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7:11:11 爱思想 戴超武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对安全的追求，对于形成斯大林在战前、二战中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内政治看，这种政策不仅是动员苏联人民应对斯大林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同西方的对抗的手段，而且也是巩固他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内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斯大林是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斯大林努力主导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安全地带。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同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被英美所承认，以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担心同英美的合作可能面临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最终还是被西方认为是挑战西方，从而产生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自身安全与意识形态的追求，一方面同西方所坚持的所谓“民主、自决”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目标同美国日益扩张的在全球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而使欧洲逐步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斯大林在较少重要性的问题上，如的里雅斯特问题、其卫星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托管地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作出妥协。而在主要问题上，斯大林则毫不妥协。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就这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战时的盟友，领导着各自的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冷战。 【关键词】斯大林 苏联外交 冷战起源 冷战起源的研究是冷战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学派，即“正统学派”（Traditionalism）、“修正学派”（Revisionism）和“后修正学派”（Post-Revisionism）。“正统学派”的观点主导着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的冷战研究，“正统学派”学者强调冷战的起源在于苏联的扩张，迫使美国放弃大国合作的政策，转而采取遏制苏联扩张的合理行动。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冷战研究中崭露头角的“修正学派”则坚持美国在冷战起源中的责任，指出美国以“贸易自由”为突出特点的经济帝国主义，使得苏联不得不采取防御性的措施，将东欧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中。而以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代表的“后修正学派”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其基本的背景除美苏缓和的国际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档案的陆续解密，使得研究者可以从更为深入的决策层面探讨美国外交战略演变及其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同上述两个学派不同的是，“后修正学派”学者特别关注的是地缘政治和均势的重要性，并未刻意研究冷战爆发的责任问题，他们的重点在于探讨以美国为首和以苏联为首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帝国”及其对战后国际体系演变的意义。[①] 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档案和东欧各国档案的陆续解密，国际学术界在新的一轮冷战研究的高潮中，出现了所谓的“新冷战史”的研究（the new Cold Warhistory）。[②]在“新冷战史”的研究中，学者们依据多国档案，从多边视角出发，尝试利用新的理论，重新解释冷战的起源。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领导人的个性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特别是对斯大林在冷战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被重新考察。在以往有关斯大林与冷战起源之关系的研究中，既有以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为代表所提出的“偏执狂”因素，也有盖迪斯、祖波克（Vladislav Zubok）等提出的斯大林的“大战略”和“革命－帝国范式”的论点。[③]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苏联在战时和战后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在苏联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表明，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于冷战格局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和应承担的责任是再明显不过的。而从现有史料分析，斯大林的个人因素在冷战起源问题上的作用，也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和思考。[④]本文希望通过对一系列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某些补充。 德国战败时的军事形势，决定了被解放的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被非正式地分割为亲西方的和亲苏联的地区，而这两个地区中的国家最终都采取了反映其占领者制度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外交政策。法国、意大利、希腊以及比利时等国尽管存在着强大的共产党力量，并在抵抗德国占领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战后都重建了西方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以及亲英美的外交政策；而东欧国家最终则按斯大林模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斯大林是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等问题，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斯大林努力主导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安全地带。而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同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为英美所承认，以此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苏联担心同英美的合作可能面临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最终被西方认为是挑战西方，从而产生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尽管斯大林表现出有节制的意愿，但他所使用的手段，或者是他所允许东欧共产党人所使用的手段，不仅使美英决策者和公众舆论相信，同时也使西欧国家相信：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强硬的政权，将对欧洲国家的独立和民主体制构成根本性的威胁。[⑤]而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则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 战后欧洲的政治分裂与斯大林的安全观 “冷战”，按照战后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VyacheslavMolotov）的说法，“就是指关系紧张。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还因为我们展开了攻势。他们当然要拼命反对我们，而我们则要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我们在德国部分国土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德国，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必须普遍整顿秩序，消除资本主义那一套东西。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冷战”。[⑥]若想从苏联的角度认识冷战，那么理解俄国历史和俄国革命的遗产是必不可少的。苏联对待世界的观点的形成，同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包括沙皇俄国的历史、十月革命、内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等等；这种历史观使得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相信，俄罗斯人是世界文明的拯救者：13世纪抵抗蒙古人，19世纪对抗拿破仑，20世纪打败纳粹德国。因此，斯大林认为，盟国欠苏联很多很多，应接受和承认苏联的利益。[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苏联在战争中起码死亡2700万人，6个加盟共和国被德国占领，1700座城镇和超过3.1万个工厂被夷为平地，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毁于战火。[⑧]虽然苏联遭受如此损失，但它在战后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和吸引力。苏联的中央指令性经济使其能提供充分的就业；同时，由于共产党在战时被占领的欧洲各国领导着抵抗运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战后欧洲受到广泛的尊敬，同民主资本主义一样代表着未来的潮流。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虽然战后大规模复员，但苏联在1948年初仍拥有一支290万人的军队；大量苏军驻扎在东欧地区。德日的战败在短时期内也有利于苏联的安全。与此同时，英国的衰落为苏联在南部边界地区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因此，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 H. Carr）1944年3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如果不能接受苏联在东欧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话，那么在欧洲就不会有行之有效的安全体系。[⑨] 因此，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在苏军占领下的东欧各国，非共产党组织依然被允许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并参加联合政府；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共产党力量日益壮大，法共、意共和比利时的共产党也在议会中占有席位。比利时的共产党员1939年有9000人，1945年11月为10万人；希腊的共产党人1935年是1.7万，1945年达到7万；意大利，1943年仅有5000名共产党员，到1945年底发展到170万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1945年3月为2.8万，到1945年9月达到75万。因为“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按照黑白分明的观点来看待在战争废墟中显现出来的世界：这边是奥斯威辛，那厢是斯大林格勒。前者是三十年代资本主义欧洲危机的副产品，后者则代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共产党已获得20%的选票；在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以及瑞典则接近10%，在东欧国家，20%—50%的民众支持左翼政党。因此，斯大林对战后欧洲的左倾浪潮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1945年4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Josip BrozTito）说，“今天，甚至在英国君主制下实行社会主义也是可能的，革命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是必需的”。他在1946年8月同英国工党代表团会谈时表示，英国有可能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以及对资产阶级的镇压等阶段，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法建成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⑩] 因此，苏联在战争结束之时并未立即将东欧地区完全苏维埃化。在1945年至1948年之间，苏联是否要将整个东欧地区苏维埃化的意图，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前提是这些国家必须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起码在波兰，苏联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卡廷森林（Katyn）事件、苏联对待华沙起义的态度以及成立卢布林委员会等，都表明控制波兰以及东欧地区，是苏联重要的对外战略。苏联对东欧其他国家的行为，基本上同在波兰的所为大同小异。苏联控制着每个国家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对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工作，特别是经济事务，严加控制。1946年初，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已成立由共产党占统治地位的政府。虽然匈牙利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多元化，共产党在1946年举行的选举中也仅获得17%的选票，但共产党却控制着最为关键的内政部、商业部等，并掌握着警察部门和工会。捷克斯洛伐克也是类似的情况，非共产党人虽然在1948年以前占据政府的大多数位置，但内政部、警察部门和工会领袖都是共产党人。在这段时间，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逐步确立起来的；只要控制牢固，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分享权力的现象，就可以得到苏联的容忍。 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对该地区的共产党得以占据统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关键的因素则是，战争对这些地区的冲击、纳粹的占领以及为争取解放所经历的磨难，这一切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为战后共产党的夺权创造了条件。苏共中央在1948年5月4日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信函中指出：“尽管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远没有取得像南斯拉夫共产党那样的成就，但这并非是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有何特别之处，主要是因为……苏联军队去援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了贝尔格莱德，并以这种方式创造了一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夺取政权必不可少的条件。令人遗憾的是，苏军没有也不可能向法共和意共提供这样的援助。”斯大林在1951年1月进一步表示，“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军队具备同苏联军队抗衡的实力，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些国家根本就不会进行抵抗。美国现有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因此苏联阵营在这一领域内具有暂时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也仅仅能够维持三四年，以后美国将借助快捷的交通手段把军队运送到欧洲，并充分利用其核优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动用我们所有的经济、政治和人力手段，帮助军队完成系统性的准备工作。在未来三四年内，我们所有的国内、国际政策都将服从于这个目标。我们只有动员全部的力量，才能抓住这个唯一的机会，让社会主义扩大到整个欧洲。”[11] 决定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对苏联的安全环境以及对战后世界认识的思想因素，是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两个平行的市场”的理论。这是斯大林思想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战后初期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它直接影响到斯大林对战后国际体系的根本估计，决定着苏联对外战略，特别是对西方的政策。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被说成是“直接以列宁所发现的和研究的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为出发点的”，“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曾经参加过苏共党章的起草）指出：“在列宁生前，资本主义总危机只走过了它的第一个阶段。而最复杂最困难的理论的、实践的和政治的问题，却是由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后诸发展阶段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解决。斯大林同志建立了经过全面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因而把帝国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合乎新的历史发展情况的阶段”。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是“马列主义天才的继续发展”，是行动的指南；“没有它，便不能在目前的世界历史时代的事件与现象的复杂的迷宫里，定出方向”；“它是一盏明灯，给无产阶级照亮了为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和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12]在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以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依然被认为是能够继续适应新条件的、并不断被新的结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理所丰富的理论，对苏联官方和学术界分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处理国际问题仍有很大的影响。赫鲁晓夫在斯大林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总危机论的三个阶段论。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的时期，苏共“二十七大”依然提及总危机理论。[13] 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来源于列宁的论断，是建立在列宁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这些理论观点之上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发展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对稳定时期提出的。斯大林认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出现了局部稳定的时期，但他强调的是，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的总的和根本的危机，不仅没有过去，反而日益加深，使世界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本身发生了动摇。短暂的稳定不仅不能阻止这个总的和根本的危机的发展，反而成为这个危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根源。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强化了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在1930年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斯大林给资本主义总危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 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帝国主义大战及其后果加深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我们现在处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唯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除资本主义体系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体系，它日益成长，日益繁荣，它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抗，动摇着资本主义的基础。其次，帝国主义战争和苏联革命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基石；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第三，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年轻的资本主义在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出现并成长起来，它们在市场上有效地和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因而使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尖锐化和复杂化。最后，战争给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留下沉重的遗产，就是企业经常开工不足，和已经由失业后备军变为失业常备军的千百万失业大军，这些情况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前，就已经给资本主义造成许多困难，而危机期间还必然会使情况更加复杂。[1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进一步阐述他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其中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最为全面和详尽。根据斯大林的论述，可以把其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总危机的基础和实质。斯大林指出，总危机的基础是世界存在着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这两种制度的斗争，在世界历史上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总危机并不是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现象，也不只是资本主义某一次具体的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是“席卷全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深刻而不可克服的危机”。因此，斯大林的总危机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的普遍危机和总危机不同，马克思指的是经济危机，而在斯大林那里，经济危机只是总危机的一个方面。 其次，有关总危机的阶段形式，斯大林认为总危机本身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它不是暂时的现象，也不是周期性的重复出现的现象，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取得胜利以后开始的、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摧毁为止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包括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第二阶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二次危机，不应看作是两次单独的、彼此隔离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强调了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原因。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最基本的问题是市场问题，特别是国外市场问题。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内外条件日益恶化，市场问题就更加尖锐，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从市场危机开始的。在战争期间，两个相互厮打的资本主义同盟都希望夺取国外市场，以取得世界霸权。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由于两个平行市场的形成，“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增大。”因此斯大林强调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进入总危机的第二个阶段后，资本主义再也不可能恢复它在总危机第一阶段曾经有过的稳定了，“资本主义稳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因此，他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以及列宁在1916年春天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来说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15] 一些苏联学者在解释斯大林的这个论点时指出，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的理论，“提供了了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最主要问题及其前途的钥匙”，苏联决策者依据这个理论观察战后世界，并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由于统一市场的瓦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规模将缩小，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破坏作用将更加明显，而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力量是难以摆脱危机的；第二，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市场日益狭小之间的矛盾，使某些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只能靠从市场上排挤其他国家和破坏它们的经济来进行；第三，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市场相对稳定的终结，表明现阶段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帝国主义强盗争夺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以及想消灭自己竞争者的企图，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6] 同时，“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是斯大林认识战后西方阵营关系发展的基础。斯大林把苏联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火炬”以及“和平的强大堡垒”。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目的是“保卫苏联”，推进“世界革命”。斯大林说，“莫斯科同时还是全世界一切劳动人民、一切被压迫种族和民族争取从财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旗帜……莫斯科的功绩在于，它是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持久和平和友好的斗争的倡导者，是反对新战争挑拨者的斗争的倡导者”。[17]斯大林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干涉和殖民地人民反对干涉引发战争的可能性，资本主义体系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他首先从世界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战争的不可避免。虽然斯大林关于世界基本矛盾的论述前后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思想始终是一致的，即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表明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和战争的不可避免。关于世界基本矛盾，斯大林提出了五大矛盾、四大矛盾以及三大矛盾之说。 1925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五大矛盾：第一类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二类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及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第三类是帝国主义大战中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正在发展而且不可能不发展的矛盾；第四类是各战胜国之间正在发展而且不能不发展的矛盾；第五类是苏维埃国家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正在发展的矛盾。[18] 1928年，斯大林在《时事问题简评》中提出四类基本矛盾：美英、日美、英法、意法等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帝国主义世界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19] 1928年，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中又提出了三大矛盾：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同苏联之间的矛盾。[20] 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由于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的瓦解，资本主义以前多少带有顺利发展以及平稳扩张的特征，已被资本主义跳跃式的和灾难性的发展所代替，因此，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将集合在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之上，而这就孕育了战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导致战争，斯大林在1946年2月强调，“如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是偶然的，或者是由于某些国家领导人犯了错误，那就不正确了……其实战争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通常经过一段时期便要引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均势的猛烈破坏，而那些自认为没有足够的原料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都企图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并且在它们之间发生战争”。[21] 战后，斯大林从分析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和历史经验的角度，进一步论述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斯大林指出，有些人认为，由于两大阵营的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将比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更为激烈，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一论点，只看到表面上的外部现象，而没有看到决定事变进程的潜在力量。在斯大林看来，实际上，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绝非平安无事。虽然西欧、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了美国的铁爪之中，但这些国家决不会无休止地忍受美国的统治和压迫，他们会在夺取原料和销售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打破美国制度等方面同美国发生冲突，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斯大林承认，虽然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但历史事实却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的，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他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比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斯大林断言，“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斯大林认为，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将会以社会主义苏联的胜利而结束，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在这整个过程中不应只是消极的旁观者，而应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可能在各种情况的一定凑合下，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在某个地方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这将不再是现今的和平运动，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了”。[22]因此，莫洛托夫在1940年6月说，天才的列宁没有错，他相信我们，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我们夺取了俄国政权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使我们夺取全欧洲的政权”。 决定斯大林对战时盟友及其战后目标的估计是基于马列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 苏联和西方将必然发生敌对。斯大林在1945年1月对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表示：“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资本家们分化为两大派别――一个是法西斯派，另一个是民主派。目前出现了我们与资本家民主派间的联盟，因为后者不能接受希特勒的统治，而这种野蛮统治能导致工人阶级的极端困境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垮台。我们现在和这一派反对另一派，而将来也要反对资本家的这一派。”[23]斯大林还坚信，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战后一定还会爆发，因此是资本家需要苏联而不是相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斯大林满怀信心地相信美国一定会给苏联巨额贷款。斯大林同样相信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他所要做的就是等待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再次发生争端，等待着愤慨的欧洲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选择。[24]斯大林认为，要确保社会主义的经济独立，不受资本主义的包围，这绝对是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同世界资本主义进行战斗的手段。斯大林在1945年1月对南斯拉夫代表团指出：资产阶级政治家都是非常敏感和富有敌意的，你们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你们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那么你们就会失败。斯大林在会谈中还强调，当你们软弱的时候，你们就必须处在守势；而当你们强大时，你们就应该进攻。[25] 意识形态因素对战后苏联外交决策的影响，还突出体现在苏联领导层对西方领导人的认识上；他们对西方领导人从来没有好感，“斯大林更加不信任他们”。莫洛托夫认为“罗斯福是个帝国主义分子，而且是个爱掐人脖子的帝国主义分子”；杜鲁门“是个蠢货，十足的反苏分子”；而丘吉尔最强硬，最精明，“他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苏联领导人甚至对罗斯福作了如下评价：“一个瘫子，竟爬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并且连任三届，可见他是一个怎样的大骗子！”而莫洛托夫则认为这个评价“说得好”。斯大林则强调指出：“丘吉尔也好，罗斯福也好，纳赛尔也好，尼赫鲁也好，都是一丘之貉。他们谁也不会给工人发钱。”在苏联共产党的文件中一直坚持：“我党的政策现在和将来始终是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彻底胜利”。莫洛托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收获是“国际社会主义体系”。[26] 为保卫“国际社会主义体系”，苏联战后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尽量扩张苏联的领土。莫洛托夫说，好在“历代沙皇为我们征服了那么多的土地，现在我们同资本主义斗争就容易多了”。他还强调指出：“我认为，作为外交部长，我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扩展我们祖国的疆界。现在看来，这项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还不错。”[27]苏联决策者认为，雅尔塔会议主要是苏联顺利地获取了战后在远东地区的利益，而波茨坦会议的结果，就等于西方盟国承认他们失去了东欧和巴尔干。 战后有人将一张标有新国界的苏联地图带到斯大林的别墅，那是一张只有小学生课本大小的地图。斯大林用图钉把它订到墙上，说道：“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情况吧。我们的北部地区现在一切正常，平安无事了。芬兰大大地得罪了我们，所以我们把边界线从列宁格勒向前延伸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现在又回到我们手中。在我国，白俄罗斯人现在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乌克兰人、摩尔达维亚人也都可以生活在一起了。西部地区也已经平安无事。”他又指向苏联的东部边界说：“我国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呢？千岛群岛现在归属我们了，萨哈林岛全是我们的了，瞧，这有多好！旅顺和大连，都是我们的。”斯大林这时用烟斗扫了一下中国，说：“就连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都平安无事……只是我对我们这一段边界还不满意！”斯大林指的是南高加索地区。[28]莫洛托夫甚至说：“要是收回阿拉斯加就好了。”苏联还试图占领意大利的殖民地，的黎波里塔尼亚和利比亚。斯大林说，“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但问题是难于找到合适的理由。于是莫洛托夫就说那里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苏联要给予支持，并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 因此，在有关战后安排等重大问题上，苏联坚持强硬的立场。斯大林拒绝在东欧问题上向西方作出让步，1945年8月，斯大林还对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表达自己对波茨坦会议的看法。他强调，会议的决定对苏联是有利的，因为西方承认保加利亚“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在1945年11月4日接见波兰工人党代表团时明确告诉哥穆尔卡，要拒绝美国人的“门户开放政策”；他警告说，英国和美国正试图拆散我们的同盟。[29]在1945年9月举行的伦敦外长会议上，斯大林即采取了同西方毫不妥协的既定方针。斯大林在1945年12月还强调：“显而易见的是，在同诸如美国和英国这样的伙伴打交道的时候，假如我们开始屈从于恫吓，并暴露出没有把握的话，那么我们将一无所获。为了从这样的伙伴那里有所获取，我们就必须用坚忍不拔和毫不动摇来武装自己”。[30]更为重要的是，在同西方的谈判中坚持强硬政策立场的同时，苏联并不准备履行业已达成的协议。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在《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上签字，莫洛托夫当时对斯大林说，这个文件未免太过分了，斯大林则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去搞一搞。以后执行时我们可以自行其事。关键在于力量的对比。”对东欧那些民主势力，苏联领导人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是一批亡命之徒。[31] 斯大林的安全观还体现在其对战后苏联国内政治和外交决策权的控制。最为典型的，首先是斯大林利用国外有关斯大林健康状况的传言，制造“莫洛托夫事件”，整肃时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由此进一步统一、加强和控制战后苏联的外交方针。1945年10月开始，由于斯大林好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国外有关斯大林的健康出现了很多传闻。尽管《真理报》曾郑重其事地解释说斯大林正在度假，但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效果，各种传闻仍在传播，甚至提到了苏联政府未来的领导人，主要说可能是莫洛托夫或朱可夫元帅接班。实际上，斯大林此时正在黑海边上的度假胜地索契休养，这是他九年来第一次离开莫斯科外出度假。在这里，斯大林精神和身体状态非常好，生活也有规律。他白天睡觉、散步，晚上工作到深夜。但他也十分关注莫斯科发生的一切。斯大林每天都读塔斯社送来的新闻简报，以及各部门呈送的相关文件。这时斯大林特别留心塔斯社的题目为《外国报刊有关斯大林同志健康状况的谣言》，这些报告每天都送，属于高度机密，只供斯大林本人和莫洛托夫两人传阅。 对于这些谣传，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恐怕大多会一笑了之，但斯大林并不这样看，他不是把这些传言视为简单的挑衅，而是看作是对苏联力量的亵渎和侮辱。在斯大林眼中，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是谁在莫斯科传播这些谣言？又是谁让这些谣言传播到了国外？他特别敏感的是有关外国新闻报道开始把莫洛托夫看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苏联最有影响的人物”。于是，斯大林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在苏联高层批莫洛托夫。 首先是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问题上。1945年9月、10月的时候，莫洛托夫同哈里曼就战后日本问题举行会谈。莫洛托夫在会谈中同意美国有关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投票程序的建议，这样美国可能会有2—3票的多数票；另外，莫洛托夫还同意麦克阿瑟在处理有关问题时具有最高的决定权。1945年11月4日，斯大林写信给政治局“四巨头”，特别是莫洛托夫，其中严厉地批评莫洛托夫“把自己同政府割裂开来的做法，把自己装扮成比政府更为开明的做法，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斯大林指责美国的建议是“骗人”的，旨在“造成我们的孤立”。对斯大林的批评，莫洛托夫检讨说，“我将尽最大的努力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其次是斯大林对《真理报》发表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讲话的反应。1945年11月9日，按照莫洛托夫的指示，《真理报》发表了丘吉尔不久前在英国下院的一个讲话。丘吉尔在这篇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苏联人民和斯大林。丘吉尔说，“我们对高尚的苏联人民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英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同志情谊和友好的情感”。丘吉尔在讲话中特别称赞了斯大林，他说，“就个人而言，我情不自禁地要表达我对这个真正的伟人的最崇高的敬佩。他在和平时期，是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领袖；他在战争时期，是自己国家胜利的守护者”。 发表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对苏联领导人的赞美，是战时苏联宣传的一贯做法。但斯大林此时却不这么认为了。根据他对战后世界的认识，现在苏联的宣传应当开始逐步警告苏联人民所面临的敌人的包围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而不是它们的赞誉之辞。斯大林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党内高层要认清战后新的形势和苏联新的任务（苏联正在实施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同美国进行核武器的竞赛），要跟上斯大林的思想。于是，他在11月10日打电报给政治局“四巨头”，其中明确指出：“我认为，发表丘吉尔赞扬俄国和斯大林的讲话是一个错误。丘吉尔这样做就是想掩饰自己邪恶的思想，掩饰他敌视苏联的态度，特别是考虑到丘吉尔及其工党的追随者正在组织一个反对苏联的英美法集团。”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在电报中强烈批评了苏联党内的某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当然主要是指莫洛托夫。斯大林说：“现在政府中有许多人，他们一听到丘吉尔之流、杜鲁门之流以及贝尔纳斯之流的赞美之词，就抑制不住自己幼稚的狂喜；相反地，当听到这些人反面的评论时，他们就灰心丧气。这些都是危险的态度。因为这会使我们在面对外国人时在自己的队伍中产生奴性。我们必须在外国人面前全力以赴地反对这种奴性。假若我们继续发表这类的讲话，我们就不能摆脱这种奴性和谄媚。不用说，苏联领导人不需要外国领导人的赞誉。就我个人而言，这种赞誉只会使我感到不快。” 与此同时，由《真理报》发表丘吉尔的讲话，还引发了有关苏联报刊审查制度的问题，从而也导致了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更加严厉的批评。莫洛托夫不仅主管外交，而且还分管新闻宣传工作。莫洛托夫也算是个老报人了，1912年就开始办《真理报》，是这个报纸的创刊人之一。当时对外国驻苏联的通讯社和新闻记者的稿件，主要是发回各自国家的文稿和电报稿，必须通过苏联政府的审查。莫洛托夫不久前收到来自外国记者团的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其中详细抱怨了他们的稿件被毫无理由地胡乱删节，而且不能及时发回国内。莫洛托夫当时并没有对这封信件作出正式的答复，但他下令对新闻主管部门进行监督，因为“这个部门的审查经常从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一些段落和词句，而不给任何的解释”。莫洛托夫这样做的本意可能是他想对西方新闻机构作出一个“善意”的姿态，因为战争已经结束，这种宽松看来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莫洛托夫在1945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外交使团的酒会上，他举着一杯葡萄酒对一位美国记者说，“我知道你们这些记者想取消俄国的审查制度，如果我同意在互惠的基础上这样做，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路透社随后报道了莫洛托夫的这个说法。 斯大林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他当即打电报给莫洛托夫说：“谁给你权力让你取消审查制度？”[32]不仅如此，斯大林还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严厉惩罚莫洛托夫。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12月6日将莫洛托夫的所谓错误通报政治局其他“三巨头”，即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贝利亚（Lavrenti Beriia）和米高扬（Anastas H.Mikoyan），但却不告诉莫洛托夫本人。斯大林在电报中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莫洛托夫读过所有损害我们国家声誉的那些诽谤，他为什么不去加以制止？”斯大林说：“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有权采取单独行动去改变我们的政策方针，但莫洛托夫却为自己盗用了这种权力。为什么？又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这些诽谤就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给莫洛托夫所下的结论：“我相信，莫洛托夫实际上毫不关心我国的利益和我国的声誉，他考虑更多的是在某些外国圈子里赢得好评。我认为，这样的同志不能作为我的第一副手了。”这体现了斯大林最为可怕的怀疑心态，“想象你做了什么，比你实际上做了什么更加恐怖”。 斯大林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让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召见莫洛托夫，向他宣读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学者对此描写道，这绝对是莎士比亚笔下经典的一幕：幸灾乐祸、恐惧和暗藏的同情交织在一起。在事后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他们汇报了当时的情景：莫洛托夫承认他犯了许多错误，但他说，在政治上不信任他，是不公平的；莫洛托夫在谈话中流下了许多眼泪。 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后来回忆说，当斯大林谴责自己的同志时，他们“被迫保持沉默”。莫洛托夫在12月7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一定要以行动来恢复你对我的信任。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信任，而是党的信任，我把它看作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第三个行动，是斯大林在12月9日给四巨头的一份电报，这次莫洛托夫又回到了政治中心。斯大林在电报中指出，从伦敦外长会议到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这段时间的国际事态的发展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由于我们的坚持，在莫斯科会议的组成上我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因为排除了中国和法国就意味着美国和英国从伦敦会议立场上的退却。其二，我们赢得了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胜利，这些国家的选举结果就是证明。如果我们在涉及这些国家的问题上裹足不前，没有坚持住的话，那么我们注定会在那里失败的。其三，斯大林又专门批评了莫洛托夫，他说：“在一些问题上，由于你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和恫吓，开始犯错误，对外国记者采取了宽松的方针，因为这些记者期望这种方针能够安抚英国和美国，这就让你的国家当众受到羞辱。当然，你的考虑是幼稚的。我担心，由于你的这种宽松的方针，你将破坏我们坚定不移的政策，使我们的国家丢脸。在那个时候，整个国外舆论都异口同声地吼叫说，俄国人正在屈服，将要作出让步。但是这一事件帮助了你，你又及时回到坚定不移的政策上来了。”斯大林在电报中强调了同西方国家交往的最主要原则，并指出：“显然，在同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搭档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我们屈从于恫吓，或显示多边性，那么我们就不能取得任何重要的东西。要从这样的搭档那里获得实质的东西，我们必须用不屈不挠和坚定不移的政策武装自己。 通过上述一系列事件，斯大林完全控制了苏联的外交决策权，放手推行其既定的外交战略，同西方展开争夺战后欧洲政治主导权的斗争。 苏联对战后秩序的设计与东欧的“苏维埃化”进程 苏联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就开始对战后的战略目标进行详细的研究和规划。苏联在1943年下半年的时候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具体负责制定战后苏联外交的目标。1943年9月成立了“和约与战后重建问题委员会”（Commission of Question of the Peace Treaties and Post-war Construction，又称“李维诺夫委员会”）和“停战问题委员会”（Commission on Armistice Problems，又称“伏罗希洛夫委员会”），稍后又成立了“赔偿由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给苏联造成损失的委员会”（Commission on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es inflicted on the Soviet Union by Hitler’s Germany and itsAllies，又称“迈斯基委员会”或“赔偿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但同时又都是跨部门的机构。[33]而苏联对战后外交政策的基本构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重要文献中：迈斯基备忘录、葛罗米柯报告以及李维诺夫委员会的报告等。 1944年1月11日，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迈斯基（Ivan Maisky）向莫洛托夫呈送了题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备忘录。迈斯基备忘录长达40页，勾画出30年到50年苏联外交战略的基本构想。[34]这一构想包括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时间段内，要确保苏联成为一个强国，“不受欧洲或亚洲任何侵略的威胁”；欧洲，起码是欧洲大陆要社会主义化，“这就排除了这一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迈斯基在备忘录中特别强调，苏联必须保持1941年的边界线，并得到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必须获得通过伊朗境内的权利，以及在芬兰和罗马尼亚获取军事基地。具体到主要的国家和地区，迈斯基提出了不同的政策目标。在迈斯基看来，“主要问题是德国”，要保证德国30年到50年不构成危害，必须通过肢解、为期10年的联合占领、军事上工业上以及思想上的改造、赔偿以及再教育等手段来实现。苏联第二个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在欧洲出现任何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一个强国或国家集团的形成。战后欧洲只能出现一个陆上强国苏联和一个海上强国英国，这样才最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法国不能恢复战前的军事力量，意大利同西班牙一样也不再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苏联感兴趣的是，消除佛朗哥政权，恢复西班牙的共和制”。第三个必须关注的是东欧和东南欧地区。这里首先是波兰。迈斯基认为，波兰应恢复独立并使其生气勃勃，但它不能过于强大或领土过大，“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个俄罗斯历史上的传统敌人在将来是否会成为真正的朋友”。因此，波兰的疆界必须重新划分。迈斯基还特别关注捷克斯洛伐克。他指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可成为扩展苏联在中欧和东南欧影响的主要渠道，“在欧洲地图最后安排的过程中，如能为捷克斯洛伐克争取些额外的好处，这一点是可做到的”。相反，一个强大的匈牙利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在巴尔干地区主要是针对土耳其。迈斯基强调，苏联应通过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国缔结双边防卫条约，努力削弱以致最终清除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这对破坏土耳其作为海峡地区桥头堡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至于伊朗，迈斯基认为，在可能排除美国的情况下，应保持和扩大英国、苏联以及伊朗三国的条约关系，以保持和发展苏联连接海湾地区的交通线，同时“要在伊朗的北部建立、确立苏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存在”。 对于苏联战后在远东地区的目标，迈斯基主要考虑了日本和中国。迈斯基坚持认为，必须击败日本并最终解除其武装，使其非军国主义化，但要完全依靠英美的力量来达到这一目的。迈斯基认为，这样不仅可使苏联免受物资和人员方面的损失，以及对他们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行为进行报复，而且也可迫使美国和英国付出更多的生命和财力的代价，从而“降低美国在战后的帝国主义狂热情绪”。至于千岛群岛和库页岛，迈斯基认为可依靠政治上和外交上的策略来获得。由于中国的局势尚不明确，苏联在保持和扩大其影响的同时，必须等待中国国内“民主进步道路”变得更为可能的时候才能大规模介入。 迈斯基建议苏联必须利用“新的机会”扩大在中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但要谨慎行事，防止在这一地区同英美发生冲突。因为在迈斯基看来，殖民地地区是英国同美国发生竞争的重要领域，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将通过经济手段取代英国的地位。尽管苏联在殖民地地区没有经济利益，但现在这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刻不容缓地为这个问题做准备”。 有关欧洲未来的政权问题，迈斯基认为，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挪威、荷兰和比利时会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类型的政府。有关战后或者至少是战后初期国际力量可能出现的组合，迈斯基指出，“德国和日本战败后，除了相对衰落的法国和意大利之外，世界上只有四个真正的强国，即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而中国在最近一代人的时间内，从各种材料来判断，将仅仅是名义上的大国。因此，世界政治的领导权将掌握在苏联、美国和英国手中，并且事态发展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三大国相互关系的性质”。 有关战后苏联外交战略设计的第二个重要文件报告，题为《论苏美关系问题》。报告长达34页，由时任驻美大使葛罗米柯（AndreiGromyko）撰写。这个报告的缘起还不十分清楚，在莫洛托夫的文件中标明是“政治信件”，由葛罗米柯1944年7月14日递交给莫洛托夫。 葛罗米柯的基本判断是：美国在战后将极有可能“对同苏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合作感兴趣”，而这种合作将“极大地决定着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质”。葛罗米柯提出五点理由来支持自己的上述判断：首先，美国已经摆脱了孤立主义，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这种参与对苏联而言是有好处的；因为美国公众大力支持罗斯福的政策，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即便是在1948年发生美国领导层可能出现的变化，美国“在合作中所得到的至关重要的利益”也会使得这种合作继续下去。其次，美国将继续关注在军事上击败德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衰弱。在葛罗米柯看来，抛开安全方面的考虑，这种关注是由以下显而易见的事实所决定的：即“无论如何，美国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对防止德国在欧洲战争结束后重新崛起为经济上的主要竞争者有着利害关系”。第三，更为根本的是，“美国在战后保持国际和平，以保障其已经得到较大提升的世界地位方面有着利害关系”。而和平的局面将允许美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以及在战争结束前将要取得的优势。第四，葛罗米柯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仅将成为和平的力量，还会成为民主的力量，“美国将支持和促进在西欧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权，首先是在德国”。美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对建立法西斯类型的政府。最后，第五，美国和苏联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美国人要寻求新的市场和原料，俄国人要得到贷款、技术援助、技术转让和科技合作。作为经济学家的葛罗米柯认为，苏联首先可以利用高度发展的美国农业，以及美国工业的现代化经验。 同时，葛罗米柯也在报告中着重论述了美苏关系中“可能存在的困难”，这些困难首先是苏美两国可能在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葛罗米柯认为，同苏联相比，美国可能会主张更为宽松地处置德国。第二个困难是，“体现美国统治阶级对苏联的根本的意识形态的敌视”，将以天主教会及反苏宣传的方式继续进行。第三个困难是“东欧的未来”的问题，主要是对东欧建立的亲苏的苏维埃式政权，美国政府和企业界所表示出来的关注。第四个困难是所谓的“巴尔干问题”。葛罗米柯认为，罗斯福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将不支持巴尔干的有关国家作为苏联的组成部分。第五，美国渴望扩大其在近东以及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朗的影响，将不符合苏联的利益。葛罗米柯特别强调，出于战略和政治方面的原因，“美国加强在苏联周边地区的存在显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第六，苏美战后在宣传方面的竞争。最后，战后重建的援助问题。尽管存在着上述的困难，葛罗米柯对苏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他指出：“尽管存在着可能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会不时出现在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中，但战后两国合作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明显的。未来两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战争中业已形成以及正在形成的两国关系的实质。”[35] 苏联在战时有关未来战略利益的第三个重要文件，就是所谓的“李维诺夫委员会”的报告。李维诺夫 (Maxim M. Litvinov)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联外交部“战后秩序与和约准备特别委员会”主席。在李维诺夫的领导下，该委员会从1944年底到1945年初提出许多重要的报告，其中以下三个报告最为著名：《关于同美国的关系》（1945年1月10日）、《关于苏英合作的前景和基础》（1944年11月15日）以及《有关国家集团和势力范围的问题》（1945年1月11日）。[36] 在《关于同美国的关系》中，李维诺夫首先关心的是，美国会不会承认1941年的苏联边界作为战后苏联的边界。李维诺夫认为，美国将承认苏联1941年的边界。但李维诺夫关心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人在什么地区和什么领域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vital interests）。李维诺夫在报告中分析说，美国在战后的首要利益，就是要利用门户开放政策，打入原来属于大英帝国的贸易、市场和投资领域。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利益就是要使欧洲国家的生活正常化。如何达到这一目的？李维诺夫认为，美国将通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或者甚至是建立保守政府这样的手段，来实现全面的稳定，以消除对社会动乱的担忧。但李维诺夫强调，“我们同英美之间在如何在一些欧洲国家建立秩序和政府体制的方法上所存在的分歧，将可能产生误解和紧张关系”；但英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将比同苏联的分歧更为严重。第三个利益冲突可能出现在远东地区。因为美国正在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保护国。因此美国可能抵制苏联在远东地区扩展利益。 李维诺夫同样对美苏合作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美苏之间的合作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在李维诺夫看来，美国寻求市场的需要，加上苏联巨大的重建需要，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共同利益，也为美苏关系提供了合作的经济基础。其次是殖民地问题。苏联会支持美国在战后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张。李维诺夫还强调，“美国和英国的友好关系和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的经济竞争的加剧， 使两国认识到有必要尽最大可能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以保障苏联不加入一方去反对另外一方”。李维诺夫的结论是，没有理由相信美国和苏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会发生严重和长期的冲突，但中国可能是一个例外。在保护世界和平的共同利益中，两国有着进行积极的政治合作的坚实基础。 在《关于苏英合作的前景和基础》中，李维诺夫强调，苏联同英国关系中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应该大力推动英国同我国达成一项协议，达成这个协议的基础只能是依据地理上紧密接壤的原则，友好地划分欧洲的安全范围”。什么是苏联“最大的安全范围”（maximum sphere of security）？在李维诺夫看来，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应作为苏联自己“最大的安全范围”，而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应纳入英国的安全范围。李维诺夫对此强调：“这种划分意味着，英国不可以同纳入我国安全范围的那些国家建立某种特别密切的关系，以及签订违反我们意愿的某种协定，自然也不能在那些国家内谋取军事基地，不论是海军基地还是空军基地。我们对除了法国以外的英国安全范围也应承担同样的责任，法国应当有权加入反德的英俄条约”。挪威、丹麦、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则组成一个中立区。在两个月后完成的《有关国家集团和势力范围的问题》中，李维诺夫的上述名单有所变化：挪威也属于苏联的安全范围，瑞典、丹麦和意大利属于英国的安全范围。李维诺夫认为，在安全范围问题上可以同英国进行讨价还价的有六个国家，即挪威、土耳其、南斯拉夫、丹麦、意大利和瑞典。[37] 那么英国为什么会同苏联达成这样的协定呢？李维诺夫的解释还是英美矛盾。他说，“当前的战争不仅导致欧洲均势的严重失衡，同时还将导致世界均势的严重失衡，这将对英国产生特殊的影响。同美国相比，英国毫无疑问已经丧失了在空军、海军以及海上商队方面的优势。我们期望美国业已增长的力量将把英国的竞争力从西半球，甚至是从英国的自治领消除掉。从政治上说，这将迫使英国无法保留其在靠近美国大陆的据点，或使之不能在那里获得永久的基地。争夺石油和橡胶的斗争将会重新爆发，或许还会更加激烈。面对这种暗淡的前景，英国就不能不考虑通过与苏联达成协议的方法，在欧洲获得长期安宁的好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英苏两国在反对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中，经济合作给两国带来的共同利益。 因此，苏联的战后目标不是要恢复欧洲的均势，斯大林的战略观点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控制欧洲。但这个观点的最大缺陷在于，它没有考虑美国逐步形成的战后目标。另外，战争临近结束时两个重要事件的发生，对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罗斯福的去世，二是美国使用原子弹。斯大林说：“广岛已经震惊了全世界，均势已经被打破了。制造出原子弹来，这将为我们消除巨大的危险。”此时斯大林认为，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了它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所作出的允许苏联在势力范围内自行其事的诺言，“他们想迫使我们在那些对欧洲和世界产生影响的问题上接受他们的计划，那好吧，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38] 1945年4月25日，当美国军队和苏联红军在德国的心脏地区易北河（ElbeRiver）会师之时，世界对胜利与和平的希望暂时压倒了盟国之间开始出现的分歧。莫斯科电台在5月9日宣布战胜纳粹德国的消息后，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涌上街头，走向红场庆贺胜利。人们还聚集在美国驻苏使馆门前，高呼“罗斯福万岁！”（HurrahforRoosevelt）。而美国舆论在战时对苏联称赞有加。苏联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在西方享有崇高的威望。英美军队在1943年进攻意大利时仅面对德军的4个师，而苏联红军则在抗击着200个德国师。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战争结束时对美国国会表示，指导苏联政策的愿望，就是保持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英和苏联就对德作战问题、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波兰边界和政府组成、战后对德国和其他轴心国的处理、联合国的组成和程序等有关战后安排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基本的一致。以至于罗斯福在1945年2月8日雅尔塔会议最后一天举行的酒会上向斯大林和丘吉尔祝酒时说，他在这里感到了“家庭的气氛”；斯大林表示自己也坚信，“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应同战时的关系一样牢固”。罗斯福的私人顾问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则写道：“我们从内心深处确实相信，这是我们一直为之祈祷的新的一天的到来”。[39] 但是，美英和苏联在战时和战后初期业已存在和开始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分歧，成为冷战起源的直接原因。首先是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成为苏联与美英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起因。尽管美英在开辟第二战场方面存在着实际困难，但在斯大林看来，美国参加欧洲战场的战斗“仅仅在战争的最后时刻，这就使它可以轻易地影响战争的结局，完全保证自己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初期，美国、英国和苏联不仅在波兰，而且在其他5个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后安排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不过，五国情况不同，盟国之间围绕着它们的矛盾和斗争也有差异。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的边界划定和政府组成问题上的冲突，是盟国之间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之一。事实上，盟国就东欧问题曾达成过一些协议。双方爆发冲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业已达成的协议的解释和实施存在着不同认识，另一方面则由于这些协议本身的性质问题。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就一再坚持西方必须承认苏联1939年的边界线，承认苏联占领的芬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这些也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默许。但苏联在这一时期通过在东欧地区扶植亲苏政权来扩大自己安全范围的企图和行动，日益引起美国和英国的不满和反对。莫洛托夫在1945年6月曾向斯诺（Edgar Snow）抱怨说：美国应在三年前就反对苏联向巴尔干和东欧的扩张，“现在已经太晚了，你们的抱怨只能激起苏联的怀疑”。李维诺夫在1946年6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霍特莱特（Richard Hottelet）采访时说：冷战的根源是苏联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安全等同于扩张和控制的领土；“你获取的越多，你就会越安全”。霍特莱特问：“假若西方突然作出让步，答应莫斯科的全部要求呢？”李维诺夫答道：“那西方就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面对一连串新的要求。”[40] 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盟国在波兰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矛盾并展开了斗争，这一矛盾和斗争突出体现在战后波兰边界的确定和波兰政府的组成上。1939年9月17日，苏军越过苏波边界，即1921年3月18日苏波签订的《里加条约》所划定的苏波边界，进军波兰东部；两天后，苏军和德军会师于布列斯特附近，在相当于1920年的“寇松线”（Curzon Line）停下，这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所划定的苏德两国分割波兰的界限。9月28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以及三个秘密附加议定书，正式瓜分波兰。随后，苏联将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并入苏联。这片领土占战前波兰领土的51.7%，人口占波兰人口的38.4%。200万居住在这里的波兰人被迁移到西伯利亚，2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遭到杀害。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不承认苏德瓜分波兰，不承认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边界，并同苏联断交。苏德战争爆发后，波兰和苏联在1940年7月30日复交并签订了互助协定，协定写明苏联“承认1939年苏德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条约已经失效”。但在苏联看来，虽然1939年的苏德条约不再有效，但1939年在苏占区将上述两块土地并入苏联的公民投票并未失效。因此，在有关波兰边界问题上，苏联坚持以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现状作为进行相关问题谈判的基础。 美国和英国在波兰东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美国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坚持在战争期间不签订任何涉及领土变更的条约，不承担任何相关的义务，而英国的政策更为灵活。1941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访问莫斯科时，苏联明确提出英苏订立一个秘密议定书，对东欧边界作出规定，坚持苏联1941年的国界线，即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对罗马尼亚领土的兼并以及以寇松线为苏波边界线，并提出以德国的领土补偿波兰。英国虽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苏联的建议，但倾向于接受寇松线。对此，罗斯福在1943年5月曾告诉艾登：三大国将决定波兰的命运，他自己“并不打算同波兰人讨价还价”。一方面，罗斯福并不愿意看到大同盟因为波兰领土问题而被削弱，另一方面，由于波兰流亡政府的压力，他也不能忽视这些问题。波兰总理西科尔斯基（WladyslawSikorski）在1943年12月呈送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建议战后波兰边界的东部保持战前状况，而西部边界则并入德国部分领土，包括东普鲁士、西里西亚的一部分以及波美拉尼亚西部的一部分。罗斯福拒绝对具体的波兰边界表态，只是含糊地说，美国支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到1943年春，罗斯福也倾向于接受寇松线，西部则包括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41]在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用三根火柴形象地表达了未来波兰边界的划定，他说，“这三根火柴，一根代表德国，另一根代表波兰，而第三根代表苏联，所有这三根火柴都应向西移动”。按此方案，波兰领土应在寇松线和奥得河之间。丘吉尔强调，波兰人不能指望比这更好的方案了。罗斯福在12月1日同斯大林的会谈中表示，他个人同意波兰边界的调整，西部可以达到奥德河；但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他不能公开表示自己的立场，因为国内有600万到700万波兰裔选民的选票。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在随后的会谈中，罗斯福默认了丘吉尔和斯大林就战后波兰边界达成的默契。[42] 罗斯福表示，自己对苏联那些邻国是否共产主义化并不关心，他更为关注的是太平洋战争及联合国的问题。[43]1945年2月6日，雅尔塔会议第三次会议讨论波兰问题时，罗斯福说，他在德黑兰会议上就表示，自己同意波兰东部边界为寇松线，因此他建议苏联在利沃夫及其附近油田上对波兰人作出让步，以便换取波兰接受寇松线。丘吉尔在会上表示，英国也同意寇松线，鉴于苏联在战争中所承受的重任，有关寇松线的决定就不是一个力量的决定，而是一个“权利”的决定；丘吉尔指出，对英国来说，波兰问题是个荣誉问题，并表示自己同意罗斯福关于寇松线的建议。 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建议遭到斯大林的拒绝。斯大林表示，波兰问题对苏联来说不仅仅是荣誉问题，而且还事关苏联的安全，因为波兰在历史上成为德国两次进攻苏联的通道。有关寇松线问题，斯大林强调，他要提请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注意的是，寇松线不是俄国人想出来的，而是寇松和克雷蒙梭划的线，俄国人并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这条线违背了俄国人的意愿。列宁反对把比亚韦斯托克省划给波兰人，但寇松线却把这个省划给了波兰。斯大林强调，在比亚韦斯托克省的问题上，“我们已经放弃了列宁的立场，难道想让我们成为连寇松和克雷蒙梭都不如的俄罗斯人吗？人们会说，同寇松和克雷孟梭相比，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更是靠不住的俄罗斯人的捍卫者”。那时，他斯大林有什么脸面回到莫斯科呢？因此，斯大林不仅反对修订寇松线，而且主张波兰的西部边界应在西尼斯河。[44]雅尔塔协定规定波兰东部边界以寇松线为准，但作有利于波兰的适当调整，波兰西部边界留待和会划定。 盟国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就波兰西部边界以奥德河－西尼斯河为界达成了协议。斯大林解决了有关波兰边界划分的漫长和痛苦的争端，他将“军事上的既成事实”强加给西方盟国。波兰的领土向西移动了150英里，230万德国人被迫从原属于德国的领土上迁移出去。但西方国家对领土安排的默认，并没有延伸到对斯大林有关波兰新政府组成计划的认同。 1943年4月，苏波关系因卡廷事件而急剧恶化；波兰流亡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此事，苏联以波兰流亡政府不信任苏联政府为由，于4月23日同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在苏联的支持下，波兰国内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1942年1月，波兰前共产党的一些骨干成员重新建党，称为波兰工人党。1943年1月，波兰工人党同波兰农民党及波兰社会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作为波兰最高立法机构，并以代表大会的主席团为执行机关，由贝鲁特（Boleslav Bierut）担任主席。会议宣布不承认流亡政府代表波兰，并将国内人民近卫军和爱国者同盟的波兰军队合并为统一的波兰人民军。1944年7月，苏军和波军越过寇松线；7月22日，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7月26日，苏联政府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莫斯科签订互助合作协定，苏联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波兰解放区行使行政管理权，同时还同意苏波边界基本上按照寇松线划分。8月1日，苏联正式同意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交换代表。面对这种局势，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克拉依奇克（Stantslaw Mickolajczyk）在英美的支持和苏联的同意下，于7月30日至8月10日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8月3日同米克拉依奇克会谈时强调，波兰国内的基本问题是成立联合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已是国内存在的政权，没有它就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斯大林还表示，流亡政府应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达成协议，今后苏联只想同一个而不是两个波兰政府打交道；而这个政府就是同苏联已缔结一系列条约，并且苏联给予帮助的那个政府。关于苏波边界，斯大林明确指出应是寇松线。在8月6日和7日米克拉依奇克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举行的会谈中，双方在内阁席位分配、宪法问题以及东部边界问题上均未取得一致意见。 1944年底到1945年初，苏联红军渡过维斯瓦河向西继续进攻的作战准备已经完成，解放整个波兰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在波兰工人党的提议下，波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44年12月1日一致同意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卢布林为临时首都。1945年1月4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改组为临时政府；在临时政府的17名成员中，波兰工人党、波兰农民党和波兰社会党各有5名，民主党2名，没有流亡政府的代表。罗斯福在1944年12月16日和31日两次致函斯大林，要求他在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之前不要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为临时政府，遭到斯大林的拒绝。1945年1月6日，苏联承认波兰临时政府，并互派大使；1月17日，波兰人民军随同苏军解放了华沙，临时政府从卢布林迁到华沙。这样，波兰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得到英国和美国承认的伦敦流亡政府，一个是得到苏联承认的波兰临时政府。因此，波兰未来政府的组成以及承认的问题就成为苏联同英美之间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坚持认为，目前的波兰临时政府仅仅代表波兰人民的小部分，也未吸收所有的党派参加，因此不能承认这样的波兰政府。丘吉尔在1945年2月8日的三国首脑会议上指出，根据英国政府的情报，卢布林政权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波兰人民，罗斯福则建议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45]但以自由选举为核心的英美方案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雅尔塔会议就波兰政府改组问题达成了以下协议：组成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它是在吸收国内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对现在行使职权的波兰临时政府改组而成；改组的具体办法由美英苏三国以及来自波兰临时政府的代表、来自波兰国内外其他民主人士的代表共同磋商解决。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应保证尽快举行自由选举；一旦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成立，三国将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苏联和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相关规定的理解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关键是如何对待华沙临时政府，即是将华沙临时政府视为合法政府加以扩大或者改组，还是仅仅把华沙临时政府看作是波兰政治力量之一。苏联坚持认为，华沙临时政府是合法政府，所谓改组就是以华沙临时政府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大，改组后的波兰临时政府即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应是华沙临时政府的继续和发展。美英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它们认为华沙临时政府只是波兰三种政治力量之一，这三种政治力量就是华沙临时政府、伦敦流亡政府和波兰国内外的其他民主力量。在美英看来，重组后的临时政府和华沙现政府毫不相干，前者并非是后者的继续和发展，而是一个新政府。丘吉尔和罗斯福在3月31日和4月1日分别致函斯大林，明确表达了美英的立场，强调“波兰问题公平合理以及迅速的解决对我们国际合作计划的有效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罗斯福在电报中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的成员在新政府中“将起到显著的作用”，但也表达了自己对波兰政府组成问题的不满。他说，虽然承认华沙临时政府在政府组成上的突出作用，但重组则意味着一个新的政府。斯大林在4月7日回电罗斯福说，华沙临时政府必须是任何新政府的核心，并建议在政府组成问题上采取南斯拉夫模式，即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按4：1的比例；允许邀请8名非共产党人士参加政府，其中5名来自国内，3名来自伦敦。“而受邀参加临时政府的波兰领导人必须承认寇松线，并真正致力于建立波苏友好关系”。斯大林强调，波兰问题走入死胡同的原因，在于莫斯科委员会中的英美代表“偏离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原则”，并将一些新的因素带到波兰问题的处理之中。[46] 与此同时，苏联加大了对波兰国内亲流亡政府力量的打击。从1945年3月开始，波兰临时政府有关机构在苏联的协助下，先后逮捕了16名亲流亡政府的骨干人员，这些忠于伦敦流亡政府的波兰地下武装的军官，接到邀请同苏联军事当局进行谈判后便失踪了。这一事件更加激起了美国对苏联在波兰问题上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因此，在莫洛托夫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杜鲁门同莫洛托夫专门就波兰问题进行了会谈。杜鲁门在4月23日同莫洛托夫的会谈中表示，美国不参与建立一个不能代表波兰人民民主力量的政府；如果苏联政府不考虑同已经运作的华沙临时政府之外的民主人士进行协商的话，美国政府对此将极为失望。杜鲁门强调说，他最关心的是，“如果三大国不能解决波兰问题，那人们就会对我们的团结以及我们在战后时期进行合作的决心表示怀疑”。莫洛托夫表示，一个或两国盟国政府绝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的盟国政府，为什么不能采取南斯拉夫的先例来解决波兰问题呢？杜鲁门回答说，不能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苏联政府不遵守有关波兰问题的决定；以类似南斯拉夫的方法解决波兰问题违背了雅尔塔协定。莫洛托夫对此坚持说，苏联政府的立场已在斯大林4月7日的电报中清楚地表明了，苏联政府比任何其他政府都关心波兰问题的解决。[47]会谈不欢而散，而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不要让步，要立场坚定。斯大林说，“如果他们想提出关于波兰问题的一般原则问题，你可以回答说：这些原则在斯大林的信中已经提出过，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原则，那你就说看不到达成解决问题协议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听取了驻苏大使哈里曼和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波伦（CharlesBohlen）的建议，任命当时卧病在床的霍普金斯作为总统特使飞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双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霍普金斯从5月25日到6月7日同斯大林进行了6次会谈，波兰问题是其中的主要问题。霍普金斯向斯大林强调说，波兰问题“已成为我们是否有能力同苏联解决问题的一种象征”。他还表达了美国已出现的很普遍的观点，即“要是我们不能在波兰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话，我们怎么还可能同苏联一起解决其他问题”，这远比波兰问题本身更为重要。霍普金斯指出，苏联政府和华沙政府采取单方面行动重建波兰，没有经过自由选举。对于单方面的问题，斯大林的解释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在谈到波兰政府改组问题时，斯大林明确指出，雅尔塔会议规定波兰现在的政府要予以重建或改组，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会懂得这意味着现政府是新政府的基础，对雅尔塔协定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斯大林甚至说，尽管俄罗斯人质朴单纯，但不应把他们当成傻瓜，而这是西方常犯的错误。有关自由选举，斯大林表示，苏联绝不会听任反苏力量让波兰通过美国主张的西方式自由选举而出现一个敌视苏联的波兰政府。斯大林建议，对苏联和英美都友好的华沙临时政府以外的政治团体，可在波兰全国统一政府的18到20个席位中占有4到5个席位，而这个政府成立后一定会举行自由选举。霍普金斯立即将斯大林的这个提议电告杜鲁门，杜鲁门同意这样的安排。[48] 霍普金斯访苏时，同斯大林初步拟订了一个邀请前来莫斯科磋商组建政府事宜的候选人名单，最后的名单在1945年6月初得到了杜鲁门和丘吉尔的认可。6月17日，波兰三方政治力量在波兰驻莫斯科使馆举行会谈，21日达成协议，28日，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在华沙正式宣告成立。在21个政府职位中，原波兰临时政府成员占16个，流亡国外的4名活动家占据剩下的5个职位，米克拉依奇克担任副总理和农业部长。6月29日，法国首先承认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7月5日，美英两国也予以承认。1947年1月19日，波兰举行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全国阵线”获得80%的选票，米克拉依奇克逃亡国外，新议会选举贝鲁特为总统，社会党人西伦凯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任总理。到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成为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在战时是轴心国的盟国。1944年10月初，苏军占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进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丘吉尔面对这种情况非常焦急，希望召开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巴尔干局势，而罗斯福表示自己必须在11月总统大选后才能离开美国，丘吉尔只得决定先举行英苏两国谈判。10月9日，丘吉尔同艾登飞抵莫斯科，当晚会见了斯大林，同苏联达成了划分两国在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希腊，苏联占10%，英国占90%；罗马尼亚，苏联90%，英国10%；匈牙利，苏联80%，英国20%；保加利亚，苏联80%，英国20%；南斯拉夫苏英各占50%。这个百分比并不像起初拟订的并经罗斯福同意的那样，是一种军事需要的临时安排，它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在丘吉尔看来，这个百分比的目的，就是要保持英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利益。而斯大林的目的更为明确，他曾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说，“这次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49]对于英苏划分势力范围，美国国务院持反对意见，而罗斯福则同意丘吉尔所谓的三个月试验期的要求。 1944年8月20日，苏军向罗马尼亚发起强大攻势；8月31日，苏军进入布加勒斯特，9月21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10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农民党、自由党组成了全国民主阵线，政府中只有一名共产党员部长。而在12月建立的以拉迪斯库（NicolaeRadescu）为首的联合政府中，重要的部长都由共产党人担任。1945年1月中旬，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在访问莫斯科时得到指示，要他们发动民众，以便上台执政。2月24日，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组织50万民众游行示威，要求拉迪斯库政府下台，示威遭到警察的镇压。2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AndreiVyshinsky）抵达布加勒斯特，三次会见米哈伊尔国王（KingMichael），以维持战线后方正常秩序为由，要求撤换拉迪斯库，并由全国民主阵线的农民阵线领导人格鲁查（Petru Groza）组织新政府。3月6日，以格罗查为首的新政府组成，17名部长中的14名来自共产党和社会自由党的部长组成了全国民主阵线。美英对格罗查政府不予承认，认为它不符合《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的规定。 在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同意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Byrnes）提出的一揽子方案，即把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德国赔偿问题、缔结和约以及如何接纳有关国家进入联合国组织等有争议的问题放在一起处理，以避免盟国在罗、保、匈等问题上公开分裂。波茨坦会议公报并未提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现政府的改组，只是笼统提到“在与这些国家缔结和约之前，三国政府考虑同意在最近的将来根据局势在可能的范围内，分别考虑同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但在波茨坦会议一周后，罗马尼亚再次发生政治危机。国王米哈伊尔和反对派领袖全国农民党的马努（Juliu Maniu）以及民族自由党的布拉迪亚诺（ConstantinBratianu）看到波茨坦公告后，以为这表明盟国决心贯彻执行《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于是国王在8月19日要求格罗查立即辞职，但格罗查拒不辞职。在此情况下，国王米哈伊尔向盟国管制委员会呼吁，要求支持他改组政府， 但遭到美国的反对。贝尔纳斯在1945年8月表示，我们希望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种行动看来可能会导致苏联的怀疑，理由是英美的干涉将产生危机……我们认为，我们将不向国王提供任何建议或承诺。”美国虽然没有接受米哈伊尔的呼吁，但立场并没有改变，仍然不承认格罗查政府。在1945年9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罗马尼亚问题上依然处于僵局。 1944年9月5日，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9月8日苏军进入保加利亚。9月9日，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成立，共产党人担任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10月28日，祖国阵线政府在莫斯科同苏联签署停战协定。此时，保加利亚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1945年6月，保加利亚决定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祖国阵线提出了统一的候选人名单。对选举可能产生的政府部长人选的变动，斯大林在7月10日指示保加利亚共产党：在目前情况下将农民联盟的领袖、政府不管部部长佩特科夫（Nikola Petkov）和他的来自农民联盟的同事从内阁中排斥出去，这是不合时宜的，保共的这种做法有宗派性质，建议保共要保持更大的克制和耐心。7月26日，佩特科夫致函盟国管制委员会、英美使馆和政府各机关，要求延期举行选举，并提出选举应在盟国监督下进行。8月13日，美英以只有一个统一的候选人，名单不符合《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有关自由选举的规定为由，要求保加利亚政府延期举行国民议会选举。与此同时，反对派声明拒绝参加选举。8月17日，反对派部长辞职。8月18日，美国政府公开声明，美国只同真正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保加利亚政府建立外交关系。面对来自英美的压力，保加利亚政府8月25日宣布，将选举日期从8月26日推迟到11月18日。对此，斯大林8月30日向季米特洛夫强调：保加利亚推迟选举是“实质性的让步”，不能再作任何让步，政府组成人员不能有任何变动。[50] 苏联的态度导致盟国在1945年9月举行的伦敦外长会议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国和英国认为，这些政权应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重组，然后才能予以承认。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巴内斯（MaynardBarnes）9月3日致电贝尔纳斯称，苏联正在干涉保加利亚的内政，只要苏军驻扎在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就不可能建立起民主政府。巴内斯强调，如果保加利亚的局势没有变化，那么将证明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一文不值。而斯大林在9月12日则指示莫洛托夫，在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政府的承认问题上，坚持既定路线，特别是在罗马尼亚问题上“要立场坚定，不要对盟国作任何让步”。斯大林还认为莫洛托夫的态度不够强硬，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指出：“应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和英国在罗马尼亚的代理人支持诸如拉德斯库及其朋友这样的反苏势力，这与我们的同盟关系是不一致的……如果盟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问题上拒绝和解，你应该让贝尔纳斯和贝文明白，苏联政府就不能同意缔结对意大利的和约……”。9月13日，斯大林进一步指示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盟国有可能抛开我们同意大利缔结和约，那又能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将有一个先例。我们也会撇开盟国同我们的卫星国缔结和约。一旦真的发生这样的事，那就意味着目前的外长会议在主要问题上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结束了。对于这种结果，我们用不着害怕。”斯大林甚至表示，“宁愿让第一次外长会议不欢而散，也比对贝尔纳斯作出让步好。美国人力图造成一切顺利的假象，我想现在是撕掉这种假象的时候了”。莫洛托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采取强硬的谈判态度，在会议上指责贝尔纳斯：当美苏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美国不再执行罗斯福的路线。[51]而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HenryA.Wallace）在1945年10月底通过苏联间谍机构在华盛顿的负责人，向斯大林递送的一封信函，似乎也使斯大林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华莱士在信中声称，杜鲁门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是靠偶然的机会才坐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他虽有良好的意愿，但太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华莱士声称自己正在同一个包括贝尔纳斯在内的势力极其强大的集团进行着争夺杜鲁门的斗争，这个集团主张建立一个以英美为主“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同苏联领导的“敌对的斯拉夫世界”进行对抗。华莱士在信中表示，他愿意在美国发挥苏联的“影响力的代理人”（agentof influence）的作用，因此希望斯大林帮助他和他的支持者。[52] 伦敦外长会议的结果，对同盟关系的发展和冷战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Bevin）会后表示，“我们同俄国人在整个欧洲问题上的关系，正逐渐转向我们当年同希特勒打交道时一样的状况”。他还直截了当地对莫洛托夫说，“你们把脖子伸得太远了，总有一天会让人给砍掉。我们对你们的了解要比你们想象的多得多。我们知道你们再也经不起一场战争，但你们的行为方式却像是总有一天会要摊牌似的”。美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GeorgeF. Kennan）在1945年10月4日打电报给贝尔纳斯说，苏联可能会把伦敦会议的结果视为美国和英国政府已经被敌视苏联的反动分子控制了。如果苏联是这种思路的话，斯大林就会让苏联人相信，战时三大国的合作已经结束。凯南强调，苏联可能会利用“西方包围”的信念，来解释西方的政策。[53]贝尔纳斯10月5日也公开表示，会议的失败在于苏联在程序问题不愿作出妥协；由于双方的分歧如此之大，即便是继续举行会谈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为了解东欧局势以打破美苏之间的僵局，贝尔纳斯1945年10月10日任命《路易斯维尔信使报》（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的编辑埃斯里奇（Mark Ethridge）作为自己的特别代表，前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了解两国政府组成和未来选举的情况。埃斯里奇本人属于支持新政、支持华莱士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其报纸也主张与苏联友好，并赞成同苏联分享核技术，经常发表诸如《苏联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之类的文章。埃斯里奇从10月18日到12月3日在两国行程13000英里，在保加利亚调查了两个星期，在罗马尼亚逗留了10天，还有一个星期在莫斯科。埃斯里奇对300多名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进行了访谈。[54]10月30日，埃斯里奇递交了有关保加利亚的报告。埃斯里奇在报告中宣称，当前的保加利亚政府并不代表保加利亚人民，政府为共产党人所控制，这违反了《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的原则。因此，将于11月举行的选举并不能反映其人民的意愿。10月31日，贝尔纳斯在纽约发表公开讲话时指出，不可否认，苏联在东欧地区有着合理的安全利益，但那里的人民应当享有自决的权利，那里的政府要对其人民负责。贝尔纳斯明确反对在东欧地区划分势力范围，并强调苏联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是美苏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对于美国关于推迟保加利亚选举、以便给反对派候选人更多的时间准备竞选的建议，苏联予以拒绝。 在匈牙利，1945年11月4日举行了议会选举，小农党获得246席，共产党获得70席。保加利亚在11月18日举行议会选举，祖国阵线获得88%的选票。11月23日，贝尔纳斯发电报给哈里曼，希望在莫斯科举行三国外长会议，商讨以及解决目前存在的分歧。他指示哈里曼征询莫洛托夫的意见。莫洛托夫11月24日对哈里曼说，“贝尔纳斯先生终于想到我们三国可以单独开会了”，对贝尔纳斯的建议表示同意。11月26日，埃斯里奇提交了有关罗马尼亚的报告，报告认为罗马尼亚政府为苏联所支持，并不代表罗马尼亚人民。12月8日，埃斯里奇向贝尔纳斯提交了有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最后报告，其中特别强调，保、罗两国的经济都是服务于苏联的利益的。贝尔纳斯试图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以埃斯里奇报告来影响苏联的态度。[55] 莫斯科外长会议于1945年12月15日至27日举行。美英在会上同苏联商定，由苏联出面向保加利亚政府提出建议，吸收反对派代表参加政府。贝尔纳斯表示同意苏联的建议，只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各增加2名反对派成员进入政府，美国就予以承认。贝尔纳斯在12月19日和23日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有关罗马尼亚政府的组成问题，斯大林同贝尔纳斯会晤时建议，可以向罗马尼亚议会提出劝告，吸收若干诚实的反对派人士加入政府，劝告罗马尼亚政府从国家自由党和国家农民党增加两名阁员。至于保加利亚，也可采取这种模式。[56]斯大林在12月23日对季米特洛夫说：为保证保加利亚问题的解决，请考虑一下，能否吸纳反对派圈子里的一两个人作为政府部长，并使他们脱离反对派。可给他们某个无关紧要的部……可找出另外一个人，尽管不那么有名。[57]12月27日，三国外长达成协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声称要同战败国缔结和约，成立占领朝鲜和日本的委员会，从中国撤出外国军队，采取步骤使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更具有代表性，支持联合国有关建立原子能委员会的决议，等等。贝尔纳斯相信自己取得了外交上的突破，重新同苏联建立起了像罗斯福那样的互信。 对斯大林而言，莫斯科外长会议显然是一场胜利。1946年1月7日，斯大林告诉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说，“你们的那些反对派抵制选举，现在三大国都承认了这些选举。西方政府也许对保加利亚共产党政府逮捕反对派领导人表示愤怒，但他们绝不胆敢指责苏联”。这一时期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力量在苏联的支持下不断壮大，从1944年底的25万人，增加到1948年的46万人。斯大林在6月会见季米特洛夫时，批评保共领导人“行动不够坚决果断”，指示他采取更坚决的方针，不用考虑英国人、美国人以及他们在保加利亚的代言人的意见和情绪。[58]9月15日，保加利亚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人民共和国。美国到1947年10月才承认保加利亚政府。 贝尔纳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美国驻罗马尼亚使馆人员认为贝尔纳斯的行为是“出卖”，声称要全体辞职。《纽约时报》指责贝尔纳斯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最为恼怒的还是杜鲁门，因为在重大的国际管制原子能问题上，贝尔纳斯擅作主张，既不事先向他请示，事后也不主动汇报。杜鲁门认为苏联仅仅作了一般性的承诺，美国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胜利是不真实的”。杜鲁门取消了贝尔纳斯事先安排好的有关莫斯科会议的广播讲话，并在1946年1月5日召见贝尔纳斯，当面向他宣读了一封信。杜鲁门在信中历数苏联在波茨坦会议时给西方造成既成事实、迫使美国同意它对波兰东部的占领等行为，强调指出：“除非俄国人面对着铁拳和强硬的语言，否则另外一场战争就会慢慢形成。它们唯一明白的语言就是，‘你有多少个师’？我认为我们不应再作任何妥协。我们一定要拒绝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除非它们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应该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基尔运河、莱茵－多瑙河水道和黑海海峡的国际化。我们应当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地区。我们应当复兴中国，在那里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我们在朝鲜也要这样做。然后，我们应当坚持俄国归还我们的船只，迫使苏联解决租借法的债务问题。我已经厌倦笼络苏联人了。”[59] 同一时期，斯大林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以及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对冷战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斯大林亲自撰写了他的演讲，并作了反复的修改，他甚至在草稿中的关键段落后插入听众要作出何种反应的措辞，诸如“暴风雨般的掌声”、“起立并热烈鼓掌”，等等。斯大林在演讲中突出强调：苏维埃制度比其他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更有优越性；资本主义的存在就等于战争。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战争。苏联人民要作好应对战争的准备。与此同时，苏联国内还展开了反对西方的文化宣传活动，其中以戏剧《俄国问题》（The Russian Question）的影响尤为巨大。这部由作家西蒙诺夫 （Konstantin Simonov）创作的戏剧深受斯大林的喜爱。西蒙诺夫在1946年初随同由苏联作家和新闻记者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他回国后创作了《俄国问题》这部戏。在这部戏中，西蒙诺夫通过主角——一位“进步的”美国记者——的眼睛，描述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政客以及报界的巨头试图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这部戏在苏联的杂志连载，在电台广播，在剧场反复上演。 [60] 苏联国内的反美情绪，特别是斯大林的讲话，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时代》杂志称之为“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的最好战的声明”。民意调查也显示，斯大林的演讲充满了敌意，是一篇战争宣言书。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普遍认为，“这是战后苏联政策最为重要和最为权威的指南”，“将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的经典”。国务院东欧处处长德博鲁（ElbridgeDurbrow）指出，斯大林的这篇讲话最为重要的是，苏联将保持其强大的军力，并进一步发展其军事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还要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根据欧洲司司长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的建议，贝尔纳斯打电报给凯南，要求他分析斯大林讲话的背景以及苏联对外政策的动机。凯南的电报是对斯大林讲话的反应。凯南的长电报就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战略的基础。 凯南作为美国外交官职业化改革后的第一批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本人也极不喜欢俄国人。早在1931年凯南就认为，苏俄是一个坚定不移地反对美国传统制度的国家，“两国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妥协……两种制度不可能在世界上共存”。凯南鄙视雅尔塔协定，认为其“最卑鄙地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隐瞒其真面目”。凯南1946年2月13日接到国务院的电报时不仅身体有病，而且情绪低落，非常沮丧，正考虑再次提出辞职。凯南在1945年8月曾提出过辞呈，他当时对马修斯解释说：辞呈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关于前者，凯南说，自己有小孩，而在莫斯科没有办法将小孩培养大；而后者则在于“深深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就是“我们正在浪费我们通过近来的战争努力而获得的政治财富，我们没有在政治上充分利用自己的胜利，我们的职业外交在这个紧要关头显然没能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施加任何有显著建设性的影响”。而这一次考虑辞职，还是那种“深深的挫折感”，因为他就斯大林以及苏联政策的实质和走向等问题向国务院提出的报告和建议，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61]此时来自华盛顿的要求，被凯南视为一个重要时机。 凯南在1946年2月22日向国务院发回了一份长达5540字的长电报，系统提出了遏制战略的基本思想。凯南指出，苏联认为自己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不可能同资本主义持久地和平共处；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战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苏联的外交政策源自马列主义的教条，是苏联国内统治的基本需要的产物，反映了苏联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凯南强调，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破坏西方主要国家基本的政治和战略潜力，竭力削弱这些国家对本民族的信心，摧毁它们的国防，加剧社会动荡和工厂的骚乱，并制造各种形式的分裂”。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则高度敏感；由于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经常这样做。为有效地对付苏联，凯南建议，美国要有勇气和信心，只有“拥有足够的力量并清楚地表明准备使用力量的意愿”，如果正确处理形势，那就不必通过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美苏关系发展所面临的难题。[62] 长电报使凯南在美国决策者中几乎一夜成名。国务院将这份长电报发至每个司，并发至驻外使团。贝尔纳斯在读后打电报给凯南，说他的分析十分精彩。哈里曼给凯南发了一份简短的私人电报，说“对你2月22日分析透彻的长篇电报谨致祝贺”。陆军部长帕特森（RobertPatterson）认为凯南的分析给自己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建议将凯南报告中有关苏联试图制造英美分裂的论述，用在国会有关给予英国贷款的辩论中。海军部长福雷斯特（James Forrestal）不仅将长电报抄录在自己的日记中，还复制多份分发给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同时由于福雷斯特的极力推荐，凯南在1946年4月调回华盛顿，在国防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任教。国防学院是战后新组建的学校，主要是向高级军官和外交官讲授战略学方面的课程。凯南的课程备受欢迎，福雷斯特经常旁听凯南的讲课。1947年1月新上任的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又授权凯南组建国务院政策设计室（Policy PlanningStaff）。该机构于5月成立，是战后初期美国政府最为重要的智囊机构之一，主要任务是制订较长期的对外战略，凯南担任首任主任。长电报使凯南跻身于决策层，成为“说话算话的人”。凯南后来写道，长电报如果在半年前发出，它会受到国务院的反对和责难；如在半年后发出，则会成为赘谈。它之所以受到厚遇，只是因为它所描述的事实完全是真实的，而且十多年来一直都是如此。[63] 1947年7月，凯南以“X”为化名，在《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凯南在文章中强调，由于俄罗斯传统的不安全感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苏联总是不断向边界以外的薄弱地区进行扩张；因此，对苏联采取坚定而富有耐心的遏制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64]这篇文章将遏制战略的思想公诸于众。 从凯南的长电报开始，美国决策者逐步把正在形成中的对苏“强硬政策”付诸实施。贝尔纳斯1946年2月28日在纽约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首次公开表明杜鲁门政府新的“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针。贝尔纳斯表示，美国虽然希望继续成为苏联的盟友和伙伴，但美国也将保卫联合国宪章，不允许“单方面地侵蚀现状”，也不允许“通过强制或压力或依靠诸如政治渗透这样的借口”来实现侵略。在提到苏联在伊朗、中国东北、德国以及土耳其的行为时，贝尔纳斯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未经他国同意在该国领土上驻军，无权在赔偿协议达成之前攫取敌国财产，也无权发动“神经战”以达到战略目的。贝尔纳斯宣称，“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强国，我们就必须作为一个强国来行动，这不仅是为了保证美国的安全，也是为了保持世界的和平”。[65]在随后处理伊朗危机的过程中，贝尔纳斯的态度都是美国这种新的强硬政策的反映。李海（WilliamD.Leahy）海军上将说，贝尔纳斯最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能更早地表明这种态度，那么其价值就会最大了”。哈里曼也承认，贝尔纳斯现在是“更为强硬的人了”。[66] 丘吉尔1946年3月5日的富尔顿演说，被视为是号召西方团结起来对抗苏联扩张的重要信号，也是美国决策者以此试探公众对“强硬政策”的反应的步骤。丘吉尔在演说中声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Trieste），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国家“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而在铁幕外面，共产党的“第五纵队”遍布各国，“到处构成对基督文明日益严峻的挑衅和危险”。丘吉尔呼吁美国同英国建立特殊关系，推动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但丘吉尔的演说并没有在美国公众中产生预期的效果，还招致美国舆论的批评，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为此分别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自己同丘吉尔的演说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也没有对演说本身作任何评论。 但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在被苏联占领的整个东欧地区如同是进行战斗的号角”。斯大林亲自撰写并精心修改了抨击富尔顿演说的文章，发表在1946年3月14日的《真理报》上，斯大林在文章中称丘吉尔是“战争贩子”。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史密斯（WalterBedellSmith）4月5日拜会斯大林时，递交一份杜鲁门邀请斯大林访美的信函，但斯大林并未接受邀请。斯大林5月1日发布命令，宣称一些国际势力正在准备战争，他要求苏联红军严阵以待，保卫和平。与此同时，苏联很快就得到了凯南的长电报；莫洛托夫在9月中旬指示驻美大使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对美国的政策进行全面的分析，1946年9月27日，“诺维科夫电报”发送到莫斯科。[67]诺维科夫还在电报中系统分析了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和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由于报告是按照莫洛托夫的指示完成的，莫洛托夫本人在阅读报告时，在上面画了许多着重线并作了眉批，因此这篇报告基本反映了苏联官方的观点。报告首先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特征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报告以马列主义特别是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论断作为分析的基础，对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国内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同西方盟国的关系、对苏政策、对德日等战败国的政策、对华政策等等，作了详细的分析。报告明确指出，“美国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来准备未来战争的。在美帝国主义的眼里，苏联是其走向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以下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美军为备战而进行的战术训练是把苏联作为其未来的对手；美国的战略基地设在有可能对苏联进行打击的出发点的地区之内；强化在极为靠近苏联的北极地区的军事训练和防务；力图使德国和日本成为对苏战争中可以利用的对象”。诺维科夫电报清楚地表明，苏联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已持全面抨击和彻底否定的态度；作为苏联战后首次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图和目的进行较为全面分析的官方文件，诺维科夫电报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为苏联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采取强硬政策作出了解释。 从土耳其危机、伊朗危机到希腊内战：苏联的行动和美英的反应 从1945年到1947年，沿着欧亚大陆南部边缘出现的一系列的政治发展，被西方视为苏联试图实现俄罗斯传统外交目标的努力，这种努力还扩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和波斯湾地区。“杜鲁门及其多数主要顾问打算对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及其在该地区的支配地位作出让步，但决不在伊朗或希腊或土耳其或整个中东地区作出让步”。[68]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的行动导致美英的强硬反应，成为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 所谓土耳其危机，是指苏联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并要求土耳其政府修改有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蒙特勒公约》（MontreuxConvention），由此引发了一场国际危机。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控制黑海海峡，“让我们来施加压力，争取共同管理”；当莫洛托夫表示“他们不会给的”，斯大林说：“你向他们提出要求！”。[69]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大洲，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北边是黑海，西南方向是地中海，其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奥斯曼帝国衰落时，土耳其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对象，所谓“东方问题”就是欧洲列强在土耳其进行角逐的结果。俄罗斯为了可以从黑海自由出入地中海，争夺不冻港出海口，从19世纪开始，沙皇俄国就同西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有关海峡问题主要是海峡的管理权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有关条约是1936年7月签署的《蒙特勒公约》，公约规定：各国商船无论平时和战时可以自由通过海峡。至于战舰，平时，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自由通过，而非海峡沿岸国家通过海峡的军舰不能超过11.5万吨，停留期不能超过21天。战时，如果土耳其为中立国，交战国的军舰禁止通过海峡；如果土耳其是交战一方，是否准许通过由土耳其决定。该公约还规定，解散1927年7月《黑海海峡公约》所设立的“海峡委员会”，土耳其有权在海峡地区设防。从苏联的角度看，《蒙特勒公约》虽也对黑海和非黑海国家在平时通过海峡作了有利于前者的有区别的规定，但苏联对于在战时土耳其保持中立的情况下，交战国中的黑海和非黑海国家的军舰一概不许通过的规定，显然是不满的。因为它不能使苏联获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由通过海峡的权利，同时也没有限制其他大国在海峡地区的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通过同德国的不断谈判，表示希望以租借的形式在海峡地区建立军事基地，这一要求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斯大林在1940年11月的时候就准备同保加利亚一起进攻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土耳其也一直谴责苏联试图煽动土耳其东部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又开始向盟国提出同样的要求。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提出需要修改《蒙特勒公约》，修改时应考虑到俄国人的利益，因为苏联不可能接受被土耳其扼住咽喉的局面。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再次提出了海峡问题。他说，“《蒙特勒公约》是决定用来对付俄国的”，“一个受到英国支持的小国，卡住了一个大国的咽喉，不给它出路”。 斯大林要求苏联的船只能够自由进出黑海，并表示，“一旦发生复杂事件，由于土耳其无力保证自由通航的可能性，苏联希望用武力包围海峡”。三大国都同意修改《蒙特勒公约》，但问题在于苏联提出的对土耳其的领土和在海峡地区驻军的要求，这不是一般性的修改所能满足的。 雅尔塔会议后不久，苏联便开始对土耳其发动所谓的“神经战”并炫耀武力。200辆苏军坦克部署到苏土边界，苏军在保加利亚也进行大规模的调动。苏联的报纸和电台掀起攻击土耳其的宣传活动。从1945年3月开始，苏联广播每天对土耳其政府进行抨击，《真理报》不断发表攻击土耳其的文章。这一现象首先引起英国方面的关注。伦敦指示驻苏大使克尔（ClarkKerr）同苏方接触，说明苏联的行为有悖于雅尔塔会议达成的有关合理解决海峡问题的协议，但这并未对苏联产生任何作用。3月19日，苏联单方面宣布废除1925年12月7日同土耳其达成的友好中立条约。莫洛托夫在向土耳其驻苏大使递交的一份声明中声称：这个条约不能适应新的局势，需作出“重大修改”，希望土耳其政府方面提出建议。[70]为此英国告诉土耳其政府，如果苏联同土耳其就此问题进行接触的话，土耳其应提请苏联注意《蒙特勒公约》的国际性。[71]苏土双方在4月至6月间举行多次会谈，土耳其政府也面临着国内亲苏势力的压力。6月7日，土耳其驻苏大使夏帕尔（SelimSarper）向莫洛托夫建议，土耳其考虑同苏联进行有关友好条约以及同盟问题的谈判。莫洛托夫的答复是，在新的条约谈判之前，必须解决三个主要的问题：土耳其割让卡尔斯（Kars）和阿尔达汗（Ardahan）给苏联；保证苏联在海峡地区拥有基地；土耳其和苏联就修改《蒙特勒公约》达成协议。莫洛托夫还暗示需要解决第四个问题。土耳其政府相信，这第四个问题很可能就是废除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或是改变土耳其的政治结构。这些几乎是战胜国向战败国提出的条件了。 卡尔斯和阿尔达汗历史上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俄国曾于1806年、1828年、1855年和1877年四次侵入这一地区。前三次迫于西方的压力，将两地归还土耳其，1877年入侵后又占为己有。1921年的苏土条约规定苏联将这两地归还土耳其。因此从历史上看，卡尔斯和阿尔达汗的归属是有争议的，苏联的要求并没有多少依据。而在海峡地区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这是对土耳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至于苏联想撇开西方国家单独与土耳其谈判修改海峡公约，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夏帕尔在1945年6月18日同莫洛托夫会谈时拒绝了苏联的建议，而莫洛托夫则提出了相对温和的两个问题：第一，苏联只要求在战时在海峡地区拥有基地；第二，这些问题只有海峡地区的国家才能考虑。莫洛托夫强调，如采纳这一建议，土耳其和苏联就没有理由不签订一项同盟及合作的条约。莫洛托夫在会谈中还反复提到波兰，这在土耳其政府看来则是苏联企图使土耳其像波兰那样，将其国内和外交事务置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苏联还一再强调，土耳其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区应并入苏联的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斯大林曾在1945年12月告诉贝文，苏联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线应是1921年以前的。对此，土耳其政府认为，“苏联人太过分了，他们的梦想是统治世界……他们只要发现有软弱的地点，他们就会利用它”。而斯大林1945年1月28日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库拉罗夫（VasilKolarov）会谈时则表示，“在巴尔干，不能让土耳其有立足之地”。[72] 面对苏联的持续压力，土耳其只好求助于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英国认为，苏联对土耳其的要求，是对英国在中东地区地位的严重挑战。然而，受战争破坏的英国显然无力继续维持其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地位，最佳的选择是说服美国支持英国的政策。考虑到苏联有可能采取颠覆手段，土耳其外长萨卡（HasanSaka）1946年2月15日致函贝文，请求英国公开重申1939年同土耳其的联盟条约。为此贝文2月21日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同土耳其有条约……我们不想让土耳其变成一个卫星国，我们要使它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苏联立即表示，贝文的讲话使英国站到了反对苏联的立场上。同时苏联还威胁说，这是土耳其活动的后果，“对于土耳其这样一个一方面是西方的朋友和盟国，同时又要成为苏联的朋友和盟国的国家，苏联是不能接受其友谊的”。 美国虽认为苏联的行为同联合国的宗旨不符，但国务院此时认为，莫洛托夫同土耳其大使的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继续进行此类探讨。对于苏联在土耳其边境地区的大量驻军，贝尔纳斯甚至在莫斯科会谈结束时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苏联有权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驻军，直到它满意这些政府的友好程度为止”。[73]尽管如此，美国此时对土耳其的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驻土耳其大使威尔逊（EdwinWilson）、哈里曼以及凯南的建议对美国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哈里曼在1945年10月24日打电报给贝尔纳斯说：苏联外交政策具有侵略性，控制土耳其和黑海是苏联的首要目标；苏联正利用其邻国的民族分离运动，只要这些运动有利于苏联的利益。苏联驻土耳其大使维诺格拉多夫（SergeyVinogradov）在11月3日同威尔逊会谈时明确表达了苏联的意图，他说，苏联要在达达尼尔海峡拥有军事基地。威尔逊告诉国务院，苏联是要控制土耳其，而不是要保护它。威尔逊强调，苏联对土耳其政策的目标是要改变土耳其的政权，因为从巴尔干到黑海沿岸同苏联相邻的国家中，只有土耳其没有被“友好”的政府所控制。而一个在苏联控制下的土耳其的“友好政权”，则意味着苏联对海峡地区的实际控制。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意味着西方对土耳其、甚至也许是对整个中东地区影响的终结。凯南则强调，苏联的意识形态或外交行为“都不能让我们相信，通过在海峡问题上的让步，就可以满足苏联对土耳其的野心”；而“西方在土耳其问题上的让步，都会让苏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以消除西方在土耳其的影响，并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74]美国遂决定采取行动显示美国对土耳其局势的高度关注。此时土耳其驻美大使厄尔特根（Mehmet Ertegun）的去世，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其支持土耳其的决心的机会。土耳其使馆询问华盛顿，能否提供船只将厄尔特根的遗体运回土耳其，美国表示同意，并决定派遣“密苏里号”护送。1946年4月5日到9日，美国的“密苏里号”战舰以及驱逐舰“格林诺”号和“科恩”号停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贝尔纳斯对土耳其人表示，“密苏里”号对伊斯坦布尔的访问不是孤立的，它是“已经决定了的政策的一部分”。[75]这是美国向苏联发出的明确信号。 苏联此时继续向土耳其施加压力，在保加利亚驻扎了20万人，并在土耳其东部边界地区部署了12个师的兵力。与此同时，苏联通过实施亚美尼亚人的遣送计划向土耳其施加更大的压力。苏联在1946年3月开始实施的这一计划，旨在把分散在罗马尼亚、希腊、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亚美尼亚族人送到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并以此作为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的依据。苏联向土耳其指出，苏联政府依据宪法有义务保卫其加盟共和国的利益，因为亚美尼亚共和国代表已提出了对土耳其东部省份的领土要求。苏联甚至表示，“在同波兰达成我们想要的安排的问题上，我们等待了很长时间，终于如愿以偿，我们对土耳其也可以这样等待”。[76] 1946年8月7日，苏联向土耳其政府发出照会，同时抄送英国和美国政府。照会提出了修改公约的五项原则，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海峡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的商船均予以开放；第二，海峡在任何时候对黑海国家的军舰予以开放；第三，在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允许非黑海国家的军舰通行；第四，“作为进出黑海的唯一海上通道的海峡，其制度的建立应是土耳其和其他黑海国家权限范围的事情”；第五，“作为最有利害关系、最能保障商船航行自由和海峡安全的国家，苏联和土耳其将通过联合手段来组建海峡的防御，以防止其他国家出于敌视黑海国家的目的利用海峡”。苏联在照会中正式提出共同防御黑海海峡的要求，要求建立新的海峡机制，其目的就是要把西方的势力赶出海峡地区，谋求建立苏联对海峡的垄断权。与此同时，萨卡向英美驻安卡拉大使通报了苏联的照会；他说，他自己认为苏联照会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苏联要求建立新的海峡机制，使苏联和土耳其共同防御海峡地区，从而达到苏联在海峡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目的。[77] 美国对苏联照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苏联的目的是利用海峡问题控制土耳其。斯大林在1946年4月曾告诉美国大使史密斯说，土耳其是软弱的，苏联非常担心会出现外国控制海峡的危险，而土耳其本身也没有强大到可以保卫海峡地区。“土耳其政府对我们是不友好的，这就是苏联为什么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拥有一个基地的原因。这事关我们自身的安全”。[78]为了商讨海峡的局势以及美国的对策，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必须阻止苏联的扩张，必须保持土耳其的独立，同时要让苏联明白，实施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同美国的战争。1946年8月15日，代理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向在巴黎出席外长会议的贝尔纳斯汇报讨论的结果，并呈送了准备递交给土耳其和苏联的备忘录草稿。备忘录强调，苏联的首要目的是控制土耳其，一旦苏联实现这一目的，那么“要防止苏联控制希腊以及整个中近东地区”，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那也将是非常困难的。同时，苏联控制了中近东地区，又将使其在控制印度和中国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就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不应让苏联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使其在土耳其和海峡的计划得逞。备忘录强调，如果美国立场坚定，准备使用一切手段来支持土耳其，那么苏联的威胁行为就会停止，不能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同时，如果联合国不能阻止苏联的行动，美国将联合其他国家以武力对付。8月16日，艾奇逊将备忘录呈送杜鲁门，杜鲁门予以批准。[79]8月19日，威尔逊大使向土耳其通报了美方的决定。在得知美国的立场后，彻夜未眠的伊诺努总统（IsmetIn？nü）终于松了一口气。 1946年8月19日，美国向苏联发出照会，重申美国1945年11月的四点主张。第一，海峡在任何时候都向所有国家的商船开放；第二，海峡在任何时候都对黑海国家的军舰开放；第三，除了和平时期吨位有限的军舰外，海峡在任何时候都不对非黑海国家的军舰开放，除非获得海峡国家的特别许可或联合国的授权；第四，《蒙特勒公约》应作某些修改，比如以联合国制度代替国联制度，取消日本的公约签字国资格等等。同时强调，海峡权力机构除关系到黑海国家外，还是关系到其他国家的大事，因此不能同意苏联照会的第四项原则。至于第五项原则，美国认为土耳其仍应是海峡防御的主要负责者，并警告说，对海峡的攻击无疑将是联合国安理会要过问的事情。[80]美国军方此时希望采取更为强硬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海军上将（WilliamD.Leahy）在8月23日给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备忘录中强调，从战略上讲，土耳其是东地中海地区及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因素。苏联对土耳其进行“事实上的地理与政治控制”，这“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产生最为严重的影响”。因此，李海建议采取以下三个步骤援助土耳其：其一，允许土耳其从美国购买非军事用途的物资，以此加强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其二，允许土耳其从美国购买军事装备和物资，以加强其防卫能力；其三，美国考虑向土耳其派遣技术人员和官员。[81] 1946年8月21日，英国也照会苏联，表达了与美国相同的立场。8月22日，土耳其详细答复了苏联的照会，拒绝苏联所称的土耳其没有履行《蒙特勒公约》的指控。苏联在9月24日再次照会土耳其，重申苏联的立场和要求。苏联在照会中强调，经过详细研究土耳其政府8月22日对苏联8月7日照会的答复，苏联方面确信，《蒙特勒公约》同黑海国家的安全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这一条约没有提供防止某些国家利用海峡采取敌对行动的条款。苏联还指出，黑海海峡是个海上通道，其机制应具有“特殊的地位”，以满足土耳其、苏联和其他黑海国家的安全利益。[82]相对于先前的照会，苏联这一次照会的措辞较为温和。 经过内部讨论，美国在1946年9月30日宣布，作为对苏联8月7日照会的反应，美国声称将在地中海东部永久部署一支舰队。对于苏联9月24日的照会， 美英则在10月8日和9日给苏联的照会中声称：波茨坦会议所建议的有关苏土之间进行的直接会谈已达到了交换意见的目的，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美英依然准备参加《蒙特勒公约》缔约国的会议，以考虑公约的修订。土耳其10月18日复照苏联，不承认海峡问题仅仅是黑海国家的问题。苏联于10月26日复照英国，虽否认苏土直接对话已结束，但声称召开修订海峡制度的会议条件尚不成熟。[83] 面对美英的强硬立场，苏联作了退让，土耳其危机也告结束。但这个事件的影响远未结束。苏联在土耳其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加深了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西方国家对苏联战后意图的猜疑和警觉，动摇了双方在战后继续合作的信心。它与苏联同期在伊朗问题上的行动一起，使苏联和西方国家迅速走向对立和对抗。其最为直接的结果是，不仅加快了美国中近东政策的调整，而且也加快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联合的步伐，促进了美国战略政策的形成。同时，美国还向英国转达了美国政府在海峡问题上的决心。英国鉴于战后无力推动土耳其军队的现代化，希望美国政府接替这项工作。1946年9月10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抵达美国，商讨美英两国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合作问题，并开始制订相应的计划。国务院此时也开始考虑一份总的援助希腊、土耳其和伊朗的计划。国务院近东司在10月21日准备的有关土耳其问题的备忘录中强调，土耳其是东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因素，而苏联政策的目的就是将土耳其纳入其卫星国的范围。鉴于土耳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应在外交、道义、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大力支持土耳其，特别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备忘录建议，通过进出口银行，先期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在军事上，备忘录建议，美国应考虑向土耳其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尽管国务院认为英国有义务为提高土耳其的防卫能力提供必要的军事装备，但如果英国无力这么做，美国则要考虑提供军事援助。[84]这些建议最终被采纳，其结果体现在“杜鲁门主义”之中。 与此同时爆发的伊朗危机，起因于苏联、美国和英国从伊朗撤军的问题。位于西亚的伊朗是苏联的南部邻国，伊朗南部的波斯湾是进入印度洋的重要门户。通过伊朗南下波斯湾并进入印度洋，一直是沙皇俄国的扩张目标。由于波斯湾的战略地位和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19世纪后期以来，沙俄同英国、德国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85]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为清剿白军，曾出兵占领伊朗北部省份吉兰。1920年6月4日，库吉克汗（Mirza Kuchik Khan）领导开展亲苏反英运动，宣布成立吉兰苏维埃共和国 (Gilan Soviet Republic)。1921年2月26日，苏联和波斯政府签订条约，波斯重新控制了吉兰，而苏联也成功地在条约中加入了对其极为有利的第五条，该条规定：一旦苏联认为在其南部边界存在威胁，苏联有权向波斯境内派驻军队。苏联正是依据这一条款，在1941年进占伊朗北部以及在其后屡次拒绝撤军。 1925年巴列维王朝（Pahlavi Dynasty）建立后，伊朗大力发展同德国和美国的关系，特别是同德国的关系。德国帮助伊朗发展经济，如建立纺织厂、改善基础设施、修建横贯伊朗全境的铁路等等。[86]伊朗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宣布中立，但其亲德的立场是明显的。在伊朗境内有大量的德国人，盟国担心这些德国人是在搜集情报，为德国通过伊朗进攻苏联做准备。于是，英国和苏联在1941年7月和8月致函伊朗国王礼萨，要求他驱逐德国人，但遭到拒绝。8月25日，英国和苏联出兵，占领伊朗。9月15日，礼萨宣布逊位，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uhammad Reza-Pahlavi）继任王位。1942年1月29日，英国、苏联和伊朗签订条约，条约规定，盟国军队将有权在伊朗境内通行，使用其交通、通讯设施，其驻军不被视为占领；英国和苏联同意，两国军队将在对轴心国战争结束后的六个月内撤出伊朗。苏联和英国在1941年8月出兵占领了伊朗北部和南部，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中部地区为中立区；而各自占领区的分界线，大致就是1907年英国和沙俄达成条约时的分界线。 伊朗此时成为盟国向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主要通道。为了保持通道的畅通，加上英军兵力有限，英国政府请求美国出兵帮助。美国顾问在1942年8月先行到达，由斯科瓦兹柯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率领的“重组警察军事使团”（The Military Mission fo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Gendarmerie）负责组建伊朗的警察，以维持农村地区的安全。紧接着粮食顾问、警察顾问、负责训练伊朗军队的使团、财政顾问团、负责发放租借物资的美国代表先后抵达。到1942年12月，约2万名美军抵达伊朗南部港口库拉姆沙哈尔，最多时达到3万人。美军接管原来由英军负责的港口和铁路业务，负责向苏联运送租借物资以及改善伊朗的交通运输系统。美国同时也加大了在伊朗的军事存在，美国在德黑兰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军营，并将波斯湾指挥部的司令部迁到德黑兰。在此期间，美国还成功地帮助伊朗政府解决了粮食短缺、通货膨胀等国内重大问题。[87] 1943年9月9日，伊朗向德国和其他轴心国宣战。雅尔塔会议期间，盟国讨论了伊朗问题。英国人提出了不同的撤军方案，如分期同时撤军，同期同比例撤军，或者分三个阶段撤军的计划，均被苏联拒绝。苏联以对日战争尚未结束为由，只同意从德黑兰撤军。在1945年2月8日的外长会议上，艾登强调，在战争结束之前，盟国不应在石油开采权问题上向伊朗施加压力。莫洛托夫表示：伊朗政府不转让石油开采权的决定，同先前的谈判是矛盾的，同时他表示，自己并不同意艾登关于从伊朗撤军的提议。雅尔塔会议并未解决盟国从伊朗撤军的问题，问题又被提上了波茨坦会议的议程。英国在会上建议，盟军先从德黑兰撤军，然后再撤出各自在其他地区的部队。斯大林只同意从德黑兰撤军，同时表示盟军应在对日战争结束后的6个月内完成撤军。波茨坦会议决定，将撤军的相关问题留待1945年9月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讨论。[88]事实上，斯大林采取的是拖延战术，苏联当时正大力支持伊朗阿塞拜疆省的库尔德人的反叛活动。 1945年5月19日，伊朗政府向英苏两国发出照会，并抄送美国，要求三国按照战时的协议，在对德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撤出驻扎在伊朗境内的军队。[89]9月6日，在日本投降后的第4天，伊朗再次要求6个月内外国军队撤退完毕；9月9日，伊朗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在1946年3月2日前完成撤军。贝文在9月19日的伦敦外长会议上提出了分阶段撤军的计划，建议撤军从12月15日开始，到1946年3月2日结束；但苏联坚持按1942年达成的三方协议撤军。11月24日美国照会苏联，提出同时撤军，而美国自己定于1946年1月1日撤军，并指出苏联军队不应阻拦伊朗军队进入叛乱地区。11月29日，苏联答复美国：不能让反动分子进入阿塞拜疆地区，苏军驻留期限只能根据1942年英苏伊三国条约和1921年英苏条约的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一旦这种危险消除，即将其军队撤出伊朗”。盟国围绕着苏联撤军问题以及伊朗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的斗争，就演变成了1945—1946年的伊朗危机。 苏联拒不撤军，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分裂伊朗，试图将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地区和其他地区并入苏联。伊朗北部包括两个少数民族地区：库尔德斯坦地区和阿塞拜疆地区；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斯坦地区现为伊朗的库尔德省，首府是萨南达季。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地区现为伊朗的西阿塞拜疆省（首府雷扎耶）、东阿塞拜疆省（首府大不里士）和吉兰省（首府腊什特）。这两个地区存在着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的自治要求。苏军进驻伊朗北部后，开始大力支持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苏联开放苏伊边界，撤销伊朗关卡，代之以苏军哨所，阻止伊朗政府军进入这两个地区镇压民族分离主义运动。1942年5月，库尔德人的自治运动发展为武装叛乱。7月6日，斯大林指示苏联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巴加洛夫（Mir Jafar Bagirov）采取行动，把阿塞拜疆南部和伊朗北部其他省份的分离主义运动组织起来，推动吉兰省、马泽德兰（Mazenderan）、戈尔甘（Gorgan）以及呼罗珊省（Khorasan）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鼓励伊朗库尔德人要求自治。苏共中央的这一指示，要求向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武器、宣传品和资金，行动由国防部长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和巴加洛夫负责，并拨款100万卢布（约合19万美元）作为特别经费。斯大林告诉巴加洛夫，现在是把阿塞拜疆同伊朗北部重新统一起来的时候了。[90] 因此，从1945年9月到12月，伊朗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苏联的支持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月，库尔德斯坦地区和阿塞拜疆地区成立了两个亲苏的政党：一个是由皮谢瓦里（Jafar Pishihvari）领导的阿塞拜疆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Azerbaijan），另一个是由库尔德人领袖卡齐（Qazi Muhammad）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Kurdistan）。皮谢瓦里出生在大不里士，年轻时移居巴库，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30年在德黑兰被捕入狱，1941年获释。他在狱中曾参加过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 of Iran），后因政见分歧而退出。皮谢瓦里参加1943—1944年的伊朗议会选举获胜，由于皮谢瓦里在议会中发表反政府言论，在1945年7月的议会选举中落败。其后他回到阿塞拜疆，于1945年9月3日成立阿塞拜疆民主党。该党的目标纲领是：争取阿塞拜疆自治，将阿塞拜疆语作为阿塞拜疆的官方语言，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在苏联的支持下，阿塞拜疆民主党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到1945年11月已发展到3000多人，拥有1.15万支步枪、1000支手枪、400挺机关枪、2000枚手榴弹和200万发子弹。[91] 苏联阻止伊朗政府军进入伊朗北部地区镇压叛乱，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1945年10月，阿塞拜疆民主党举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游行示威，要求成立自治政府。在皮谢瓦里的领导下，11月12日至19日，阿塞拜疆发生大规模暴乱，忠于阿塞拜疆民主党的军事武装控制了阿塞拜疆的广大地区。11月19日，伊朗报纸和电台报道了上述消息；国王命令军队开往阿塞拜疆，但当政府军行进到距离德黑兰西北90英里的城市加兹温的时候，遭到苏军的阻拦。伊朗政府在11月22日和23日照会苏联，要求苏方解释为何阻止伊朗军队进入叛乱地区。伊朗驻华盛顿武官在11月20日前往国务院，向美国寻求对策。[92]与此同时，阿塞拜疆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给美国、英国和苏联领事馆一份声明，强调阿塞拜疆人民有权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选派自己在伊朗议会的代表。12月10日，大不里士被反对德黑兰中央政府的叛乱势力占领，伊朗中央政府在阿塞拜疆的管理机构几乎全部瓦解。12月12日，阿塞拜疆民主党在大不里士举行了第一届阿塞拜疆国民大会（AzerbaijanNational Congress），宣布成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皮谢瓦里担任“阿塞拜疆民族政府”总理。卡齐虽然派5名代表参加阿塞拜疆民主党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但因政见不合，很快返回了马哈巴德。随后，库尔德民主党在马哈巴德和阿塞拜疆西部地区组织了暴乱。12月15日，库尔德自治运动领导人召开部落首领大会，宣布成立库尔德人民共和国，卡齐任总统。 [93]伊朗北部局势的发展，严重威胁着伊朗的国家统一。 苏联的第二个意图是力图控制伊朗石油的开采权。伊朗的石油开采问题很快就导致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苏联一直要求建立苏伊石油合营公司，并要求占有51％的股份。苏联在战时极为关注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问题，在1944年9月至10月同伊朗政府的谈判中，苏联要求完全控制伊朗北方省份的石油开采，遭到伊朗的拒绝。德黑兰当时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利用美国来平衡英国和苏联在伊朗的势力扩展。出于此种考虑，1943年，伊朗政府开始同美国新泽西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谈判石油开采权的问题， 这立刻引起了苏联人的警觉。苏联立即派代表同伊朗政府商谈五年之内开采北部石油的问题，这一立场得到了伊朗人民党的大力支持。人民党当时已在伊朗议会获得了9个席位。面对这种情况，伊朗政府决定战争结束后再同各国谈判石油开采权的问题。[94]1944年12月，伊朗颁布法令，禁止首相及其内阁同外国谈判有关石油开采权的问题。苏联把获得石油开采权同撤军和支持伊朗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等问题结合起来。因此，苏联驻伊朗大使在1945年5月25日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列举了苏联不能撤军的理由，他指出，“苏军从伊朗撤出，肯定会导致这个国家反动势力的加强，并导致民主团体不可避免的挫败……反动势力和亲英力量将尽力并利用各种手段消除我们在伊朗的影响和工作的成果。我认为恰当的做法是，推迟我国军队撤出伊朗的日期，并保障在军队撤出之后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些目标首先是获得石油开采权，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们要在合营的公司中占有大部分的股份”。[95] 在英美看来，问题的关键是苏联撤军问题，只要苏联撤军，民族自治问题和石油合营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美国一直密切关注伊朗局势的发展。美国驻伊朗大使默里（Wallace Murray）不断打电报给国务院，分析苏联的政策目标以及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的威胁。默里在1945年9月25日给贝尔纳斯的电报中强调，“苏联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苏联的最终目标是进入波斯湾并渗入到中东的其他地区，但当前的目标有限，只是想在伊朗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以防来自南面的进攻。为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决心要在伊朗北部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尽管苏联驻军暂时保证其在伊朗北部的控制地位，但苏联正在为撤军后可继续对伊朗施加影响寻求方法。默里认为，近来阿塞拜疆事态的发展表明，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鼓动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使之发展为分离主义运动并最终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合并，是正在使用的策略之一。但默里指出，苏联在伊朗的首要目标是在德黑兰建立一个类似于罗马尼亚格罗查的“联合政府”。因此，“苏联控制伊朗政府将毫无疑问地危害美国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将美国的航空公司排除在伊朗之外；使伊朗的贸易倒向苏联，由此危害美国的商业利益；使得美国没有可能获得伊朗的石油开采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局面将意味着，苏联的影响扩展到波斯湾海岸，将对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科威特所拥有的丰富的石油资源构成潜在的威胁。鉴于以上原因，默里建议：针对苏联当前行动采取积极步骤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当务之急就是让苏联人撤军，苏联拒不撤军的借口是“不能容忍的”。[96]驻苏使馆临时代办凯南在9月14日向国务院报告说：苏联报刊对皮谢瓦里民主党的成立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报道。苏联政府赞同皮谢瓦里有关在伊朗国王的统治下没有自由以及人民的生活不能得到改善的说法，同时也赞成阿塞拜疆人有权在自治问题上作出抉择。凯南相信，苏联正利用少数集团（指那些民族分离分子）和民族问题，以达到其分裂和征服世界的目的。[97] 1945年11月17日、22日和23日，伊朗政府接连向苏联发出照会，抗议苏联干涉伊朗内政。苏联对此加以否认，并声称“苏联代表和苏联军事占领当局认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干涉伊朗北部省份的政治事务”。哈里曼在11月23日向莫洛托夫递交了美国政府的一份信函，其中提到伊朗政府向美方通报了北部地区的局势以及苏联的干预行为，提请苏联遵守《德黑兰宣言》，并宣布美军将从1946年1月1日起从伊朗撤军，建议英国和苏联也同时撤军。苏联在同一天对此照会的答复是，有关伊朗北部叛乱的消息是不准确的，阿塞拜疆民主党的声明证实阿塞拜疆人的目的是希望“实现阿塞拜疆人民的权利，在伊朗国内实现民族自治”；在目前的形势下，苏联军事占领当局认为，在这一地区进驻更多的伊朗军队，只能招致更大的危险，这也是苏联拒绝伊朗军队进入的原因。至于撤军问题，苏联认为伦敦外长会议已讨论过此事，无须再继续探讨；苏联政府将遵守《德黑兰宣言》的原则，但目前苏军不能在1946年1月1日开始从伊朗撤军，完全拒绝了美国的建议。[98]苏联还把自己从伊朗撤军同英美从希腊和中国撤军联系起来。莫洛托夫在1945年12月13日说，“如果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接受我们将有关英美军队从中国和希腊撤军的问题包括在日程之中的建议，我们就把从伊朗撤出盟国军队的问题从三国外长会议的议程中删掉；一旦讨论从伊朗撤出盟国军队的问题，我们将根据贝文和贝尔纳斯在英美军队撤出中国和希腊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或是在涉及苏军撤出伊朗的问题上承担新的责任，或是做出具体让步，同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伊朗撤出苏军”。 伊朗政府对局势的发展无能为力，只好寄希望于1945年12月16日到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贝尔纳斯拒绝把美国从中国撤军同苏联从伊朗撤军联系起来，贝文则直截了当地问莫洛托夫：“你们不同意把3月2日作为撤军的日期吗？”莫洛托夫作了肯定的回答，理由是那里的天气情况不适合撤军。同时莫洛托夫还辩称“伊朗人不在这里，没有伊朗人在，我们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贝尔纳斯在会议期间同斯大林进行了两次会谈，希望解决伊朗问题。12月19日，贝尔纳斯同斯大林讨论阿塞拜疆地区的局势。贝尔纳斯提请斯大林注意：盟国曾许诺要尊重伊朗的主权，并警告说，伊朗政府将准备向联合国安理会控告苏联的行为。斯大林表示，苏联也极为关注事态的发展，因为伊朗人会越过边界涌入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破坏巴库的油田，巴库容易遭到敌对行动的攻击，而伊朗对苏联怀有敌意。因此，苏联有权在伊朗保有驻军。斯大林坚持，苏军并没有干涉伊朗内政，因为1921年的俄国同波斯的条约赋予苏联这样做的权利，而且何时从伊朗撤军，则是由苏联自己来决定。斯大林还说，由于他的行动是正当合理的，所以他不担心安理会将要采取的行动，“如果这件事真的来了，没有人会为此感到脸红”。[99]在苏联的坚持下，莫斯科外长会议公报没有提及伊朗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逐步在外交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开始支持伊朗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1945年12月20日，伊朗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议案，控告苏联干涉伊朗内政，并同时通报了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国政府。随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提议：三大国成立一个委员会前往伊朗，实地调查阿塞拜疆地区的局势。这一建议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同意。伊朗议会在讨论上述建议时认为，委员会的活动将会导致更多的外国势力干涉伊朗，因此拒绝了贝文的建议。1946年1月19日，伊朗再次向安理会提交议案，希望采取措施解决危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拒绝了伊朗政府的指控，他强调：根据1921年和1942年的条约，苏联有权在伊朗驻军，苏军并没有干涉伊朗内政，这些都是伊朗政府宣传的结果。安理会建议苏联和伊朗进行谈判，并向安理会通报谈判的结果。[100] 与此同时，伊朗政府处理阿塞拜疆危机的政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在盖瓦姆（Ahmad Qavam-el-Sultaneh）继任首相之后。盖瓦姆认为，解决阿塞拜疆危机最好的途径就是达成与苏联的谅解，同苏联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他上台之后就解除了主张镇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总参谋长哈桑（Hasan Arfa）和其他主张对苏强硬的政府官员的职务。然后盖瓦姆同斯大林直接联系，要求访问莫斯科以商讨解决危机的方法，这一建议得到了苏联的同意，盖瓦姆在1946年2月19日飞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为期3个星期的谈判。在同斯大林的会谈中，盖瓦姆要求苏军从伊朗北部撤军；斯大林虽坚持根据条约苏联有权驻军，但也暗示，苏联对伊朗的石油开采以及建立苏伊石油联营公司很感兴趣。针对盖瓦姆有关伊朗议会禁止在外国军队驻扎伊朗的情况下讨论石油开采权的说法，斯大林表示，盖瓦姆可以修改伊朗宪法，解散议会进行统治。斯大林还强调，苏联军队可“保障”盖瓦姆的统治。盖瓦姆并没有接受斯大林的这个许诺，但他保证，在伊朗议会选举之后，他将为苏联争取到石油开采权。[101] 盟国撤军的最后时限是1946年的3月2日。美军已在1946年1月1日如期撤军，英国也在3月2日撤军完毕，苏联再不撤军就没有更充分的借口了。苏联政府此时则宣布，苏联从3月2日起，只能从伊朗“局势相对稳定的地区”撤出部分军队。3月3日，盖瓦姆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伊朗驻美大使埃拉（Hussein Ala）也及时向美国通报了局势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驻大不里士的副领事罗索（Robert Rossow）向国务院报告说：苏军正在向伊朗和土耳其边界开进，还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以便控制黑海海峡。3月6日，美国国务院照会苏联外交部，要求它遵守三方条约，从伊朗撤军。在接到罗索有关苏军在伊朗北部频繁调动兵力的电报后，国务院在3月8日再次照会苏联，要求苏联做出解释。苏联未予理睬。[102] 面对苏联的强大压力，伊朗只好求助于美国，盖瓦姆在1946年3月多次会见默里，寻求美国的支持。3月15日，盖瓦姆的一位助手拜会默里时通报说：苏联代办在会见盖瓦姆时警告伊朗不要再将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否则将对伊朗产生严重的后果。默里在向国务院请示后告诉伊朗方面：盖瓦姆应继续向联合国提出申诉，美国也将继续支持伊朗。3月18日，伊朗驻美大使埃拉再次将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要求安理会在3月25日的会议上加以讨论。与此同时，苏联也向伊朗施加压力，希望尽早达成一项协议。3月24日，苏联新任驻伊朗大使萨德契科夫（Ivan Sadchikov）向盖瓦姆递交了苏联政府的三份照会。第一份照会表示，苏军将在六周内从伊朗撤军；第二份照会建议成立一个将由苏联控股的苏伊石油公司；第三份照会则是强调莫斯科愿意提供帮助，以通过谈判解决德黑兰同皮谢瓦里之间的危机。[103]盖瓦姆接受了苏联前两份照会的建议，拒绝了第三个照会；因为德黑兰坚持认为，阿塞拜疆危机是伊朗的内政，必须由伊朗政府自己解决。[104] 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1946年3月26日再次讨论伊朗问题。会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和贝尔纳斯都作了公开声明。葛罗米柯说，由于苏联已同伊朗就苏联撤军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因此安理会没有必要讨论埃拉3月18日的请求。而贝尔纳斯则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协议，安理会议程应包括伊朗问题。葛罗米柯和贝尔纳斯在同一天共进午餐时进行了会谈，葛罗米柯建议将关于伊朗问题的讨论推迟到4月10日，不要纳入今天的讨论，否则他的政府将不参加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讨论。[105]苏联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Edward Stettinius）在安理会发言时指出：他会将伊朗的请求放在安理会讨论的首要议程上，并期望可以得到苏伊双方会谈的结果。葛罗米柯在发言中强调，苏联已明确说明自己将不参加安理会讨论伊朗问题的理由，并宣布苏联今后将不参加有关伊朗控告苏联的任何辩论。随后，葛罗米柯及其三名助手退出会场，以示抗议。[106]在联合国内解决伊朗问题由此陷入了僵局。 苏联和伊朗此时也重新开始了有关苏联撤军的谈判。1946年4月4日，双方达成协议：苏联答应在半个月内完成撤军；关于建立联合石油公司的协议，自3月24日起7个月内由伊朗议会批准生效。盖瓦姆在这一天向默里大使通报说：德黑兰已同莫斯科就以下三点达成了协议：苏军到1946年5月6日将从伊朗撤军；成立苏伊石油公司的建议将提交伊朗议会审议；阿塞拜疆危机是伊朗的内政，将由伊朗政府解决。盖瓦姆在同一天还照会苏联大使，同意调整同阿塞拜疆地区的关系，承诺用波斯文和阿塞拜疆文两种文字处理政府公文，给伊朗阿塞拜疆地区的工会和民主组织进行活动的自由，增加阿塞拜疆地区在伊朗议会中的席位等等。4月6日，葛罗米柯致函安理会，要求从议程中剔除伊朗问题，贝尔纳斯表示异议。此时，盖瓦姆和埃拉之间出现了矛盾。盖瓦姆希望同莫斯科和解，而埃拉则主张继续让安理会处理伊朗危机。5月20日，埃拉致函安理会说：伊朗政府不能证实苏军已全部撤出伊朗。而在第二天，盖瓦姆则让埃拉通知安理会，苏军已从阿塞拜疆撤军。埃拉和斯退汀纽斯都拒绝接受盖瓦姆的说法。斯退汀纽斯指出，尽管看起来伊朗和苏联已达成协定，但安理会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苏军已从伊朗北部全部撤出。斯退订纽斯在向国务院的汇报中说， 他准备在5月22日的安理会上发表声明，要求在5月27日的安理会上继续讨论苏联从伊朗撤军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国务院的同意。[107]盖瓦姆在5月28日告诉默里，由于苏联的压力，伊朗打算撤回控告。默里建议德黑兰不要这样做，也不要向埃拉施加压力，因为这只会进一步削弱伊朗。安理会在同一天也宣布，希望得到德黑兰方面有关苏联全部撤军的正式报告，并把6月4日定为提交报告的最后期限。但安理会的建议并未得到伊朗的回应，安理会此后再未就伊朗问题举行过会议。因为它后来得知苏军在1946年5月底从伊朗北部撤出了军队。[108] 按照塔斯社1946年5月23日的声明，苏联已在5月9日撤军完毕，但苏联的撤军并不意味着伊朗危机的最终结束。盖瓦姆试图通过与皮谢瓦里的谈判来结束阿塞拜疆的政治危机。6月13日，伊朗政府同皮谢瓦里达成一项特殊的协议：德黑兰承认阿塞拜疆国民大会是省议会，省议会可以提名候选人竞选阿塞拜疆省的省长。伊朗政府将从名单中挑选省长。另外，阿塞拜疆税收的75%将留归该省支配。盖瓦姆随后宣布成立由自己领导的伊朗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Iran），其目的在于削弱皮谢瓦里，并阻止共产主义的影响在伊朗的扩展。[109]盖瓦姆同时还改组了内阁，任命3名伊朗人民党成员为部长。但盖瓦姆当时最为关心的还是如何平定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他特别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盖瓦姆在8月13日同美国大使艾伦（GeorgeAllen）的会谈中，表达了对伊朗人民党的部长以及对阿塞拜疆政局毫无进展的不满，表示想使用武力重新将阿塞拜疆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因此盖瓦姆想知道，一旦苏联卷入，德黑兰能否指望得到美国的帮助。艾伦建议盖瓦姆不要使用武力，而是要继续同皮谢瓦里进行谈判。通过与盖瓦姆的一系列会谈，艾伦认为，盖瓦姆希望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支持美国获取在伊朗南部的石油开采权。[110]9月30日，盖瓦姆对艾伦表示，他的政府所采取的对阿塞拜疆地区和解的政策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计划彻底改变政策，强调伊朗领土的完整，希望美国向伊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使伊朗可以维护主权和独立。[111]当时美国军方和国务院都认为需要援助伊朗，副国务卿艾奇逊还主张制订一个协调一致的经济援助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12日的备忘录表示：美国在伊朗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利益，苏联控制伊朗危及美国及其盟国获取中东的石油，将会对美国的利益和军事能力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伊朗是阻止苏联向中东扩张的缓冲区，也是为数不多的反击苏联的最为有利的地区之一。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强调，为防止伊朗国内动乱而招致苏联的干涉，从而危及美国在波斯湾的利益，美国应向伊朗提供“非侵略性的”军事装备。[112]10月18日，美国国务院答复盖瓦姆：美国将大力援助伊朗。 与此同时，苏联继续向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以便尽快批准苏伊石油协定。另外，苏联还要求成立一家苏伊航空公司，专营伊朗北部的航运。斯大林1946年4月初在同美国大使史密斯会谈时表示，盖瓦姆的前任对苏联非常不友好，所以就施加压力把他撤掉了；他对伊朗将问题提交到联合国非常不满，抱怨苏伊有关石油开采权问题的谈判进展缓慢。[113]苏联驻伊朗使馆的人员曾直接询问伊朗人民党的一位部长：为什么伊朗政府推迟批准协议？[114]艾伦同伊朗国王讨论这些情况时明确指出，盖瓦姆的内阁必须改组，否则会影响伊朗的政治稳定；艾伦建议国王命令盖瓦姆，要么清除内阁中的伊朗人民党部长，要么盖瓦姆自己辞职。国王给盖瓦姆两个选择。盖瓦姆解除了伊朗人民党的部长职务，组成了新的内阁。[115]艾伦大使在接受伊朗报纸采访时明确表示，伊朗的决定是正确的，美国支持伊朗维护主权的行为。 1946年10月27日，盖瓦姆宣布伊朗将举行议会选举，时间待定。10月28日，贝尔纳斯决定向伊朗出售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并考虑为伊朗购买这批装备提供贷款。受此消息的鼓舞，盖瓦姆宣布议会选举将在1946年12月7日举行；盖瓦姆同时还宣布，为了在选举期间维持秩序，政府届时将向各省派驻军队。苏联驻德黑兰使馆立即询问盖瓦姆和伊朗国王：伊朗政府此举是否意味着要重新控制阿塞拜疆；苏联得到的答复是：这是为了维持选举时的秩序。莫斯科向盖瓦姆发出警告：德黑兰派遣军队到阿塞拜疆将被视为对苏联安全的威胁。盖瓦姆向艾伦通报该情报时，艾伦表示，派驻军队应按原计划进行，一旦苏联进行干预，伊朗可将问题再次提交安理会。1946年12月11日，伊朗军队进驻大不里士，控制了整个阿塞拜疆。皮谢瓦里越过边界逃亡苏联，获得了苏联政府的庇护，而卡齐则在1947年3月30日被伊朗政府在马哈巴德市中心广场上公开处以绞刑。[116] 伊朗的议会选举并没有如期在1946年12月6日举行，因为德黑兰旨在重新控制阿塞拜疆的目标业已实现。苏联没有立即对伊朗军队进驻阿塞拜疆做出反应，是因为它在等待伊朗议会批准苏伊石油协定。因此，苏联在整个12月都在向德黑兰施加压力，要求它尽快举行议会选举。第15届伊朗议会的选举虽在1947年1月12日举行，但并未立即召开会议，其理由是需要对代表的资格进行审查。10月，新选举的伊朗国会否决了苏伊石油协定。 伊朗政府重新控制阿塞拜疆使得美国决策者认为，帮助伊朗进行全面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德黑兰在1946年12月17日采取了重大步骤，同美国的“莫里森－克努德森国际工程公司”（Morrison-Knudsen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mpany）签订了一项合同，后者帮助伊朗政府研究伊朗的基础设施情况，准备有关伊朗的农业、水力、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情况的报告，以便向进出口银行和世界银行申请用于经济发展项目的贷款。[117] 这一时期爆发的希腊内战，被美英决策者视为苏联实现其传统南下政策的第三个重大行动。 德军1941年夏占领希腊后，希腊共产党联合左翼政党建立了“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并组成了“全国人民解放军”（National Popular LiberationArmy）。到1944年德军被迫撤出希腊时，民族解放阵线拥有70万成员，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兵力超过5万人，控制了希腊大部分地区。1944年9月，在英国的召集下，流亡政府首相帕潘德里欧（M.Papandreou）、国内右翼武装力量和全国人民解放军达成协议，规定人民解放军必须服从民族团结政府和英军司令斯科比（RonaldScobie）的指挥。德军在1944年10月撤出希腊后，英国伞兵立即占领雅典，随后大批驻扎意大利的英军前来增援。11月底，帕潘德里欧以民族团结政府中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拒绝单方面削减全国人民解放军为由，宣布取缔全国人民解放军。12月1日，斯科比下令全国人民解放军在12月10日前解散完毕。次日，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政府的5名部长辞职。随后，效忠于希腊王室的抵抗运动中的保守派力量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英国军队的介入使得两派力量在1945年2月达成了停火协议，并同意在盟国的监督下就保留王室以及全国选举等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希腊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决定走议会道路，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解散。 希腊共产党在1946年2月召开中央全会，批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立即组织新的武装斗争，“反对保皇法西斯暴政”。3月30日，希共游击队向希腊政府军发动进攻，希腊内战爆发。10月，希腊共产党领导下的希腊民主军成立，由前全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之一的马科斯（VafiadesMarkos）担任总司令。民主军的兵力到1947年春季时已达到13000人，并控制了希腊北部的大片山区和农村。希腊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得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以及阿尔巴尼亚的支持。1946年9月，希腊举行公民投票，69%的投票人支持保留王室；9月26日，希腊国王乔治二世从伦敦返回雅典。 面对希腊全面内战的形势，英国在战后已无力继续维持其在希腊的传统地位。与此同时，由于苏联的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就介入希腊内战以恢复秩序达成协议。希腊政府在1946年多次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设备。美国一直关注着希腊事态的发展。1946年8月23日，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在内美国舰队访问雅典；9月30日，福雷斯特宣布，美国海军将无限期地驻扎在地中海地区。与此同时，美国还向希腊政府提供了3500万美元的贷款。但当时美国的基本态度是，“不对希腊的内政采取积极的态度，因为希腊被视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118]但由于希腊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除了向它提供必要的援助之外别无选择。 1946年10月15日，艾奇逊告诉美国驻希腊大使麦克弗（LincolnMacVeagh），希腊日益恶化的国内局势和北部边界的紧张局势，已迫使国务院和陆军部不得不重新评估美国的政策。希腊的重大危机“可能成为构成中近东未来事态发展的决定因素”。美国准备采取适当的措施支持希腊的领土和政治完整，这些措施包括：通过外交、宣传等手段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支持希腊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政策；向希腊政府建议，应采取调和的政策处理国内政治问题；向希腊政府表明，依据“公平、和平及稳定”的原则，希腊北部边界应是1939年的边界线；当事态发展需要时，美国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积极支持希腊；将充分考虑向希腊出售军火，用以维持国内秩序及领土完整；建议进出口银行向希腊提供经济援助；美国考虑向希腊派遣经济顾问团，等等。[119]美国在12月宣布，任命波特（PaulPorter）为驻希腊经济使团团长。12月3日，希腊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调查希腊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国交界的北部地区的游击队的情况，控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对希腊游击队的支持。联合国随后组成联合国希腊边界调查委员会。埃斯里奇是美国方面的成员，他同麦克弗、波特不断向国内报告希腊的局势进展。12月18日，贝尔纳斯在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会议上表示，希腊是美国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我们要尽一切所能援助希腊”。12月19日，贝尔纳斯打电报给伦敦，表示他想尽快知道英国能够满足希腊军事装备的程度，以便美国在局势变得“太晚”之前承担起责任，提供必要的装备。埃斯里奇在1947年2月18日警告说，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在不断增加，“苏联感到希腊是一个熟透了的洋李，将会在几个星期之内落入他们的手中”。[120]2月20日，艾奇逊修改了由近东和非洲司司长亨德森（LoyHenderson）呈送的有关希腊局势的备忘录，准备把它递交国会，要求向希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备忘录强调，“如果不立即向希腊提供紧急援助，希腊政府有可能被推翻，极左派的专制政权就会掌权”。新上任的国务卿马歇尔在第二天去普林斯顿大学之前批准了这一建议，指示艾奇逊进行必要的准备。 1947年2月21日，英国外交部通知美国国务院，英国准备在3月31日停止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一切经济援助，并从希腊撤出4万名士兵，英国希望美国可以接替英国。这样，由于英国的撤出，就在欧亚大陆南部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力量真空，这同德国战败后在东欧形成的真空一样重要。美国决定接受这个挑战，正如艾奇逊所言，“现在只剩下两个强国了，英国人完了”；“英国人正从各地撤出，如果我们不进去的话，俄国人就会这样做”。其结果是——“杜鲁门主义”的产生。 盟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苏联的政策和德国的分裂 战后初期，影响盟国对德政策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经济上的考虑。但战后三年之内的一系列重大的事态，破坏了波茨坦会议有关最终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政府的计划，这些事态同苏联从德国东部大量拆迁以获取赔偿有直接的关系。对苏联来说，从德国获取赔偿可以加快其战后的经济复兴；因此，苏联同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首先是有关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英国在1945年警告说，苏联目前的赔偿要求将推迟欧洲的经济复兴。[121]迈斯基在1943年11月10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题为《工作计划的基本纲要》的备忘录，对战后赔偿问题提出了大致的构想。苏联赔偿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获取德国及其盟国的一切可以获取的东西”， 设备、物资以及服务行业的最大数额为750亿美元，其中80%从德国获取；在与盟国的谈判中，苏联必须坚持获取全部赔偿的50%—80%。170亿来自德国的国民财富，60亿从当年产品中获取，350亿—400亿来自使用德国的劳动力和专家，按一个德国劳动力年平均“产值”为750美元计算，期限为10年，这些劳动力包括具有“最高技能”的德国人。迈斯基有关德国赔偿的计划，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会导致在德国发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为前提的，“如果发生这样的革命，整个计划也就不能付诸实施了”。[122]因此，苏联在同西方盟国的谈判中，坚持应获得100亿美元（最少是80亿）的赔偿，其中的20亿应来自鲁尔地区，西占区内所拆迁的15%的工业设备应该运往苏联，来换取粮食和其他原材料，10%的拆迁作为给苏联的赔偿。但这些百分比的全部数额必须待德国工业水平确立后才能决定。这样的赔偿要求首先遭到英国的反对，以致斯大林在雅尔塔说，“丘吉尔同情德国人”。 对于德国的未来，斯大林在1946年曾经表示，“所有的德国人都必须是我们的，也就是苏维埃的、共产党的”。[123]从1944年到1946年，有关德国“苏维埃化”的问题在苏联决策者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作为苏共政治局常委的马林科夫持有悲观的态度。在1944年，苏共政治局即便是对在德国的苏占区成功地实施苏维埃化的可能性都没有把握，这也就解释了苏联在苏占区迅速进行大规模拆迁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能把它们运出来，那最好就把它们销毁掉，这样德国人就不能拥有它们了”。苏联占领当局把德国的机械、发电厂、火车车辆、其他运输工具以及煤等原料大量运往苏联。到1947年3月，苏联拆除了苏占区内11800公里的铁轨和30%的工业生产能力。同时，苏联还停止以苏占区的粮食换取西占区的工业设备。这些单方面的行动招致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批评，因为美国相信德国的经济复兴是整个欧洲经济复兴的关键。美国希望苏联把赔偿问题视为德国经济问题的一部分，但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另外，由于战后德国领土的变迁，大约600万居住在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德国人迁往德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与此同时，苏联在苏占区进行经济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进一步削弱了盟国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的政策。到1945年秋，苏联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主张延长占领时间，在经济上对苏占区加以利用。1946年2月，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领导人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皮特（Wilhelm Peick）会谈时表示，德国可以探索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希望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建立为“西占区树立一个良好的先例”。 而此时英国、美国对德国的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贝文在1946年3月时还坚持鲁尔地区应在一个由苏联参加的国际公司之下进行管制。但到了5月份，贝文认为，苏联的危险是巨大的，甚至比一个复苏了的德国的危险还要大，而最为糟糕局面就是一个复苏的德国同苏联站在一起或者由苏联所控制。因此，英国有必要考虑是否继续推行统一德国的政策，还是主张一个或若干个“对我们的影响更为负责的”西部德国。贝文强调，这一行动路线将“意味着同俄国人无可挽回的决裂，他们肯定会全力破坏我们在西部德国的政策，并动员德国人反对我们”，贝文所担心的是美国将会如何反应，因为“美国人可能还不准备这样做……即便是他们同意这样做，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得到他们持续的支持。但美国的全力支持则是至关重要的”。贝文主张，必须采取的行动是：把波茨坦会议有关德国的经济原则施用于西占区，哪怕是苏联拒绝进行合作；加强西占区之间的团结，全力获得美国的支持。如果决定放弃统一德国的政策，“最为重要的是要保证破裂的责任完全在俄国人那里”。[124] 而美国一开始是把法国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主要障碍。但从1946年开始，美国逐步认识到，真正阻碍德国问题解决的是苏联，而不是法国，因为到这个时候，美国把法国的立场和苏联的意图联系起来了。美国驻德军政府政治顾问墨菲（Robert Murphy）在1946年2月24日打电报给贝尔纳斯，提请国务院决策者注意，苏联可能利用实现波茨坦协定上的耽搁，来巩固苏联在德国东部的地位，然后在苏联的支持下，苏占区要求一个统一的德国，法国坚持的立场只能使苏联获得好处。墨菲要求华盛顿向巴黎施加压力。[125]国务院将墨菲的电报转给凯南，请他发表意见。凯南在3月6日给贝尔纳斯的回电中，强调德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奥得－尼斯河边界线的形成而引起的经济混乱。既然美英在波茨坦同意这样的肢解，那么，一个“能和西欧生活方式积极配合的”统一的和拥有主权的德国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凯南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让剩余的德国名义上统一，但其各方面都极易受到苏联的渗透和影响；或者，将已在东部开始的分裂进程贯彻到它的逻辑结局，依靠隔绝东部的渗透，依靠同国际化的西欧合为一体，而不是靠并入统一的德国，来抢救德国的西部占领区。两者相比较，凯南主张，宁愿要一个与西欧联合的西部德国，也不主张一个前途未卜的统一的德国。[126]凯南进而强调，德国问题在波茨坦协定的框架内，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只要奥德－尼斯河边界线存在，它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因此，美国不应受波茨坦协定的约束，为此当然要找出“许多正当的理由”。[127]根据对德政策的新的战略考虑，美国采取了两个重大的步骤：停止美占区的拆迁赔偿和建立美英双占区。 为解决德国的经济问题，1946年3月，盟国管制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德国工业发展水平的计划，使德国的工业水平达到1936年的70%到75%之间。为此美国驻德军事长官克莱（LuciusClay）要求合并四个占领区的进出口活动，遭到苏联方面的反对。4月8日，克莱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报告说，“工业水平是以进出口平衡计划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计划，赔偿计划就没有效果了”。克莱认为，苏联的目的就在于，不时地运走德国当年产品，直到满足100亿美元赔偿为止。实际上，克莱4月8日的报告是一个信号，意在警告苏联，如果它不同意统一的进出口计划，就拿不到100亿美元的赔偿。而4月到7月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不仅是大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对德国问题的影响也是如此。会议期间和会议结束后，德国分裂的进程明显加快了。此次外长会议不但没有在五国和约（对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问题上达成协议，而且在德国问题上也陷入了僵局。贝尔纳斯在4月29日正式提出美苏英法四国条约草案，保证德国在正式缔结和约及结束占领后25年（甚至可延长至50年）内，解除武装和废除军备；如发现德国违反条约的规定，四国的多数就做出决定，以武力进行干涉。在讨论中，英法表示可接受这个草案，苏联最初表示同意，但在会议后期又提出一些重大问题，要求修改这个草案。 外长会议期间，由于对四国条约草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贝尔纳斯在克莱1946年5月份到巴黎向他汇报工作时，对克莱有关暂停交付赔偿的建议表示支持。克莱建议停止拆迁的目的，在于使美占区的当年产品用于支付美占区的进口费，而不是用于赔偿，以此来减少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实现美国陆军部曾经向国会许下的诺言，平衡美占区的进出口。5月3日，克莱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公开宣布，为保护美占区的经济，除了24个列为先前赔偿的工厂外，所有美占区的赔偿支付都将停止。[128]克莱声称，这是美国同苏联在对德政策上的第一次破裂，是美国采取的第一个公开的对抗行动。贝尔纳斯在巴黎外长会议上表示，如果不把德国视为一个经济整体，美国将不会再把工厂送给苏占区。 与此同时，美英为解决占领区的经济问题，积极磋商将美英占领区进行合并。贝尔纳斯在巴黎外长会议1946年7月11日的会议上公开表示，目前没有一个占领区完全能够做到自我维持，美国和英国已就双方占领区合并一事进行商谈。他强调，美占区愿意在经济事务方面同任何一国的占领区进行合并，如果其他占领区也愿意的话。贝尔纳斯指示克莱开始进行美英占领区合并的准备工作。7月10日，莫洛托夫发表《关于德国命运与对德和约问题的声明》，强调苏联的目标并不是要消灭德国，而是要把它改造成为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德国除农业外，还应拥有工业和外贸；同时德国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执行对盟国的种种义务。这是苏联第一次提出复兴德国的主张。对此，克莱7月19日在给陆军部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美国有必要确定对德政策的主要目标。克莱强调，应把德国视为一个经济体，美国不支持可能给德国经济带来进一步负担的其他形式的赔偿，因此反对当前产品（CurrentProduction）赔偿，除非这些当前产品都属于超量的当前产品，而这些超量产品不再需要用来保持盟国一致同意的最低生活水平，以及这些超量的当前产品不再需要用来支付必要的进口物资。克莱指出，由于目前德国的现状阻碍了工业水平计划的实现，因此只有消除当前占领区之间的界限，在德国全境范围内允许商品、人员的自由流动，这样才能实现最低程度的德国经济的重建。克莱还在财政政策、德国的政治结构、边界以及占领期限等方面提出建议。[129] 克莱的建议引起美国决策者内部的意见分歧。国务院认为克莱的建议已超出军政府的职权范围，但此时国务院正在考虑新的对德政策，以便回应莫洛托夫7月10日的声明。贝尔纳斯向克莱承诺，他大概将在9月中旬发表一项有关对德政策的声明。同时贝尔纳斯对国务院的指示指出，克莱7月19日的建议基本符合美国对德政策的趋向。贝尔纳斯于9月6日来到斯图加特，会见美占区三个州的州总理以及不来梅的市议长，并在斯图加特的歌剧院发表演讲。贝尔纳斯的演说内容是事先同杜鲁门、国会领袖以及军事和外交顾问商量过的。贝尔纳斯指出，必须提高德国的工业水平，使德国的经济自给自足。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如果德国虽然有丰富的煤铁，但却成为一个救济院，欧洲的恢复势必缓慢。贝尔纳斯阐述美国对成立统一的德国政府的观点，他强调说，波茨坦协定明确规定盟国要在德国建立民主制度，但这并非表明将不会有一个中央政府；波茨坦协定的目的，是“防止建立一个旨在控制德国人民、而不对德国人民的民主意愿负责的强大的中央政府”。最后，他表明了美国对德政策的方向。贝尔纳斯指出，美国人民想要将德国政府交还给德国人民，美国人民想要帮助德国人民努力回到自由和爱好和平的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个光荣的地位。不仅如此，贝尔纳斯更加明确地强调：“我们不能让德国成为任何强国的卫星国。因此，只要德国有占领军，美国的武装部队就是占领军的一部分”。克莱认为，这是美国高级官员第一次明确表示美国要保持自己在欧洲的地位的坚定意愿，不会将德国放弃给苏联。[130] 在美国改变对德政策的同时，苏联的对德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联首先停止了苏占区的大规模拆迁，合并其占领区内200家最大的德国工厂，将其转为苏联公司，苏联政府拥有51%以上的股份。这些公司主要为苏联生产或者其产品出口到苏联。1946年10月，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将30家对苏占区经济至关重要的公司归还德国，其余170家公司以及400家小公司为支付赔偿进行生产。由此可见，苏联和西方开始经营各自的占领区，而美英则加快进行双占区的合并工作。 贝文期望将西占区作为一个不受苏联影响的独立的地区。他将此视为把美国的力量留在欧洲帮助英国对抗苏联的唯一方法。贝文对贝尔纳斯施加了巨大的影响，鼓励他寻找重新统一德国的途径，打消他同斯大林进行合作的念头。[131]1946年7月，英国同意英占区与美占区合并；12月2日，美国和英国签订《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1947年1月1日，英美两国的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Bizonia）。对于如何发展双占区的经济，前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在1947年3月建议，美国应停止拆迁德国的工业，并将鲁尔地区重新并入德国经济发展之中。这在美国决策者内部引起较大的争论。克莱认为，成立一个单独的西德国家可使之成为美国同苏联争夺欧洲控制权特别是对东欧的控制的一个跳板。华盛顿决策者的态度更为谨慎，他们相信一个分裂的德国将给欧洲带来动荡。凯南反对德国的分裂。凯南指出，“在现阶段，全面解决德国问题符合我国的利益，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至少从德国的主要地区撤出盟国军队、解散军政府以及成立具有真正权力和具有独立性的德国政府”。陆军部的观点也具有代表性，陆军部德国问题专家伯恩斯蒂尔（CharlesBonesteel）明确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在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德国……一个分裂的德国则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并对和平产生更为直接的威胁；但是，一个完全为苏联控制或同苏联结盟的统一的德国……将可能产生更大的威胁”。[132]在7月3日举行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院部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上，马歇尔、陆军部长帕特森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一致同意：“德国必须同任何行之有效的欧洲复兴计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欧洲的复兴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德国生产能力的复兴，即依赖于煤、食品、铁、肥料等等的生产，还要依赖于有效地利用诸如莱茵河这样的欧洲资源”。美国由此决定把马歇尔计划施用于双占区。9月，美英占领当局把双占区煤炭生产交给德国人管理。 1947年3月10日到4月24日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是美国确定新的对德政策后同苏联发生的第一次外交交锋，这次会议也成了决定德国命运的关键性的会议。马歇尔在前往莫斯科之前就认识到，“在那里并不可能为世界和平做出什么决定……我们迄今为止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显示，要么向他们屈服，要么就对他们说‘不’”。会议在未来德国的国体、制宪等重要问题上均未取得一致意见，会议转入经济统一问题和赔偿问题，成为会议上美苏争论的焦点。苏联的立场很明确：经济统一和赔偿应该同时解决，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关于德国的工业化水平，莫洛托夫建议，盟国应商定德国的工业水平，使之既能满足德国的进口需要，又可保证德国执行赔款。最后苏联批评了在赔偿问题上波茨坦协定取代了雅尔塔协定的看法。美国坚持认为，德国经济统一是波茨坦协定规定的，不容谈判，美国不做这笔买卖。4月1日，马歇尔在外长会议上提出美方的最后方案：从当年产品中提取若干产品作为赔偿，以代替拆迁设备赔偿，但前提必须是苏联同意提高德国工业生产水平计划。这个方案自然遭到苏联的反对。马歇尔早先提出的有关建立德国临时政府的提议，苏联也没有接受。会议结束后，马歇尔在返美途中停留柏林机场时会见了克莱。他告诉克莱，要加紧进行英美两个占领区的建设工作。 双占区成立后，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出台，西部德国的三个占领区被列入欧洲复兴计划的名单，把欧洲复兴计划同德国最终的政治和经济前途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马歇尔计划下，美国对德国有了新的政策，那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779号文件。1947年7月17日，克莱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779号文件，新指令指出，要让德国的州享有更大程度的政治独立，要努力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要使德国经济自给自足。在这一新指令下，西占区开始讨论西占区的德国工业问题。8月，美国、英国和法国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双占区工业发展水平计划，计划指标为德国生产水平应接近1936年水平的95%，钢产量为1000万吨。在马歇尔计划的第一阶段，德国的西占区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主席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是愿意帮助德国进行复兴的、第一次真正令人信服的迹象；因为没有美国的援助，德国的复兴是不可能的。阿登纳强调，“马歇尔在解释他的建议时，把德国问题看作是欧洲问题的核心，我们对此表示极为欢迎”。[133] 1947年11月四国外长在伦敦开会，从德国当年产品中提取赔偿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12月15日，马歇尔指出，由于苏联方面不提供从苏占区提取赔偿的情况，会议因此不能继续进行，提议休会。伦敦会议无限期休会。伦敦外长会议失败后，苏联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3月底，没有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发出任何指示。西方此时也加快了成立单独的西德国家的步伐。双占区建立以后，美国开始努力统一西占区。法国一开始态度坚决，拒绝加入双占区。美国一方面向法国提供2.5亿美元的贷款，另一方面，1945年5月法共被赶出法国政府后，法国政府也改变了对德国的政策。1948年2月23日，美国同英法两国代表在伦敦开会，几天后，邀请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参加，三国会议成为六国会议。会议在1948年3月6日发表公报，宣布德国各西占区有必要一起参加马歇尔计划，并称六国致力于“为一个民主的德国参加自由民族的共同体确立基础”。1948年6月7日，西方国家在伦敦召开“标志着自波茨坦会议以来解决德国问题的第一个更为明确的、更具建设性的步骤”的会议，会议决定制定正式的德国宪法，邀请德国各州参加制宪会议；同时成立一个国际机构，以便在德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分配鲁尔地区的煤钢生产。在“美国的经济扩张和苏联的政治扩张之间”，法国只能选择“法德经济和政治联盟”。6月18日，法国加入双占区，西占区成为了三占区（Trizonia）。6月16日，苏联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6月20日，西占区发行“D记马克”（DeutscheMark）；6月22日，苏占区军事当局宣布，只有苏联发行的货币可以在柏林流通。6月23日，美英法三国宣布在柏林开始使用D记马克。 面对西方的行动，苏联采取封锁柏林的方式进行反击。从1948年1月底开始，苏联就以技术故障、技术困难为由，开始封锁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6月24日，苏联切断柏林和西占区之间的铁路交通，8月4日，公路、水路交通被彻底封锁，只留有空中走廊。斯大林此时挑起柏林危机还有政治上的深远考虑。他在1948年3月接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皮克在会谈中表示，他的党可能会在计划于10月在柏林举行的选举中失利，但“如果能把盟国从柏林赶出去”，那么结果可能会不同；斯大林对此明确表示：“那就让我们试一试我们所有的力量，也许我们能把他们踢出去。”[134]1948年5月苏联占领当局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发出新的指令：新的局势已经出现，“按照不同的法律将德国分裂为两个部分已形成了”。 从柏林危机爆发的过程来看，苏联强硬地封锁柏林的交通无疑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苏联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提出的理由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所谓“技术原因”。这一说辞使得苏联在以后同西方国家的较量中处于下风。7月3日，当美英法三国军事长官会见苏联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hy），向他建议由西方提供技术，帮助恢复柏林交通的时候，索科洛夫斯基当然拒绝这种提议，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种技术困难。但他也说出了苏联决定进行封锁的一些考虑，诸如对六国伦敦会议的召开和决定在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的不满。他还明确表示，他不能保证当现有的技术障碍排除以后，是不是还会出现新的这方面的障碍。 柏林西部当时有人口250万，食物储存仅够维持24天，煤炭仅有45天的储藏，柏林工厂所需要的一切原料都要从外地输入。在6月24日之前，柏林西部的电力基本上来自苏占区。面对封锁，西方盟国必须每天向柏林人提供以下物品：641吨面粉，105吨谷物食品，106吨肉类和鱼，900吨土豆，51吨糖，10吨咖啡，20吨牛奶，32吨油脂和3吨酵母。[135]对于苏联的封锁，克莱认为是虚张声势，因为苏联实际上不可能干预西方武装护卫的陆上通行，但这一观点并没有说服其他人，美国决策者还是决定实施空中补给。美国的空运计划代号是“补给行动”（Operation Vittles），由参加过“驼峰空运”的特纳中将（William H.Turner）负责指挥。在1948年7月，空运量为每月69000吨，到10月份，每月达到了147581吨，而在1949年4月，每天可以达到7845吨，平均每6.2秒就有一架飞机在柏林机场降落。苏联则使用探照灯、干扰无线电频率以及防空高射炮演习等方法，阻挠美国对柏林的空运。斯大林在看到西方对苏联封锁柏林所作的评论时，曾经愤怒地说，“这些恶棍，全部都是谎言……那不是封锁，那是防御措施”。[136]苏联到1949年3月12日才宣布恢复交通。 柏林危机强化了冷战的局面，加快了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的过程。危机加强了美国同欧洲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系与合作，巩固了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危机期间，美国以对付苏联挑战为由，使英国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60架B—29战略轰炸机。危机加快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过程。还在柏林封锁之前，贝文在1948年4月就向美国提出成立北大西洋安全体系的问题，成员国将包括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成员和英国。但北欧国家反应冷淡，甚至公开宣称它们不会参加一个为俄国所谴责的计划。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使它们对苏联的恐惧开始加深；而苏联封锁柏林，更使它们感到苏联军事上的威胁。最后，除瑞典继续保持中立外，挪威、冰岛、丹麦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结 论 斯大林在1945年12月曾对贝文抱怨说：“英国占有印度，并将印度洋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拥有中国和日本，而苏联则一无所有。”[137]因此，对安全的追求，对斯大林在战前、二战中以及战后时期政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内政治看，这种强硬政策不仅是动员苏联人民应对斯大林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同西方的对抗的手段，而且也是巩固其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内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自身安全的执着追求，一方面同西方坚持的所谓“民主、自决”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目标同美国日益扩张的在全球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使得原本就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怀有敌意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增加了对苏联的疑惧和对立，欧洲逐步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集团也就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除此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演变以及东西方关系中的重要事件，特别是核武器的因素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组，同样对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原子弹作为国际政治中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在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互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无论杜鲁门的动机如何，斯大林认为使用原子弹是反苏行为”，认为其目的就是防止苏联染指远东的战略利益，使之有利于美国的战后安排。于是，斯大林在处理战后问题时采取了他的“坚忍不拔”的政策（tenacity and steadfastness）。[138]基于这一政策，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斯大林在较少重要性的问题上，如的里雅斯特问题、其卫星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托管地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作出妥协，但在主要问题上，斯大林出于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的考虑，则毫不妥协。因为斯大林的政策意在表明，苏联并不惧怕核武器，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并不能迫使苏联在关键的战后问题上作出让步。[139]而美国决策者通过将苏联的行为理论化，宣称“主要由莫斯科所界定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信条”，是苏联及其集团“维持其团结并扩张其势力范围的动力”。[140]这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战时的盟友，领导着各自的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冷战。 注释略。戴超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 俄罗斯研究2013年1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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