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法兰西政治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52 爱思想 高全喜 参加讨论
法兰西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就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子。从五四运动到今天，近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过去了，这个曾经令无数中国人心神为之颤动的法兰西，其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呢？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法兰西政治模式——1789年至今公民社会与雅各宾主义的对立》，虽不能说是彻底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百科全书式的法国图像，但至少从一个重要的维度，即以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法兰西政治二百余年的历史演义以及其发生与演变的机制和模式。 关于这部书的主题思想，作者皮埃尔·罗桑瓦龙在《引言》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要“从革命民主的一元主义和对某种多元主义的社会憧憬之间的激烈对立的历史分析出发，对法兰西模式的整体提供一种新的诠释。”为此，作者撰写了多部著作，诸如《基佐时代》、《不可能的君主制》以及所谓法国民主史的三部曲《公民的加冕礼》、《无处可寻的民族》和《未完成的民主》等。在本书，作者用三个部分十四个章节，从思想与社会的双重历史面相，对法兰西政治模式给予一种富有历史纵深的考察。在罗桑瓦尔眼里，传统学术界对法兰西政治模式的理解，以托克维尔的描述为经典代表，属于一种旧的阐释，这种阐释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他们采取的是一种静止的社会学方法，符号化地将法国政治模式锁定在雅各宾专制主义的固化指认上：法兰西政治就是激进主义的或革命民主主义的雅各宾一元模式。这种托克维尔式的法国政治的定性，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识法国政治的定式，“托克维尔经典著述中的法国原则原地踏步、没有历史，被套上了激进原则的紧箍咒。”(参见本书《引言》) 在作者罗桑瓦尔看来，“法兰西的历史是凝聚的历史，也是抵抗的历史，这两者共同组成了完整的系统，这才是活生生的法国历史。”构成这个历史主体内容的东西，就是“公民社会”这个本书一再揭示并给予高度重视的“中间体”。我们看到，本书并非通过提出一套社会政治理论来论证其有关法国政治模式的新看法，而是采取一种近似社会动力学的方法，通过考察二百余年法国政治史的演变，尤其是对处在政治统合性与抽象个体性两极对立之“中间体”——公民社会的历史演变以及发展壮大，来陈述他的富有弹性的法兰西政治模式论。从总的基调来看，罗桑瓦尔并不是完全排斥托克维尔的法国政治观，只不过他认为，这种将法国模式盖棺定论地视为雅各宾专制主义，或用他的话来说，确认为原封不动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统合性”，未免有些过去教条主义了。因为这派理论严重忽视了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确立起来的绝对的政治极端主义，其历尽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从中孕育出一个多元的公民社会，这个日渐强大的社会中间体，对于大革命的大一统集权主义原则，起到了制约、抵制乃至瓦解的作用。这个基于公民社会的多元主义民主，以及它们的发生、演变、发展和互动，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主题对雅各宾统合性政治原则的对峙、消解甚至吸收，以致构成各种修正版的雅各宾主义，这些才是法兰西政治模式的主要内容，才是他所谓“活生生的法国历史”。 应该指出，作者这番有关法国政治模式的新阐释，有着非常明确的法国问题和法国意识，是基于法国自身社会政治的历史分析。同样是公民社会，对比一下英国、美国，乃至德国社会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法国有着迥然不同的发生机制、社会土壤、历史传统和思想基础。本书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其最为明显的一个理论贡献，就是富有穿透力地揭示了法兰西的公民社会是如何从大一统的雅各宾绝对主义原则所笼罩的政治中演变出来的，又是如何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诸如旧瓶装新酒、激烈对立中的妥协、理想主义的退却等等，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相互对冲中，把一个多元的“中间体”——法国公民社会，从“极化”格局中摆脱出来的，从而使我们对于法国政治社会的面相有了一个客观而真实的认识。二百年来法国社会的政治命运可以说是一部公民社会在两种极端政治诉求的冲荡中寻求自主性的历史，尽管雅各宾的政治原则已经不可逆转地熔铸于现代法国文化的血脉之中，并成为这个国家的新传统。因此，关于近现代的法国政治，显然就不是简单地、机械地祛除或斩断雅各宾主义之魔的问题，而是如何正视它的影响力，并在客观的法国历史中发现其变异、催生和融入公民社会的机制，说到底是一个雅各宾原则(激进的革命民主原则)在晚近二百余年的法国社会政治中逐渐“漂白”或转型为公民社会的问题。 其实，托克维尔等经典思想家在确认法国模式的雅各宾主义原则之际，对于这种激进主义革命民主，也并不是一味采取否定的批判态度，而是肯定了法国大革命对于旧制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只不过托克维尔并没有或也不愿从这场革命的废墟中挖掘其改良主义的动力。托克维尔呼唤一个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一个来自传统社会的现代原则，但他却是不期而然地在美国发现了这种作为人民生活之方式的民主制度，如何把美国的民主移植到革命后的法国土壤之中，这是托克维尔思想的软肋。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就使得他对于法兰西政治模式的理解呈现出一种理论上的吊诡：在揭露雅各宾主义的暴虐恣意时，伴随着对这个革命民主原则之必然性的承认，但基于他的来自英美传统社会的自由民主观，又促使他对于这场大革命在原则上是质疑的，——那是一种社会断裂和偶然的灾难性巨变。因此，一种自主性的法国公民社会，在托克维尔的理论框架下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罗桑瓦龙的理论“雄心”，在我看来，就是试图突破托克维尔的上述吊诡，从法国历史本身，在雅各宾主义的道路上，拓展出一个法国模式的公民社会。罗桑瓦尔使用了十四章的篇幅，洋洋洒洒的资料剪切法，二百余年大跨度的历史路线图，多学科的问题聚焦，无非是要告诉读者，与英美的自由民主之公民社会不同，法兰西从它们革命民主的本土出发点上，是可以卓有成效地发展出一个日渐扩张的公民社会的。这个公民社会的“中间体”，与现代社会中的公民社会，具体一点说，与英美世界的公民社会相比，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各有短长，尽管罗桑瓦尔并没有采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来对比英美政治模式，但其考察法国模式的理论背后，我感觉是有着这样一种普遍主义的理论预设的。当然，这个普遍主义在罗桑瓦尔那里究竟能走多远，也就是说，他对于法兰西政治模式的新阐释最终能否走出法国例外论的窠臼，目前尚不清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这个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关系问题，是罗桑瓦尔在试图克服托克维尔思想之局限后，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挑战，也是本书的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罗桑瓦尔这部书既不是精深的思想史，也不是严谨的历史学，而是属于具有一定思想解释力的政治社会史著述，他用大量的篇幅和丰富的资料，充分论证了法国政治模式中的核心内容——作为“中间体”的公民社会，确实是在雅各宾原则的藩篱中一步步生长起来了，并且逐渐获得了自主性的品质。书中的很多论述极为精彩，尤其是挖掘出一些往往被各派理论家们所忽视或错误理解的议题，诸如“行会”这个中间体在二百年来法国社会中的升降起伏，法治从乌托邦到实证主义的意义演变，个人自由从绝对主义的极化形态到多元主义民主社会的消极转变，修正的雅各宾主义如何成为构建法国公民社会的积极性力量，等等，这些方面的论述使人耳目一新。 如果我们沿着上述路径进一步向思想史的纵深推进的话，罗桑瓦尔的这部偏重于社会史的考察，其实还是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理论内容，至少有助于我们恰切地理解法国思想谱系中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三条源远流长的传统，毕竟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擅长思想的民族，其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思想理论的嬗变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关于保守主义，在公民社会的语境下，就出现两种形态，一种是梅斯特尔那样的顽固维护旧制度的所谓“反动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在二百余年的法兰西政治演变中，对于公民社会的培育乏善可陈，而其依托的王朝秩序早已被大革命打个粉碎，所以就不可能像英国博克的保守主义那样与英国社会与时俱进，其退出历史舞台乃是必然的。但是，法国在雅各宾专制主义的政制之下，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政治斗争中，却产生了另外一种保守主义，即权威性的自由保守主义，可以说基佐、梯也尔等人的思想理论就属于这种把革命强权与自由理性结合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他们与梅斯特尔封建主义的保皇派迥然不同，这种保守主义对于法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再看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法国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但是自由主义在法国同样有两条截然相反的理论路径。一种是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在启蒙运动那里肇始，在法国大革命达到高潮，成为雅各宾主义的一部分，因而变异为“绝对自由”的极权主义。但是，另外一条路径，却是以孟德斯鸠、贡斯当、托克维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在公民社会的进程中，也面临着转型的挑战，即如何应对法国社会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与积极自由问题，这种自由主义无法回避罗桑瓦尔所谓的“政治统合性”这个现实境况，他们要在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价值基点上学会与集体主义结盟。至于法国的激进主义，则应该看到，面对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壮大，其极权政治的刚性原则也不是坚不可摧、铁板一块的，而是逐渐退却，趋于弱化，以至于产生了“自由的雅各宾主义”、“修正版的雅各宾主义”，出现了从绝对统治到理性管理的转变，从赤裸的强权和抽象的个人两个极化状态到融入社会中间体的变异过程。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法国激进主义晚近以来呈现出一种与公民社会合流的趋势，而自由权威的保守主义和业已与集体主义妥协的自由主义，他们两者反而共同联手，开始构建起一种资产阶级的后“极化”政治。 在雅各宾原则确立起来之后的二百余年的法兰西政治路线图中，在罗桑瓦尔描绘的政治模式的内在理路中，所谓革命民主与多元主义民主之间的历史对立，其背后的思想基础是非常复杂和流变的。罗桑瓦尔并没有深入揭示这些理论之间的聚讼纷纭，仅是以公民社会为题，从政治社会史的维度论证了这个“中间体”确实是发展壮大起来了，然而为其定性却远非那么简单，或者说，这个“中间体”的自主性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建立起来，至少在罗桑瓦尔的叙述中，法国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原则还是朦胧的。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甚至知道了它从哪里来，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它是谁？向哪里去？我想在当今的世界思想谱系中，这是具有法国特质的问题。这个特质不独罗桑瓦尔特有，而是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们共同的一种气质，他们有时非常超前，要做后现代的接纛者，引领着西方世界杀入无人之境，直到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不可自拔，有时他们又非常怀旧，固守着昔日法兰西的文明典章，光荣而独立，傲慢得忘乎所以，忧郁得涕泪沾巾。 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阅读法国的著作，尤其是阅读罗桑瓦尔的《法兰西政治模式》，我感觉我们不必也不可能像一个法国人那样追溯二百余年法兰西社会政治的路线图，研讨他们当今面临的公民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法兰西政治模式视为理解现代中国的一面镜子，由此折射出百年中国的政治路线图和探讨我们当今面临的民主政治问题。二百余年的法兰西社会史与百年中国的社会史有着大致的逻辑演义，虽然我们在进程中总是慢了一拍。在短暂的中华民国早期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英美情结破碎之后，随着五四启蒙和工人运动的递进出场和占据主导，中国革命就与法兰西结下了不解之缘。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的革命青年，经过法兰西雅各宾主义的洗礼，中国斗士们的精神，又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俄国革命的更为残酷决绝的火炉中接受冶炼和锻造，由此武装起来的激进革命主义加上与本土主义的实践相结合，从而在这个大地上建立起一个远比法兰西雅各宾主义更为“极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政治制度。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走出这个绝对原则，催生自己的公民社会，要比罗桑瓦尔所描绘的法兰西的上述道路艰难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公民社会的发生才刚刚开始，我们所处的位置还是这部法兰西政治模式的第一部分，即走出乌托邦，回到公民社会。中国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到今天也才三十余年，而法兰西则是二百余年了，而且直到今天它还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自主性构建。也正是因为此，我认为这部书的翻译出版恰逢其时，它以二百余年的法兰西之社会史印证了这个公民社会的兴起乃是任何一个“统合性”政治形态所必然要走的历程。也就是说，这种统合性的政治即便是曾经雄霸一时，不可抗拒， 但它仍然不能维系持久，百年永固，必然要从极化状态恢复常态，走向公民社会，一个社会性的“中间体”势不可挡地会从这个绝对原则中突破出来，孕育发芽，开花结果，法兰西政治模式二百余年的演变证实了这个逻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也证实了这个逻辑。 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我认为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中国社会虽然已经融入当今世界的主流，尤其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似乎俨然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了，但是，就政治社会以及公民社会来说，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法兰西政治模式，我们目前还没有多少资格从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共同体的视角予以品头论足，那种试图从政治上对于西方模式予以超越的所谓中国独特论或中国例外论，只能是阻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健康成长。当然，中国的现代性道路是要靠自己走出来的，但这个道路中的“中间体”——公民社会却不是仅凭超越就能从天上掉下来的，二百余年法兰西的艰难历程，其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借鉴。近几年我一直呼吁学界关注西方的早期现代(earlymodern)问题，其用心也在于此，我对那种解构性的后现代理论之运用于中国政治社会的分析颇不以为然，罗桑瓦尔的这部法国模式论，对于我的观点有所助益，他勾勒的法兰西政治社会史，其中心问题就是如何从雅各宾极化政治中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早期现代史主题。 第二，同属于极化政治，法兰西的雅各宾主义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法国模式的一元革命民主与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它们之间本质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从罗桑瓦尔的叙述中，我们欣慰地看到法国业已较为成功地从它的极化政治中走出来，并且法兰西公民社会还分享着极化政治孕育其生命的襁褓中的光荣，而中国究竟能否从其更为强大的极化政治中走出来，完成社会体制的转型，且分享我们的革命新传统之光荣，这些时至今日都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极化政治的空前绝后之强大，要体察我们的早期现代之路的艰难困苦以及随时可能夭折的厄运，对于时下那种陶醉于所谓“中国模式”的沾沾自喜和“通三统”的轻浮空泛，我觉得罗桑瓦尔这部著作所揭示的法兰西“中间体”二百余年的生长是最好的回应：在这些中国学人的眼里，我们的中间体——公民社会何在？一个连基本的公民自由都没有的社会，又何以能够走出极化政治的深渊？ 革命的法兰西曾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而今它更像一面镜子，悠悠百年，激越三十载，中国的路怎么走，罗桑瓦尔这部《法兰西政治模式》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理论上的启迪。来源: 文化纵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