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俄罗斯经济转型20年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5:11:45 爱思想 陆南泉 参加讨论
编者按： “需要的是一次彻底的改革”。前苏联试图激活停滞的经济。1987年3月，关于《国营企业法》的争论，引发了广泛共鸣。1990年5月24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第三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 1991年3月，中国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委托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的陆南泉组织有关研究人员翻译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四个文件，以《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文件汇编》供国内跟踪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作参考。四个文件包括亚夫林斯基于1990年7月制订的《400天——使苏联经济加速转向市场原则的构想》，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经济学家沙塔林院士牵头起草的《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它们被称为激进的方案。 1991年10月-1992年4月，陆南泉先生作为苏联(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考察正处于准备与起始阶段的经济改革。 实际上，陆南泉先生对俄罗斯的接触与研究还要更早。1956年9月-1960年底，他赴苏联莫斯科财政学院（现俄罗斯联邦财政大学）读研究生，并于1960年获苏联经济学博士学位。 今年是俄罗斯经济转型20周年。陆南泉先生特别为《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撰文，解析这段对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历程。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普京-梅德韦杰夫组合的战略选择以及俄罗斯的发展趋势。 俄罗斯于1992年1月2日正式启动向市场经济转型。至今，已过了20个年头。研究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在于：一是俄罗斯作为苏联继承国，它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发源地，实施这一体制时间最长。因此，俄罗斯经济转型任务最为艰巨，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为复杂，转型危机也十分严重；二是俄罗斯经济转型与国家制度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同一过程，这样，经济转型过程中参与了很多复杂的政治因素。俄罗斯经济转型任务远未完成。普京在2008年的一次讲话（编注：2008年2月8日，普京卸任俄罗斯总统前在俄罗斯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题为《关于俄罗斯到2020年的发展战略》）中尖锐地指出：“俄罗斯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就是效率极低。”普京还指出：“国家管理的一个主要问题依然是权力过分集中。”俄罗斯经济转型在继续进行之中，还在不断深化。 深入研究俄罗斯经济转型进程与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对正处于深化改革的中国来说，是值得关注的。 一、从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条件说起 研究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型，如果不去研究苏联解体时俄罗斯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体制模式与经济，不去研究苏联历次改革缘何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那么，对研究俄罗斯经济转轨就难以深入，亦往往得不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不仅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领土（占苏联总面积的76.3%）、经济实力（占不包括土地、森林和矿藏在内的国民财富的64%）、生产固定基金（占63%）、社会总产值与工业产值（均占60%）、科技力量（占64%）与军事力量（占2/3），而且继承了传统的经济体制与极其复杂与严峻的经济问题。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未取得成功，原因很多。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最为重要的共同性原因是不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作为改革目标。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苏联历次经济体制改革都没有与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政治体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障碍。 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编注：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出任苏共中央第一总书记。）的后期，经过激烈争论，“到（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的大多数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须进行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实际上已达成共识”。（俄罗斯Л.Я.科萨尔斯等著，石天等译：《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俄罗斯人普遍认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东西”，“市场经济是人类在经济运行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应把它拒之门外”，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停留在继续寻找计划与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上，否则，“对传统体制起不了治本的作用”，因此，“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别无选择”。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未来得及实施以市场经济模式为目标的改革，他就下台了。这样，当俄罗斯独立执政后才决定推行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 苏联时期历次经济改革的失败，使其经济日趋困难，经济形势十分严峻：长期实行落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改变，导致经济增长率递减发展到危机；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极度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二、俄罗斯缘何最后选择“休克疗法”式激进转轨方式 关于这一问题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即1990-1991年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时争论已十分激烈，并提出了一些过渡方案。著名经济学家、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的阿巴尔金院士，根据过去几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和其他国家改革的实践，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构想，构想中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渐进的”、“激进的”(后来被称为“休克的”)和“适度激进的”三种方案。 时任俄罗斯财政部第一副部长的乌留卡耶夫认为，根据1991年底苏联解体时十分严峻的社会经济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政策不是由改革家的理论思维确定的，而是由通货膨胀危机（严重的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反映在公开的通货膨胀加剧和所有商品市场严重短缺上）、支付危机（黄金外汇储备严重短缺和国家贷款能力下降导致了被迫大量削减进口）和体制危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丧失了调解资源配置能力）并发决定的，这些危机在外部表现为生产的急剧衰退。”因此，“在经济和体制危机并发这种极为严重的情况下进行根本的经济体制”，只能实行“由总统下令而不管苏维埃的意见”的“激进改革。”（俄罗斯Л.Я.科萨尔斯等著，石天等译：《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 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其基本内容一般归结为自由化、稳定化与私有化。俄罗斯在1992年初围绕这“三化”推行的激进改革措施是：(1)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最重要和最早出台的一项措施是，从1992年1月2日起，一次性大范围地放开价格，结果有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业品批发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2)实行严厉的双紧政策，即紧缩财政与货币，以迅速达到无赤字预算、降低通胀率和稳定经济的目的。紧缩财政的措施主要有，削减财政支出；提高税收、增加财政收入，规定靠预算拨款支付的工资不实行与通胀率挂钩的指数化。紧缩货币的主要措施是，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与信贷规模。(3)取消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允许所有在俄罗斯境内注册的经济单位可以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放开进出口贸易。(4)卢布在俄罗斯国内可以自由兑换，由原来的多种汇率过渡到双重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下实行统一浮动汇率制，在资本项目下实行个别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统一汇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在1996年，私有化的企业和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分别占俄罗斯企业总数与GDP的比重约为60%和70%。 1992年初，俄罗斯政府之所以最后决定实行“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有些人认为，这主要是在政治上刚刚取得主导地位的民主派，为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取得西方的支持所决定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民主派屈从于西方压力的结果。实际上，当时以叶利钦（编注：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1999年底将权力移交给普京；2007年4月23日下午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6岁）、盖达尔（编注：俄罗斯“休克疗法”创始人、前代总理，2009年12月16日在莫斯科郊区因病去世，年仅53岁）为代表的俄罗斯民主派之所以选择“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主要是由当时俄罗斯的国内情况决定的。极其严峻的经济形势，是促使俄罗斯新执政者实行激进改革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原因。苏联解体的1991年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国民收入下降11%、GDP下降13%、工业与农业生产分别下降2.8%和4.5%、石油和煤炭开采下降11%、生铁下降17%、食品生产下降10%以上、粮食产量下降24%、国家收购量下降了34%、对外贸易额下降37%。1991年，国家预算赤字比计划增加了5倍，占GDP的20%。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使得市场供应变得十分尖锐。1990年，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在89个俄罗斯地区中，有60多个地区没有粮食储备和面粉，都在“等米下锅”。（参见俄罗斯A.B.乌留卡耶夫著，石天等译：《期待危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进程与矛盾》，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0页。）“社会局势紧张到了极点，人们纷纷储备唯恐食品完全匮乏。”（俄罗斯Л.Я.科萨尔斯等著，石天等译：《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1991年10月-1992年4月，笔者在苏联(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为访问学者考察当时正处于准备与起始阶段的经济改革，亲眼目睹了这个时期苏联(俄罗斯)市场商品奇缺的状况，它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真是“空空如也”。 对新上任的俄罗斯领导人来说，面对如此紧张的社会经济局势，实行渐进改革已不大可能。正如俄学者指出的：“在俄罗斯(苏联)利用中国改革经验，也许在这一经验出现前的十几年是可行的。因为当中国改革的经验出现的时候(1970年代末)，俄罗斯的原社会经济体制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医治，与其说是需要医生，不如说是需要挖坟者了。（A.B.乌留卡耶夫著，石天等译：《期待危机：俄罗斯经济改革与矛盾》，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再从历史逻辑来看，以叶利钦、盖达尔为代表的民主派推行的激进改革，是承袭了戈尔巴乔夫下台前的1990-1991年所形成和提出的改革设想。 经过激烈的争论与斗争，在1990年苏联先后提出了四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文件。（1991年3月，中国国家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委托特约研究员陆南泉组织有关研究人员翻译了这四个文件，以《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文件汇编》供国内跟踪研究苏联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作参考。）其中包括由沙塔林院士牵头起草的《向市场经济过渡-构想与纲领》（通常称之为沙塔林500天纲领），在此前，还有时任俄罗斯部长会议副主席、38岁的亚夫林斯基于1990年7月制订的《400天——使苏联经济加速转向市场原则的构想》(联盟政府的纲领)。 不论是400天纲领还是500天纲领，都是快速转轨的计划。这说明，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各政治派别不仅就经济改革的市场目标达成了共识，并且快速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主张也已占主导地位。因此，叶利钦、盖达尔执政后，从历史逻辑上来说，推行激进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述分析说明，1990年代初，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被俄称为“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编注：历任副总理、“统一电力系统公司”总裁，现任俄罗斯纳米公司总裁）指出，盖达尔政府开始的改革，“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不是有人从外面命令我们做的。这是已经成熟了的、使人困扰已久的变革。是由整个俄罗斯的历史进程所准备好了的变革。这是我们国家命运中不能避免的转折”。（阿纳托利?丘拜斯主编，乔木森等译：《俄罗斯式的私有化》，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笔者认为，对俄罗斯采取激进转型方式原因的分析，应该从当时俄罗斯诸多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去探究，切忌简单化。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采用激进式的过渡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它们或者是在多次采取措施仍无法控制通货膨胀时，而被迫一次性放开价格；或者是在国内市场极其不平衡、赤字庞大、通胀失控、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完全崩溃的条件下，通过政府有效地控制、逐步地实行价格改革已不可能，而不得不采用激进方式。而苏东国家在发生剧变时正处于上述情况，因此，除匈牙利、罗马尼亚外，大多数苏东国家都先后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采用哪种转型方式取决于当时的具体国情。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的转型未取得成功，不等于波兰也不成功。波兰1990年实行“休克疗法”之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并较快地出现了经济的增长， 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1993年增长3.8%，1994年增长5.2%。通货膨胀也得到了遏制，1992年通货膨胀率为43%，1993年为32.2%，1994年为29.5%。这表明波兰实行激进式过渡，较快地取得了成效。 以上的分析说明，不要对激进与渐进转型方式绝对化地理解。拿中国改革来说，一般认为是渐进的典型，而吴敬琏教授在分析中国改革战略问题时指出：“不能用‘渐进论’概括中国的改革战略。”他自问自答地说，“‘渐进改革论’是否符合中国改革的实际？是否符合小平同志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思想？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解释说，“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有经济（包括有工商企业、国家银行和国家财政）的范围内，改革的确是渐进的，15年来基本上只做了一些小的修补，而没有根本性变革。……直到1993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采取实际步骤对国有经济进行全面改革。”“从1981年开始，中国改革在国有经济领域中实际上是停顿了。”因此，“中国改革举世公认的成就，并不是因为国有经济采用了渐进改革的方法才取得的”。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在“1980年秋到1982年秋短短两年时间内，就实现了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1982年以后，乡镇企业大发展，进而带动了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加上搞了两个特区和沿海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一部分地区和国际市场对接，而且建立了一批‘三资企业’。……一个农村改革，一个对外开放，构成了1980年以后中国改革的特点。1980-1984年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特点有关”。（吴敬琏等著：《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而搞农村改革、特区和对外开放，其速度都是快的，也并不是时间拖得很长的渐进式改革。杰弗里?萨克斯（编注：Jeffrey Sachs，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地球研究所所长，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被称为“休克疗法”之父）也说：“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成功是渐进主义发挥了特别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开放农村、开放沿海地区、鼓励劳动密集型生产、允许外资与技术的输入，等等。一句话，允许足够的经济自由，从而最好地利用了中国的结构。”（吴敬琏等著：《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关于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严重经济转轨危机的原因问题，有人仅仅归咎于“休克疗法”。笔者认为，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出现严重的经济转轨危机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切忌简单化。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编注：发表于1999年12月30日。次日，叶利钦让位普京）中，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写道：“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所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要知道，在改革开始之前我们没有其他经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且有着笨重和畸形结构的体制中实施市场机制。这不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我们不得不为苏联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过分依赖原料工业和国防工业而损害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付出代价；我们不得不为轻视现代经济的关键部门付出代价，如信息、电子和通信；我们不得不为不允许产品生产者的竞争付出代价，这妨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市场丧失竞争力；我们不得不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饱尝这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苦果。”“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与此同时，普京也写道：“毫无疑问，改革中的某些缺点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和错误以及经验不足造成的。”（《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我认为普京从历史与转轨过程出现的失误两个方面分析俄转型危机原因是符合实情的。 俄罗斯各个阶段有其不同的经济转型任务与目标。 三、叶利钦时期解决制度变迁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叶利钦时期的转型是与整个制度变迁同时进行的。就是说，当时俄罗斯新的执政者，通过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改掉在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已失去发展动力和人们不再信任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因此，当时俄罗斯需要确定十分明确的制度改革目标，即在政治上建立民主体制和在经济上建立市场体制。 从经济转型来看，通过激进的改革方式，俄罗斯很快就冲垮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笔者认为，1996年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主要表现在： 第一，通过私有化，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形成私营、个体、集体、合资、股份制与国有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俄罗斯的一些政要还认为，通过私有化较顺利地实现了其政治目标：一是铲除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基础，使经济体制转型朝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变得不可逆转；二是培育与形成一个广泛的私有者与企业家阶层，成为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的政治保证。1996年视为在俄罗斯形成市场经济框架，其一个主要标志是，1996年俄罗斯以转让国有资产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产权私有化，已基本结束。私有化企业在俄罗斯企业总数中的比重与其生产的产值占全俄GDP的比重分别约为60％与70%。 这里应指出的是，在俄经济转型初期私有化政策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一是由于俄罗斯实行私有化首先考虑的是政治目的，因此，私有化是在丘拜斯为尽快实现摧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一主导思想下进行的。丘拜斯明确地说：“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凡是有助于使国家脱离共产主义，有助于在国内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的东西，就应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从而俄罗斯私有化从指导思想与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严重失误。例如，俄罗斯改革国营企业，采取强制的方法，人为地确定在每个时期要把国有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多少，等等；由于实行无偿的证券私有化，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俄罗斯61%的新企业主曾经被列为党、政府、企业的精英成员。就是说，私有化为原领导人和投机者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他们从事投机，大发横财。 二是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这是苏东国家经济转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 三是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私有化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或者变化不明显。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俄罗斯私有化尽管是打着科斯定理的旗号进行的，即国家财产一旦私有化，它最终会落入效率最高的生产者手中。而俄罗斯实际上没有按科斯定理推行私有化。私有化打破了国家的垄断，但在某些领域又出现私人垄断和行业垄断。这些大财团，控制某个行业是十分容易的事。垄断不打破，就不能通过竞争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四是产生的社会问题甚多。主要有失业人数增加，经济犯罪日益严重。 五是通过私有化也没有达到大量增加预算收入的目的。曾一度任叶利钦时期总理的普里马科夫指出：“从1992-1998年，预算从大量的、全面的私有化中仅仅得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的收入。其余所有的全落入人数很少的所谓‘寡头’集团腰包。”（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著，高增训等译：《临危受命》，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33页。） 六是国家政权的“寡头化”。这是在1992-1998年与叶利钦一道共事的总统助理们写的一本书中提出的看法。他们毫不隐讳1996年总统大选后，俄罗斯国家处在“寡头化”时期。（格?萨塔罗夫等著，高增训等译：《叶利钦时代》，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916页。）因此，在谈到私有化的后果时，不能不涉及到金融寡头的问题。 第二，按西方国家模式，构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制。 在银行体制方面，俄罗斯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与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二级银行体制。通过立法，明确了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实行利率市场化。 在财税体制方面，俄罗斯通过改革使国家财政向社会共同财政转化，缩小财政范围。财政职能转变的重点是两个：一是财政作为政府行为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解决市场不能满足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为主转向间接经济方法为主，因此，要强化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通过实行分税制，在联邦预算中建立转移支付项目。联邦、联邦主体和地方三级税收体制基本上已建立。 在外汇管理方面，由一开始实行的自由化转向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第三，确立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改革是朝以下方向进行的：一是逐步放弃国家包揽一切的做法，实现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二是在处理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重点由过去的公平而忽视效率转向效率兼顾公平。 第四，在建设经济法规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制定了大量的法规。 但应看到，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市场经济框架，是极其不成熟的。由于俄罗斯市场是在苏联经济的行政命令体制崩溃过程中产生的，产生于强大的国家体制削弱与瓦解过程中，这样，国家调节市场的能力很差，加上在市场形成过程中，充满着政治斗争，这使得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无序、混乱、经济犯罪和影子经济。 叶利钦时期的经济体制转型，并没有使俄罗斯摆脱经济困境，而是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为此，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恳请大家原谅”。他说：“我苦思该采取何种举措来确保国人生活得安逸，哪怕是改善一些。在总统任期内，我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施政目标了。” 从1992-1999年的8年中，俄罗斯经济除了1997年和1999年分别增长0.9％和5.4%外，其他6年都是负增长，1992年GDP下降14.5％，1993年——8.7％，1994年——12.7％，1995年——4.1％，1998年——4.6％。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GDP累计下降40％。 很明显，俄罗斯经济转型，从制度建设来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经济发展来看，改革是不成功的。 四、普京执政时期通过实行修补与整治等政策，使混乱无序的市场转向有序 2000年5月普京任总统。为了解决在叶利钦时期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普京在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整顿权力机构的秩序的同时，继续实行市场经济政策。他强调的战略是，通过政治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与加强中央权力，保证俄罗斯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1999年11月，普京就曾明确地说：“我相信，只有市场经济能让我们实现目标。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改革一直进行下去，直至市场经济能够全面运作时为止。”（转引自《开放导报》2002年第7期。）2000年1月18日，普京在新一届杜马的讲话也表示了俄罗斯将广泛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他敦促国家杜马批准久拖未决的土地私有化。同时，普京强调，这种市场经济不是像叶利钦时期那样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文明的、建立在法律与平等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也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一般原则要求的“自由经济”。普京认为，在保持强有力的中央政治控制下推行“自由经济”，对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与经济发展可取得最佳效果。 他在2000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说：“我们极为重要的任务是学会利用国家工具保证各种自由：个人自由、经营自由、发展公民社会机构的自由。”“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减少行政干预，增加经营自由——生产、买卖和投资的自由。”（《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6页。）2000年7月在对《消息报》记者谈话时又强调：“应该保护经济自由”。（《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2001年7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我们明白俄罗斯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即追求经济的自由化，杜绝国家对经济的没有根据的干预。我要说明一点：只是杜绝没有根据的干预，不是完全取消国家的调节职能。”他还接着说：在经济领域，始终不渝地反对经济官僚化，而主张经济自由化。（《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382页。）在2001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经济制度的自由化。 ”（《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普京为了实现其“自由经济”的改革方针，针对叶利钦时期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这一点，普京在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管理体系，让无所不包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而是让俄罗斯国家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确立社会发展最佳目标和合理参数，为达到这一目的创造条件和建立各种机制。”他还强调，“在确定国家调控体系的规模和机制时，我们应遵循这一个原则，‘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第二，在经济转型的方法上，今后“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实施”，切忌1990年代机械搬用西方经验的错误做法，强调俄罗斯必须寻觅符合本国国情的改革之路。 第三，重视社会政策。普京强调：“对俄罗斯来说，任何会造成人民生活条件恶化的改革与措施基本上己无立足之地。”因为，俄罗斯国内出现了十分普遍的贫困现象。1998年初世界人均年收入大约为5000美元，而俄罗斯只有2200美元，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指标更低了。普京还指出：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是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政府应制定新的收入政策，新政策的目的是在增加居民实际收入的基础上确保居民的富裕程度稳步提高。这几年来，普京十分重视职工工资与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提高。 第四，反对重新国有化。 第五，要有经济发展战略。过去没有切实可行的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此，普京强调，为了使俄罗斯有信心走出危机，走向振兴之路，增强国内凝聚力，需要制定经济发展战略。 普京执政8年，俄罗斯各领域中的消极因素日益得到抑制，政治秩序混乱、无序状态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加上多年来经济发展保持了良好的态势，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8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年均增长率为6.9％，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了1倍。 在总结普京执政期间经济转型特点时，笔者不赞成简单地归结为“可控的市场”。我想，如果说得简单一点，“可控的市场”（有人指这是普京构建了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它亦是针对失去国家调控的无序的与混乱的市场经济而言的。可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苏联围绕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早就争论过，当时就有人不赞成用这个概念，因为任何市场经济都是可以也应该得到调控的。笔者认为，“可控的市场”是普京根据俄罗斯的具体情况所推行的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政策。所以，把“可控的市场”视为一种经济体制模式，或视为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道路，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是不妥的。 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前院长、戈尔巴乔夫原经济顾问，组成“调解委员会”，根据戈尔巴乔夫指示，就中央与各加盟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稳定经济的措施、转向市场价格、改变所有制问题提出方案。 五、梅普组合与普梅组合时期俄罗斯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现代化 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任总统，8日普京被俄国家杜马批准为政府总理。这样，“梅普政权”正式形成。 普京在其离任前的2008年2月8日在俄罗斯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俄罗斯到2020年的发展战略》的讲话（以下简称《发展战略》）。可以说，这为俄罗斯今后12年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定了大的框架。 从推行经济发展与改革层面来讲，《发展战略》朝着经济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不论西方还是俄罗斯国内，普遍认为，2008年2月8日有关《发展战略》的讲话，“是普京近年来自由主义色彩最浓的一次讲演，其社会领域的主张更加温和。”他的战略“重点是发展有竞争的市场经济、强大的国家和负责任的社会政策”。（参见俄罗斯政治评论网2月11日刊登的政治艺术中心分析部主任塔季扬娜?斯坦诺瓦娅题为《集体普京的“集体计划”》一文。） 应该说，梅普两人的发展战略目标是一致的，都要实行富民强国战略，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强化市场化改革方向。梅德韦杰夫一再强调，将沿着普京的路线走下去，要继续执行普京执政时期的政策。 2009年11月，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总统国情咨文报告，正式提出俄罗斯将以实现现代化作为国家未来十年的任务与目标。他提出的现代化是“需要全方位的现代化”的概念。梅德韦杰夫说：“我们将建立智慧型经济以替代原始的原料经济，这种经济将制造独一无二的知识、新的产品和技术，以及有用的人才。我们将创造一个有智慧的、自由的和负责的人们组成的社会，以取代领袖思考决定一切的宗法式社会。” 2009年9月10日，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报纸网发表长篇文章，概述了他对俄罗斯未来十年的看法。他在文章中说：“效率低下的经济、半苏联式的社会领域、脆弱的民主、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以及动荡的高加索，这些即使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普遍认为，梅德韦杰夫的文章，对俄罗斯的现状做出了精确地“诊断”，并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这是“梅普”时期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性目标。 任何一个转型国家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实行国家现代化。笔者认为，这些国家必须在转型的过程中解决七个问题：第一，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三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第四，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第五，适应政治民主化，进入法治国家；第六，转变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第七，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成为开放型国家。全面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内容。政治现代化主要是要使俄罗斯公民感到自己生活在民主国家并享有充分的自由。经济现代化主要问题是要解决俄罗斯经济由资源型向创新型转变。 梅德韦杰夫在《前进，俄罗斯！》（编注：发表于2009年9月）一文中说：“除了少数例外，我们的民族企业没有创新，不能为人们提供必需的物质产品和技术。他们进行买卖的，不是自己生产的，而是天然原料或者进口商品。俄罗斯生产的产品，目前大部分都属于竞争力非常低的产品。”“俄罗斯依靠石油天然气是不可能占据领先地位的。”“再过数十年，俄罗斯应该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她的富强靠的不是原料，而是智力资源，靠的是用独特的知识创造的‘聪明的’经济，靠的是最新技术和创新产品的出口。”为此，梅德韦杰夫提出，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高效节能技术、核子技术、航天技术、医学技术与战略信息技术五个战略方向展开工作，并在莫斯科近郊科尔科沃建立类似“美国硅谷”那样的高科技园区，被称为俄版“硅谷”。 在2012年3月竞选总统过程中，反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现代化没有取得重要进展，长期来俄罗斯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于世界市场上能源价格的上涨。2009年，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一下子使俄GDP下降7.9%。所以，普京胜选后形成的普梅组合，今后在经济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继续推行现代化。普京在1月16日《消息报》发表的题为《俄罗斯正在养精蓄锐，以应对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一文中指出：“现在原料型经济的潜力即将枯竭，最重要的是，它缺乏战略前景。”他在4月11日的政府报告中说，他在新的总统任期要比任总理期内更加强经济，推动经济现代化。实现上述转变的必要性十分明显，但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所长伊戈尔?尤尔根斯指出：俄罗斯“现代化、摒弃原料经济向创新型经济发展的过程过于缓慢”。（《俄罗斯报》，2010年4月14日。）之所以缓慢，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俄罗斯企业缺乏创新的积极性。目前只有10%的企业有创新积极性，只有5%的企业属于创新型企业，只有5%的产品属于创新型产品。 第二，与上述因素相关，俄罗斯在实行由资源型向创新型转变时，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反复强调要从出口原料为主导的发展经济模式过渡到创新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发展能源等原材料部门对俄罗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与现实需要。要知道，在俄罗斯国家预算中几乎90%依赖能源等原材料产品，燃料能源系统产值占全国GDP的30%以上，占上缴税收的50%与外汇收入的65%。而俄罗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在全世界同类产品出口总额中占0.2%都不到。据俄高等经济学院卢列耶夫提供的材料：矿产原料出口占俄出口总额从1995年的42.5％上升到2011年的72.2％，而机械与设备出口份额相应从10.2％下降到4.6％。机器、设备与车辆进口相应从33.6％上升到48.56％。 第三，设备陈旧，经济粗放型发展，竞争力差，这些是老问题又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在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条件下，俄罗斯更感到这些问题的迫切性。研究俄罗斯经济现代化进程时，不充分考虑设备老化问题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 第四，投资不足。为了优化经济结构，就需要大量增加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经济部门和高新技术部门的投资。普京在这次竞选过程中，提出以下四个途径增加资金来源：吸引民间私人投资；通过提高国内市场容量吸引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普京在竞选期间，提出引进外资要占俄GDP的25％宏大计划也不易实现。俄学者叶夫根尼?别利亚科夫2012年3月15日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中说：“2011年，中国引进外资逾千亿美元，作为对比，同期有850亿美元从俄罗斯流出。”文章接着说，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放眼望去，俄罗斯到处是腐败和行政壁垒”。 创新型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发展摆脱不了能源等原材料部门，这必然使俄罗斯经济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与保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普京为实现经济现代化将在政策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减少或弱化国家对企业的不必要干预。要做的事是：减少国企比重，继续推行私有化政策。普京时期推行了把原私有化了的企业（特别是像能源部门等有关国计民生的企业）收归国有，又形成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2009年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国情咨文中指出，目前政府控制着40%的经济。而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大企业领导人又都是由政府委派的，容易形成官商一体的垄断组织，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土壤。普京指出，俄罗斯政府将在2016年以前，减少所持一些原材料企业的股份，退出非垄断性大企业及国防工业以外的大型企业，并将加速新一轮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准备出售石油公司、外贸银行与航空公司等13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全部国有股份。关于这一问题，普京在2008年2月8日之前，曾两次谈及俄罗斯不打算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并说：国家集团公司不应包揽一切，更不会限制实业界的利益或压缩私营企业。 第二，大幅度降低税负，以刺激投资，增加国内需求。普京在《发展战略》的讲话中提出：“必须积极地运用税收机制来刺激发展人的资源的投资。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程度地减免公司和居民的税收”。（《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9页。）与此同时，要创造条件发展中小型私营企业。普京指出，现在，在俄罗斯要做中小企业太难了。但要解决就业和发展经济，也取决于从事小企业的条件有多便利。（《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2页。） 第三，扩大地方财税方面的自主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办法是提高地方税的留存比例，现地方财政收入的70％要上缴联邦预算。另外，各联邦主体在联邦预算支持下建立地方发展基金，用于发展供水、垃圾处理、修路、建幼儿园、修体育场等市政建设。 第四，尽管普京执政期间居民收入大大提高，生活有大的改善，但由于存在经济垄断、分配不公、腐败严重等问题，仍导致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相当一部分人仍生活在贫困状态，社会支出不足。这一问题如不解决，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公平，同样会严重影响今后普京执政的社会基础能否牢固。 第五，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更吸引外资，同时防止资金外流。普京提出，俄罗斯要实现投资规模性增长，将投资从目前占GDP的20％提高到25％，在20年内，创造不少于2500万个工作岗位。普京认为首先要为高学历民众提供就业机会，以便增加中产阶级数量。据估计，目前中产阶级占俄居民总数的20％～30％。普京计划通过提高医生、教师、工程师与技工的工资及增加这一群体的人数来扩大中产阶级，使其人数超过总人口数的一半，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至于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从普京在2011年9月在统俄党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来看，他不满意目前4％左右的增速，他要求今后几年经济的年均增速能达到6％～7％。他在4月11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强调，加强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提升经济增长速度”。 俄罗斯2020年要达到的基本社会经济目标是：经济将进入世界五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从目前的13700美元增加到3万美元，增长1.2倍。三口之家的住房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到2020年前中产阶级在总的居民结构中最低限度不少于60%，也许不能少于70%（而全世界从目前的30%上升到2020年的52%）。在12年内，俄罗斯经济主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至少要提高3倍。人均寿命在2020年前提高到75岁，死亡率减少1/3。家庭收入差距要从现在不可接受的15：1的大幅度悬殊降到更为合适的程度，等等。上述目标将分三个阶段实现：2008-2012年为跨越准备阶段；2013-2017年为跨越阶段；2018-2020年为巩固与扩大阶段。 而普京未来的政治生命，俄罗斯《专家》周刊3月12日的一期文章中说，主要取决于经济能否高速增长，不论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兑现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还是强军，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来源: 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