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痛悼益友杨生茂教授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1:11:25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2010年5月4日，老友杨生茂教授仙游，噩耗传来，沉痛难已。除即电杨令侠教授致哀外，月余以来，总感到于情于义，我是不能不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的。 杨生茂教授是享誉中外的著名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专家。他的为人，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德高望重，亮节清风；他的治学，严谨勤奋，求真务实，著作丰富，史林仰止。这些，他的高足李剑鸣、王晓德、任东来、王玮等和他的女儿令侠已有较详实的论述，无庸我再费言。我这里只想从我们32年来的亲密交往和诚挚友谊中，选择几件非常值得一提的、可能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事件，予以回忆。 一、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实际领路人 据我所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杨生茂教授是第一个到美国学习美国历史的学人。他于1941年前往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就读，1944年获得历史专业学士学位；1944年到1946年在斯坦福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Thomas A.Bailey）研习美国外交史，并获得硕士学位；1947年回国，9月到南开大学任教，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64年，他创建了全国两个美国史研究室之一（另一个是武汉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室）。他虽不喜显露锋芒，但事业心非常强，对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有他自己看法。他的学生李剑鸣教授认为，在他看来，“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决不仅仅是为了求取知识，而涉及民族文化的建设、爱国情感的培育和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因此，中国人绝对不可只用从外国引进的教材，只读外国学者撰写的著作，而要有自己的历史解释方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1]。他不独想自己在美国史研究中作出重要的贡献，还想为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工作发挥作用。因此，他平时对全国美国史研究的概况一直很留心，并且有所了解，还醞酿着一些如何加以促进的意见。在改革开放的东风初拂、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得到一定的重视时，1978年4月24日，他来武汉大学访问，会见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厪教授，希望南开和武汉大学联手推动全国美国史的研究工作。吴于厪宴请他时，请我作陪，这是我们第一次相识，彼此一见如故，隨即鱼雁常通。 这年夏天，在天津召开的史学规划会议提出建议：关于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史》的问题，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个头。照当时的情况，我认为由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室来牵这个头比较合适，因为作为南开美国史研究室主任的杨先生对美国史而言，是科班出身，而我们美国史研究室则没有一个美国史科班出身的人。南开美国史研究室10余年来作出的成绩，对全国美国史研究概况的了解，都走在我校美国史研究室的前面。但是，同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罗元铮副所长因事访问武汉时，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邀请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计划委员会、武汉大学等单位座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一个全国一盘棋地建立外国问题研究（和资料）中心的计划，比如在上海建立西欧研究中心，在吉林建立日本研究中心，在四川建立印度研究中心，在武汉建立美国和加拿大研究中心，等等。根据这个“全国一盘棋”的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数次派遣冯修蕙副书记专程来到武汉大学，力促我校美国史研究室将牵头的任务承担起来。我们数次表明我室力有未逮，未被认可。这样，我和武汉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室就承担了这个牵头任务，并负责筹办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筹备会议和成立会议，我被选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六卷本《美国通史》两总主编之一，具体组织编写《美国通史》的工作。 杨生茂教授虽然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美国通史》两总主编之一，但名义上他不是组织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通史》的牵头人，他却不计较名位，只是默默地做出贡献。实际上，应该说他是当时中国美国史研究工作的真正领路人。比如，在1979年4月21—26日美国史研究会的筹备会召开前，我多次写信向他征求意见，他也主动来信提出意见，详细讨论并确定了会议的发起单位以及参加单位，会议的议题和开法等。他对开好筹备会起了很好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筹备会上，他主动地就中国美国史研究以往以及现在状况、研究力量协调问题、美国史综合研究问题、以及资料整理和理论准备等问题，作了大会发言，为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新阶段指出了一条道路。可以说，当时中国能够作出这份报告的，只有杨生茂。 筹备会到成立会期间，我们不断地通信，他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有用的建议。 在编写《美国通史》的问题上，当时绝大多数的美国史研究工作者，都对此前的美国史著作是不满意的。因此大家对于编写新的《美国通史》应该遵循一些什么原则，应该在体例上有什么规范，都各抒己见。但是，杨生茂对这个问题特别重视，他鉴别吸收西方特别是美国史学家的经验，提出了更有系统的、弥补此前美国史著作不足甚至纠正此前美国史著作错误的意见。成立会上讨论制订的《<美国通史>编写计划》，我记不清楚他具体起了什么作用，但在1980年烟台年会上，他却提交了一篇“编写美国通史的规格要求”的文章，经会议讨论后，又由他整理成《<美国通史>编写原则和体例说明》这一文献，供各校参考。这份材料后来成为了大家撰写美国史著作的指南。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和成就，是老、中、青三代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至少在开创初期，杨生茂教授是不声不响、不张不扬地起着中国美国史研究领路人的作用的。 二、在组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通史》工作中我俩的精诚合作 在我负责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日常工作、研究会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10年间，在我组织编写六卷本《美国通史》的24年间，杨生茂教授始终是不计较名位、把这些工作当成他自己负责的日常工作一样，与我精诚合作的。只要是秘书处以研究会名义开展的工作或提出的任务，他和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总是积极响应、承担。以1981年为例，根据我的日记，当时我们通信非常频繁，基本上都是讨论研究会和《美国通史》编写工作的，但因日记内容太简略，大部分讨论内容已不可考。现在有记录的仍有下列几件事。5月间，他在南开召集了《美国通史》前3卷编写人员工作会议，讨论了前3卷的详细提纲，准备尽早印出来，作为示范之用。9月间，他调了11名1977届同学，调查1945至1980年天津市的美国史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为研究会配合美方编写《1945－1980年美国以外世界各国美国史研究指南》的中国部分提供资料。11月10日，他复信给我，答应为研究会举办的《美国史译丛》杂志编译第2期。也是在这一年，他还响应研究会为会员提供研究参考资料的号召，编印了《美国史论文索引》(1945－1980·10)。 在共同编写六卷本《美国通史》方面，杨生茂更为关心，考虑问题也更加细致。比如，1985年，杨生茂和我作为总主编，对各卷已完成的部分初稿、特别是样章进行审阅后，认为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乃于1986年2月会同责任编辑邓蜀生致函各卷分主编，要求根据有关文件“对全书指导思想、内容和质量再进行一次彻底检查”；体例一定要根据有关文件做到规范和统一；必须注意文字的逻辑性、科学性和风格的统一，杜绝硬伤。 又比如，第六卷《战后美国史》，是《美国通史丛书》的第一本书，关系到将来六卷本的整体声誉，因此杨生茂对此书的质量非常重视，而我们几位作者过去并不是研究美国史的，所以每一章写完以后，我们都把书稿寄给他，请他提出意见。不独如此，他还对此书的统稿工作极其慎重。为了使我们能够全心全意、不受干扰地进行统稿，他托朋友找到中央党校的一个宿舍，由我带着助手李存训和何宏非，和他一起在那里借住。从1987年7月9日到8月4日，我们离开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那里关闭了一个月，排除所有杂事，一字一句、一节一章地审读书稿。大家有意见就提，时有争论，但因彼此开诚布公，最后总能达成一致。 统稿工作完成以后，根据统稿期间大家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我计划花半年时间修改补充《战后美国史》。他对此也很关心，我一回武汉，8月8日，他就写信给我提出3点意见：1、对美国和苏联要不偏不倚；2、注释最好不要夹在正文里，都改成脚注，让正文显得干净利落，便于阅读；3、在运用“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主义”这一新名词时，最好用在关键性的地方，让它起画龙点睛的作用，使读者印象深刻。除此以外，他还担心两件事。一是我的任务繁重，休息、睡眠时间不足，劝我要注意劳逸结合，保持健康。另一件是人民出版社觉得我们书稿的篇幅太大，要求我们压缩到50万字，但两位合著者都舍不得砍掉自己的撰写成果，让我很是为难，他劝我要心情放宽些，不必为这些小事烦恼。 再比如，按照六卷本《美国通史》两位总主编的分工，杨生茂主要负责前3卷，我主要负责后3卷。但杨生茂不独对他主要负责的前3卷很关心，对我主要负责的后3卷同样关心。他对我和李存训撰写的第5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的每一章，都进行了仔细审阅，有了明确而深刻的了解。因此，1993年1月5日他写信给我说：“第5卷是你费尽心血和精力的结晶，以你的博览群书的精大体制和游刃精细的治史方法，……（已）为美国史学界作出杰出贡献。此点无可置疑，故觉无必要耽误时间去统稿，……”。顾学稼教授主编的第4卷，由于大大超过规定时期不交稿，他和我一样着急，一再去信催促。后来在责任编辑邓蜀生的最后通牒逼迫下勉强交出的书稿第1章，他和我一样进行了仔细的审阅和大量的修改，并坦率指出仍不够出版水平，要求作者和主编进一步加工。此时顾学稼称病赴美就医，尽管他一再道歉，却无法承担加工任务。这样，杨生茂便和我商量，要求顾提出正式委托书，由我们寻找适当人选帮助或代替他任第4主编，这个问题才得到最后解决。 综上所述，本节开头我提到的杨生茂教授由于事业心极强，丝毫不计较名位，在创建和经管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组织编写六卷本《美国通史》方面始终与我精诚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我和杨生茂日久弥笃的亲切而真挚的友谊 从1978年4月起，直到今年5月生茂仙游，这32年来，由于两人思想、性格相近，彼此一见如故，此后相知日深，更互相敬爱，互相关心，事业上合作顺利，感情上日益亲切而真挚。1994年9月17日，生茂在来信中说：“这多年，你我合作很顺当。你为人直率，勇于援助别人。我从你的治学精神和思维敏睿方面学到许多东西。你的胸怀和度量均很宽厚，心仪已久。”他的这些对我的过誉之词，用于我对他的看法，倒是恰如其分的。现在回忆起这32年友谊，许多感人事例仍历历在目。由于思想、志趣相似，彼此几乎欣赏和珍藏着对方的全部著作。即使是不准备公开发表，仅用以抒情咏志的诗、词、小品，也不计巧拙，不怕见笑，即时寄与对方交流，真正做到了心心相印。彼此欣赏对方作品时虽不吝誉词，比如上节提到的他对我撰写的《美国通史》第5卷的赞扬；1997年1月读了我的“评《中国可以说不》”一文后，27日来信说：“你眼光敏锐，这是文章受到好评的原因，又能仗义直言，口快心快，令人赞许”； 1998年5月21日来信说：“接读‘85述怀’诗，‘不辞消得人憔悴，好把余年作警雷’，壮哉斯言也”，6月11日又来信说：“接时论4篇，忧国忧民之情溢于纸端，尤见宝刀不老，灿烂耀眼如明珠。老人的精神和品格令人向往。”我读他的著作也不吝誉词，但我给他的信未留底，举不出实例。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这种作派并非公开互相欢捧，沽名钓誉，我们只是在私人信件中情不自禁地表达读对方著作后的感受而已。 由于思想志趣相似，友谊日深，我和生茂对于彼此的冷暖，彼此的喜怒忧乐，往往感同身受。1980年，我冒着风险，写了一篇委婉肯定罗斯福“新政”的文章：“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由于此文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罗斯福“新政”的看法不同，找不到发表的报刊，颇为灰心。生茂知道后也为我难过，于是积极促使天津的《历史教学》杂志发表了。1989年3月30日生茂来信说：“Bush(布什)来京时，电台广播了你翻译他自传的事，这一新闻令许多老友感到喜悦，想也是珞珈山传颂的佳话。”实际上，珞珈山并未传颂这件事，我也完全不知道有这事，只是生茂为我高兴了一阵子。1992年6月1日生茂来信说，他的女儿令侠在《采凤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刘末的道路”，文章的内容是介绍我的小儿子刘末自学英语成才，并能以翻译作为自己谋生的职业这一过程的。他听到此信息后非常为我高兴，因此写信来祝贺。 困扰和振奋生茂的事，同样使我感到困扰和兴奋。有个时期，他的小儿子毋视他的劝告，不好好学习和工作，自暴自弃，就靠他养着，优游岁月。他难过，我也揪心。1997年7月10日他来信，附“八十自述”一首：往事如烟云，功过自难寻。莎翁“生”“梦”观(注：指莎士比亚Life is but a dream一语而言)，不合老汉情。汹涌沧海行，幸好不迷津。若问何所依，只缘澹泊心。我体会他对自己80年来的生活和事业是无愧于心的、是滿意的。我不禁为他感到轻松愉快。2006年，南开大学准备为他的90华诞举行盛大的庆祝会，我感到高兴，虽不擅长书法，还是禁不住用何子贞礼器碑体写了个条幅，表示祝贺，上书此前我留赠他的七绝一首：乌烟瘴气缀寰中，岁月峥嵘一老松。心事浩茫连广宇，虫嘶鼠唧付秋风。 谚语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恨矣。我和杨生茂教授，诚可谓知己也。我这里所谓知己，就是可以互相交心的人，是愿意向其诉说“不足为外人道”的心事的人，是向他诉说心事后不担心他背叛自己的人。除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六卷本《美国通史》的事务外，大至国事、天下事，小至家庭琐事和个人心事，我们都愿意向对方倾诉，而且丝毫不担心“祸从口出”。这样的事例太多，不胜枚举。我这里只举两件事例来予以概括的说明。1993年4月下旬，我被邀请到南开参加生茂的博士生论文答辩会。会后，临别前夕，他向我尽情倾诉，以至于像他5月2日来信所云：“若干年来未曾若斯敞开心扉，促膝碎语，故晚间通宵未眠，次晨未能去谊园送行，尚望见谅。”1997年7月10日他在寄诗信中说，这首诗是他答谢八十寿辰聚会诸朋友之作。“你虽然未与会，但我在思想上认为你在场光顾了。这种奇特的精神感觉，或许由于你不在场而感到欠缺之故。” 由以上所述，说我和杨生茂教授互为知己，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2010年7月5日于求索斋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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