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从十个要点看苏联兴亡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2:11:16 爱思想 高放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作者60年来的跟踪研究，从苏联的兴亡中概括归纳出十个要点。第一，苏联在建党、建国和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第二，苏联社会主义三次显示出先进性和优越性。第三，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从30年代建成起就存在三大矛盾。第四，苏联由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第五，苏联社会缺少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法治。第六，苏联在斯大林之后三次延误改革开放。第七，苏联社会到80年代末爆发经济、政治和民族危机。第八，苏联后期党内出现保守派、改良派和激进派三派较量。第九，苏联三派激烈斗争三年，终致亡党、亡国、亡制。第十，从苏联剧变中应当总结并且记取三个历史教训。 【关 键 词】苏联兴亡/苏联模式/改革开放 苏联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举世瞩目的主角。它为什么从1917年到1991年只存在74年时间，就悄然消失自尽了？这显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而不能只归咎于党和国家个别领导人在最后几年间的背叛和罪过。我有幸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伊始，就在这里从事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教研工作，其内容就是讲授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1956年后这门课程扩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共党史仍是其中重要部分。60年来我结合教学工作，就苏联历史问题发表过约百篇文稿。去年我从中精选出66篇，汇编为一本文集，书名为《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约56万字，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把全部文稿按逻辑顺序为主，分为四编。第一编，苏联共产党的建立与成长是苏联兴起的根源；第二编，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苏联振兴的起点；第三编，20世纪20-8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第四编，1991年苏联灭亡的过程、原因和启示。我在全书自序中说明了为何以及如何要选编这本文集，总结出苏联兴亡具有通鉴意义的十点历史经验。在本文中，我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指出十个要点，由此来看苏联的兴亡，在每个要点之中又都包含三个方面。这样归纳与概括，是为了便于读者掌握并记忆的。 第一个要点，要充分肯定苏联建党、建国、建设三个方面的重大成就。 苏联建党、建国、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而都是一波三折，三建而就。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始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等人于1883年在瑞士日内瓦创立劳动解放社，在俄国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并且起草了党纲。1898年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了成立宣言，选出了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不幸，会后有两位中央委员被捕，群龙无首，各个地方组织陷于分散状态。到1903年列宁等人在国外召开党的二大第三次重新建党，通过党纲党章，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与国内各地方组织建立了联系，重新开展革命活动。1905年革命爆发时只有约5千党员，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已发展到约24万名。俄国工人政党夺取政权也经历了三次武装斗争。1905年爆发第一次民主革命，10月全俄政治总罢工发展为12月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1917年二月爆发第二次民主革命，首都彼得格勒工人的武装起义终于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进而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工兵农苏维埃，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党的领导人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实现共产主义条件已接近成熟。1918年即把党的名称由社会民主党改名共产党，1919年建立共产国际组织，要帮助各国建立共产党，推行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在国内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农民余粮归公，城市居民实行实物分配，停止货币流通，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1921年列宁总结经验，及时改正错误，才改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扩大商品市场流通，以加速提高社会生产力，采取迂回之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可是1924年列宁过早病逝后，斯大林于1929年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急于求成。1930年采用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方式对资本主义经济开展全面进攻，对小农经济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到1936年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宣布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简而言之，俄国作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花20年时间(1883-1903)创建了工人政党；建党后花14年时间(1903-1917)创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又花19年时间(1917-1936)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筚路蓝缕，艰辛创业，其建党、建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在20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对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起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第二个要点，要明确看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三次在三个方面显示出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第一次是在30年代苏联国内方面，只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8)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电气化、机械化，使国家经济总量超过英、法、德、日，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苏联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工农大众和广大知识分子摆脱了剥削，劳动成果归劳动者自己共享，劳动收入和生活福利大有提高。社会主义消灭了失业，消灭了贫困，消灭了文盲，普及了社会保障(公费医疗，养老金等)，普及了男女平等(在受教育、就业、报酬、家庭地位等方面)，普及了人民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在职教育等)。如果说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于30年代第一次在经济、文化方面凸显出先进性和优越性，那么它于40年代第二次就在军事、政治方面凸显出先进性和优越性。1941-1945年苏联军民浴血奋战，打退并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入侵。希特勒匪帮在所有欧洲占领国几乎普遍建立了傀儡政权，然而在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苏联却始终无法找到它的政治代理人。苏联于1945年5月消灭了德国法西斯势力之后，同年8月即挥师东进，对日本法西斯势力宣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投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从二战后至50年代中期又第三次在国内外两方面都显示出先进性和优越性。在国内，自力更生，迅速恢复了备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几次降低物价，尽力改善人民大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1954年首先建成了核电站，开启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先河。在国际上，1949年和1953年研制成功原子弹和氢弹，打破了美国的核武器垄断，帮助东欧八国脱离资本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于1949年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助合作；苏联红军还于1945年8月解放了朝鲜半岛北部，促进了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苏联红军于1945年8月还解放了我国东北地区，随后又支援了我国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1949年从东欧到东亚，13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缘和政治上形成横贯欧亚两洲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并立对峙。5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与文化建设欣欣向荣，已在世界上约占三分之一份量。这是有史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最为兴盛的黄金时期。 第三个要点，要深切洞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从30年代中期形成起，就隐藏着三个方面的社会内在矛盾。 苏联历任领导人长期无视甚至掩盖这些矛盾，讳疾忌医。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于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富农阶级以及商人、投机者，剩下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都呈现出新的面貌。1938年他进而指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应”。1939年他在党的十八大的报告中更明确地说：“苏联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1](P237)我在1956年以前的教研工作中曾经一再引用斯大林的上述经典名言，当时我虔诚地信以为真，认为苏联这样“友爱合作的图景”正是我国人民奋斗的目标和榜样。“苏联的今天是我国的明天”，当时广为流传的这句口号，说得多么形象，多么逼真！可是1956年春天读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发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个人专断错误的秘密报告后，我对苏联社会就开始另眼相看了。直到1997年我在深入探究苏联灭亡的深层原因时，我才洞察到苏联自从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起，社会内部就潜伏着三大方面的矛盾。第一方面的矛盾是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尽快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由、民主、法治的矛盾。斯大林于1929年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1936年他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后，1939年又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战后1946年他又强调一国可以建成共产主义，而且他预计再实行约三个五年计划苏联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斯大林在经济上急于求变求成，政治上权力过度集中到党中央政治局和总书记，这样势必阻碍了生产力和自由、民主、法治的发展。第二方面的矛盾是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同劳动大众的矛盾。遵循1871年巴黎公社工人政府的实践经验，工人国家的官员是社会公仆，其工资待遇应与熟练工人相等，高低工资差距不超过五倍。可是1936年时苏联工资差距已达约30倍，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又增至约50倍，到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更高达100多倍。苏联还实行兼职又兼薪，高级干部另享有住宅、别墅、特供商店等诸多特权。正是这个日益膨胀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后来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苏共领导人不过是其政治代表。第三方面的矛盾是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国内各民族人民的矛盾。俄国共约有120个大小民族，1917年时俄罗斯族只占总人口约43%。沙皇俄国没有海外殖民地，国内各民族是其压迫、剥削的主要对象，沙俄素有“民族大监狱”的恶名。十月革命胜利后，遵照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有波兰、芬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民族脱离俄国，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大多数民族依然保留联合，组成联邦制的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是大俄罗斯主义势力依然强盛不衰，使得像斯大林这样本属南高加索格鲁吉亚民族的领导人也要依附大俄罗斯主义势力，才能维护其领导地位。斯大林执政近30年之中多次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歧视、压制各少数民族。1940年又把波罗的海沿岸早已独立出去的爱沙尼亚等三国又重新吞并加入苏联。到1991年民族危机的总爆发，终于成为苏联解体的序曲和绝响。我于1997年提出的苏联社会长期存在三大矛盾的新见解，在学术界得到很高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原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徐葵研究员说过：“我觉得高放同志揭示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三大矛盾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高放同志能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从这三个主要矛盾中去寻找导致苏联剧变的深刻原因。”[2](P86，83)我认为从社会矛盾的激化来分析社会形态的变迁和转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四个要点，要切实认清斯大林带头开创的三种政治体制是苏联民主宪政变形和导致苏联灭亡的体制性根源。 十月革命胜利后，制定过1918年、1924年、1936年、1977年四部宪法。这些社会主义宪法都明文规定苏联是实行民主共和政体，而不是君主专制或君主立宪制政体。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共和政体的主要特点是最高苏维埃(1936年以前称全俄或全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苏联(或苏俄)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是苏联国家元首(苏联不另设国家主席一职)，最高苏维埃代表是由公民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四个原则民主选举产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则是由最高苏维埃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由最高苏维埃组织的苏联部长会议(1945年以前称人民委员会)是苏联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及号令机关，即苏联政府。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每届任期4年。最初，在列宁执政时期(1917-1924年)，列宁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选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加里宁当选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后来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即国家元首。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托洛茨基。从1922年4月起苏共中央开始设总书记一职，斯大林为总书记。苏共中央设总书记一职是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总书记不在政府机关兼职。可见苏联建国初期，国家权力机关是有分工和制约的， 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军委主席分别由三个人担任，总书记专管党内工作。可惜斯大林权力欲太强。1922年列宁临终前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就表示：“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为此，列宁郑重建议党代表大会要另选一人取代斯大林担任总书记。[3](P745，746)1924年列宁病逝后，斯大林不但联络人稳住自己总书记职位，拒不接受列宁的中肯批评意见，而且权力欲更加膨胀，脾气更加粗暴。他从1924-1929年间在党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中因理论与政策的意见分歧、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三个“反党集团”，即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新反对派和布哈林—李可夫右倾集团，并且把他们清洗出党，到30年代大清洗中进而以莫须有的叛国、敌特罪名加以处决(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驱逐出国后，苏联于1940年还派人把他暗杀于墨西哥)。斯大林清洗了党内各种持不同意见者之后，就把列宁遗留下来的“一党专政”的体制进一步演变为“一派专政”、“一人专政”。到1941年斯大林由党中央总书记兼任政府总理和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确立了个人集权制，最高苏维埃被架空为“表决机器”和“橡皮图章”。斯大林进而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他直到1953年73岁因突发中风过世，终身独揽党、政、军三大权。1952年在苏共十九大上他让马林科夫(曾任他的秘书)取代他代表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总结报告，并且把马林科夫排列在新领导集团名单的第一名，显然是授意马林科夫为接班人。1980年我在《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研究》一文中最早明确指出：“苏联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领袖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背离民主共和制”。[4](P92)因为民主共和制理应实行权力制约制、职务任期制与民主选举制。斯大林开创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与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恰好与民主共和制那“三制”相对应，相对立。斯大林的这“三制”显然是沙皇君主专制或君主立宪制的变种，它使得苏联民主共和的宪法在实践中发生了变异，变成了党主立宪的宪政，而不是民主立宪的宪政。宪政与宪法的相悖成为后来苏联剧变的体制性根源。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对所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普遍、深远的重大影响。这也是我们需要在改革开放中加以清除的重大弊病。 第五个要点，要十分重视苏联社会长期缺少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法治这种“三缺”状态。 社会主义理应全面继承资本主义开创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文明成果，确立比之资本主义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法治。沙皇君主专制统治420年的俄国，原本盛行严密控制、专制独裁与君治官治，缺少自由、民主与法治。要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确立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法治，本是异常艰辛的创举。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执政的前六年做了初步探索。这时党内的自由民主较为正常，对党的各种决策党内高层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自由争论，民主表决。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每年都坚持召开年会，不同意中央决策的可以在大会上做副报告，以提交大会平等审议。列宁还重视党内民主选举和苏维埃民主选举，重视选民意见，不以党领导人的意愿强加于选民。列宁十分强调以法治国。除制定1918年第一部宪法外，还先后通过了《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苏俄劳动法典》、《苏俄土地法典》、《苏俄民法典》、《苏俄刑法典》等，确保依法执政，执政有法可依。但是当初为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已出现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的局面，对社会上言论、出版自由加以限制，连著名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创办的《新生活报》，因刊登批评政府过于严厉镇压持有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文章而被查封。1918年公布的苏俄第一个选举条例已开始对农村苏维埃代表的民主选举加以控制。对自由民主的限制势必造成有法不依，徒有法制，而无法治。1924年列宁病逝后，在斯大林执政近30年间，更是大肆破坏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法治。斯大林越来越陶醉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各种社会科学书刊和艺术作品充满对领袖的歌功颂德，为斯大林开创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大造舆论。社会科学家和文艺作家的独立思考与创作自由备受扼杀。甚至一部电影、一个剧本、一本教科书，都要由党中央主要部门来审定。斯大林亲自掌管的政治保卫局，严密监控人民的自由，甚至对人民书信暗中进行检查。后来成为著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就是因为他在家书中流露出对领袖的不满而于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刑满后仍被流放。他以亲身经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于1973年发表后，声名大震，成为“集中营文学”创始人，生动揭露了斯大林摧残人民自由的暴政。斯大林破坏党内民主，把列宁坚持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改变为相隔3年、5年甚至13年之久才召开一次，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代会转移到中央政治局，甚至由他个人专断独行。全国苏维埃人民代表的选举，从1936年起表面上规定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这样四项民主选举原则，实际上对民主选举依然加以控制。各地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提名由各地党委暗中运作，施行等额选举，更不可能有竞选。该由选举产生的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一概由上级层层任命，或指定之后再进行民主选举走过场。这种党为民作主、党替民作主的体制使社会主义民主徒具形式。斯大林执政期间被当作反革命罪处死和判刑者达350多万人。[5]他持续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清洗在表面上是打着爱国、卫国、维护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是捏造证据，逼供听信，违法乱纪，铲除异己，确立个人的集权专断统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一党专政、一派专政之后，进而再变为一人专政。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中提出：“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6](P333)这就是说，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为健全的民主统治，而在东方不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因深受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影响还是实行专制人治。苏联社会缺少自由、民主、法治这种“三缺”状况，因斯大林开创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长期难以改变。这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大众享受不到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法治的实惠，于是他们宁愿转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享有起码的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的权利以及法治的保障。 第六个要点，要深刻记取苏联三次延误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训。 上述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三种社会矛盾、开创三种政治体制、出现三种缺少状况这些严重弊病，并不能决定苏联必然灭亡。如果能够尽早解放思想，认清病源，逐步进行体制内的自我改革和对外开放，完全可能使社会主义重现生机和活力，获得新生。令人握腕叹息的是，在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三次错失了自我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良机，以至演变为沉疴宿疾，积重难返，到最后关头要急遽突变，就只能自取灭亡。第一次延误改革开放是赫鲁晓夫执政的十一年间(1953-1964年)。赫氏起初迈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但是很快就停步后退，依然又回到斯大林的体制、路线和模式。赫氏上台伊始，把党中央总书记改称第一书记，以示防止个人集权，加强集体领导。他身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不再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由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先后任部长会议主席。这表明在党政领导最高职务上分开，也就是要对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斯大林体制进行初步改革。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党政分开不能只在职务上分开，更重要的是应在职权、职能、职责上分开。他内心深处依然要居高临下，独揽党政大权。所以当他发现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有自己主张，不听他的指挥时，他还沿用斯大林的手法，故伎重演，把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从1958年起他又以党中央第一书记名义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党权最高领导职务又合二为一了。为了给自己实行终身制提供党章条文依据，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25条明文规定：“主席团委员(自1952年苏共十九大起把党中央政治局改称党中央主席团——引者注)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者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连续进入领导机关。”[7](P209)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本来曾经猛烈揭发批判斯大林搞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错误。可是他自己掌权后又重新搞个人集权，还想再搞终身制，进而又掀起对赫鲁晓夫的新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曾经吹捧斯大林为“生身父亲”，1961年苏联载人航天成功之后赫鲁晓夫赞赏有人把他颂扬为“宇宙之父”。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他对工业、农业等部类进行调整取得一定成效后，他又推行斯大林急于一国建成共产主义的路线。他在1959年1月苏共第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甚至提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将大致同时进入共产主义。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更具体地制订了苏联在20年之内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的纲领。在对外关系方面，起先他也调整了斯大林后期苏美对峙对立对抗的关系，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三和”路线，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然而他并没有认识到当今时代的深刻变化，依旧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自居，以斯大林之后的世界共运领袖自居，还要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对决，要“埋葬帝国主义”，还要推进世界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赫鲁晓夫主观主义的随意决策和粗暴作风在苏共党内高层招致很多人对他不满。他在实行个人集权制时紧抓住党政大权，忽视了抓军权。他以为任命他的妹夫马林诺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就可以放心了。结果使得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勃列日涅夫等人纠合一起，也与他妹夫串通一起撤换了赫鲁晓夫的警卫班子，于1964年10月14日中央全会上逼迫赫氏辞职，并且推举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故作姿态，就在10月中央全会上决定今后党政两个最高职位永远分开，似乎真的要杜绝党政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可是勃列日涅夫于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上又把党中央第一书记改称总书记，把中央主席团又改称中央政治局。他又感到总书记不在政权机关兼职，总是不免大权旁落，连出国访问都没有国家领导人名义。又只经过13年时间历练，他于1977年采取总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即国家主席)的新办法，去实现党政合一，以党代政。他还在1977年新宪法中加大了最高苏维埃的职权，即加大了他个人的权力。这样苏联的政治体制就由原来相当于西方的内阁总理制改变为相当于美国的总统制(即行政大权不在政府总理而在国家总统)。勃列日涅夫还重新设立国防委员会，由他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他与斯大林一样，又是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他掌握了军权，别人就无法再用政变方式把他赶下台。勃列日涅夫还大搞新的个人崇拜，以维护其终身制。果然如愿以偿，他执政18年之久，1982年病逝，享年76岁(比斯大林多活3年)。最后几年他是抱病苦撑危局，决不放权退位。他执政期间，把斯大林、赫鲁晓夫一国建设共产主义改变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他还死抱着计划经济体制不放，但是改进计划工作，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立权，以经济利益来刺激企业与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他推行的“新经济体制”使苏联经济连续十多年增长较快，人民福利也颇有改善。然而他在政治、文化、思想方面依旧实行严厉高压政策，对敢于提出自己独立见解者加上“持不同政见者”的罪名，连著名的核专家萨哈洛夫院士都被迁徙异地，不许居住在首都；对主张发展市场经济者，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帽子。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对外关系就从苏美缓和转向苏美争霸。1968年悍然出兵镇压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自主改革运动。1979年甚至未经他直接领导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议，只由政治局4个人决定就出动十万大军到阿富汗，以帮助阿富汗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借口，继续输出革命。勃列日涅夫还扬言要帮助第三世界众多“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前进。总之，勃列日涅夫统治的18年又一次延误了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如果说赫鲁晓夫实施的是准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推行的则是新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之后，苏联执政的是他授意的接班人安德罗波夫。 他以68岁高龄带病之躯接班，虽然锐意改革，已经力不从心。只主政一年又三个月，于1984年2月病故。随后是比安氏更年长3岁的思想保守的病夫契尔年科接任总书记。他只上任一年又一个月，于1985年3月又病故。最后于1985年3月才由戈尔巴乔夫担任末任总书记。可见，正是由于斯大林开创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才使得苏联在斯大林之后，三次延误了改革开放。勃列日涅夫之后，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都是高龄接班，病夫接班，短期接班，无所作为，又一次延误了改革开放，把积重难返的烂摊子遗留给戈尔巴乔夫，他已经回天乏力了。 第七个要点，要全面观察到苏联社会三个危机的总爆发。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时才54岁(1931年3月2日出生)。当时人们对这位年富力强的新领导人抱有强烈期待。他出身农民家庭，15岁—19岁在他家乡边疆区一个农机站任机务人员。1951年进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次年加入苏共，1955年毕业后在地方从事共青团和党的工作，平步青云，逐级上升。1971年起任党中央委员，1978年当选党中央书记。主管农业，干得颇为出色。1985年才由葛罗米柯等几位元老鼎力举荐他当选总书记。戈氏是受过斯大林主义的系统教育，又在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中成长起来。所以他执政后起初还是执行斯大林路线。他清醒地看到苏联社会主义还不够发达，还是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因此他要推行“加速发展的战略”，可是阻力重重。他急于根除俄罗斯人酗酒的传统恶习，大力开展“反酗酒运动”，遭到众人不满。他在经济体制改革起步受阻后，1986年就曾经想甩开苏共，另外建立一个政党来推进改革。然而他深感势单力薄，难以另起炉灶，于是就想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把苏共改变为西方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政党。1987年他转向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1988年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他公开转向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由于从70年代后期起苏联经济发展连年下滑，1989年东欧六国剧变后纷纷都由传统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于是苏联党内外要求市场经济取向的呼声日益强烈。这就迫使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这一年贸然实行三次急转变：2月决定从计划经济变为计划—市场经济，5月进而变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9月更急于决定在500天内转变到市场经济。这样—年之内三次改变决策，把全国经济全搞乱了。结果1990年这一年经济负增长-2%，1991年达到负增长-12%。于是全国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物资供应紧张，财政赤字急遽上升，通货膨胀飞速扩大，少数投机者大发横财，多数群众日益不满，怠工罢工者日益增多。经济危机立即引发了社会政治危机。人们思想与社会秩序混乱，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历史产生诸多疑问，共产党的威信大为下降，社会犯罪大为增加，短短5年时间(1987-1991年)退党者近四分之一(党员由1900多万降为1400多万)。党内外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对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越来越不满。社会上要求实行三权分立制和多党平等竞争制者越来越多。这样就迫使戈尔巴乔夫从1988年起去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把原来的最高苏维埃作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这种做法实则引进西方的议会制。至1990年2月他又同意删去原宪法第六条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的条文。于是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各种政治派别林立，争吵不休，难以形成统一决议。为了加强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政治权力以掌控混乱的政局，同年3月他又引进西方的总统制。3月15日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以59.2%的得票率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实际上他已无法掌控政局。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被迫接受多党制后，实际上这时苏联已经成立了几十个政党。连十月革命后早已被取缔的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也死灰复燃，登上政治舞台。各色各样乌七八糟政党粉墨登场，这是苏联陷入深重政治危机的突出表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引发了民族危机。戈尔巴乔夫1985年执政后依然推行大俄罗斯主义，继续打压各少数民族。尤其是1989年12月24日在苏联第2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代表专门委员会证实了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秘密议定书确有苏德瓜分东欧、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划归苏联的内容之后，立即引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认清了1940硬被吞并的历史真相和半个世纪以来备受压制的残酷现实，于1990年3月—5月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率先宣布脱离苏联，成为独立自主国家。这三国的率先独立成为苏联解体的序幕，随后又有格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七国独立，最终导致1991年12月苏联多民族国家完全解体，分崩离析为15个独立国家。 第八个要点，要善于归纳苏联爆发三大危机时苏共党内出现的三大派别。 自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和“民主化”方针后，苏共党内因思想观点不同就迅速形成了众多政治派别。如民主纲领派、社会民主主义派、马列主义革新派、劳动人民联合阵线、俄罗斯爱国主义阵线、布尔什维克马列主义派、自由主义激进派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但是就其基本观点而言，我们要善于归纳出其中最有势力的主要是三派，各有其不同指导思想和具体对策。第一派是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为首的保守派：主张基本上维护苏联模式，但是要作一些修补和改革。他生于1920年，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大9岁。1943年毕业于莫斯科一所航空学院，1944年入党，长期在地方做党政领导工作，1976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当选中央委员，颇得其信任。1983年4月升任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同年12月当选党中央书记，1985年4月起任政治局委员。他本来是紧跟戈尔巴乔夫的。但是从1987年起与戈氏明显拉开距离。他反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反对苏联内部民族分立主义的抬头。1990年3月他发表谈话指出：党在近5年改革中有两大严重错误：一是过早从集中计划经济过渡到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二是为了加快改革进程，在新机构未建立前就把党的官员从政府和经济部门中撤出。利加乔夫在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被免职后，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则是时任苏联副总统的政治局委员亚纳耶夫，他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明要克服当前社会危机必须继续奉行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的方针，也就是要继续奉行斯大林主义。保守派由于不得人心，所以八·一九事件仅经历两天就彻底失败了，亚纳耶夫等人被捕受审。第二派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良派。他在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指导，这表明他要把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苏联共产党改变为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改良主义政党。他还要在预定于1992年召开的苏共第29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把苏共改名为苏联社会民主党。他要使党在市场经济和多党竞争的条件下，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去争取执政并为增长人民福利而奋斗。第三派是以原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他对苏联社会长期存在的三大矛盾和权力过度集中的极权体制深有感受。他主张转向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指导，彻底改变苏联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实行经济私有化、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公共化，文化自办化、多元化，使苏联完全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类型的现代国家。总之，保守派、改良派和激进派，这三派各自以其传统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来使苏联摆脱身陷困境甚至绝境的经济、政治和民族三大危机。实际上这三派是怎样进行博弈和较量的呢？这三派解救危机的方案最终何者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最终何者取胜呢？这就要我们进一步进行分析。 第九个要点，要具体分析在苏联最后三年之中保守派、改良派和激进派展开的三个回合错综复杂的斗争。 最终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自由派大获全胜，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亡制的。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是同龄人(1931年出生)，他比戈氏还大一个月又一天(2月1日生与3月2日生)，二人都是农民出身，又都在1955年大学毕业后各回家乡从事地方工作。戈氏于1952年入党，1971年任党中央委员，1978年当选党中央书记，主管农业，1985年当选党中央总书记。叶氏到1961年才入党，1981年才任党中央委员，1985年4月才调到中央任建设部部长。这两个同龄人、同学历者，入党与当选中央委员却都相差9-10年，雄心勃勃的叶利钦心中对戈氏很不服气。好在戈氏1989年3月当上总书记后还是很看重叶氏，7月他同意利加乔夫的推荐把叶氏提升为中央书记(仍然主管建筑业)，12月又任命他为莫斯市委第一书记。叶氏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可谓官运亨通，直上青云。198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七大后又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想追赶戈氏已经大捷在望。他一方面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任上大力苦干，大胆改革，使工业和劳动生产率在一年之内都增长约5%，企业独立核算成绩斐然，市场商品供应显著改善，社会秩序颇有好转，广大市民好评如潮。他另一方面又发表《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一文，支持戈氏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他号召新闻界要勇于揭露抨击各种特权和官僚主义表现。可是遭到时任政治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的猛烈批评。他指摘叶氏反特权、反官僚是政治投机，谋求个人权位。在1987年10月中央全会上叶氏公然批评利加乔夫思想保守，缺少集体领导等等。这时戈氏站在利加乔夫一边，11月叶氏即被免去莫斯科市委书记第一书记，1988年2月又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降为担任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由于从1988年起利加乔夫与戈氏政见相距越来越大，戈氏在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上又迫使利加乔夫失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职务，完全退出领导层。而叶氏也正是在二十八大上声明退党。这时似乎戈氏左右开弓，旗开得胜，独占鳌头，稳操胜券。其实不然，叶利钦从1989-1991年这三年间发起三次攻势，终于击败改良派与保守派，终获全胜。叶氏自1988年7月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为自己申辩又遭到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批驳后，他深感自己要在党内东山再起，攀登高位，已经日暮途穷。他只有善于利用戈氏的“民主化”改革机遇和苏共自身的沉疴宿疾，诉诸人民群众，从外部来与苏共争夺政治权力。他的第一个回合争夺战就是1989年初辞去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职务后，参与莫斯科市苏联人民代表的竞选。他在各种群众集会和媒体上频频发表竞选演说，猛烈抨击苏共一党对权力的垄断，高举“反极权、反特权、反官僚”的旗号，终于击败了莫斯科市委支持的一些苏共保守派和改良派的候选人，在1989年3月26日的竞选中获得89.44%的选票，当选为人民代表。5月他递补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并且出任民族院建设和建筑艺术委员会主席，7月他进而在最高苏维埃中组织“跨地区代表团”，意在拉帮结派与苏共中央分庭抗礼，争夺权位。他的第二个回合争夺战是在1990年展开的。1月间他串通部分人民代表，建立“民主俄罗斯”政治组织，发动群众多次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结束“一党专政”，要求删去宪法第6条关于苏共在国家社会中居领导地位的条文；同月，他拉拢13个加盟共和国162个党组织和党的俱乐部的代表，擅自召开代表大会，正式建立苏共“民主纲领派”，他当选3个领导人之一，成为党内反对派的首领。5月间他在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竞选最高苏维埃主席时又击败苏共推举的几个保守派和改良派的候选人，获得胜利。7月间他在苏共二十八大宣布退党，决心以他建立的“民主俄罗斯”和“民主纲领派”作为阵地，要向苏联中央和苏共中央争夺权位。9月间他竞要求戈尔巴乔夫总统撤换保守派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政府总理)雷日科夫。进而利用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于11月间要求建立全新的民族统一联合政府。在叶氏咄咄逼人进攻面前，戈氏软弱无力，节节退让。1990年2月他同意删去宪法第6条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文，1991年1月又任命帕夫洛夫取代雷日科夫担任政府总理。叶利钦的第三个回合争夺战是在1991年要竞选当上首任民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这一年春天，参与头一次多党平等竞选总统者共有6个候选人。其中4人是苏共党政军官员，最有影响力的是前苏联政府总理、属于保守派的雷日科夫，另有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叶利钦是由“民主俄罗斯运动”这个群众政治组织推荐为总统候选人的。叶氏在竞选中异常活跃，高举反集权、反特权、反官僚旗帜，强调要使俄罗斯成为自由、民主、法治国家，为“复兴俄罗斯”、使人民过上好日子而奋斗。6月19日大选揭晓，叶氏获得57.35%过半数选票，当选俄罗斯联邦首任民选总统。7月10日叶氏就任总统后，连续采取三项措施，迫使苏共自行解散。7月20日颁布第1号总统令，禁止俄共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活动。8月23日他粉碎了八·一九事件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未遂政变后进一步擅自决定禁止俄共和苏共的一切活动。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苏联总统地位，竟于8月24日公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且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叶氏在同一天颁布命令，没收俄罗斯境内的苏共中央总部和苏共地方党委的档案。至此苏共悄然自尽，宣告灭亡。叶氏摧毁苏共后，又采取三项措施促使苏联国家解体。第一，8月15日和28日，他下令接管苏联财政部、国家银行、外经银行和海关，宣布苏共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包括各种货币基金和外汇)为俄联邦国家财产。也就是抢先接管了苏联的财经大权和苏共的党产。第二，10月底在苏联12个加盟共和国中已有10个宣布独立(只剩下俄罗斯与哈萨克)的情况下，叶氏又逼迫戈氏同意把苏联变成一个松散的独立国家的邦联，着手草拟以邦联为基础的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条约。第三，眼看戈氏没有实际行动，叶氏又抢先一步，秘密联络11个加盟共和国的首脑于12月21日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开会，联合签署发表《阿拉木图宣言》，宣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这就最后迫使戈氏于12月25日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自我宣告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独立主权国家已不复存在。至此苏共亡党之后4个月，苏联进而亡国。叶利钦执政十年间，不仅俄罗斯，而且包括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即后来的15个独立主权国家，全都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采取多种方式改变为资本主义私有经济。苏联在亡党、亡国之后，进而亡制了！社会主义制度灭亡了，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了！苏共三派三年间的博弈与较量，最后是激进的自由派获得全胜！ 第十个要点，要总结记取苏联亡党亡国亡制的三个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苏联灭亡的覆辙。 如本文开头两点所述，在20世纪初，俄国在建党、建国、建设三个方面曾经取得重大成功；从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曾经三次显示出先进性与优越性，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强大国家，是否注定必然要灭亡呢？当然不是。 我们从苏联灭亡之中应当记取的第一个历史教训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自我批评，切实认清苏联模式的弊病所在，不讳疾忌医，要善于对症下药，通过改革开放，逐步消除病根病源，这样就必能使社会主义在凤凰涅槃浴火中重获新生，更显生机与活力。苏联模式的主要弊病，如前所述，在于存在三大社会矛盾，三种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缺少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与法治。共产党人只要善于发扬党内自由与民主，集思广益，众志成城，就能找到逐步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体制弊病的途径与对策。例如，关于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同社会主义要求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斯大林在30年代急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进而还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如果说这条过左路线在30年代付出惨重代价后还取得相当大的成功，那么在二战后总结历史经验时该能及时纠正其错误。可是由于缺少社会主义自由与民主，当有识之士提出要在农业中实行承包制，要允许发展一些非公有经济的主张时，立即遭到严厉批判与打击。斯大林矢志要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在一国建成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60年代初，还要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直到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67年才提出苏联还是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其发展方向依然是共产主义。再过16年，到1983年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才认识到苏联还是处于发达社会主义初始阶段。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才更进而认清苏联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意即连发达社会主义初始阶段都还够不上，所以苏联还需要发展非公有经济。由此可见，苏共由于存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一言堂”现象，党内自由民主严重不足，所以对苏联社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从30年代至80年代，历经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才逐步接近正确认识，因此就难以及早端正路线，进行改革开放。其历史教训何等深刻！ 我们从苏联灭亡中应当记取的第二个历史教训是，要认清苏联模式的首要弊病是斯大林开创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种政治体制，因此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要地位，以此带动经济、文化体制改革，才可能取得改革全面成功。只有改革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这种个人集权制，恢复列宁时期党政军三大权分归三个人掌管权力有分工与制衡的体制，这样才能实行党政分开。由总书记和各级书记专门掌管党的工作，不在政权机关兼职，由党选派最善于执掌政权的政治精英去主管政权机关工作，这样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战斗力就会大为提高，政权机关的独立作用就会大为增强，苏维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声誉和威信就会大为上升。最高苏维埃就会不再是“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而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样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对苏联人民就不会有吸引力。只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才能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把各地各行业涌现出的优秀人才，通过真正的民主竞选选拔到各级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只有通过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才能废除党政军官员高薪特权制度，切实贯彻1871年巴黎公社开创的工人国家“社会公仆”的原则，才能切实消除大俄罗斯主义恶习，促进各民族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可惜在斯大林之后，苏联三代领导人三次延误了政治体制改革，斯大林带头实行的这“三制”代代相传，其中虽然一度有所改进，但是很快又恢复原状，甚至变本加厉，结果苏联社会存在的三大矛盾和缺少自由、民主、法治的三种状态也代代相传，终于积重难返，爆发经济、政治和民族三大危机。 我们从苏联灭亡中应当记取的第三个历史教训是，当社会爆发严重危机时，要如何能够涌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强有力精英人物，能够战胜保守派、改良派和激进自由派。在课堂上和课外交谈中，时常有学生向我提问：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为什么培养不出能够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勇于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精英人物？依据我个人的研究，我认为列宁创建的苏共能够首先在俄国一国开创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必然会锻炼成长一批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精英。可惜这些人都被斯大林整死、逼死，被斩尽杀绝了。如果还有一些幸存者，那么斯大林之后就很可能开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这里仅举一例为证。这就是布哈林(1888-1938)。他是1906年18岁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当选党中央委员，是当年领导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核心人物，又是发表过众多名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宁在1922年“政治遗嘱”中称“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8](P745)1924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坚持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主张落后回家要充分发展商品市场经济，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928年因在工业化速度、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与斯大林等人意见不同，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1937年进而被开除党籍并被逮捕，1938年被诬陷为敌特间谍被处决。他比斯大林小9岁，1953年斯大林73岁猝死，他才64岁。如果他未被处决而幸存下来，他就可能在斯大林之后得到平反昭雪，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只要我们不搞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不搞一言堂，能维护党内的自由与民主，能包容“异质思维”即不同观点，真正用创造性马克思主义造就干部，这样才能在危机爆发时刻或处于历史转折关头，党内会涌现能人和强人来率领群众扭转乾坤，继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从苏联和东欧八国剧变的历史经验来看，在剧变时刻不论激进派、改良派或保守派获胜掌权，苏联模式都必然灭亡。苏联是由于有叶利钦这样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冒险家带头以激进自由派名义把苏联搞垮的。即便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良派得势，苏联再拖延一两年，苏共像东欧各国共产党那样都改姓改名为社会民主党，苏联也是要垮掉的。即便是保守派的八·一九事件获得成功，也不可能再继续维持住苏联模式。罗马尼亚共产党保守派首领齐奥塞斯库岂不是在1989年12月曾下令爱国卫队镇压示威造反的人民群众，结果军队哗变，反而把齐氏夫妇拘捕，迅即通过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总之，苏联模式必须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重获新生；死抱着苏联模式不放，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自由、民主、法治是世界历史浩浩荡荡的强大洪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社会主义理应开创更高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它才能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缺少自由、民主、法治的苏联模式，厉行管制、专制、党治的苏联模式，最终必然会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只有不断改善完善党的领导，才能持续坚持党的领导。 【参考文献】 [1]斯大林文选(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2]徐葵.高放苏联剧变研究评析[A].高放学术思想评论集[C].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高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5]塔斯社报道苏联内务部、司法部公布的资料，1992-01-23.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苏联共产党党章汇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