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大洋彼岸改革潮的东方效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论界与罗斯福新政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2:11:54 爱思想 杨玉圣 参加讨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历经大危机的震撼，经过罗斯福新政，[1]虽不乏曲折与苦痛，但美国终归实现了从乱到治的彻底转换。对太平洋彼岸的这一空前巨变，中国政论界给予了广泛关注。应当说，这对于我们考察中国人美国观的演进、中国美国学史的变迁以及罗斯福新政的世界历史地位和中美文化学术的交流，无不具有一定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意义。本文拟通过初步考察该时期中国有关报刊评论及反应，[2]试就这一问题略作某些探索。 一 罗斯福第一次当选为美国总统，时值1932年，不景气——这一“经济的黑潮”[3]笼罩全球。“世界资本主义确实是加倍的遭遇到了未曾有的恐慌”；[4]各国的经济与政治状况，“有若阴云四合，日色无光”。[5]“今日世界的前途可说已步到四边临空的悬崖了。”[6]有人总结道，“资本主义随着恐慌的狂潮，已一天一天走入没落的途中，美国如此，其他欧洲国家和日本都如此，‘资本主义的末日！’这一凄惨的呼声，已响彻全球了。”[7]征诸史实，这并非危言耸听之说。 美国是这次空前绝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恐慌的摇篮”。[8]它本来“富裕冠绝世界”，[9]但自1929年以来，穷困之神光临美国，而且“一步一步的入室升堂”。[10]大恐慌肆虐的结果，连“金元的王国也遍体是创伤了”。[11]有人形象地比喻说，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充血症，竟因恐慌的侵袭变成贫血症了。”[12]对美国的困境及其出路，郑林庄作出了当时不无代表性的结论：“雄视一时的美[国]资本主义，深深陷进今日的不幸局面，四处受掣，窒息垂死。”这一严峻局面，空前未有。因此，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前途实在乐观不得，至少难以让它能在短期内恢复元气。郑林庄说，“我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展望是：如果它不能在最近恢复昔日繁荣，它不是受一番巨大的修改（如计划经济，技术统治等）就是要根本坍台，把地盘让位给一个新兴社会！”[13]很显然，这在那时远非个别人的看法。这是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也是现实的非常挑战。挟着大危机的风暴而入主白宫的罗斯福，对这一问题与挑战不能不正面作出答复。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弥漫美国的愁云惨雾中就总统职。当时即有敏锐的有心人意识到，“此一行政元首之更易，实含有无穷意义，其重要性须待异日之史学家始能充分估计也。”[14]罗氏执政伊始，即遭遇“把人们的希望打得粉碎”、“巨浪滔天”般的空前金融风潮。[15]美国全国财政与金融愈益陷入灾难性的浑沌状态。罗斯福断然以禁止金银出口、全国银行一律休业的举措应付危局。3月6日这“霹雳一声”，“在过去美国金融史上是没有比这更严峻的先例的。”[16]它“惊坏了国内百姓，震动了世界上各国”，是一个“天大的事件”。[17]毛起鹒及时撰文指出，此次金融风潮“虽由罗斯福总统一度以法令维持，但经济恐慌的余波，犹见泛滥，大有愈形深刻尖锐之势”，危害至巨。若币制不改革，则美国经济恐慌“必愈趋暗淡”。[18]然而，从平息金融风潮开始，罗斯福终归把新政导演成了卓著声色的历史活剧。 罗斯福的施政与改革，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国政论界的广泛关注。它“非特使美国人士耳目为之一新，即举世各国亦为之属[瞩]目”，因为“此项试验如能成功，则非特美国之经济组织将有极重要之转变，即世界各国之经济政策亦必受其影响”。所以，“虽现时此种政策尚未完成，评断其得失之时机尚未成熟，但其重要性则不容忽视”。[19]这种概括是恰当的。 二 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1933至1938年间），中国学人对罗斯福新政的介绍、评论蔚为风行，既有综合性述评，也有专门问题的探讨，其重要法案亦往往被译成中文发表，并及时追踪其发展大势。概括说来，对新政的评估，人言言殊。但大概可以归纳出两种代表性的判断：占主导地位的是贬多褒少，有的还干脆予以否定性的评价；也有部分文章持乐观的肯定性评价，或持谨慎的批评态度。 还在罗斯福1932年刚刚当选为总统时，即有报道称，罗氏为恢复国内衰落之经济，“必当尽全力以赴之，但恐因产业合理化和资本主义矛盾而起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经济不景气，不是罗斯福或是民主党以及任何人所能挽救的呢！”[20]张金鉴在具体评述1933年6月10日的“国家经济复兴计划”时说，它建筑于不健全的基础之上，“其根本出发点并不正确，故其将来前途实未能如罗斯福等一般人想像之乐观”，“难望获得长久之成功”，即或因其刺激而使实业界暂呈活跃之现象，但这“仅是暂时的虚伪的，永久的真正的成功仍然不能获得”。[21]章乃器认为，美国的复兴计划“不过是[起]强心针的作用，是不会有久远的效果的”。[22]许涤新说得更干脆：复兴计划“除了加强资本之集中与积累，和加强工人的剥削之外，是没有别的”，革命、战争是其必然的产品，“资本主义的前途将因复兴运动而缩短其存在的时间了”。在许氏看来，“华尔街的宝库、白宫的宝座，其末日之来临，大约是不久了吧！”[23]刘觉民评论道，“共产主义者的宣传资本主义的立将崩溃，未免过甚其辞，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施行的消极的控制政策以图苟延残喘的迷梦也未见其有效”，复兴计划虽包罗毕举，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干涉”与“恫吓”。罗斯福的经济控制主张，实际上并未离开美国的传统政策，其结果是“不会有几分收成的”，“是不能乐观的”，它恐怕“连许多经济的坏习和制度的缺点”都无力或不敢加以改革。[24]酉钧认为，“所谓‘复兴’之梦，正如水一样地逝去”，所谓“恐慌克服了”之论不过是“一班染着急性病者”的疾呼。实际上，“各产业部门又复走入惨淡的景状中”。[25]新政之“少有令人满意之良好成绩”、“日暮途穷”，[26]或说它“必然地而且事实[上]已走到牛角尖中去了”，[27]或说“复兴计划的骨干”——通货膨胀政策“加强恐慌的病势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28]或把复兴计划中的减耕毁田视作“摧毁生产力以保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好例”，[29]皆是常常见诸报刊之论。章乃器写道，“资本主义的英雄罗斯福”进行的复兴计划，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而呈崩溃的惨象中出现的“步步为营”的挣扎之一，其救济政策“必然是‘剜肉补疮’”，“釜底抽薪的办法，恐怕只有制度根本的改造”。因为，“资本主义一日存在，剩余价值一日存在，矛盾必然是日趋尖锐。一切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都表现出来是徒然。”[30] 马星野在1933年12月16日从美国寄回的一篇通讯说，新政的最大原则是以国家权力“来整理已趋崩溃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即“由经济之改造，而达于社会制度的刷新”。但美国是个人主义的大本营、资本主义的老巢，结果数月以来美国民众对新政“渐渐有厌恶之感”。这是“国家干预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的冲突点”。[31]郑林庄剖析道，“美国人现在憧憬的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金银财宝，他们拜的不是代表公道正义的上帝，而是财神”。然而，山姆大叔能“经大医士罗斯福的妙手回春，日渐强壮吗？这又不尽然！”“病人的性命摆在他手里已整整6个月了，他已向病躯不知打了多少强心针，可是病人仍是不见好也不见坏。”其病根在于，美国高筑关税壁垒，“就等于往自己的绳索勒得愈紧”。但罗氏“舍本而求末”，对国际协调无根本诚意，“而国内枝末小节则不惜下九牛二虎之力”，“左冲右突，到处碰壁，真是‘张天师捉鬼，反着了鬼迷’”。[32]用马星野的话说，蓝鹰运动“不是全无成绩”，但“难于乐观”。它只算是把现有的饭碗拉得大些，把有限的饭化成了糊，使少数无饭吃的人也有喝粥的机会，但先前吃饭的人现在也只好喝粥了。“照这个趋势下去，美国的生活标准，有降低之虞”。[33]马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重申，“两年以来，美国的贫富不均，只有加重，而无减轻”。复兴运动，“救工救农，既无成效，救穷救苦，也没有什么事实上可称许之处。”产业复兴运动“已正式被认为是一种‘试验与错误’了”；[34]而罗斯福的救农政策，即缩小耕地面积、使农田放荒式的“生育节制”，“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经济的畸形现象之畸形补救了”。[35]有篇评论写得很有趣：罗斯福是骑在“产业家”和“消费者”这两匹不肯往同一方向走的马上，并“专心致志”地朝着产业家走的方向突进，但“仅仅迎合大产业的利益而毫不顾虑消费者利益”，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这个政策的发生破绽，是明若观火了”。该文的结论是：“只要在资本主义的圈内，是找不到健全的统制政策的”；“不首先改革现存的经济制度，不消去这一些冲突与矛盾的根源，价格统制就根本谈不上，价格统制尚谈不到，而要期待健全的复兴，那只能是痴人说梦，戛戛乎难的！”[36] 刘安常认为，罗斯福救济美国恐慌的方针，以治标论，“尽善尽美”，但对于根本救治，“恐尚无若何功效可言”。[37]马星野在1935年发表了更尖锐的观点。他把新政看作是区别于社会主义苏联和希特勒德国而走的使资本主义得以苟延残喘的一条“最滑稽，似乎最愚蠢的”路子。“两年来美国的产业复兴运动，乃是一幕很矛盾，很迷乱的把戏。如果我们拿社会主义做经济演进必趋的阶段，则美国的蓝鹰运动，是向前进半步，倒退两步。如果我们假定认为维持资本主义的安定，是目前最迫切的要求，则美国两年来的努力以赴，只是团团转，枉费了几万万元金钱，而像孙悟空翻了多少筋斗，依旧留在不安定，恐慌，失望的手掌上面。”可以说，美国经济“经过两年没有成绩的统制，无结果的试验，无办法的管理以后，现在又重走死路，替资本主义掘坟墓了”。事实上，这种“半死不活的资本制度”“正在急速的崩溃着”。[38]一年以后，马氏承认最恶劣的经济风潮是过去了，美国经济呈现“曲线的上升”，但更强调指出，其病源依旧没有除去，失业构成了美国经济的“痼疾”，农民“寄生虫化”是美国经济“绝大之隐忧”。目前的繁荣“只算是回光返照，或者是海市蜃楼”；“我们不能因为美国产业界暂时的欣欣向荣现象，而忘记了资本制度内在的毁灭因素”。论出路，按照作者的观点，“美国需要一个无血革命”。[39]钱亦石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罗斯福的新政失败了！这不是罗斯福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失败。尽管罗斯福还想继续挣扎，我敢说，资本主义决不会从他的手里挽救出来。”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失去原有的健康了”。[40] 区别于上述否定性判断，也有一部分文章对罗斯福新政持相对肯定、乐观的评价。 还在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之初，即有人说，罗氏“实抱有打开美国不景气之雄心”，且“不能不承认罗氏之前途乐观矣”。[41]向理润表示，工业复兴法自积极实行以来，“成绩大著”，复兴计划“前途大放光明”；说美国可重入繁荣之途，“亦非毫无根据之谈也！”[42]向氏在回顾1934年美国概况时称：“1934年在美国历史上当然是极有意义的一年”，新政自推行以来，“再接再厉”，“百废皆兴”；“美国经济复兴已露一线曙光”。就是说，“美国经济因罗斯福的医治，已脱离危险时期；今后经济复兴已到另一阶段了”。[43]两年以后，沈惟泰写道，“美国财政渐入佳境”；罗斯福政府“所唱‘欢乐复临此间’之歌调，现渐实现。目前美国之商业，渐见旺盛，其盛况为前所罕见”。[44] 还应提到，张仲实1936年中在估计世界经济现状时有过一番不无独到之处的议论，虽非专指美国，但亦颇含意味。他写道：虽说仍有一朵黑云笼罩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前面，但就一般形势而论，1929年爆发的周期性经济恐慌“行将慢慢地局部地克服”。他说，“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有许多自命‘左倾’的人，他们常以为在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便没有丝毫发展的可能，以为既是特种萧条，当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绝没有再走向起色的希望了。这话听起来似乎是很革命的，其实是机械论的观点”。[45] 不言而喻，这些相对乐观的评价在30年代中国人的罗斯福新政观中，只是一种微弱之音。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末运”、“失败”等否定性的评说。从今天的立场来看，这当然有相对妥切与偏颇之别。但是，五十年前，独持己见的各家，论说纷纭，这是其独立思考的反映。较之大同小异的众说一辞，或许更有其积极的思想蕴含，未尝不有历史的合理性。 当时之所以出现对新政持否定性认识占主流的思潮，恐与以下因素不无关系：首先，那时人们多以为资本主义已处于垂死的境地，这是对时代的定性。其次，对资本主义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多持否定态度， 是当时经济学界所首肯的。再次，苏联的兴盛构成了资本主义面临大危机而挣扎的强烈反差，这是一个外在的强刺激。最后，罗斯福新政在推行过程中的确也出现了一些当时尚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给人们的思考带来了困惑。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当时新政正在进行中，是一个空前的社会历史运动；与这一运动进程同时展现的认识，无疑局限颇多。只有当它成为历史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本来面目才会显露出其真实；人们的认识逐渐廓除某些有时候情感因素很浓的色彩，主体与客体的融会才会更加成功。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对30年代中国人对新政的评说，恐亦应作如是观吧。 三 如何分析罗斯福新政的性质？或者说，新政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还是这三者或其中两者的结合？抑或哪一样也不是？从现有的资料看，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不一致。 第一种观点认为，新政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但其实质仍是挽救资本主义。马星野等为代表。 马星野早在1934年初即提出：美国的新政“又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又要以国家援助产业，又反对由国家来经营产业”。[46]他旋即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复兴运动“又不是资本主义之反动，又不是社会主义之革命，因其不是资本主义反动，所以资本家不勇于合作，而失业问题不能解决；因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当局无立刻实行通货膨胀之勇气，而负债问题，农民问题，仍不能解决”。[47]原来，它“根本上是为保全资本主义啊！”[48]针对罗斯福向全美银行发表的一次演说，马星野叹曰：“其实罗斯福政策，新政的方向，根本说不到什么转变或左倾右倾”。罗斯福原本没有什么一定信仰和主张，其办法“没有和谐，没有一致性”；“他根本谈不到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他只配称作机会主义者”。[49]潘楚基概括道，罗斯福的一切经济政策，“彻底的研究，本来是为着修改资本主义的若干缺陷，挽救资本主义的垂危命运，最后的利益还是归于资本家”。[50]姜君臣指出，罗斯福其实并未“右倾”或“左倾”，他所考虑的不过是如何维护“整个布尔乔亚政权的安全”。[51]后来，马星野相当完整地表述了这一观点：“罗斯福总统配不上做个社会主义者，他不愿做个独裁家”，“至多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新政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续命剂。罗斯福没有存心推翻现行的美国社会经济制度。他的新政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及挽救美国传统的私有制度及竞争制度”；“新政并不是为某一个特殊阶级谋利益，也不是要把资本制度，连根掘起，新政只是把资本主义已锈了的车轮，磨得光些，使其再能转动，这是资本主义的还魂剂，不是资本主义的致死药”。[52]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政是“经济的法西斯化”或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章乃器等主此说。 在章乃器看来，“大量生产”和“剥削劳动”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的两个原则，美国的复兴运动“在理论方面唱得顶顶动听”，但它是“经济的法西斯化的一种方式”，同样削弱中小资本的势力、榨取一般剥削者、剥削劳动者。“改良主义者对于罗斯福之期望，本来是利润之合法的消灭，借此很和平的走上社会主义的领域。而结果呢，是‘适得其反’吧？”[53]钱泽夫写道，“说得更精确些，罗斯福和美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正在替法西斯主义廓清一条康庄大道”；罗氏用了各种改良主义言辞，厉行其新政，“巩固他的独裁”及其“准法西斯政权”。[54]有一篇文章说，对罗斯福的复兴政策，“我们早就看透了的。它是使用着民主主义的社会的漂亮的术语，由国家强制‘阶级协调’的形式，取得社会法西[斯]们的热心的协力，使劳动者阶级完全服从金融资本的独裁的一种尝试”。[55]潘楚基的见解有独到之处，他在193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论述说，新政在其实施初期“实倾向于法西斯主义”，但到1935年，它转变为“进步的性质”，即“变为民主主义的倾向”，并且其前途是“进一步走向民主主义”。[56] 第三种观点认为，新政不同于共产主义，亦有异于法西斯主义，是“富于民主精神之经济改革政策”。刘安常等持此观点。 据刘安常分析，罗斯福救济恐慌的第一要着，是“重新分配财富，以免不均之患”。其具体办法，在贫民有救济，在富人增加应纳之税，并移作救济贫民之用。但其均富政策，“仍完全遵守私有制度，不过使私有财富分配较平均耳”；“与共产并不相同”；“不独新政非社会主义化，对于美国政治制度[亦]毫无摇动之影响”；它“不独异于共产主义，而对于法西斯主义亦不相同。承认私有制度，此固与共产主义不相容，而发扬劳工权利，则又与法西斯主义相异，故罗氏之新政，实为特异而富于民主精神之经济改革政策，无论其对于经济恐慌挽救之效力如何，而亦有其试行之价值”。[57]张一凡也曾指出，新政与希特勒主义不同，后者以大地主及封建势力为骨干，前者以大工业及成熟的资本主义做主体。[58] 第四种观点认为，新政是介于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统制经济模式。 有一篇文章写道，目前世界上流行着两种不同的统制经济，即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法西斯主义的统制经济。“美国的复兴运动，是介于这两者中间的统制经济，讲到它的经济方面，它是取法于俄国的‘大实验’；讲到它的政治方面，它是模仿意大利的独裁。不过在实质上它完全是资本主义的”。[59]有意思的是，程锡庚在预测1934年世界发展趋势时甚至说，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将“渐次融合”；“在资本主义之国家，均已盛行社会主义”；“美国以资本主义立国，但经济复兴计划中所采用之方法，如统制生产，强迫作工等，实与共产主义之苏俄相似。”[60] 第五种观点认为，新政是中产阶级协调论的实践。张金鉴首倡此说。 张氏论证道，根据罗斯福历来言论与主张，其根本的经济哲学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之经济协调论。“彼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各社会阶级以合作互助之精神为共同一致之努力，使各阶级之经济利益达于均衡及调和状态，以期国家繁荣之复现。彼不赞成资本家或劳动者任何一方面之极端主张，其根本精神乃在就两派之意见而折衷者也”。据此，“罗氏之政策一半为资本家谋利益，一半在为劳动者谋幸福。折其两端，取其中道，实完全中产阶级之一种经济调和论也”。[61]此外，邓照藜曾谈到，虽说新政的缺陷“是免不了的，而且也是免不了受人的批评与攻击。但就利益均沾的意义上来说，受了利益的究竟还是多数的国民”。[62]此论多少与张氏之说有相通之处。 除以上五种代表性观点外，也有的学者提出了别的看法。如何义均尝言：罗斯福总统的经济复兴政策，表面上是要求解除当前的危局，但其政策的精髓还不在此。“从理论方面观察，至少有三种不可忽视的倾向：（一）国家经济主义；（二）极端个人主义的放弃；（三）社会利益的重视。”[63]对这一见解，不宜忽略不记。 可以看出，以上诸家之言，皆不无或多或少的道理，虽然有的论证尚属薄弱，有的稍嫌片面，但亦不乏有立论深刻者。新政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也迥异于法西斯主义。它的确是资本主义，但肯定不是大危机前的资本主义了。新政已经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部分质变，用现在通行的说法，即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四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废除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等新政立法以及罗斯福为此而提出的改革联邦最高法院的计划及其双方的斗争，是罗斯福新政研究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问题。我国舆论界当时对此也至为关注。 当时人以为，最高法院之把“新政的核心”——复兴法规判为违宪，“实予罗斯福政府及其新政以莫大打击”，无异处新政以“死刑”。可见，“美国复兴问题，前途荆棘尚多，罗斯福新政或将功亏一篑也”。[64]有文章说，经此判决，“两年来努力所织成的经济控制网”，顿时完全失效，这实即要中央政府放弃干预产业之权、而重返自由竞争之状况，逆世界经济趋势“开倒车”，这无疑是“很反动很危险之事”。[65]王赣愚著文称，联邦法院的法官们“依照私人的成见和信仰”，对新政各案作出了“莫可思议的”判决，“不但敌意破坏精细远大的复兴计划，而且抹杀现代复杂社会中立法程序之必然的趋势”，它“惹起整个社会的不安宁”，“变成扰乱社会秩序的主动机关了”。[66]对联邦最高法院口诛笔伐，是当时的主要反应。 马星野评论罗斯福的改组联邦最高法院计划道，这“不是简单的法院制度问题，是有关于美国全部政治制度的问题，这不仅是政治问题，而[且]是有关美国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以至于文化全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美国或前进或落后，或迎合时代潮流或开倒车的问题”。最高法院作为“反动势力的代言人”，借其宪法解释与违宪判决权，“行司法专制之实”，即“替资本家完成财阀专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能不能改组，乃是美国能不能现代化的关键所在”。[67]因此，“为避免美国走上更危险的危境，最高法院，实有改组的必要。这是进步的潮流所使然，不能加以阻遏的”。[68]何义均议论说，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解释权的“范围太广”，“发生流弊的机会特多”；甚而至于“在一个法治的国家，竟然蹈人治的覆辙，使一二人态度的改变而能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这是很危险的现象”。罗氏司法改革系新旧势力的对垒。[69]由司法改革还涉及到如何看待美国宪法的问题。如储玉坤断言，“由美国社会的实情看来，1787年的宪法决不能适应现代的需要，而且部分的修正，也不能解救美国现时的急难”；“美国想渡过这个空前的经济国难，非把美国宪法全盘改造一下不可”。[70] 杨宪昭与上述观点有很大差异，他认为，罗斯福1937年2月5日在国会所提的改革最高法院案，是“对司法独立宣战之动员令”，“这是司法独立与行政独裁之正面冲突”。罗氏之欲征服司法机构，“就是造成行政独裁！”即使罗斯福的计划能有良好结果，但“所得的收获，也不足以补偿危害司法独立与破坏宪法精神之损失”；其改革最高法院案，“实无立足之地！”[71] 说罗斯福推行新政是搞独裁者，尚不在少数。早在1933年夏即有报道说，罗氏为应付严重时局而取得非常权力，全国工、农、商及货币、关税悉受总统节制，“无形之中，不啻造成一逖克推多”。[72]又有人报道：1934年，美国政治的最大特色“过莫于总统权力的膨胀”；罗氏大权在握，“俨有形成独裁的趋势”。[73]胡愈之在1934年底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所谓“民主国”，正在“一天天走上独裁这条路上去”。他以是年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为例说，这“与其说是美国人民拥护现政府，还不如说是罗斯福的独裁政策，得到后台老板的赞成，更来得适当”。[74]还有的明确肯定罗斯福“是实际上的独裁者”，[75]或称他至少“是要打开一条美国政权强力化的出路”。[76]葛受元认定，罗斯福第二次当选后，美国政治独裁的趋势“愈形浓厚”。[77]有人甚至说，罗斯福“大张‘经济统制’之新旗帜”，不仅采行“中央集权主义”，而且“索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效法墨索里尼，希特勒涉武，而为独裁主义者”。[78]。 当然，对以上说法也有持异议者。如王赣愚强调道：罗斯福之“实行暂时的独裁统治”，是以挽救经济危机为目的，“若计不出此，则反逼迫美国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途径”。罗氏委任立法权膨胀与法西斯国家行政权的强大，其实“相异其趣，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第一，罗氏运用“独裁权”，专求经济繁荣，而不故意伸张权力致违反民主政治的精神；法西斯独裁无非欲推翻或变更现行政治组织而建树其制度。第二，罗氏之“独裁权”全为国会所赋予，终不能违背国会授权的本旨；法西斯独裁的产生则基于非法的篡夺、政变。[79]邓照藜总结蓝鹰运动时曾说，“罗氏之统治精神已经博得大众的绝大的支持，而且这种精神陶醉在美国国民的胸怀中成为一种革新主义的思想了。这种背后获得了大众支持的强力政治，既非共产主义，也不是法西斯主义，而乃是美国人所自夸的真[正]的德谟克拉西！”[80]这种由表及里的升华之论，不无可取之处。 美国历史表明，罗斯福与联邦最高法院的斗争，是输了一次战役，赢了一场战争；罗斯福扩张了行政权，开“帝王般的总统”之先河，然而，美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依旧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不是法西斯独裁，或者其他。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前述观点，当然亦有不尽全面之处，但作为思想真迹的流露，至今仍不乏可玩味之处。 五 白银政策虽不如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在美国复兴运动中所占的地位那么突出，然而，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政论界的反应而言，它却更为重要得多，也更为引人注目。诚如萨师炯所言，罗斯福新政对中国影响最大者“殆莫过于白银政策”。[81] 自1933年12月罗斯福批准白银协定、宣布提高银价计划以后，中国舆论“群相惊骇”，白银问题成为议论纷纭的中心题目。马寅初谓：银价提高，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实利多而害少”；[82]刘振东亦称，银价之相当提高对我国“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弊”。[83]朱偰的观点则不然，“银价果能提高，其影响于中国，盖害多而利少”；[84]方钟征也对所谓银贵于我有利的说法持有异议；[85]胡善恒认为，美、英等若是单独提高银价，这对于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人民不啻是“既夺其衣，复剥其皮而剐其骨”。[86]这两种看法，显然多有抵触之处。这是大规模论争的序幕。 1934年6月，美国通过购银法案，8月突然宣布白银国有政策。受此刺激，世界银价“扶摇直上，一日千里”。[87]由于中国是银本位国，而且自己不能产银，致使货币大权“操于人手”，“宰割由人”。[88]故美国白银政策的直接受害者“莫过于中国”，“我们今日金融市场信用的萎缩，流动资金的缺乏，生产事业的没落，国民经济的动摇，大半的原因可说是受到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89]按当时的舆论，一言以蔽之，“中国空前的经济国难，大部分是受美国银政策之赐的”。[90]广泛的讨论正式开始。 那么，美国白银政策的意图是什么呢？ 叶秋写道，银价涨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算什么重大的”；罗斯福之接受白银政策，只是为了推行其新政而对银派“作怀柔之计”。由此观之，美国的白银政策并非经济问题，而是政治与财政问题，“政治问题实居七分，财政问题三分”。[91]马寅初说，美国提高银价，“纯为本国银矿商谋发大财”；[92]此外，还有“垄断世界金融之大权，借此执世界盟主之企图”。[93]与上述观点不同，有人强调指出，美国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吸收我们的现银，而是“扩展中国市场”；提高银价，是“美帝国主义向中国半殖民地进攻的新式武器”，是“向中国经济进攻的一个新步骤，国人若不站在整个国民经济独立的立场，力谋自救，而只禁白银出口或征收白银出口税，那便是舍本逐末了”。[94] 章乃器认为，许多人对美国白银政策的认识是错误的，或是不够深刻的；不能说这只是为了取悦“银派议员”，其终极目标“是在取得中国的货币权，甚至要控制南美和远东方面采用虚本位制各国的货币权”。[95]钱亦石表示，“我们固然不可说美国终极的目的，是想把中国白银挤干，但也不可说美国原来的希望，只向中国多吸收一点白银而止。他们最大的阴谋，在借白银政策的压力来控制中国的货币权”，即逼迫中国投到美元集团之内。[96]李权时把银派议员购银政策的动机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巩固其国内政治地位；第二，救济其国内银矿主的利益；第三，“摧残我国的新兴工业并破坏我国因采行银本位之故得避免世界经济恐慌之利益耳”。[97]李应兆亦说，美国实行购买法案，“是假提高中国人民的购买力的名，而行操纵中国货币之实”，即“压迫中国”，使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98]对美国所谓白银政策是增进中国购买力之说，舆论皆视之为“巧于辞令”、[99]“荒谬绝伦”、[100]“是骗人的”。[101]此外，还有的把美国白银运动的目标说成是：（1）建立新的通货膨胀程序，是治疗美国经济减退的“吗啡针”；（2）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为着将来的战时财政奠下一个基石。”[102] 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有何影响呢？ 当时的文章，或强调其利，或论述其弊，或折衷合之。不过，总的说来，还是以考察其弊为主。有的认为，这是美国对华“经济的侵略”；[103]它对中国直接的最大弊害是外货倾销，“摧残中国的幼稚产业”。[104]刘振东指出，美国提高银价，不仅我国工业“因不能竞争而自然衰败，即农业社会，亦将因外粮之压迫而破产矣”。[105]马寅初痛陈道：美国提高银价，“首先受其恶影响者厥惟我中国”，工厂倒闭，农村破产，“社会尚有安宁之一日耶？”“其危险恐不可以言语形容也”。这位声名洋溢的经济学大家叹曰：“我为鱼肉，人为刀俎，可怜亦复可恨”。[106]杨荫溥具体论证了白银政策对我国金融、产业及国际贸易的不良影响，其中说，“已濒破产之农业，既无复兴之望；日就衰落之工业，更有崩溃之虞”。概而言之，“在银价压迫之下，农村崩溃，工业没落，整个国民经济，且濒于破产。”[107] 不仅仅如此。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钱业公会、上海市商会联名上书中国财政部，内云：自海外银价上涨以来，我国内地生银纷纷集中上海，复由此流出国外。其数目之巨，与日俱增，以致内地金融枯寂，百业凋蔽；长此以往，诚恐富源日竭，影响金融，国计民生，交受其害。此种现象，应设法防止，以保富源，而维邦本。[108]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在其向美国递交的强硬抗议照会中也称：银价上涨使中国货币减缩，此决非中国政府所能容忍者。[109]有人形容白银源源外溢后，连当时远东最大的市场——上海，也“一时顿成悲惨的世界”。[110] 美国白银政策之加害于中国，还有其他严重后果。《新闻报》社论说，自美国实施白银政策以来，中国重蒙不利。但若中国金融极度混乱局面之展开，“将使我国农工商各业完全崩溃，社会购买力之消失，即无异美国自毁其远东市场”。[111]《申报》社论更进一步：“假使购银手段之白银流尽，中国币制上势必有一大波澜，此不仅于中美贸易之发展为无益，或竟因此而将于数年来中美亲善之前途，投一暗影亦未可知”。[112]《大公报》的社论则从经济、政治危机的角度写道：“美国收买白银之手段，使中国遭逢一种空前之困难，其严重性，殆不下于失土辱盟。且美国以此种手段，将中国之整个购买力摧毁，遑论商务之发展，经济政治互相关联，有如一环。美国经济政策贻害中国者，严重至此，寝使中国几有被压迫而在政治上别求蹊径之势。此种危机，吾人更望炯眼之美国人士不予忽视也”。[113]这些用血泪铸就的文字，可谓如泣如诉，情理并至。 那么，中国应当如何应付残局呢？ 学者们贡献了形形色色的答案：征收银出口税；禁止现银出口；收买市面余银；统制国内货币；管理外币汇兑；改行金本位制；实施保护关税；推行国货运动；提倡节约运动；努力发展产业。[114]我们不妨具体看看如下几家之言。 相当多的人意识到，要阻止白银外流，须谋求贸易入超的减少及国际收支平衡，故应统制贸易，阻止外货倾销，一致提倡国货。当时人认为，“现银之流出，其根源乃在对外贸易之入超”；[115]保持准备金之“枢纽”“固在能否统制贸易以减少入超”；[116]在这种情况下，“欲谋彻底之补救，确似非采取积极之纸币政策，其道无由”；“实行纸币停兑，始能统制国际贸易；实行统制国际贸易，始能减少贸易入超；确能减少贸易入超，始能仍保存现银为我所有”。[117]潘仰尧说，根本问题是减少入超。“无论如何，只要入超存在，白银外流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只有从国货工业方面去救济，只有一致提倡国货，使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地位巩固，才是根本之图”。[118] 还有的人从更深的层面对问题作了讨论，这是应予特别注意的。孙怀仁指出，征收银出口税与平衡税，即“人为的软禁白银于中国”。但是，“专依币制变动不能救中国经济颓势”，这是由于中国的产业与经济有“先天的缺陷”。[119]有的文章进而一语中的：“倘使政治不可避免地趋向殖民地化，经济的独立是不可能的。覆巢之无完卵，那[哪]里还谈得到经济独立呢？这是我们应当觉悟的！”[120]还有一篇评论也颇深刻：美国提高银价之弊害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无法制止输入，无法奖励输出，无法禁止白银外流（……），更无环境以滋养产业”；中国购买力之衰退与渐趋消失，并非由于交换手段跌价之故。这是时下中国被榨取着的半殖民地经济组织下所必然遭遇的厄运，“而实质的原因，乃在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双重剥削之下，普遍的得不着交换手段”。[121]出路何在呢？中国经济前途，“除了争取中国民族独立以外，殆无他法！”[122]这就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结论。这结论，亢奋有力，掷地有声。这又何尝不是正直的中国人的自觉与选择？ 美国推行白银政策，将其危机转嫁于孱弱的中国，催化了中国的危机。但祸福相依。或者说，有危机，就有存与亡的潜在挑战；有挑战，就得有应战；而这首先就伴随着知识界的思考与反省。以白银问题而论，为挽救危局，除政府方面不得不谋自卫之策[123]外，对这声势浩荡的舆论潮的冲击，又怎能低估其精神的价值呢？ 六 1940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总统，这在美国没有先例。我国学人指出，“八年来罗斯福之奋斗，新政之成就，实为构成罗氏三度连任之基础”。新政的政策有为劳动者谋利益的，有为企业家谋利益的；有属临时补苴的，有含有改革意义的。“新政本身并非建设在一个有全盘计划的前提上面，更不是单纯[为]某一部分的利益，反之，乃为全体国民间的相互利益”；“其处理问题颇称周密，含有较为复杂之原理及对于施行经济制度修改之勇气”，“与胡佛之简陋政策相较自有上下床之别”；“其成就不如预想之高，但亦非如反对派所评之一无是处”。一般说来，新政在罗氏第一任期内成就较大；1936年后，“新政继续审慎地推行”，但“旅进旅退，始终未达到理想的繁荣”。今后罗氏殆将现行经济程序而代之以战争经济程序。[12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顷近尾声的1944年，罗斯福四度蝉联总统之职。这在美国，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罗氏是“反法西斯的民主斗士”；他之四度当选，“是美国人民的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欢迎罗斯福总统四度当选”。[125]有一篇文章开门见山：“罗斯福的第四度当选，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真理：‘谁要能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谁就能得到胜利’”。该文回顾说，新政是“一些带着改良性质的”、“温和而审慎的改良方法”，它挽救了美国濒临“崩解的局面”。可以肯定地说，罗斯福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第一个企图觅致一条在资产者和人民大众中间比较能够合理妥协之路，“虽然他是以资产阶级的‘救世主’和‘骑士’的姿态出现，但对于那些食利者的不义行为，他采取了一些抑制的方法”；他已经把民主政治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是逐渐把政治民主发展到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各方面”。[126]总之，罗斯福政府虽然并非同大企业集团完全无关，但其新政“大体上是比较站在轻工业和不受垄断组织所指挥的企业方面的，也是比较的对工农采取友善公正的态度和政策的”，他代表的是“开明的资本主义”。[127]还有的甚或说，罗斯福的政策“基本上是人民的政策”，他的胜利“是‘人民世纪’的光辉体现”。[128]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猝然辞世。中国进步舆论震惊之余，痛悼不已。与此同时，对新政也有了新的认识。 《新华日报》社论说，罗斯福从一开始执政，就本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争取自由的精神”，“用大无畏的精神推行新政，他用提高人民生活，扩大人民购买力的政策代替了帝国主义式的对外经济掠夺，他度过了危机，安定了国民生活”；[129]《解放日报》社论、《群众》时评说，“罗斯福总统的伟大建树，不但表现在国际外交政策上，而且也运用在处理国内问题上。自从新政实施以来，例如社会安全法，全国劳工关系法，工资与时间法等社会改革，在美国现存的制度下，对于广大美国人民与工人是有着一定的利益的”。此外，还借用美共协会副主席丹尼斯的话说，“美国历史上从没有像罗斯福政府那样给工人、黑人和一切民众力量以这样大的组织自由和政治权利”。罗氏在美国是“一面民主的旗帜”。[130] 金兆梓视罗斯福为“全世界古往今来最成功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1933年执政后，以大无畏的精神拯救美国，措置裕如，“将他那复兴美国经济的新政一步步付之实施，毕竟将占全美国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救拔出来”；他有伟大的胸襟与理想，体现了“人我一体”的伟大精神。[131]乔冠华1945年4月在《新华日报》撰文说，“诚然，新政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但是， 不要忘记，12年来美国的工人阶级和黑人从罗斯福总统手中所得到的经济保障和政治权利比从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总统手中所得到的都多，这还不够说明罗斯福总统的对内政策是一种高度民主进步的政策吗？”[132]华民的评论不无代表性：罗斯福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美国从经济危机走向稳定。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是没有经济上的民主的，但新政“却灭杀了经济专制主义者的气焰”，“把美国引上了立宪经济的道路”。新政救了美国。[133] 曹未凤写道，新政在当时虽受到多方面的抨击，甚至有人称罗斯福为独裁或共产党，然而，它“把美国人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重建起来”，其贡献与罗氏之功绩“在今日却已成为不可抹杀的史实了”。[134]费孝通认为，罗斯福“不但在美国是代表着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甚至在全人类的历史中也代表着一个新世纪诞生的消息”，这是他从美国与世界新旧交替这一时代背景中对罗氏所作的评价。罗斯福对美国以及对时代的贡献，是提出了“一个居中而略偏于左的新路线”，在美国传统的精神和制度中加强个人企业的社会责任，即造成自由、社会责任和政治民主的三位一体化。“我们得感激罗斯福，因为他找着一个最温和而且代价最小的来解决现代社会秩序中矛盾的方案。当然每个国家有他[它]特殊的方式。可是若是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不虞威胁，不虞匮乏，信仰和言论有充分的自由，则我们不能不承认，不论各国解决这共同的课题的方式怎样不同，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135]费氏以社会学家的眼光透视新政，自有其深刻之处。陈光泽把新政12年的路线总结为“人道主义”和“居中偏左一点”。“新政完全不是社会主义；不过是要把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寡头政治的工业界而已”；“新政所表现的是联邦集权趋势的加速发展，但我们不能就说联邦集权已经减灭了各州或地方政府的地位，甚至说美国脱离民主政治而倾向独裁”。新政给予美国的改变与扩充，较之以前150年间的改变和扩充更多、更大，但这都是在“向民主自由的路上迈进的”。[136]陈文是罗斯福逝世后中国学者发表的专论新政之作，以它盖棺而论定，不是没有理由的吧？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美国史专家刘祚昌教授在回顾其学术生涯时谈到，他1945年从四川大学毕业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当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举世闻名的风云人物。在我的心目中，他成为反法西斯、争取人类自由的象征，因而他赢得了我的崇敬。同时，他的对内政策，特别是他所实行的‘新政’，也引起了我对他的好感。那时，我对共产主义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天真地相信‘新政’，是解决各国政治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是歧路彷徨中的人类的最好出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在着手毕业论文时，我决定选择了《罗斯福的新政》这个题目。这是我研究美国史的开始”。[137]新政影响甚至决定了一个大学生的人生走向，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坦诚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甚多青年知识分子心态的一个真切的缩影。此段口碑资料，篇幅有限，但弥足珍贵。 概括说来，较之30年代对新政以否定性评价为主的思潮，我国政论界40年代的新政观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即相对更为全面、客观和冷静得多。有的富有启发性；有的已接近科学的认识；有的提法至今仍不无参考价值。 其所以发生如此转变，是与以下因素分不开的：第一，在“战争大夫”取代“新政大夫”之后，新政已大体完成了其历史运动的过程，使人们得以回顾与总结其得失、成败与经验、教训。第二，美国毕竟实现了繁荣与稳定，而这无论如何又是与新政密切相关联的，这一客观事实不能不制约人们的主观认识。第三，在与法西斯的殊死搏斗中，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罗斯福成为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领袖，罗斯福与美国所独具的世界形象，也是中国学者对新政再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的炮火声中第一次结盟而成为友邦，这一国家关系的转变不能不影响人们对新政的评断。 七 从1933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介，论说不一，沸沸扬扬。前后不同时期的价值判断，固然差异良多；即便是同一时期，见诸报刊之论，其实亦不尽一致。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新政观随时而迁，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的认识主要地还是在不断深化之中。我们在这里所考察的只是三四十年代中国部分作品的大致情况，尚不足以完整地反映其全貌。然而，我们由此至少可以发现中国政论界特别是知识界当初对罗斯福新政关注之程度，或者说，这是美国改革潮在古老中华大地上的广泛反应。 罗斯福新政是现代美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的世界历史地位，应给予科学的界定。这包括新政对美国以外世界的影响、扩散及反应。8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学家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成就卓著，为世人所瞩目。可是，对于新政在当时中国的反响这一很能体现中国罗斯福新政研究特色的重大课题，尚嫌重视不够。 罗斯福新政本身还直接刺激和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兴衰。美国白银政策就是突出的例子。而围绕这一问题而激起的舆论风潮，蔚然而为中国30年代中期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学论战。据说1934年秋美国白银政策出台后一二年间，我国学人发表的关于币制、白银、金融论战之作，约有五六千篇。[138]当时即有人提出，“国内学者，若能不避繁琐，一一汇集，参照当时一般经济背景，以及发表时间，加以分类整理，似可代表数年吾国经济思想之一般。且在今日视之极有意义”。[139]然而，五十载风雨已逝，这一建设性意见迄今未受到应有的关心。掩卷而思，仍感慨无限。 三四十年代是极度动荡不定的非常岁月，世界如此，美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认真探索美国的一个重要阶段，举凡其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几乎莫不论及。其中，罗斯福新政是当时舆论的热点与重心，自然也是体现中国人如何看美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像对新政的研究这样问题如此集中、时间如此之久、涉足者如此之多来探讨美国的某一个侧面的现象，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在那以后也是不多见的。这为我们考察三四十年代美国在中国的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因为问题讨论的先后有异，评介者的政治立场、学术素养和视角不同，三四十年代中国学人对新政的论说，自有深浅之分、正误之别。这是对任何问题的学术探索中都无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有那么多报刊发表了那么多人的那么多成果，这一事实除说明当时中国学界人士对罗斯福新政的重视外，也突出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的世界的关切，同时也包含着他们对现实的中国的忧思。世界怎么发展？中国如何进步？这些严肃的问题皆深深地凝聚在论者的心灵深处，或者见诸其作品的字里行间。不能说所有的观点都毫无问题；也很难以用今天的政治立场来规范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各家之见。应该说，他们对当时世界与中国的思考大体上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希冀与追求，至少是折射了其中的一个侧面。笔者认为，这种直面现实的学术精神，其主流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美国学的初步兴盛与健康成长，无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然而，这并不否认中国人对美国问题的评介与研究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从鸦片战争前后“开眼看世界”思潮勃兴以来，对与中华文明和传统完全异质的美国便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兴趣凝聚点之一。无数文人学者，呕心沥血，孜孜求索，以迄于今。这是中国美国学史的大致脉络。学术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的行程，人为的断裂或离异，是不足取的。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尚属有待拓殖的新领域，尽管它目前声名不扬，甚至连“灰姑娘”也不如，但其价值是无庸置疑的。在笔者看来，对这个课题的系统考察，还须假以时日，但有关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基本资料的积累，恐怕应该是当务之急。本文之选择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论界与罗斯福新政为题，其用意之一亦在于此。 注释： [1]新政（New Deal），已经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论著的通译。不过，间或亦有其他译法，如“新政策”、“新措施”、“新奋斗”等。 [2]主要是由于受篇幅限制的缘故，本文有意识地没有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所撰述的有关著作及其见解。对这一方面有关代表作及其观点的考察，笔者将在《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罗斯福新政观的再回顾——试以有关著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一文中专门加以论列。 [3]刘觉民语。参见《时事月报》，第7卷第3期（1932年9月），第189页。 [4]孙怀仁：《1932年世界经济之回顾》，《申报月刊》，第2卷第1号（1933年1月），第21页。 [5]胡善恒：《世界经济会议开幕之前列国经济状况》，《时事月报》，第8卷第6期（1933年6月），第443页。 [6]周友仓：《通货膨胀政策与世界经济恐慌》，《东方杂志》，第30卷第3号1933年2月），第42页。 [7]叶作舟：《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检讨》，《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1933年5月），第30页。 [8]钱泽夫语。参见《世界知识》，第1卷第7号（1934年12月），第290页。 [9]郑允恭语。参见《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1933年5月），第21页。 [10]潘楚基：《罗斯福之购金贬元政策》，《东方杂志》，第31卷第2号（1934年1月），第41页。 [11]同[7]，第30页。 [12]张一凡：《世界财政恐慌的现势》，《申报月刊》，第3卷第1号（1934年1月），第34页。中括号[]内的文字，系笔者所加，下同。 [13]郑林庄：《美国资本主义的展望》，《东方杂志》，第30卷第16号（1933年8月），第22页、27页。 [14]李迪俊：《罗斯福就任总统后之美国政局》，《时事月报》，第8卷第4期（1933年4月），第263页。 [15]董之学：《美国金融风潮的原因与影响》，《申报月刊》，第2卷第4号（1933年4月），第4页。 [16]方钟征：《美国之绝大金融风潮》，《时事月报》，第8卷第4期（1933年4月），第274页。 [17]郑林庄：《震动世界的美国银行休假》，《申报月刊》，第2卷第5号（1933年5月），第27页、31页。 [18]毛起鹒：《美国金融风潮之成因及其对策》，《东方杂志》，第30卷第8号（1933年4月），第5页、13页。 [19]乔智千：《美国经济复兴中重要法案之概况与检讨》，《中央银行月报》，第2卷第9号（1933年9月），第1279页。原文标点一律用句号，本处引文笔者作了相应的更动。 [20]蒋星德：《罗斯福——美国之新总统》，《时事月报》，第7卷第6期（1932年12月），第396页。 [21]张金鉴：《美国之经济复兴计划》，《东方杂志》，第30卷第19号（1933年10月），第59页、63页、64页。 [22]章乃器：《国际银协定的检讨》，《时事月报》，第9卷第3期（1933年9月），第177页。 [23]许涤新：《美国复兴运动与资本主义之前途》，《东方杂志》，第30卷第19号（1933年10月），第70页、71页。 [24]刘觉民：《罗斯福的经济复兴计划与美国的经济控制政策》，《时事月报》，第9卷第4期（1933年4月），第292页、289页、288页、294页。 [25]酉钧：《罗斯福新货币政策的检讨》，《东方杂志》，第30卷第24号（1933年5月），第44页、46页。 [26]张金鉴：《日暮途穷之美国经济复兴计划》，《东方杂志》，第31卷第20号（1934年1月），第47页。 [27]学稼：《1934年世界形势的总推测》，《申报月刊》，第3卷第1号（1934年1月），第177页。 [28]许涤新：《罢粜骚动与购买黄金》，《东方杂志》，第31卷第2号（1934年1月），第62页。 [29]许达生：《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回顾》，同上，第12页。 [30]章乃器：《世界经济的前瞻》，《申报月刊》，第3卷第1号（1934年1月），第27页、31页。 [31]马星野：《美国民众对罗斯福新政之反感》，《申报月刊》，第3卷第2号（1934年2月），第45页。 [32]郑林庄：《美国往那[哪]里去》，《申报月刊》，第3卷第1号（1934年1月）， 第44页、45页。 [33]马星野：《替蓝鹰运动算一笔总帐》，《申报月刊》，第3卷第4号（1934年4月），第66页。 [34]马星野：《美国复兴运动成败之检讨》，《世界知识》，第1卷第7号（1934年12月），第295页、293页。 [35]马星野：《罗斯福总统之救农政策》，《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1934年9月），第53页。 [36]麦园：《美国复兴政策往何处去？》，《东方杂志》，第31卷第15号（1934年8月），第44页。 [37]刘安常：《美国对经济恐慌之挣扎》，《东方杂志》，第32卷第20号（1935年10月），第47页。 [38]马星野：《罗斯福产业复兴政策的末路》，《世界知识》，第2卷第7号（1935年6月），第352页、354页、355页。 [39]马星野：《回光返照中之美国经济》，《新中华》，第4卷第13期（1936年7月），第45页、47页、49页、53页。 [40]钱亦石：《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申报月刊》，第4卷第7号（1935年7月），第72页、69页。 [41]同[14]，第270页。 [42]向理润：《美国恢复繁荣声中的经济复兴计划》，《时事月报》，第9卷第5期（1933年11月），第189页。 [43]《时事月报》，第12卷第1期（1935年1月），第29页。 [44]《时事月报》，第16卷第1期（1937年1月），第33页。 [45]张仲实：《世界经济恐慌与景气之新阶段》，《新中华》，第4卷第13期（1936年7月），第6页、4页。 [46]同[31]，第47页。 [47]马星野：《美国经济之病态》，《东方杂志》，第31卷第5号（1934年11月），第5页、4页。 [48]同[33]，第66页。 [49]星野：《罗斯福新政又一转变》，《申报月刊》，第3卷第11号（1934年11月），第5页、4页。 [50]同[10]，第44页。 [51]姜君臣：《各国的挽救恐慌政策和苏联的计划经济》，《申报月刊》，第4卷第7号（1935年7月），第38页。 [52]马星野：《美国新政成绩之总检讨》，《新中华》，第4卷第17期（1936年9月），第2页、3页。 [53]章乃器：《世界政治经济概况》，《申报月刊》，第3卷第7号（1934年7月），第3页、4页。 [54]钱泽夫语。参见《世界知识》，第1卷第7号（1934年12月），第296页。 [55]同[36]，第46页。 [56]潘楚基：《罗斯福新政之回顾与前瞻》，《东方杂志》，第35卷第19号（1938年10月），第9页、10页、12页。 [57]同[37]，第52页。 [58]张一凡：《一年来之罗斯福经济政策》，《申报月刊》，第3卷第3号（1934年3月），第70页。 [59]学：《美国复兴运动中的矛盾》，《申报月刊》，第2卷第10号（1933年10月），第2页。 [60]《时事月报》，第10卷第1期（1934年1月），第5页。 [61]张金鉴：《罗斯福之经济理论与工业复兴》，《申报月刊》，第4卷第3号（1935年3月），第41页、43页。 [62]邓照藜：《蓝鹰运动之实绩》，《时事月报》，第15卷第6期（1936年12月），第409页。 [63]何义均：《美国法院之宪法解释权与罗斯福之复兴政策》，《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期（1935年），第579页。 [64]向理润语。参见《时事月报》，第13卷第1期（1935年7月），第36页。 [65]星野：《美国大理院之判复兴法规为非法》，《申报月刊》，第4卷第6号（1935年6月），第5页。 [66]王赣愚：《美国联邦大法院与新政前途》，《时事月报》，第14卷第6期（1936年9月），第430页、441页、443页。 [67]马星野：《美国最高法院之改组问题》，《新中华》，第5卷第5期（1937年5月），第1页、5页、8页、7页、11页。 [68]马星野：《美国司法改革案之面面观》，《世界知识》，第5卷第12号（1937年3月），第639页。 [69]何义均：《美国之司法改革案》，《时事月报》，第16卷第5期（1936年5月），第333页、330页、324页。 [70]储玉坤：《美国宪法之修改问题》，《时事月报》，第14卷第4期（1936年4月），第316页、319页。 [71]杨宪昭：《美国政府往那[哪]里去——司法独立呢？还是行政独裁呢？》，《东方杂志》，第34卷第11号（1937年6月），第17页、20页、21页。 [72]李迪俊语。参见《时事月报》，第9卷第2期（1933年8月），第87页。 [73]向理润语。参见《时事月报》，第12卷第1期（1935年1月），第29页。 [74]胡愈之：《民主独裁和美法内政》，《世界知识》，第1卷第5号（1934年11月），第198页、199页。 [75]昆元：《欧美议会政治之没落》，《申报月刊》，第4卷第1号（1935年1月），第43页。 [76]钱泽夫：《美国政权的动向》，《世界知识》，第2卷第20号（1935年9月）。 [77]葛受元：《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回顾与前瞻》，《时事月报》，第15卷第6期）（1936年12月），第404页。 [78]张金鉴：《罗斯福之新政党》，《申报月刊》，第3卷第11号（1934年11月），第59页。 [79]同[66]，第441页、440页。 [80]同[62]，第406页。 [81]萨师炯：《白银问题与中国经济前途》，《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号（1935年7月），第66页。 [82]马寅初：《世界经济会议前美国经济政策与吾国经济之关系》，《时事月报》，第8卷第6期（1933年6月），第473页。 [83]刘振东：《世界经济会议与中国》，同上，第482页。 [84]朱偰：《银价变动之趋势与中国之对策》，《东方杂志》，第31卷第10号（1934年5月），第43页。 [85]同[16]，第276页。 [86]同[5]，第449页。 [87]杨荫溥语。参见《申报月刊》，第3卷第11号（1934年11月），第29页。 [88]马寅初：《美国之吸收黄金白银政策与我国之关系》，《东方杂志》，第31卷第8期（1934年4月），第56页。 [89]曾衍明：《新货币政策面面观》，《时事月报》，第13卷第6期（1935年12月），第415页。 [90]叶秋：《美国白银政策的破绽》，《申报月刊》，第4卷第11号（1935年11月），第4页。 [91]同上，第5页。 [92]马寅初：《美国白银政策与我国之利害》，《时事月报》，第10卷第4期（1934年4月），第209页。 [93]马寅初：《对于白银协定之意见》，《银行周报》，第18卷第9期（1934年3月），第5页。 [94]之学：《美国提高银价问题》，《申报月刊》，第3卷第3号（1934年3月），第1页、2页。 [95]章乃器：《英美在华的货币战争》，《世界知识》，第1卷第11号（1935年2月），第485页、486页。 [96]钱亦石：《美国白银政策》，《世界知识》》，第2卷第4号（1935年5月），第187页。 [97]李权时：《美国白银政策之变更与中国》，《时事月报》，第14卷第3期（1936年3月），第180页。 [98]李应兆：《最近世界银价的跌落与中国新币制之将来》，《东方杂志》，第33卷第12号（1936年6月），第66页、65页。 [99]马寅初语。参见《时事月报》，第10卷第4期（1934年4月），第207页。 [100]周宪文语。参见《新中华》，第2卷第5期（1934年3月），第9页。 [101]钱亦石语。参见《世界知识》，第2卷第4号（1935年5），第187页。 [102]彭士彤：《世界经济总危机下的白银运动》，《世界知识》，第1卷第2号（1934年0月），第67页。 [103]郑酉钧：《罗杰士之来华与白银运动》，《东方杂志》，第31卷第11号（1934年6月），第36页。 [104]潘楚基：《美国之白银运动》，《东方杂志》，第31卷第13号（1934年7月），第38页。 [105]刘振东：《银价与币制》，《时事月报》，第10卷第4期（1934年4月），第314页。 [106]同[92]，第209页、208页。 [107]杨荫溥：《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之影响》，《申报月刊》，第3卷第9号（1934年9月），第23页、24页。 [108]《时事月报》，第11卷第5期（1934年11月），第165页。 [109]《申报》，1934年9月30日。 [110]刘凤文语。参见《时事月报》，第16卷第3期（1937年3月），第230页。 [111]《新闻报》（沪），1935年4月22日。 [112]《申报》，1935年4月22日。 [113]《大公报》（津），1935年4月24日。 [114]据杨荫溥的概括。参见《申报月刊》，第3卷第9号（1934年9月），第25页。 [115]马寅初：《评财政部之白银政策》，《时事月报》，第11卷第6期（1934年12月）。 [116]若愚：《白银出口税与统制贸易问题》，《申报月刊》，第3卷第11期（1934年11月），第12页。 [117]杨荫溥：《银潮中吾国纸币之现状及其应变政策》，同上，第37页。 [118]《申报月刊》，第4卷第5号（1935年5月），第25页。 [119]孙怀仁：《中国币值变动之研究》，《申报月刊》，第3卷第11号（1934年11月），第14、16页。 [120]乃器：《经济恐慌中的危机与觉悟》，《申报月刊》，第4卷第3号（1935年3月），第1页。 [121]静生：《评中国抗议美国白银政策》，《申报月刊》，第3卷第10号（1934年10月），第1页。 [122]同[81]，第71页。 [123]如1934年10月15日，中国正式开始征收银出口税，兼课平衡税；1935年11月3日，中国又开始全面实行新货币政策。有人尝言：“如果没有美国的购银法案之作祟，洵致全国白银将有被吸收殆尽的危机”，则币制改革“恐亦难以成功也”（李权时：《我国最近的币制改革》，《时事月报》，第13卷第6期，1935年12月，第409页）。这是很有道理的。 [124]罗仲言：《罗斯福经济政策之胜利——八年来美国新政New Deal之回顾与前瞻》，《时事月报》，第24卷第2期（1941年2月），第22页、26页、28页。 [125]香汀：《中国人民欢迎罗斯福总统四度当选》，《群众》，第9卷第22期（1944年11月），第976页。 [126]芦蕻：《民主世界的轨迹》，同上，第996页、992页。 [127]舒翰：《美国大选前后》，同上，第996页。 [128]闻芝：《“人民世纪”的光辉体现——谈美国的大选和罗斯福的胜利》，同上，第1015页。 [129]《民主巨星的殒落——悼罗斯福总统之丧（社论）》，《新华日报》，1945年4月14日。 [130]《哀悼罗斯福总统》，《解放日报》，1945年4月14日；《群众》，第10卷第78期（1945年4月）。该文既是《解放日报》社论，又是《群众》杂志时评。 [131]金兆梓：《人类福星殒落了》，《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4期（1945年4月）。 [132]乔冠华：《国际述评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375-376页。该文最初发表时署名“于怀”。 [133]华民：《民主巨人罗斯福》，《群众》，第10卷第7-8期（1945年4月）。 [134]曹未凤：《罗斯福的世界观与中国》，《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7期（1945年7月），第5页、6页。 [135]费孝通：《20世纪的危机与罗斯福。希?5页、22页、23页。 [136]陈光泽：《居中偏左一点——罗斯福新政12年》，同上，第24页、26页、30页。 [137]刘祚昌：《我是怎样研究美国史的》，《文史哲》，1986年第2期，第36页。 [138]赵兰坪：《最近吾国经济论战之回忆》，《时事月报》，第14卷第2期（1936年2月），第92页。 [139]同上，第92页。 [本文原载《美国研究》1991年第2期。选自杨玉圣著《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