种事实，即他们受到了歧视。在面对帝国时，很少有民族历史学家像捷克历史学家帕拉茨基(FrantiK5X901.jpgek PalackK5X925.jpg，1798—1876年)那样，如此显著地标注出民族要求。(36)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帝国不得不苦于应付疆界内部民族主义的各种激情。当然，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波兰人很快提出了足以挑战1795年分割波兰的民族叙述，并朝着复活独立波兰的方向前进。此外，在19世纪，乌克兰、芬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也出现了自主性的民族叙述。(37)哈布斯堡家族试图在维持帝国的前提下，把各种不同的民族特性融合起来。与此相反，罗曼诺夫家族却用更为强化的俄罗斯化，来应对上述边疆民族主义的兴盛。历史学家施以援手，去证明帝国领土归属于俄罗斯人的原因。在奥斯曼帝国，希腊人通过斗争，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对于整个东南欧、东欧和中东欧而言，此举被证明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这些民族斗争一一发展起来，并建立了本民族的叙述逻辑，以寻求突出民族独创性与可靠性的要求。哈布斯堡帝国、罗曼诺夫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历史学家们都痛苦不堪地抱怨，帝国就像欧洲的“民族监狱”。在这些地方，民族历史的重点在于帝国权力所造成的压迫和痛苦。(38) 但是，从整体上看，作为民族国家的辩护者和倡导者的民族历史学家，并没有占据这一职业的主导地位。对这种日益兴盛的、着迷于民族历史编纂的(倾向)，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包括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1834—1902年)。他是1895年后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座教授。他赞赏用帝国来抵制民族，尤其把哈布斯堡帝国赞誉为中东欧和平与稳定的维护者。(39)19世纪卢塞恩(Lucerne)的历史学家奥图希·考普(Eutych Kopp)曾认为，瑞士民族历史中的关键要素都是一些纯粹的虚构。为此，他立即被谴责为一名投靠奥地利的卖国贼。(40)这样一些批判性的声音无法阻止民族历史编纂在19世纪的高歌挺进。在大约一个世纪里，从1850年到1950年，这是欧洲历史编纂的主导形式。 三、民族历史编纂的制高点，1850—1950年 当这种民族历史编纂的浪漫模式继续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直至那个世纪末时，随着历史编纂职业化和机制化的进程日益加速，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抵制浪漫主义的实证主义回潮。现在，历史学家们更为强调史料考证，并致力于揭露被浪漫派历史编纂学所散布的整个“历史神话”。例如在中东欧，约瑟夫·佩卡尔(Josef PekaK5X926.jpg，1870—1937年)开始驳斥帕拉茨基的观点，反对把胡斯主义视作捷克现代民主的支柱。在波兰，米歇尔·鲍布瑞钦斯基(Michal BobrzyK5X927.jpgski，1849—1935年)也反对莱勒维尔对“贵族民主”的欢呼。(41)不过，仍然保留下来、一成不变的想法是：历史是一面镜子，民族藉此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历史学家便是举着这面镜子的人。 但是，这面镜子并不是白雪公主童话中的那面镜子。尽管历史学家竭力维护，但它并不同“真理”结合在一起。因此，每一个举着镜子的人都在里面看到了自己已经建构起来的成果。这便意味着，那些对民族历史感兴趣的人从未拥有过一面镜子，而是拥有了数面镜子，亦即相互竞争的叙述。而且每一位举着镜子的人都声称，他的那面镜子才是唯一的真正的物品。 历史学家继续把自己视做本民族的教育者。德国的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年)、罗马尼亚的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1871—1940年)或希腊的康斯坦丁·帕帕里戈普洛斯(Konstantinos Paparrigopoulos，1815—1891年)，都忙于为民族国家建构框架，并论证它的合法性。民族历史学家并没有在同一时刻出现在所有地方。尤其在东欧，绝大部分民族历史著作出现得相对较晚。例如，第一位重要的乌克兰民族历史学家米哈伊罗·胡舍夫斯基(Mykhailo Hrushevsky，1866—1934年)在1894—1934年间完成了10卷本的《乌克兰—罗斯历史》(History of Ukraine-Rus)。(42)在爱沙尼亚，一种民族性的宏大叙述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开始构建。1919年，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建立，随后汉斯·克鲁斯(Hans Kruus，1891—1976年)的著作变得重要。(43)这一点与立陶宛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像特奥道尔·纳布塔斯(Teodor Narbutas，1784—1864年)或其同时代人西蒙斯·道康塔斯(Simonas Daukantas，1793—1864年)这样的业余历史学家，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便已建立起一种民族性的宏大叙述。(44)这种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年]语)呼吁人们对整个欧洲内外的民族历史编纂进行历时性和同时性的比较研究。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历史学家充当本民族的发言人，那么他们总是强调本民族的统一性，而且还经常指出本民族之于其他民族的优越性。随着19世纪的发展，赫尔德民族观念中的世界主义萌芽已经被快速遗忘了。虽然历史学家们在其职业内部被越来越细化，但到19世纪末，他们又被快速欧洲化。大多数接受过大学训练的历史学家相信，学术是客观的、科学的。他们还论辩性地指出，学术应该没有国界。例如，世界历史学大学的开端便可以追溯到1898年。(45)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这样一种国际主义情感却很难得到维系和坚持。当时，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历史学家是如何把自己奉献给各自国家的。(46)特别是在1918年后，军事上的复员并没有带来文化复兴，以至于历史学不再像以往那样，为当下的民族收益而去制定政策、划定疆界、利用过去。(47)在这段民族历史编纂的高潮期，热烈的民族主义和跨民族职业网络的要求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却没有可能找到缓解之道。 假如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们很难把一种跨民族的自我理解同民族要求结合起来，那么他们当然会奋力维护民族宏大叙述的统一性，并排斥其他对民族历史或民族特征的解释。尤其是宗教和阶级的叙述不断地威胁到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故事情节的一致性。它们必须融入到民族宏大叙述中——这种任务常常会产生摩擦和历史争议。假如我们首先来看宗教问题，便会发现，在大多数的中欧、西欧和北欧中，历史学家绝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徒，很少有例外。即便他们并非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在他们的历史编纂学中，一种“文化性的基督教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天主教则经常被视作一种落后的、迷信的、而且是妨碍进步的反民族力量。这种反天主教的基督教民族历史编纂学还由于19世纪许多民族历史学家的自由倾向而再次得到加强。欧洲天主教的一些地区曾直接同压制民族雄心(的行为)有联系。正因如此，在哈布斯堡帝国，天主教被广泛地同德意志人支持帝国的情感联系起来，而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马扎尔人的民族情感则通过他们对胡斯教义、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信仰，以宗教术语的形式表达出来。在英国，天主教被具体化为“外国的”——基督教的不列颠帝国趾高气扬地面对着欧洲大陆上的天主教影响。(48)芬兰历史学家潘蒂·瑞瓦尔(Pentti Renvall，1907—1974年)直截了当地把天主教形容为不容于北欧思想的外来物。这些把基督教视作民族认同的一种关键因素的叙述，时常把基督教地区同政治性民族的演化联系起来。英国立宪主义、瑞士共和主义和德意志立宪主义的建构，都深深地依赖于对于基督教义的理解。尽管个别天主教徒，如英国的阿克顿勋爵和德国的弗朗茨·施纳贝尔(Franz Schnabel，1887—1966年)有可能成为职业性历史学中受人尊重的学者，但天主教叙述被有意地排斥在外，并被时常视作一种畸形(现象)。在信仰多元化的国家里，例如德国、瑞士或斯洛伐克，基督教的故事情节通常会占据职业性历史学的统治地位。 不过，各种信仰共同体勾勒出他们各自的民族叙述，以至于常常强化了泾渭分明的宗教氛围。例如在德国与荷兰，民族叙述便根据不同的信仰教派而得以构建。相反，在法国，主要的分界线出现在世俗叙述和天主教叙述之间。在信仰同质的国家中，情况都是如此。在路德宗的瑞典和天主教的西班牙，分界线同样出现在世俗性的民族叙述与宗教性的民族叙述之间。在民族和宗教之间几乎不存在张力的一些国家，如那些单一信仰的国家(挪威)，宗教已经在民族叙述中不再扮演重要角色，其影响也可想而知。相反，在东欧，宗教可能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中，扮演着重要的异见者角色，例如在东正教的俄国、东仪天主教的乌克兰和罗马天主教的波兰。(49)当然，信仰观可能在民族对抗(的情况中)变得重要起来，(因为)敌视的民族宣称皈依另一种信仰。不过，正如波兰与立陶宛都是天主教国家，普鲁士/德国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都是基督教国家那样，民族对抗不得不同信仰差异之外的其他因素联系起来。 宗教和民族主义构成了强大的联盟，但它们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矛盾。民族主义时常被视作世俗性太平盛世的一种形式，即让政治取代了宗教，成为救世的关键因素。(50)同时，宗教有时也被视作挑战民族所要求获得的绝对忠诚感的强大敌人。从许多方面来看，19世纪的帝国要比民族国家更容易找到同各种宗教共存的方法。随着现代世俗教育的发展和科学国度的崛起，宗教信条和民族或许已经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过，与此同时，仍然出现了不少将两者联合起来的尝试。宗教继续成为民族命运和认同的塑造者，而所有世界性宗教的普遍渴望常常带着民族的雄心壮志，显得步履艰难。因此，并非偶然的情况是：在19世纪的意大利，新教皇党(Neo-Guelphs)未能围绕着教皇执委而创建一个意大利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欧洲民族专门用宗教来界定自己。毫不奇怪的是，一位法国人埃尔奈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年)在其对于民族的经典界定中，便强调指出，宗教并非是建立现代民族特性的一种充足基础。(51)不过，在许多民族共同体中，在那些渴望成为统一体的人们中间，宗教毫无疑问仍然属于最有力量的黏合剂之一。也正因如此，宗教被广泛地加以利用，以增强民族故事情节的基础。 在19世纪的法国历史编纂学与德国历史编纂学中，宗教信仰产生了持久性的影响。历史学家们经常性地把自己的工作视作追踪和记录上帝在历史中的行为。(52)历史中的伟大个人则被描述为一种更高意愿的代理者。19世纪的许多德国历史学家还研究神学，而且来自于牧师家庭。在他们的编纂中，宗教讨论变得民族化，而民族讨论变得神圣化。宗教为民族服务，同时也成为理解民族的一个关键因素。民族成为新的宗教。民族叙述的结构时常类似于《新约》的结构。耶稣的遭遇、死亡和复活等同于民族的解构、毁灭和最终复兴。波兰的历史学家们时常把波兰称之为“民族的基督”。这种同基督情感的比较同样很容易出现在其他历史编纂学中，如匈牙利。(53) 在许多民族中，宗教成为民族自我理解的关键因素。东正教观念和罗马尼亚的特性事实上成为同义词。(54)瑞典民族被建构为抵御俄国(在隐含的意义上也抵御东正教)扩张的路德宗堡垒。同样，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也在抵御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保卫了欧洲的基督教。在19世纪，丹麦时常认同一种内向省视的路德教义。(55)帕拉茨基在描述捷克民族时，把15世纪的胡斯教义视作捷克民族认同的关键因素。在波兰与立陶宛，天主教会被建构为在长久失去国家主权期间保障本民族复兴的机构。(56)在西班牙的弗朗哥(Franco，1892—1975年)和葡萄牙的萨拉查(Salazar，1889—1970年)的统治下，天主教也成为民族叙述的关键因素。(57)这两个民族只有通过把教会和王权融合起来的方式，才实现了使民族显得更为伟大(的目标)。希腊的民族叙述把东正教描写为通往古希腊遗产的桥梁。“希腊基督教”成为欧洲文明与文化的摇篮，由此，现代希腊民族便树立了相对于所有敌手而言的更高地位。(58) 当民族叙述在建构时，用宗教术语来界定民族使命时，宗教便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族叙述强调的是，这两个民族如何把天主教带到半个地球，它们又如何把穆斯林驱逐出欧洲。波兰、俄罗斯、哈布斯堡帝国和希腊同样把自己的民族历史描述为保卫基督教的欧洲不受异教徒(的侵犯)。1526年抵御奥斯曼人的摩哈赤战役(Mohacs)被描述为匈牙利的一场民族灾难，但匈牙利人为了维护基督教的欧洲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希腊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被视作巴尔干地区其他基督教民族的榜样，以便形成他们各自的、抵御欧洲伊斯兰势力的民族叙述。(59)西班牙的再征服(应为收复失地)是一首民族复兴的史诗，欧洲人以此战胜了阿拉伯文化。 尽管宗教性的故事情节可能同样威胁到民族叙述的统一性，但它也有助于统一民族叙述。相同的矛盾也出现在民族叙述与阶级叙述的内在关联中。随着19世纪社会问题的涌现，政治家、社会改革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描写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在19世纪，关注阶级问题的历史学，通常出现在欧洲劳工运动的内部，而不在大学里。不过，劳工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主要在民族框架内描写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选择暗示了许多社会主义者并不希望超越民族的故事情节，而是希望把它们重新组合为得以容纳阶级的故事之中。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年)关于德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罗伯特·格里姆(Robert Grimm，1881—1958年)有关瑞士劳工运动的历史，都是这种包罗万象式的阶级历史。(60)他们的阶级叙述是另一种包含着不同民族认同观的民族叙述，而不是力图去克服民族认同。在不同的欧洲民族国家中，这些努力遭到来自于官方历史编纂学不同层次的抵制。直到20世纪，德国职业历史学都努力阻止阶级叙述的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初，格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1888—1967年)把埃卡特·科尔(Eckart Kehr，1902—1933年)形容为“贵族出身的布尔什维主义者”。汉斯·罗斯菲尔斯(Hans Rothfels，1891—1976年)则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成功阻止了古斯塔夫·迈尔(Gustav Mayer，1871—1948年)获得档案材料。这是排斥举动中最为出名的两例。(61)与此相反，在英国，对于“这种民族”的叙述建构时常被用来减少阶级的毁灭性潜力，并围绕立宪主义、自由与个人主义这些事项，来统一民族叙述。(62)在“这种民族”的框架下编纂民族历史，允许像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年)这样的历史学家把阶级和民族统一起来，撰写一种包容性的民族叙述。 20世纪初，阶级开始进入到学术讨论中，特别是在那些职业历史学里社会史和经济史变得更为重要的国家。 不过，与此同时，阶级仍然被民族化。例如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年)对阶级事务和社会性问题的兴趣便在德国民族历史中找到了表达的途径。(63)在英国，哈蒙德夫妇(John Lawrence Hammond，1872—1949年；Barbara Hammond，1873—1961年)、韦伯夫妇(Sidney Webb，1859—1947年；Beatrice Webb，1858—1943年)、托尼(R. H. Tawney，1880—1962年)和柯尔(G. D. H. Cole，1889—1959年)把阶级和社会史推向了前台，但他们仍然主要研究的是民族话题。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其他职业历史学家相比，早期年鉴学派对历史编纂的民族框架不感兴趣，而是更为积极地使用“阶级”类别，来鼓励比较性和跨民族的历史编纂。(64)1935年成立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也公然呼吁撰写一种跨民族和比较性的阶级史。(65)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挑战历史编纂中民族范式霸权地位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阶级范式是一种重要的工具，例如阿图尔·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1889—1943年)把“阶级”置于“民族”之前，来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框架。(66)在这段民族历史编纂的经典时期，也出现过其他对于民族宏大叙述的著名批评，不过或许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年)的批评最为出名。他在《历史的辉格解释》(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中，全力争辩道，并非英国历史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根据个人自由、立宪政府和宗教容忍的所谓永恒价值观，来进行评价。不过，他们极少根据自己所希望研究的方式，提出一种替代品。那些已经接受阶级而非民族作为自己历史研究的主导框架者，才提出了这样一种替代品。 不过，更为一般的情况，仍然是把“阶级”融入到“民族”中的做法。当社会史在民族历史中赢得重视后，“阶级”成为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阶级历史向更为古老的、几乎仅仅从政治方面来建构民族的历史发起了挑战。它们试图把社会建构融入到民族历史中。但是，这种对于“阶级”和“社会”的关注绝非是放弃早期民族要求的信号。这一点反映在德国“民族史”(Volksgeschichte)的激进民族主义、年鉴学派领导者深厚的爱国主义以及韦伯夫妇对英国特性的论述之中。1917年后，苏联的历史编纂学同样未能抛弃民族框架。现存的俄国民族叙述偶尔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作品)。一些号召希望历史学家们用革命性的民族叙述取而代之，即抬高工人在锻造民族国家中的贡献。但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的历史编纂学接受并调整了许多俄国的民族主义故事情节——这些故事情节曾在沙皇历史编纂学中颇为出名。(67)例如，正因如此，在斯大林的苏联，如同沙皇俄国那样，(历史学家们)都不可能认为，第一个俄罗斯国家的起源与斯拉夫人无关。事实上，有关第一个俄罗斯国家的起源之争，已经颇为久远。从8世纪以来，亲斯拉夫派坚持俄罗斯的斯拉夫起源说，而诺曼派提出俄罗斯国家可以追溯到维京人。十分有意思的是，一些非俄罗斯人——如古斯塔夫·埃韦斯(Gustav Ewers，1879—1930年)——站在了这场学术争论的亲斯拉夫派一边，而一些俄罗斯人——如米哈伊尔·波戈金(Mikhail Pogodin，1800—1875年)——却站在了诺曼派的一边。但是在斯大林的俄国，国家与共产党却认可并支持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1711—1765年)关于俄国的斯拉夫根基之说。 当阶级讨论出现在19世纪时，其支持者总是宣称，从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把工人阶级从民族中排斥出去的做法是不公正的，以此努力把阶级讨论与民族讨论结合起来。工人们塑造了真正的民族，因此人们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地位。正是那些醉心于“特权”者，不惜牺牲他者，自己却过着寄生般的生活，并阻碍了统一之路。这种关注统一性的核心思想把阶级叙述和民族叙述联系了起来。正如民族叙述那样，阶级叙述也沉迷于寻找民族阶级斗争的起源，创建民族化阶级斗争的一种延续性历史，这种斗争从晦暗遥远的过去一直持续到当下。这两种叙述都致力于消除部分的、“自私的”利益。但是，这种自私性在哪里呢?在许多国家，它在贵族那里。不过中产阶层也逐渐被塑造为妨碍统一的重要因素。这种讨论总是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社会阶级应该被视作民族观念的主要承载者?在欧洲的不同地区，这一问题的答案明显不同。在波兰，上流社会和许多历史学家——如莱勒维尔——强调的是，对于民族建构而言，15—16世纪贵族们反对绝对主义的斗争极为重要。在许多工业化的国家里，主要是英国，民族建构主要是中产阶层完成的，他们也建构起民族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其内容包括工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持续性发展。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乌克兰，自由农构成了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民族便是围绕着农民的自由观而建构起来的——这种农民自由观必须被用来抵制一种本土的、或者更为常见的“外国的”精英之侵蚀。只要阶级敌人是外国的，那么阶级斗争便会轻易变得种族化。因此，在哈布斯堡帝国里，操德语的精英经常在非德意志人的民族叙述中被刻画为主要的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一些小民族，如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颇具自我意识地倾向于把他们自己刻画为庶民般的民族，以抵制“外国”精英和拥有贵族特权的阶层。 阶级叙述的中心通常会围绕革命和革命事件而展开。革命曾经是民族的奠基时刻(法国1789年，俄国1917年)，但它们同样是阶级和民族走向冲突的时刻。即便在那些并不包含自身成功革命的民族故事情节中，革命也常常会成为一个缺位的“他者”。如英国和德国的民族故事，总是首先强调革命并非是必要之举。因此，革命与阶级便被形容为立足于民族传统之外的因素。革命的叙述总是有关民主权利和自由扩展的叙述。正因如此，革命便强化了现存的不统一性和排外主义。假如革命失败，围绕在统一性缺失上的问题仍然会继续存在；假如革命胜利，重建统一的要求便会打下革命经历促成民族起源、重生、恢复活力和统一的革命神话之基础。不过，在每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发现反对革命的叙述。它提供了一幅关于革命的迥异图片。它把革命视作篡夺和摧毁民族传统之举。如此，法国共和派的叙述把1789年视作统一和力量的源泉，而天主教的叙述则谴责1789年造成了法国传统价值与标准的沦落。甚至在支持革命的叙述中，各种阶级的变体也为叙述的建构方式增添了完全不同的掩饰。只要希腊革命被呈现为一场反对土耳其人压迫的民族起义，那么这就是一段民族统一的故事。但是，当雅尼斯·考达陶斯(Yanis Kordatos，1891—1961年)把这场革命解释为社会起义，而非民族起义时，那么这场起义所直接反对的目标便是土耳其人和本土希腊人中的压迫者。阶级便以如此重要的方式重构了民族历史。 革命自身也以显著的方式为民族叙述重新定位。在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在许多方面是一种历史编纂传统的开端。这种历史编纂传统所开辟的道路造成了立宪主义的、辉格式的、进步主义的民族历史占据主导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前，这种把1688年凸显的叙述都是英国民族历史的主流。1789年标志着法国共和派叙述的起点。其特点是强烈的、普世主义的雄心壮志。据此，大革命成为一种核心的参照点。同样，在德意志领土上爆发的1848年革命，成为北德自由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民族叙述的参照点。他们抛弃了反中央集权的、英国模式的自由主义，转向(普鲁士的)中央集权主义、权力政治和现实政治。许多革命，无论成功与否，它们都产生了民族历史编纂中极为明显的流亡传统。发现自己无法置身于革命斗争之外的历史学家们，被迫流亡。在流亡地，他们继续生产可供选择的民族故事情节。这一点体现在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独裁和共产主义独裁体制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和政党都侵犯了职业历史学的自治权，并试图压制那些与通行的民族历史未能保持一致的历史学家们，让他们保持沉默，甚至对他们进行威胁。但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民族历史却是由一大批流亡历史学家完成的。在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独裁统治期间，他们在各自不同的流亡地，总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同样，1945年后，共产主义的中东欧和东欧的民族历史学家们，在冷战期间，也努力在西方发表意见。然而，这些在流亡地出现的民族历史，极少直接延续了被革命击败或由此而保持缄默的那种民族范式。在大多数例子里，流亡地出现的民族历史都以多元而复杂的方式，受到了流亡经历和流亡地所属国家历史文化的影响。正因如此，例如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汉斯·罗斯菲尔斯便受到他在美国流亡经历的影响——当然，在他的个案中，还存在着许多微妙的延续性，使之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激进保守主义同1945年后的自由保守主义联系起来。(68) 据称，阶级得以挑战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宏大叙述的潜力，在种族叙述中并不存在。在19世纪，文化和语言是民族历史浪漫式的种族化浪潮中的主要关注点。因此，种族叙述总是可以同民族叙述相互交替。到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促成了“种族”概念出现在民族历史编纂中。现在，文化优越观同种族繁育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例如中东欧的历史编纂学便不得不对付并回应德国史学，因为后者把一种所谓让东欧文明化的使命同日耳曼种族高于斯拉夫种族(的观念)结合在一起。 特别是在德国和匈牙利那些国家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安排让大量本民族的成员被遗留在民族国家之外，成为其他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岁月里，一种种族化的民族(主义的)历史编纂变得更为流行，而且还助长了此前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对于民族的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解释。(69)这种历史学宣称，民族有权把具有相同种族背景的人统一起来，以此要求修改边界，并论证了战争、种族清洗和大屠杀的合法性。德国的“民族史”(Volksgeschichte)或许是这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种族化历史编纂的最为出名的例证。但它绝不是孤证。(70)例如，若我们观察希腊，那么可以看到，在希腊，“梅加利”(Megali)观念颇受欢迎。这种观念假设，前拜占庭帝国的土地都属于希腊，因此都需要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在同一领土空间内，同时建构不同的种族叙述，便会使种族性原则显现出爆炸性的特征，因为它很快便会产生如何处理“其他种族”的问题。一些地区花费更多气力去构建民族国家，并在传统上忽略少数民族，将他们排斥在民族故事之外，例如挪威、瑞典和芬兰的萨米人(Samis)，丹麦的爱斯基摩人，匈牙利的罗姆人(Romani)。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变化背景下，对于民族的民族性和种族性的界定，导致了史无前例的野蛮形式，其中包括种族大屠杀和大范围的种族清洗。这便对1945年后的数十年间整个欧洲重铸民族故事情节的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通往后民族的民族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71) 在1939—1945年间的战争、占领、(通敌)合作与大屠杀的动荡发生后，整个欧洲的民族历史都经历了重新审视。欧洲的民族故事情节朝着战后世界的调整，同时也意味着同冷战分裂欧洲(的情势)相适应。在1945年后不久，整个欧洲的历史学家在局促不安与真挚反省中，试图竭力保持现存民族叙述的稳定性。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对于民族历史进行最为激进的重新评估，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它直接造成的混乱曾经使欧洲落入深渊长达6年之久；它必须为这种混乱负责。它就是德国。在这里，亚历山大·阿布什(Alexander Abusch，1902—1982年)建构了一种德国民族历史观。当他把德国历史进程形容为一连串的灾难时，这种历史观很快便被总结为“不幸理论”(Miseretheorie)。 (72)德国民族历史的外部观察者，如英国的泰勒(A. J. P. Taylor，1906—1990年)倾向于认为，德国民族历史以极端(变化)而出名，因此几乎完全同英国民族宏大叙述所强调的缓慢改革，形成了截然对立。(73) 更让人吃惊的是，那种试图负起责任来修改德国民族宏大叙述的真挚反省，却没有维持多久。阿布什的理论很快便不对东德共产党人的胃口。后者希望构建一种民族历史，以有助于巩固和维系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德国。同样，在西德，职业历史学从表面上来看并没有发生变化。面对它曾经广泛支持纳粹主义和战争(这一事实)，它要么继续保持，要么寻找理由。民族社会主义被广泛地描绘成一种毫无污点的民族传统的例外现象。那些曾经同纳粹德国结盟的国家也面临着在民族叙述中去解释这种联盟、并找到历史定位的艰难使命。在铁幕的东面，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官方宣称的反法西斯主义条令中制造了避难所，让绝大多数民众回避了任何罪责。只有那些统治阶级才为本国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邪恶同盟负责，并在战后革命进程中遭到了惩罚。与此同时，这种革命进程又让共产主义者夺得了政权。在罗马尼亚，20世纪50年代初曾出现过一段在民族历史中增添严格国际主义和严厉批判性视角的时期。但在共产主义领袖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cescu，1918—1989年)的支持下，许多传统的民族叙述重获肯定，一段漫长的强烈民族主义时期随后出现。在匈牙利，官方的反法西斯主义讨论十分成功地掩盖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匈牙利人并非是二战中的受害者，而是加害者，并且曾经参与过种族清洗和民族大屠杀。 在西欧，主要是意大利的历史学家承担起把本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置于民族延续发展历史中的使命。总体而言，他们为此把法西斯主义界定为“反复兴运动”(anti-Risorgimento)，亦即反民族的运动。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把民族社会主义排斥在德国民族历史之外，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法西斯主义。他们如同德国同行那样，在总体上强调，(意大利的)民族好传统已经保留在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中，特别是在1943年后反对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中。这种抵抗运动被描绘为争取民族自由和重生的斗争，其结果体现在第二共和国的建立。对那些二战期间有过被占经历的国家而言，抵抗运动在1945年后重塑自豪的民族叙述中极为重要。法国便是极好的例证。(74)历史叙述对普遍存在的同纳粹(通敌)合作的历史轻描淡写，取而代之的是把抵抗运动刻画为代表法兰西民族团结一致、共同追求自由和民族重生(的形象)。在这种叙述的共产主义变体中，这种抵抗故事还带着一种沉重的阶级变调；相反，在更为重要的戴高乐主义变体中，它则确保所有法国人(无论阶级)都能被融入其中，而且得到解脱。在丹麦，民族宏大叙述中的传统反德国导向在二战后再次得到增强。被占时期被理解为本国被一个趾高气扬和扩张主义的邻国所欺凌(的历史)，它是本国的耻辱，但这个邻国也遭遇到集体抵抗。 唯一从头到尾都在为二战而奋斗、抵抗纳粹德国、并免于被占领的国家是英国。在这里，民族叙述同样受到这种经历的深刻影响。这段经历被广泛建构为“英国的最佳时刻”，它使得自由主义、立宪主义和自由的原则在抵御暴政和独裁观念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75)不过，所有不列颠人在这场战争中的遭遇，同样被转移到新的观察视角，去关注这一“岛国民族”的许多社会不公现象。而且，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被编纂为另一种历史——在这种历史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改革与社会公正必须在战时英雄主义后紧随而至。因此，工党在1945年的胜利及其随后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以及更为公正社会的努力，便直接同战时经历联系起来。但是，英国的民族叙述总是缓慢改革中的一部分。1945年后的工党改革只有被视作一段漫长而持续性的民族历史中的最新一段篇章，才能被编入民族的故事情节中。(76) 对于大多数欧陆国家而言，类似于(英国)的策略却并非是一种可选的对象，因为在那里，稳定传统民族故事情节的尝试都没有持久。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对于民族叙述的更为批判性的观点出现了，并有助于人们脱离民族范式，而去重新定位历史。在德国，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1908—1999年)关于一战爆发的著作，便对那种把纳粹主义仅仅视作德国民族历史中的反常事故的观念提出了质疑。(77)支持费舍尔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们开始对纳粹主义在德国民族历史中的问题追根溯源。1871—1945年的第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由更为质疑的目光进行审视。到20世纪80年代，那些历史学家已经颇具争议性地提出，一个统一的德国只是欧洲的一种临时布局，其经历并非是数百万德国人和欧洲人所欢迎的对象。(因此)，一个统一的德国是不可重复的现象。 在意大利，中间偏左的历史学家追随着丹尼斯·马克·斯密斯(Dennis Mack Smith，1920—)的创见，提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产生于19世纪复兴运动中的民族主义，而非这种民族主义的背离产物。(78)同样，传统的民族叙述变得问题重重。意大利的历史学家们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与19世纪意大利民族主义之间的多重联系。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抵抗运动的神话开始解体。当时，历史学家公之于众的事实是，与纳粹主义占领政权相互合作的现象广泛存在。(79) 即便那些成功地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也开始面临尴尬的问题。在瑞典和西班牙，这些问题集中在战时本国同纳粹德国在经济上的合作程度。在西班牙，问题还牵涉到军事上的合作程度。在瑞士，尴尬的问题聚集于瑞士银行和数百万犹太人的财产之间的关系——这些犹太人是在纳粹灭绝营中被屠杀的。瑞士的伯杰尔委员会(Bergier commission)对瑞士银行在二战期间的行为进行了调查，并在1996—2001年间递交了25份详细研究报告。(80)直到21世纪初，西班牙才开始争辩弗朗哥独裁体制中的一些糟糕的表现。(81)在芬兰，直到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们才开始揭露芬兰将领在苏德战争期间同德国人的紧密合作。在此之前，芬兰是纳粹德国盟友的这种角色，是被大多数人所拒绝接受的(结论)。 当传统的民族叙述变得问题重重时，当地的历史学家便开始关注其他因素。例如在瑞典，民族历史开始围绕着瑞典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先驱和模板这种观念来进行建构。在一些欧洲国家中，欧洲观在战后颇为流行，它同时也明显是对民族历史和民族认同危机的回应。随着欧盟与北约的形成，对于欧陆统一和西欧国家共同体的问题也出现在讨论议程中。这种诉求把纳粹残暴和亚洲共产主义都排斥在建构欧洲的因素之外。它所关注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西欧新出现的冷战联盟体系是建立在普遍理想、价值观和政治实践的基础之上。不过，这种想法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观念史范畴内的灵光一现，没有维持多久。这表明，建构欧陆历史，使其终极目标在一个欧洲统一国家中实现的尝试，是颇为困难的。(82)欧洲大陆很明显是暴力冲突和战争的产物，以至于历史已经成为欧洲认同的金杯毒酒。相反，民族叙述继续茁壮成长，并在二战结束以来影响到当代史。这种发展更有可能已经增强了历史编纂学传统的民族化，甚至让当代史或许比其他任何一段历史都倾向于民族史。(83) 1945年后，假如西欧历史编纂学努力对传统的民族叙述提出更为批判性的评价，那么东欧共产主义历史编纂学看起来似乎更愿意同那些传统的民族历史中断。有关同纳粹主义及其帮凶作斗争的反法西斯主义这一观念，便是同民族历史包含着两种传统的设想联系在一起。第一种传统囊括了所有抵制进步的因素、事物、事件和个性；而第二种传统则把每一种推动进步的因素综合起来。当前者终结于法西斯主义时，后者便在共产主义的当下和未来中发现了自己的制高点。共产主义的历史学十分小心地把“本民族”建构在支持进步的一边；因此，“本民族”同样反对法西斯主义，欢迎共产主义的转型。在历史学家解释过去的行动中，认同统治者与当下的统治现状，是一种重要的前提。 当然，在所有共产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中，最重要的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是苏联。正因如此，反法西斯主义不仅允许共产主义东欧中的民族历史学家们拯救本国的民族传统，而且还赋予他们把苏联称赞为无产者祖国的机会，并认为，在资本主义邪恶力量面前，苏联必须得到保障。这样一种解释很容易同一种对传统民族历史的持续性留恋结合起来——只不过这种民族历史被涂上了红色而已。(84)尤其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些国家，它们在1945年前并没有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因而阶级范式与民族范式的统一体时常包含着许多传统的叙述。当然，最为出名的仍然是苏联的民族历史。在“伟大爱国战争”(即伟大的卫国战争)发生后不久，这种民族历史便以罗斯人为核心，而且从本质上醉心于俄罗斯帝国历史中的所有表现。然而在共产主义东欧的其他国家，历史学家们同样关注从老的、民族的故事情节到共产主义的故事情节、最后再返回到新的民族故事情节中的延续性。例如在爱沙尼亚，民族觉醒的主题始终流行于共产主义统治时期。(85)在其邻国拉脱维亚，一些历史学家甚至称赞拉脱维亚的党卫军部队对拉脱维亚的民族情感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86)冷战期间，东欧的共产主义历史编纂学出现了强烈的民族化趋向。这有助于解释，何以这些东欧国家在冷战后期，相对平稳地从共产主义历史学过渡到民族主义历史学。在共产主义崩溃后，整个东欧都可以听到追求新民族历史的呼声。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与西欧多元化的历史编纂学相比，东欧的共产主义历史编纂学时常更好地保留了传统的民族叙述。而在西欧，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大屠杀和许多黑暗阴影，却始终无法被排斥在记忆地图之外。(87)这些阴影中的最为黑暗的一块，便是犹太大屠杀。它并未成为任何欧洲国家民族历史编纂中的核心话题。即便那些试图在民族叙述中围绕“本民族”的建构来帮助保留“其”犹太人的国家，如丹麦或保加利亚，犹太大屠杀也仍然没有成为叙述核心。同样，在主要的侵略国德国，直到20世纪60年代前，把德国人视作受害者的记忆一直占据着民族叙述的主流地位。德国人是希特勒的受害者，是盟军轰炸的受害者，是种族清洗的受害者，是在苏联战俘营中被劫掠强奸、痛苦折磨和不堪忍受的生活条件的受害者。只有从20世纪70年代起，犹太大屠杀才成为德国民族历史编纂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从此刻开始，西欧其他国家的犹太大屠杀叙述变得更具有自我反思性，并对本国在屠杀欧洲犹太人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合作态度进行了批判。这种趋势同时也是20世纪60年代职业历史学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当时，西欧出现了高等教育的扩张，从而导致大学历史学家数量的激增。(88)当通往职业历史学家的门槛不再那么容易控制时，对于传统民族叙述的挑战便得以加强。不仅欧洲历史学家的交往圈子变得越来越大，而且欧洲史、或者说欧洲民族国家史的编纂，也处在美国大学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之下。西欧各国之间以及欧洲与北美之间的交流计划，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受到其他民族学术体制的熏陶，从而扩大了视野，并产生了对于跨民族历史和比较历史的兴趣。历史学家们不再受限成为本民族的宣传者，而是逐渐把自己视作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协调者。职业历史学日益国际化的趋势同样意味着历史编纂的显性民族形式丧失了重要性。再者，当历史学家们开始转而为编纂历史建构亚民族及超民族的框架时，历史编纂的民族框架自身也成为受到挑战的知识领域。 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范围内，向社会史的突破，极少同放弃民族范式的行动联系起来，费迪南·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的其他代表退出了民族(讨论)，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重点是近代早期历史和中世纪史。西欧和东欧的一些社会史学家，如英国的埃里希·霍布斯鲍姆、联邦德国的于尔根·科卡或民主德国的于尔根·库岑斯基，都试图把“阶级”置于“民族”之上，以此作为分析的基本框架。但是，真正的跨民族和比较性的历史编纂学仍然极为罕见。大多数社会史继续在一种民族脉络中撰写。 二战后，出现了国家性的学术机构，如意大利的葛兰西研究所、法国的法兰西历史社会研究所、德国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等。它们有助于阶级史和劳工史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一种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民族化的阶级宏大叙述衰落了，它还发现自己处于严重危机中。(89)历史编纂学的职业及其方法的真正多元化紧随而至。在历史编纂的旧形式之后，新政治史、新文化史、新国际史、妇女史、性别史、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后现代历史学与后结构主义历史学开始出现，并对历史编纂学的旧形式提出了挑战。一些新选题和新方法同样开始挑战民族历史的框架。例如，妇女史学家和性别史学家便提出，任何关于社会中女性地位与性别关系的讨论，或许不能局限在民族国家中。(90)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所挑战的假设是：民族框架是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最有意义的(研究体系)。(91)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致力于推翻民族认同的本质化构想，并开辟道路，对民族归属进行建构主义和叙事学的解释。(92)在21世纪初，几乎没有一位职业历史学家还愿意公开宣称，他对统一的民族叙事抱有无可置疑的信念。 在许多欧洲民族国家里，对于民族历史的更富有质疑性、也更显示戏谑的观点逐渐出现。但与此同时，努力把认同与历史再民族化的尝试也随之产生。对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英国遗产抱有好感者，也包括职业历史学家，如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1921—1994年)，他号召撰写更多的爱国历史。(93)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可以说是由自由—保守派历史学家引发的最为出名、影响最久的努力。他们认为，民族历史是加强民族一致感、赋予民众一种民族归属感的必要之举。(94)在80年代，追求后现代观念、希望不要把西德认同建立在民族历史之上、而是建立在宪法爱国主义的各种变体之上的人，看上去取得了胜利。但是1990年两德出乎意料的重新统一，再次为这场历史学家之争带来了第二幕。历史学家之争成为回归民族历史的标志。(95) 在20世纪90年代，假如民族国家的回归促使德国叙述出现再民族化的趋势，那么在意大利，激发历史学家团结起来为保卫意大利民族而战的动因是民族国家的危机。(96)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关键代表们，如费德南·布罗代尔，虽然曾经对离开战后时期的民族视角表示欢迎，但现在却又带着一种乡愁和爱国式的透视镜，重新回归到民族这一主题。(97)同样，整个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之崩溃，见证了各种各样试图重建民族历史的努力。其中一些直接导致种族清洗和大屠杀行为的再现，例如前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件。(98)一些国家则产生了排外式的反应，并以存在极大问题的方式同民族历史建立起联系，例如波罗的海诸国和斯洛伐克。 不过，冷战结束后，欧洲的民族历史回归并非直截了当的。例如在德国，1990年后对于一种正常民族认同的追求时常产生一种认同，它以民族认同的西方化形式为核心。正是在这种叙述中，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于2000年出版的民族历史著作特别强调指出，联邦德国已经从一种超民族主义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成为了西方化(的国家)。(99)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历史中“四种民族”观点的成功，结束了长期以来英格兰人高于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历史。(100)虽然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大卫·斯塔基(David Starkey，1945—)仍然是传统民族叙述的著名宣传者，但是他对于丧失强大英格兰民族叙述所抱有的哀悼之情，却是今天学院派历史学家们中的少数派。(101)在全欧洲的许多国家里，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媒体中的历史在使历史叙述再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法国，有关维希政权和阿尔及利亚的争辩不允许人们重新回到更为爱国的叙述中。在法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中小学教师和大学研究者致力于描绘法兰西帝国的成就后，最近出现了抗议浪潮。这表明，试图把历史职业在“伟大祖国”(la grand patrie)中重新民族化，存在着各种限制。(102)当然，在欧洲的不同民族历史编纂学中，帝国的历史已经被民族化了。不过，至少在历史编纂的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从表面来看，学院派历史学家们不再有可能把帝国的历史描绘为一部民族历史的延伸之作。后殖民理论有助于击碎欧洲民族国家的民族故事情节。(103)温斯顿·丘吉尔的《英语国家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可以说是最后一部试图把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歌颂为文明的传播者和承担者的帝国历史著作。(104)50年以来，有关帝国的历史编纂不仅极为关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负面效果，而且还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文化转移进程——这种转移不仅体现在从欧洲世界到非欧洲世界，而且还体现在相反的方向，即从被殖民的和附属的边缘地带到宗主国的中心地带。这种研究成功解决了以国家为中心的、针对中心—边缘关系的不变理解——这种理解曾经建构了一种旧的世界体系分析法。(105) 这种对于转移和跨民族主义的关注，实际上很好地超越了帝国史。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年轻的历史学家们经常性地使用比较性和跨民族性的方法，以便超越民族历史。不过，与此同时，其他历史学家们却也发出了警告，希望他们不要良莠不分地把所有一切都抛弃，而是应该认识到，在研究19—20世纪的历史中，民族框架在许多方面仍然拥有其重要性。正因如此，他们试图建立民族历史编纂的各种形式，以便既在认识论上从方法和理论方面对更为古老的民族历史提出挑战，又能提出关于民族的万花筒式观点，即多视角的、碎裂化的、非本质主义式的观点。(106)在21世纪初，看起来，一种更为自我反思式的民族历史，将继续同一种愈加普遍性的跨民族和比较视野共存。不过，后者相对降低了民族框架在分析和解释历史中的重要性。欧洲的不少历史学家正在期待一种真正欧洲化、也许甚至是全球化的历史编纂。(107)但是，他们正在面对的一种艰难抗争发生在这样的欧洲：在这里，民族国家仍然是认同的最为强大的港湾，同时又是历史编纂最为恰当的框架。 五、结论：通往一种快乐的折中主义吗 民族历史编纂并非是19世纪的产物。不少民族隐喻更古老，而且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或文艺复兴时期。在18世纪，启蒙史学家们也曾编纂过民族历史。不过，直到19世纪，随着历史编纂的浪漫形式出现后，民族历史编纂的目标才首先被界定为有关民族特殊性的研究，民族也被理解为拥有着自己特征的集体个性。语言、文学、文化和历史被用来界定独一无二民族性的特征，以此来建构民族，并为这些民族来创建国家。在19世纪，历史编纂的彻底民族化是同历史学科的职业化同步发展的。这种趋势产生的历史学家是整个欧洲民族建构的捍卫者，因为他们可以是有关民族过去的权威。在欧洲的历史编纂学中，历史主义的崛起是一种引导的手段，它让“科学的”威信进入到历史编纂这门学科，并使其实践者扮演了解释过去的特殊角色，进而使后者得以通过科学，掌握理解当下、预测未来的钥匙。 在19世纪的欧洲，民族框架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模式。西欧和北欧是长久存在的民族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和丹麦；在另一些地区，曾经出现过独立的国家实体，但却没有民族国家，如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和捷克；还有一些民族还没有为其民族建构起任何制度基础，因此只能用种族—文化的方式来界定它们，例如芬兰、挪威、斯洛伐克、乌克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同时，还有一些民族，如希腊、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它们发现了自己的远古祖先是古希腊、罗马帝国和达契亚人，并认为，从那些古代先祖到当下，它们的民族性格拥有着本质上的连续性。 然而，无论民族框架存在着如何醒目的多样性，但是在整个欧洲，从西部到东部，从北部到南部，浪漫式的民族历史建构仍然是引人注目的。人们追随着赫尔德，把民族的故事情节种族化，更多地关注语言和文学，尤其是包括“普通人”的语言和习俗。这种对于文化原初性的关注，导致了一场全欧洲范围内的竞赛。为此，历史学家们不得不承担起论证的使命，来证明其民族的独特文化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年代。这种有关原初性的担忧通常还会由于人们对起源的关注而恶化。在这一方面，历史学家彼此竞争，试图证明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在那个晦暗而遥远的过去，拥有着更为长久、也更具本质性的源头。起源神话很快在整个欧洲构成了各种民族历史。漫长的历史总是意味着衰落和重生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颓败期后，出现了复兴期和“黄金年代”。在“黄金年代”中，民族为欧洲文明做出了主要贡献。每一个民族在界定自我时，不仅通过他们各自独特的民族精神，也借助了他们的民族敌人——内部和外部的民族敌人。那些敌人经常被女性化。这一点指出了欧洲民族叙述性别化的重要性。民族敌人们时常被民族英雄们所征服。而英雄和敌人这两者肯定都属于浪漫式民族叙述中的众神。 随着19世纪的发展以及历史研究制度化的增长，这种英雄般的浪漫式民族叙述受到了实证主义传统的挑战。浪漫式的历史学被重新审视，并被发现了缺陷所在，进而遭到谴责，被认为传播了历史神话和半神话。但是，更为严肃的实证主义式的历史编纂学并未放弃历史编纂的民族方向。正好相反，他们赋予了民族故事情节以更为坚实的“科学”基础。历史学家们自称为职业历史学家国际共同体的一部分成员，努力在建构故事框架中，取得同样高水平的技术工艺。当他们面对足以威胁和挑战民族范式的宗教叙述和阶级叙述的竞争时，便竭力维持民族历史的统一性和单一性。在这些情况下，民族历史获得了成功，把那些可被取代的叙述框架纳入到自己的类别之下。 当欧洲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兵戎相见时，历史学家们及其叙述在从文化上动员民族、并为战争行动提供论证方面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在一战之后，军事复员并没有带来文化复兴。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岁月见证了民族叙述的激进化现象，尤其在那些由于《凡尔赛和约》和《特里亚农和约》的战后安排中失去了大量领土的民族国家。德国和匈牙利特别发展了民族-文化叙述的种族观，试图修改战后疆界，把他们的民族边疆一直延伸，直到可以囊括所有被视作在种族上属于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群体。不过，民族叙述同样在其他地区也繁荣发展。当欧洲民族第二次陷入到军事冲突中，而且这场军事冲突不仅覆盖了欧洲大陆，而且还延伸到整个地球时，民族叙述及其承载者们仍然站在了论证战争、种族清洗和大屠杀合理性的前沿地带。1945年后，试图重新稳定传统民族叙述的努力是短命的。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整个欧洲民族国家范围内，对于民族过去进行更多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观念开始出现在前台。从60年代开始，历史学家数量的增加、方法论和主题的多元化，都促使民族历史编纂类型相对衰落了。不过，在整个冷战时期，虽然民族已经丧失了在职业历史学中所拥有的独一无二性和全权性，但它仍然在东欧和西欧的历史编纂中扮演着重要的框架性角色。 西欧政治框架的欧洲化看起来似乎通过弱化民族框架的重要性，已经稳定了多民族国家(的格局)。正因如此，西班牙、英国或比利时虽然也存在着严阵以待的局势，但仍然是民族统一体。相反，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当民族故事情节的力量不再束缚于共产主义式的帝国主义时，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都分崩离析了。出于不同的原因，在中欧和西欧，也明显出现了十分类似的趋势。当欧盟试图实现“紧密联盟”的努力可能成为民族认同的威胁时，当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出现在西欧各民族国家中时，历史学家们便团结起来，以共同保卫民族框架。不过，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历史编纂的再民族化，完全不同于19世纪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流行的那种民族化。它们时常被描述为后经典式民族叙述。它们比以往形式更拥有自我反省的意识，更为关注民族归属的所有形式中被建构的特征。 因此，它们也更为活泼，同时对民族认同的其他建构形式拥有更多的容忍性。 有人或许会问：在当今欧洲，民族历史学家们是否已经抹平了民族叙述的危险面目，尤其是它的排他性和本质论?这种民族范式的亚努斯面容是否已经得到克服，因而今天的民族不再是战争和大屠杀的动力，而是解放、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媒介?我们是否在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一定要通往一种“快乐的折中主义”?显然，在欧洲的不同地区，画面仍然是各有不同的。在笔者看来，现在告别民族范式和民族叙述还为时过早，它们仍有可能证明自己转向糟糕一面的能力。在欧洲内部，民族(意义上)的他者仍然大量存在。甚至欧洲的“他者”正在特别以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形式进行建构。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和许多南斯拉夫历史学家的命运，应该是一种警告。它提示我们不要忽视一种本质化和激进化的民族历史所拥有的凶猛性。 注释： ①“Natio”是“Nation”的拉丁语词源，它和“Nationes”最初指的是中世纪大学里出现的“同乡会”。——译注 ②John Gillingham, “Civilizing the English? The English Histories of William of Malmesbury and David Hume”, in: Historical Research, 124 (2001), pp. 17-43. ③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2: Narratives of Civil Government, Cambridge, 1999. ④Caspar Hirschli, “Das humanistische Nationskonstrukt vor dem Hintergrund modernistischer Nationalismustheorien”, in: Historisches Jahrbuch, 122 (2002), pp. 355-396; Reinhard Stauber, “Nationalismus vor dem Nationalismus? Eine Bestandsaufnahme der Forschung zu ‘Nation’ und ‘Nationalismus’ in der frühen Neuzeit”,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7 (1996), pp. 139-165; Johannes Helmrath, Ulrich Muhlack and Gerrit Walther (eds), Diffusion des Humanismus: Studien zur nationalen Geschichtsschreibung europK5X923.jpgischer Humanisten, GK5X905.jpgttingen, 2002. ⑤关于15世纪末到18世纪初印刷文化史中的英国历史编纂情况，一本出色的研究著作是Daniel Woolf, Reading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2000. ⑥指《日耳曼尼亚志》(98年)。该书的复制品在中世纪都佚失了，直到1455年，人们在德意志境内的一座修道院中发现了一份手稿。这份手稿后来被带往意大利，由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1405—1464年)首先进行研究。——译注 ⑦即查理大帝。——译注 ⑧Franz Bosbach, “Der franzK5X905.jpgsische Erbfeind: zu einem deutschen Feindbild im Zeitalter Ludwig XIV”, in: idem (ed.), Feindbilder: Die Darstellung der Gegners in der politischen Publizistik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 Cologne, 1992, pp. 117-139; Ekkehard Klug, “Das ‘ asiatische’ K5X9556.jpg: über die Entstehung eines europK5X920.jpgischen Vorurteils” ,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5 (1987), pp. 265-289. ⑨Heinz Schilling, “Nationale IdentitK5X920.jpgt und Konfession in der europK5X920.jpgischen Neuzeit”, in: Bernhard Giesen (ed.), Nationale und kulturelle IdentitK5X923.jpgt: 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s kollektiven K5X9557.jpg in der Neuzeit, Frankfurt/Main, 1991, pp. 192-252. ⑩术语“鞍型期”(Sattelzeit)是由德国历史学家Otto Brunner引入到历史研究中，作为1750—1850年间的时段特征。在此期间，旧的封建秩序被现代商品化的关系所取代。可参见Pim den Boer, “The Historiography of German Begriffsgeschichte and the Dutch Project of Conceptual History”, in: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eds),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msterdam, 1998, p. 18. (11)欧洲思想史学者，现在英国加的夫大学(University of Cardiff)任教。——译注 (12)Heiko Feldner, “The New Scientificity in Historical Writing around 1800”, in: Stefan Berger, Heiko Feldner and Kevin Passmore (eds), Writing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2003, pp. 3-22. (13)关于这种区分对于历史编纂的重要性，以及维系这种区分的困难，可参见Chris Lorenz, “Drawing the Line: ‘Scientific’ History between Myth-Making and Myth-Breaking”, in: Stefan Berger and Linas Eriksonas (eds), Narrating the Nati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Narratives in Different Genres, Oxford, 2007. (14)Georg G. Iggers and James M. Powell (eds),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Syracuse, 1990. (15)David J. M. Hooson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1994. (16)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the Science of Freedom, New York, 1996, pp. 368-395. (17)Joep Leersen, “The Rhetoric of National Character: a Programmatic Survey”, in: Poetics Today, 21: 2 (2000), pp. 267-292 . (18)Johann van der Zande, “August Ludwig SchlK5X905.jpgzer and the English Universal History”, in: Stefan Berger, Peter Lambert and Peter Schumann (eds), Historikerdialoge: Geschichte, Mythos und GedK5X923.jpgchtnis im deutsch-britischen kulturellen Austausch 1750-2000, GK5X905.jpgttingen, 2003, pp. 135-156. (19)H. B. Nisbet, “Herder: the Nation in History”, in: Michael Branch (ed.), National History and Identity: Approaches to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North-East Baltic Regio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Helsinki, 1999, pp. 78-96. (20)关于19—20世纪欧洲不占统治地位的种群，可参见8卷本著作：Comparative Studies on Governments and Non-Dominant Ethnic Groups in Europe (1850-1940), Dartmouth, 1991-3. (21)Patrick Geary, The Myths of the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Princeton, 2002. (22)可意译为《英雄国》，1835年初版，1849年初版定本，包括50首歌曲、22795行诗句。——译注 (23)1762年,苏格兰诗人James Macpherson声称发现了莪相的诗，实际上他是根据凯尔特语的民谣进行的创造。——译注 (24)汉卡是捷克文献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1817年，他宣布在王后宫发现了一些13—14世纪波西米亚诗人的手稿。此后，他又宣称在绿堡又发现了一些。后来学者认为这些都是他伪造的。——译注 (25)Eric Hobsbawn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tition, Cambridge, 1983.该书显然为丰富多彩的各种“创造传统”的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灵感。 (26)Jo Tollebeek,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Romantic Belgium (1830-1850)”,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9 (1998), pp. 329-353; 也可以参见Hervé Hasquin (ed.), Histoire et Historiennes depuis 1830 en Belgique, Brussels, 1981. (27)关于民族英雄，可参见Linas Eriksonas, National Hero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Scotland, Norway and Lithuania, Brussels, 2004. (28)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突破性的著作参见Bonnie Smith, The Gender of History: Men, Women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Cambridge, MA, 1998;最近的著作参见Ilaria Porciani and Mary O'Dowd, History Women, special issue of the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46 (2004). 也可以参见更为普遍性的论述，如Ida Blom, Karen Hagemann and Catherine Hall (eds), Gendered Nations: Nationalisms and Gender Oder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2000. (29)据传，这位女面包烘焙师用一把长勺杀死了7个西班牙士兵。——译注 (30)关于公民身份、军事服役和把妇女排除在19世纪欧洲政治领域之外之间的联系，可参见Ute Frevert, “War”, in: Stefan Berger (ed.), A Companion to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Oxford, 2006, pp. 417-431. (31)西班牙的传说认为，佛罗琳达是当时驻守非洲要塞的一位将军之女，后被西哥特国王掳去。其父一怒之下，与阿拉伯军队合作，导致伊比利亚半岛被穆斯林占领。——译注 (32)Ernest Gellner已经论证过，民族主义出现在从西欧、通过中欧、铺展到东欧的“区域”中，这是从1个区域发展为3个区域。例证可参见他的“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idem, 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Oxford, 1996, pp. 20-33. (33)Mark Hewittson and Tim Baycroft (eds), What is a Nation? Europe, 1789-1914, Oxford, 2006. (34)John Breuilly,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 in: Peter Burke (ed.),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2005, pp. 56-87. (35)Joep Leersen, Remembrance and Imagination: Patterns in the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Ireland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 Cork, 1996. (36)J. F. K5X958.jpg the Historian as Scholar and Nationalist, The Hague, 1970. (37)Stephen Velychenko, National History as Cultural Process: a Surve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Ukraine's Past in Polish, Russian, and Ukrani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914, Edmonton, 1992. (38)Frank Hadler and Mathias Mesenhoeller (eds) , Vergangene K5X959.jpg und Ohnmacht in Ostmitteleuropa: ReprK5X923.jpgsentation imperialer Erfahrung in der Historiographie seit 1918, Leipzig, 2007. (39)Roland Hill, Lord Acton, Yale, 2000. (40)Guy P. Marchal and Aram Mattioli (eds), Erfundene Schweiz: Konstruktionen nationaler IdentitK5X923.jpgt, Zurich, 1992; 关于瑞士的例证，也可参见Oliver Zimmer, A Contested Nation: History, Memory and Nationalism in Switzerland, 1761-1891, Cambridge, 2003; Guy P. Marchal, Schweizer Gebrauchsgeschichte. Geschichtsbilder, Mythenbildung und nationale IdentitK5X923.jpgt, Basel, 2006. (41)Maciej Janowski, “Three Historians”, in: CEU History Department Yearbook, 2001/2002, pp. 199-232. (42)Serhii Plokhii, Unmaking Imperial Russia: Mykhailo Hrushevsky and the Writing of Ukrainian History, Toronto, 2005; T. Prymak, “Hrushevsky and the Ukraine's ‘Lost’ History”, in: History Today, 39, 1989, pp. 42-46. (43)S. and J. KivimK5X920.jpge, “Estnische Geschichtsforchung an der UniversitK5X920.jpgt Tartu 1920-1940: Ziele und Ergebnisse”, in: G. von Pistohlkors, T. U. Raun and P. Kaegbein (eds), The University in Dorpat/Tartu, Riga and Wilna/Vilnius 1579-1979, Cologne, 1987. (44)Antanas Kulakauskas, “Rediscovery of the History of Lithuan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 in: Branch (ed.), National History and Identity, pp. 259-264. (45)Karl Dietrich Erdmann, 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ngres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 1898-2000, Oxford, 2005. (46)关于德国的例证,可参见Matthew Stibbe, German Anglophobia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Cambridge, 2001. (47)关于“文化复兴”，John Horne 做出了比较分析：“Kulturelle Demobilmachung 1919-1939: Ein sinnvoller historischer Begriff?”, in: Wolfgang Hardtwig (ed.), Politische Kulturgeschichte der Zwischenkriegszeit 1918-1939, GK5X905.jpgttingen, 2005, pp. 129-150. (48)Chris Clark and Wolfram Kaiser, Culture Wars: Secular-Catholic Conflict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2003. 也可以参见Keith Robbins, History, Religion and Identity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1993. (49)关于宗教对中欧和东欧的民族化倾向所产生的强烈影响，可参见Joachim Bahlke and Arno Strohmeyer (eds), Konfessionalisierung in Ostmitteleuropa: Wirkungen des religiK5X905.jpgsen Wandels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in Staat, Gesellschaft und Kultur, Stuttgart, 1999; Hans-Christian Maner and Martin Schulze Wessel (eds), Kirche und Staat,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n Ostmitteleuropa in der Zwischenkiregszeit, Stuttgart, 2002. (50)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Oxford, 1993; Heinz-Gerhard Haupt and Dieter langewiesche (eds), Nation und Religio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Frankfurt/Main, 2001. (51)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1882],重印于Vincent P. Pekora (ed.), Nations and Identities, Oxford, 2001, p. 172f. (52)Thomas Albert Howard,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Cambridge, 2000. (53)K5X928.jpgrpád von Klimó, Nation, Konfession, Geschichte: Zur nationalem Geschichtskultur Ungarns im europK5X923.jpgischen Kontext 1860-1948, Munich, 2003. (54)Celia Hawkesworth, Muriel Heppell and Harrz Norris (eds), Religious Ques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Balkans, Basingstoke, 2001. (55)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历史编纂学的许多观点，可参见Frank Meyer and Jan Eivind Myhre (eds), Nordic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slo, 2000.也可参见Bo K5X960.jpg and K5X961.jpg (ed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orden, Oslo, 1997. (56)Virgilis Krapauskas, Nationalism and Historiography: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Lithuanian Historicism, New York, 2000. (57)关于西班牙情况的回顾佳作，可参见Xosé Manoel NúK5X932.jpgez, Historiographical Approaches to Nationalism in Spain, Saarbücken, 1993;关于葡萄牙历史编纂学的情况，可参见Sérgio Campos Matos, Historiografia e memória national (1846-1899), Lisbon, 1998. (58)Effi Gazi, Scientic National History: the Greek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850-1920, Frankfurt/Main, 2000; Antonis Liako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ime: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Greek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Mediterranean Historical Review, 16: 1 (2001), pp. 27-42. (59)关于巴尔干半岛的情况，参见Maria Todorova 的著作：Imagining the Balkans, Oxford, 1997. (60)关于民族范式与阶级范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可参见Stefan Berger and Angel Smith (eds), Nationalism, Labour and Ethnicity 1870-1939, Manchester, 1999. (61)对于德国的经典评价，仍然是Geor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2[nd], rev. edn, Middletown, CT, 1983. (62)Michael Bentley, Modernising England’s Past: English Historiography in the Age of Modernism 1870-1970, Cambridge, 2006. (63)Roger Chickering, Karl Lamprecht: a German Academic Life, 1856-1915, Atlantic Highlands, 1993. (64)可参见Marc Bloch, “Pour une histoire ecomparée des societies européennes” , in: Revue de Synthèse Hisorique, 46(1928), pp. 15-50. (65)Maria Hunink, De Papieren van de Revolutie: Het 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1935-1947, Amsterdam, 1986. (66)Arthur Rosenberg, Demokratie und Sozialismus: Zu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der letzten 150 Jahre, Amsterdam, 1938.关于Rosenberg, 也可参见MarioKeβler, Arthur Rosenberg: Ein Historikerim Zeitalter der Katastrophen (1889-1943), Cologne, 2003. (67)关于19世纪的俄罗斯历史编纂学，可参见Thomas M. Bohn, Russi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von 1880 bis 1905: Pavel N. Miljukov und die Moskauer Schule, Cologne, 1998.关于斯大林支持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叙事的绝好例证，可参见Maureen Perrie, The Cult of Ivan the Terrible in Stalin's Russia, Basingstoke, 2002. (68)关于Rothfels，可参见Johannes Hürter and HansWoller (eds), Hans Rothfelsund die deutsche Zeitgeschichte, Munich, 2005. (69)关于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历史之战，可参见Jan M. Piskorski with JK5X905.jpgrg Hackmann and Rudolf Jaworksi ( eds), Deutsche Ostforschung und polnische Westforschung im Spannungsfeld von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Disziplinen im Vergleich, Osnabrück, 2002. (70)Manfred Hettling (ed.), Volksgeschichte im Europa der Zwischenkriegszeit, GK5X905.jpgttingen, 2003. (71)这一部分主要参见Stefan Berger, “A Return to the National Paradigm? National History Writing in Germany, Italy, France and Britain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i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7: 3 (2005), pp. 629-678. (72)Alexander Abusch, Der Irrweg einer Nation, Berlin, 1946. (73)A. J. P. Taylor,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London, 1945. (74)H. R. Kedward, “French Resistance: a Few Home Truth”, in: William Lamont (ed.), Historical Controversies and Historians, London, 1998, pp. 3-14. (75)Winston Churchill的6卷本The Second World War是这些建构中的一个绝佳例证，颇为重要。对它进行的精彩分析，可参见David 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4. (76)关于英国，尤其是1945年后的英国，可参见Peter Mandler, History and National Life, London, 2002. (77)John A. Mose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the Fischer Controversy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London, 1975. (78)Dennis Mack Smith, Italy: a Modern History, Ann Arbor, MI, 1959. (79)关于并不仅仅聚集于历史编纂学的欧洲发展倾向，可参见Monika Flacke (ed.), Mythen der Nationen: 1945: Arena der Erinnerungen, 2 Vols, Mainz, 2004. (80)关于该委员会的工作，可参见：www.//www.uek.ch/en/. (81)David Rey, “Erinnern und Vergessen im post-diktatorischen Spanien” , in: Martin Sabrow, Ralph Jessen and Klaus K5X962.jpg Kracht (eds), Zeitgeschichte als Streitgeschichte: Grosse Kontroversen seit 1945, Munich, 2003, pp. 347-369. (82)Heinz Duchhardt and Andreas Kunz (eds), EuropK5X923.jpgische Geschichte als historiographisches Problem, Mainz, 1997. (83)关于整个欧洲当代史传统的一份颇有意思的比较研究，可参见Alexander Nützenadel and Wolfgang Schieder (eds), Zeitgeschichte als Problem: Nationale Traditionen und Perspektiven der Forschung in Europa, GK5X905.jpgttingen, 2004. (84)Frank Hadler, “Drachen und DrachentK5X905.jpgter: Das Problem der nationalgeschichtlichen Fixierung in den Historiographien Ostmitteleuropas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 Christoph Conrad and Sebastian Conrad (eds), Die Nation schreib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GK5X905.jpgttingen, 2002, pp. 137-164. (85)JK5X905.jpgrg Hackmann, “‘Historians as Nation-Builders’: Historiographie und Nation in Estland von Hans Kurrs bis Mart Laar”, in: Markus Krzoska and Hans-Christian Maner (eds), Beruf und Berufung: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Nationsbildung in Ostmittel-und Südosteuropa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ünster, 2005, pp. 125-142. (86)Leo Dribins, “The Historiography of Latvian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Branch (ed.), National History and Identity, p. 253.关于1990年后乌克兰民族史的重新撰写，可参见Taras Kuzio, Nation-Building in the Ukraine: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London, 1998. (87)Martin Evans and Ken Lunn (eds), War and Mem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1997. (88)Lutz Raphael,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Zeitalter der Extreme: Theorien, Methoden, Tendenzen von 1900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2003,尤其在第215页之后。 (89)关于西欧阶级史与劳工史发展的精彩概述，可参见M. van der Linden and L. Heerma van Voss, “Introduction”, in: idem (eds), Class and Other Identities: Entries to West European Labour Historiography, Amsterdam, 2001. (90)Laura Lee Downs, Writing Gender History, London, 2004. (91)Alf Lüdtk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rinceton, 1995. (92)Homi Bhab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1990. (93)Geoffrey Elton, “The Historian's Social Function”, 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K5X963.jpg series, 27(1997), pp. 197-211. (94)Charles Maier, The Unmasterable Past: History, Holocaust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MA, 1988; Richard J. Evans, Forever in Hitler's Sc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 New York, 1989; Geoff Eley, “Nazism, Politics and the Image of the Past: Thoughts on the West German Historikerstreit 1986-87”, in: Past and Present, 121 (1988), pp. 171-208. (95)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Germany since 1800, new pb edn, Oxford, 2002. (96)Silvana Patriarca, “Italian Neo-Patriotism: Deb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1990s”, in: Modern Italy, 6 (2001). (97)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France, 2 vols, Paris, 1986;对此，一种很好的批评意见，可参见Julian Jackson,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 in Contemporary France”, in: Stefan Berger, Mark Donovan and Kevin Passmore (eds),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ndon, 1999, p. 241. (98)Wolfgang HK5X920.jpgpken, “Vergangenheitspolitik im sozialistischen VielvK5X905.jpglkerstaat Jugoslawien 1944-1991”, in: Petra Bock and Edgar Wolfrum (eds), UmkK5X923.jpgmpfte Vergangenheit, GK5X905.jpgttingen, 1999;更为普遍性的现象，也可参见Ulf Brunnbauer (ed.), (Re) Writing History in South-East Europe, Essen, 2004; Sorin Antohi (ed.), Narratives Unbou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Budapest, 2006. (99)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rn, 2 vols, Munich, 2000. (100)Hugh Kearney, The British Isles: a History of Four Nations, Cambridge, 1989. (101)David Starkey, “The English Historian’s Role and the Place of History in English National Life”, in: The Historian, 71(2001), pp. 6-15. (102)Jane Marshall, “Liberté takes back seat as scholars told: think ‘positive’”, in: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6 January, 2006, p. 19. (103)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s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2000; Simon Gikandi, Maps of Englishness: Writing Identity in the Culture of Colonialism, New York, 1996;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1993. (104)Winston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4 vols, London, 1956-1958. (105)I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3 vols, London, 1974-1988. (106)关于德国，参见Konrad H. Jarausch and Michael Geyer, Shattered Past: Reconstructing German Histories, Princeton, 2003. (107)欧洲当代史学家最近合作成立EurhistXX。它显然提出了各种把历史编纂欧洲化的方法。参见http://www.eurhistxx.de/。欧洲的其他历史学家正在积极地向历史编纂的全球化形式努力。例如第一届欧洲世界史和全球史大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该大会由莱比锡大学组织，2005年9月，在Matthias Middell的领导下召开。有关把历史编纂欧洲化的号召，也可参见Stuart Woolf, “Europe and its Historian”, in: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2 (2003), pp. 323-3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