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对20世纪国际史的另一种解读——入江昭著《全球共同体》中译本序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18 爱思想 王立新 参加讨论
入江昭是当代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退休前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查尔斯•沃伦讲座教授、历史系主任。入江昭于1982年入选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8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是迄今为止唯一担任过此职务的日裔学者，2000年荣获日本天皇颁发的荣誉勋章。入江昭以其卓越的学术创新能力被费正清誉为“非同寻常的天才史学家”， 其学术贡献不仅仅在于提出了关于美国外交史，特别是美国与东亚关系史诸多新解释，更在于他领导推动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范式转变。 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美国外交史研究长期由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所主导。前者把国家视为一个权力体（power），把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视为追求和运用权力的过程；而后者把国家视为经济体，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商业利益。但是，早在冷战正酣的80年代初期，入江昭提出应把国家视为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不同文化间的关系（intercultural relations）, 即不同国家（民族）的 “意识形态、传统、情感和其它文化产品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入江昭提出的研究国际史的这一文化视角在当时响应者并不多，可以说是曲高和寡。但是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问题的凸显和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日益重要验证了入江昭的远见。如果说外交与国际史研究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话，入江昭实际上是文化转向的最早的，也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入江昭主张把外交史发展成为国际史，在本世纪初又提出国际史的“国际化”，倡导历史研究的非国家中心取向和跨国史研究，号召历史学者关注跨国事态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以更好地理解对当代人类生活影响巨大的全球化潮流。目前，在美国史学界，国际史和跨国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哈佛大学历史系更是国际史研究的重镇，至少有5位学者把国际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以国际史学家作为自己的学术身份，这与入江昭的大力倡导有莫大关系。可以说，在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两大范式转变――文化转向和国际史的兴起――过程中，入江昭都是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和领军人物。作为跨国史研究的身体力行者，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入江昭开始对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研究，在史学界又开风气之先。《全球共同体》就是其研究国际组织的结晶。 一 自国际（关系）史学科产生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特别是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中心，关于20世纪国际史的的标准叙事是从一战的起源开始，然后是大战、凡尔赛的和平、大危机和法西斯的崛起、二战、冷战的起源、冷战时期的热战、美苏缓和与冷战的结束。这一基于现实主义国际观念的标准叙事把国家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解释国家间冲突成为学者的主要任务，而其他国际事态要么不在学者的视野之内，要么被放在战争起源的框架内加以理解，从而丧失自身的意义。比如国联的历史地位是被放在二战起源的框架内来理解的，因其在阻止战争爆发上的无能为力而被视为一个失败的组织，而国联在促进国际合作和培育国际主义意识等方面的作用则很少被人提及。同样，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态都被纳入到冷战和美苏对抗的框架中去考虑。用入江昭的话说，“国际事务中的每一个事件都被放在冷战的框架中，被理解为是增强了或是削弱了这场对峙中某一方的势力。就国内发展而言，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被看作是受到了冷战紧张关系的影响，或者说反过来推动了冷战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共同体》英文版，第61页。后面引自该书的文字仅标出页码) 解释20世纪国际史的这种传统范式在国家间冲突主导国际关系的冷战时代无疑具有其正当性，也使国际关系史成为显学，吸引了大批的学者和学生。但是这种传统的国际史叙事把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间的冲突置于优先与核心地位，实际上无视20世纪国际关系其他方面的重大发展，极大地遮蔽了人们的认识。20世纪不仅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和冷战，经历了美苏之间的核对峙和意识形态对抗，同时也见证了诸多国际组织的成长、各种团体和个人促进国际相互理解与和平的努力。在战争硝烟和对峙仇恨的背后是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意识的成长。而这些在20世纪国际史著作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特别是当代，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削弱，影响国际事务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最大事态是全球化，而不再是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主要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国际史叙事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人们需要新的国际史叙事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当代国际事务，特别是全球化现象。 入江昭的《全球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20世纪国际史的范式，该书关注的不是民族国家的行为，不是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而是非国家行为体，即国际组织自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的活动。入江昭试图“描述国际组织在一个正日益全球化或成为全球化的世界中的作用”（第8页），他在书中把国际组织分为两类：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前者包括那些国家之间通过正式的协定建立的、代表其相应政府的机构”，而非政府组织是指“自愿的非政府、非赢利、非宗教、非军事的团体”。由于非政府组织数量众多，作者将重点放在六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即从事人道主义救助、文化交流、和平与裁军、发展援助、人权，与环境保护的组织。（第6页）。入江昭在书中论证说，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共同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国家追求安全、市场、荣耀等国家利益，并导致了战争和冲突，而国际组织自19世纪末以来却积极从事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扩大发展援助，保护环境和捍卫人权，其活动促进了人类团结互助与相互依赖意识，对20世纪人类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在20世纪国际舞台上的核心事态与其说热战与冷战，还不如说是国际组织带来的不断加深的国际互动网络和全球共同体的兴起，至少后者与前者同等重要。 从第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World Alliance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于1855年成立起，国际组织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获得空前的发展。据国际组织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统计，在1909年，世界上的国际组织共有213个，其中非政府组织有176个，政府间组织有37个。 到2000年，国际组织的数量已达53821个，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已达47098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则有6743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占国际组织的87.48％。 国际组织在解决全球问题，参与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被视为第三种国际政治力量，是全球市民社会兴起的标志。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的爆炸性崛起极大地改变国际关系的生态，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国际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事态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崛起带来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 “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其“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相当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后期的意义”。 国际组织在当代人类生活和国际政治中如此重要，历史学家无疑有责任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以及追寻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但是，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国际组织， 冷战结束后，对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的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更是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显学， 可是直至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历史学学家关注国际组织的问题。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与其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严重程度形成鲜明的反差。有鉴于此，入江昭以其一贯的对学术前沿和新的学术生长点的敏锐把握能力，开始从历史的视角对国际组织进行研究。入江昭称他写作此书的原因有三个： 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自从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国际组织无论是在数量上、 范围上、 还是活动的多样性上都在稳步发展，以至于若无视国际组织，则无法理解当今世界。其次，大多数关于现代世界事务的著作，尤其是历史学家的作品，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此学术空白必须得以填补。最后，以国际组织、而不是民族或国家为分析的单位，这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而也使得我们得以重新阐释世界现代史。（第1页） 从入江昭给我们提供的观察和研究20世纪国际史的新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对人类生活和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但却长期被忽视的力量、事件和事态，同时对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事态赋予新的意义。比如国际组织过去通常被认为是促进国家利益的手段，但是在入江昭看来国际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了跨国性的关切并进而加强了人类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意识”（第7页）。 20世纪3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但入江昭指出，其实“在30年代国际主义的精神从来没有消失”，“全球意识由于非国家行为体为维护一个世界的理念而做出的英勇行动得以幸存”。（第36页）从冷战为中心的视角来审视，20世纪50年代无疑是地缘政治冲突极度紧张的年代，但是，入江昭告诉我们，实际上在50年代还存在很多“其他与冷战无关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化。“50年代全球化是比地缘政治现实更具渗透力的力量，在冷战之外，它推动了一系列的发展。”（第62页）其中包括欧洲一体化进程、活跃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和非殖民化运动。这些都与冷战无关或主要不是由美苏之间的对抗来驱动的。特别是“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比以前更加活跃”，“它们试图将世界从一个两极化的分裂状态转向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第65页）“它们的大部分活动都与大国政治无关，但是它们对世界各地繁荣与福祉的影响却并不亚于冷战。”（第73页）入江昭还提出，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审视，战后国际关系的转折并非发生在90年代末冷战的逐渐结束，而是开始于70年代世界事务的新变化，包括美中以及美苏关系的缓和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纳入国际共同体中，东西方人员和信息交流的增多，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成长等。这些新变化导致世界各个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整合在一起”，“国际关系的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第127页)入江昭后来更进一步认为，人类历史从1970年开始进入当代时期，也就是说，当代不是始于苏联的解体，而是“1970年左右”。 入江昭这一系列新解释尽管不会得到所有学者的赞同，但却是发人深思的，让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20世纪国际关系的历史，从而发现新的史实和意义。《全球共同体》无疑是入江昭对国际史研究的另一个原创性的贡献。 《全球共同体》不仅为历史学者提供的新的关于对国际组织的丰富知识和观察20世纪国际史的崭新视角，同时也为研究国际组织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历史的视野，因而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大多数关于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都是非历史的，把冷战后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视为一个崭新的现象，而少数关注早期国际组织的学者则很少意识到国际组织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的，更没有将其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入江昭既借鉴了社会科学家自70年代以来开始的研究国际组织的成果，又对国际组织的演变和全球化进程进行了宏观的历史思考，有助于历史学家与国际政治学家进行对话。 二 入江昭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全球共同体。他把全球共同体定义为“一个基于全球意识的跨国网络”，“这一全球意识指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即存在一个超越不同国家和民族社会的更为广阔的世界，任何个人和团体在那个更广阔的世界中都共享一定的利益和关切”。而国际组织则是全球共同体的“制度形式”。（第8页）在他看来，国际组织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们影响了国际关系和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是还在于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组织（无论是政府间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是以与国家完全不同的方式发挥其影响的，因为“政府间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产生需要一个前提，即各国和各族人民必须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有着超越国家界限的某些利益和目标，并且通过资源共享和实行跨国合作（而非个别国家的单方行动）可以最好地解决他们的许多问题”（第9页）。 民族国家关注的是自私的国家利益，它们对权势、荣耀和利益的无休止的追求带来的是冲突、战争和世界的分裂；而国际组织追求的是国家间共同利益和人类整体福祉，它们对全球公共问题的关注带来的是和平、和谐与相互依赖意识，在入江昭看来，是全球共同体的萌芽和成长。 要把握入江昭的思想，需要理解“全球共同体”这一概念。“全球共同体”不同于 “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或system of states），甚至也有别于我们经常听到的“国际社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或society of states）。一般说来，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国家交往和互动就会形成国际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都是国际体系。国际体系与全球共同体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仅仅是民族国家，同时国际体系也不需要参与者拥有共同的文化与行为规范。 “国际社会”比国际体系更进一步，强调成员之间共同的文化、利益与和规范。该概念最杰出的阐释者是已故的牛津大学教授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他在其名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提出，“当一组国家意识到具有某些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认为自己在处理相互间关系时应该遵守一套共同的规则和实施共同的运行机制时，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也就是国际社会。” 这一国际社会不同于只要有两个以上国家交往及其相互影响就会出现的国际“体系”，它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或文明基础上，至少也是建立在某些共同的文明要素基础上：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认知模式和对世界的理解，共同的宗教，共同的伦理标准，共同的审美和艺术传统”。 希腊城邦国家体系就是最早的这种类型的国际社会，战国时代的中国诸侯国体系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国际社会，而现代国际社会最先出现在欧洲，然后水者欧洲的扩张逐渐扩展到接受欧洲文明标准的其他地区，在二战后则扩展到了全球。 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中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还“外溢”到实践层面的国际关系话语中。在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中，“国际社会”作为一个含义模糊但却广泛使用的词汇通常是指世界上所有国家，经常被一些国家领导人用来呼吁各国联合起来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承担共同责任，如尊重人权、防止环境恶化、应对经济危机等。有时“国际社会”也指某一特定的国家集团，此时往往是某一国家领导人用“国际社会的意愿”这类措辞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把自己或自己所属的国家集团的主张说成是国际社会意愿，以使该主张获得正当性而被普遍接受，如美国在处理伊朗核危机和朝核危机时经常称伊朗和朝鲜两国“无视国家社会的意愿和要求”。这里的国际社会通常是指反对两国发展核武器的国家集团或联合国安理会所代表的国家，而非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大部分国家。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公开文件中经常使用“国际社会”这一概念，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西方国家的意愿与立场。这种特定语境下的“国际社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辞令和权力政治话语。 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概念，还是作为一种公共辞令，“国际社会”的含义与入江昭书中所讨论的“全球共同体”都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核心词汇是“共同体”(community) 。“共同体”是指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社会内聚性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群体，参与者通常具有共同的成员身份和情感纽带，在共同体内部可以实现自己的需要并通过发挥自己的影响来获得自我实现，也就是说具有强烈的共同体意识（sense of community）。 民族和国家通常被认为是这样的共同体。西塞罗谈到民族和国家时说：“一个民族并不是随随便便一群人，不管以什么方式聚合起来的集合体，而是很多人依据一项关于正义的协议和一个未来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而联合起来的一个集合体。” 入江昭在书中所描绘的由国际组织和全球化进程所催生的全球共同体具有类似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初步特征，它也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共同的情感与社会纽带和利益关切，甚至是共享的（全球）身份基础上的。而国际社会显然不是这样的共同体。布尔的国际社会理论虽然强调社会成员，即主权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但这种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与共同体成员之间共享的利益和价值观在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布尔所说“共同利益”是指该社会的成员都渴望获得安全，都需要保持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希望国际协议和国际法能得到遵守，都希望限制使用暴力，而非追求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价值观”也是指国际社会中的成员都认同所谓欧洲的“文明标准”和“文明”准则，而并非是指在正义、平等和自由等方面具有共同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的成员之间缺乏共同的归属意识，也没有共同的情感纽带。共同体内部的成员通常享有自由和安全，而在国际社会内，自由与安全恰恰是稀缺资源。 因此，国际社会与全球共同体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如果说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主权国家，而全球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则是跨国行为体，包括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从这个角度来看，布尔的国际社会理论虽然不是霍布斯式的，但也并非康德式的，而是格老秀斯式的（Grotian），也就是说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布尔仍然把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甚至是唯一行为体，仍然把国际关系视为国家间的关系，赞同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甚至视战争为国家政策的正常工具。而全球共同体体的思想基本上是康德式的，主张建立起超越民族国家主权或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治理结构。其二，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强调的是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国家文化的特殊性，而由跨国行为体组成的全球共同体关注的是人类共同利益、全球公共问题和普遍的正义，代表了理念、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一致和趋同。其三，国际社会奉行的是主权至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在全球共同体只有打破主权这些原则才能建立，无论是政府间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实际上都把关注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视为理所当然。其四，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由于国家对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追求而内在地蕴藏着冲突，而由跨国行为体构成的全球共同体孕育的是友爱、互助、合作精神和相互依赖意识。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带来的是国家之家的相互隔绝与不信任，而全球共同体以打破国家界限和实现相互合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其五，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主要关注国家安全；而全球共同体主要关注“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也就是保障世界各地的人们免于环境伤害、免受人权暴行和各种歧视。 全球共同体虽然并不能取代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但它是国际社会并立的世界共同体，并且在逐渐侵蚀主权国家的影响力和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已经存在数百年的国际体系，并使国际关系进入了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 那么，为什么国际组织的发展能够促进全球共同体的产生呢？ 首先，合作与相互依赖是任何共同体产生的前提，而国际组织培育的就是是国际主义思想和全球相互依赖意识，这与主权国家强调国家的特殊性和大力培育民族主义精神截然不同。从19世纪末开始，国际非政府组织就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从事跨国的活动，以世界一家、和睦共处的观念在战争的间隙从事国际主义活动。入江昭在书中对此有大量的描述，他这样赞扬国际组织的活动： 当个别国家破坏和平，或企图把地球分割为自足的（self-contained）帝国，或专注于民族统一和强大时，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就代表了世界的良知。在一个经济与政治全球化（在战后重续其进程）受到了看似全球军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挑战的年代，全球意识由于非国家行为体为维护一个世界的理念而做出的英勇行动得以幸存。(第36页) 第二，与首先关注获取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主权国家不同，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的是人类正义和主权国家长期忽视的全球公共的问题。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不仅在活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其关注的问题也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狭隘利益范围的全球事务，包括实施人道主义救援、拯救难民、防止环境恶化、保障基本人权、反对各种歧视、保障社会正义和防治流行性疾病以及建立国际规章和进行跨国治理等等。这些全球性问题本来也是需要主权国家参与解决的，大部分全球性问题甚至是主权国家行为造成的，但是主权国家的政府由于其复杂的国内政治考量和狭隘的利益诉求，往往在应对全球问题方面行动缓慢，效率低下。而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考虑，突破主权与国界的限制，对全球性问题做出迅速反应，因而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还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某种制度安排，与地方和国家的行为体一起形成一种全球治理网络，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国际组织关注人类正义，提倡团结互助和公民参与的文化使其成为促进和平和的巨大力量。正如入江昭在书中所言，国际组织“唯一的武器就是理念、勇于担当和志愿服务。他们没有在军队上花费数十亿，也没有参与大规模屠杀。他们是文明的社团，所以他们的使命也就是要把世界转化成一个文明的共同体。”（第192页） 第三，民族国家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追求弘扬自身独有的价值观；而非政府组织培育的是人类共同的信仰和关切，努力促进国际社会共享的价值观。民族国家要求其成员把国家作为最高的忠诚对象，而非政府组织要求超越狭隘的国家忠诚，服务于更大的人类共同体的利益。国际组织关注和应对的往往是国家难以解决或不愿解决的问题，同时他们还经常通过扩大和传播对某一国家国内问题（如人权、环境恶化、疾病）的国际关切,成功地把这些问题移出该国国内管辖的范围,使之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干预的对象，因此国际组织，特别市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往往起到削弱了国家忠诚的作用，有利于培育全球共同体意识和新的全球身份。 第四，国际组织的活动正在逐渐提供超越主权国家和政治忠诚的法律、规则、程序和机制，其目标是通过提供在全世界都能应用的不受特定的国家和地方法律限制的普遍的正义标准来建立一个无疆界的世界。在国际组织的努力下，一个注重人类整体利益，多层次的、网状的全球治理结构正在形成。 全球共同体最深厚的基础是全球身份（认同）的形成。在是否存在一个全球身份问题上，学界是有争议的。一些学者认为形成全球身份是困难的，因为“集体身份是以共同的记忆和代代相传的意识为基础的，因而总是与特定的历史经历相关联的”，而人类缺乏共享的全球历史经历与记忆。 但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并非是形成集体身份不可或缺的基础，很多后来移居美国的族群与原来的盎格鲁－萨克逊族群并不共享一种集体记忆，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对美利坚共同体的认同。实际上，共同的命运、关切和理想也可以建构共同的身份意识。如果把全球身份作为对国家身份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全球身份是可能形成的。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全球公共问题而不是自私的国家利益为关注对象，其活动不仅反映了人类共同的关切，实际上也在塑造共同的命运，培育共同的记忆，因而促进了全球身份的生长。 正是基于此，入江昭提出，“就国际组织有效地反映了跨国性的关怀并进而加强人类全球范围内相互依存的意识而言，它们可以说是正在创建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不同于主权国家和民族构成的世界”，也就是全球共同体。（第7页）他在该书中通过梳理国际组织自19世纪末期以来的兴起和发展考察了全球共同体的萌芽与成长，解释了全球意识的演变及其意义。 毫无疑问，全球共同体仍然在形成过程中，它还不能取代主要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构成共同体的一些要素，包括共同的文化、身份和象征仍很薄弱。但是，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悲观，国际组织的持续努力，包括学者发明的“全球性话语”（global discourse）正在培育和传播超越国家界限的人类共同关切和全球意识，帮助我们“想象”和“建构”一个不断扩大的全球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入江昭教授写作《全球共同体》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建构全球共同体的努力，其书中的思想也就成了“全球性话语”的一部分。如此说来，作为活跃在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舞台的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不仅是在“记录”历史，他也在“创造”历史。 三 作为第一部研究非政府组织的历史著作，该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也许是受到研究国际组织的政治学者的影响，入江昭对国际组织的研究是功能主义的， 即主要阐述各个时期国际组织的功能、活动和作用，而对这些国际组织究竟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和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则语言不详，甚至关于国际组织如何培育全球意识和促进全球共同体的成长分析也不够透彻与深入，这对一部试图重新解释20世纪国际史的著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同时也不免让读者对作者的一个重要论述——国际组织的活动是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的核心事态，至少不亚于冷战的事态――表示怀疑。无疑，读者希望看到，国际组织作为整体在20世纪国际史上究竟是否以及如何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生态与格局，由国际组织所构成的全球共同体又是怎样一步步演进，并不断侵蚀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的。 该书的第二个问题在于，作者对国际组织――无论是政府间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抱有过分的乐观和理想主义态度，而没有看到国际组织自身的问题，包括国际组织与权力政治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国际组织之间的矛盾与相互竞争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国际组织，特别是政府间组织构成“一种权力结构，使权力不平等关系制度化”，如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同时，也“反应了大国的偏好”，成为大国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工具。 同时也有不少国际非政府组织受到本国政府的资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另外，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在西方社会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是建立在西方世界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基础上的，并在西方宪政民主、结社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逐渐壮大的，因此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体现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即一种“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内嵌于非政府组织议程与活动中的自由主义以及建立在这种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正义和伦理观念是否具有普适性也是有争议的，这也导致它们在从事跨国活动和实施其议程的时候并非总是伴随和谐与合作，有时也带来与非西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如何合作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协调相互竞争的议程和相互冲突的利益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入江昭在该书中无疑没有看到国际组织的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文化国际主义者，他显然过于乐观，对国际组织在一个多世纪的活动给予了毫不保留的赞扬，甚至相信国际组织的活动会导致人类千年王国的到来。 尽管《全球共同体》并非尽善尽美，但有足够的理由把它视为一部重要的国际史著作。它不仅告诉我们很多过去不知道的历史面相，而且对20世纪国际史做出了新解释，提出了全球共同体这一重要概念，实际上具有展示史学新范式，即“示范”的作用。该书也启发我们去思考历史学者如何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知识和灵感，如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实现学术创新，归根结底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原创性研究回答人类面临的问题。《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的好：“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 《全球共同体》就是一位杰出历史学家为更好地理解和应答我们时代的新问题（全球化）而书写的历史著作的典范。 （入江昭著《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刘青、严子龙、李静阁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