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光辉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8:11:32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我于1977年夏天在杭州高中毕业，在年底的高考以后成为了北大世界历史专业——准确地说，应该是“外国历史专业”——77级的24位学生之一。 我们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接触的世界史老师，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魅力四射的群体。和北大的其他教师一样，他们不仅传授知识，他们教给我们理想，教会我们鄙视肤浅和追求深刻。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让我们的视野转向了国学以外的境界，同时又教会我们关注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当年的马克垚老师，应该以英气逼人来形容，还不是今天这样可爱的慈眉善目。他经常提醒我写文章要思路清楚和概念准确，不要“糊里糊涂”，使我现在还有过分小心推敲字句和界定概念的“后遗症”。如果非要说一个故事，我始终记得“世界中古史”的第一节课，但不是那节课的内容，而是那节课的开始。马老师说起自己短暂学习机械工程的经历，说起他如何改变初衷研究起了历史，说到他少年时期经历的战乱，希望我们能好好学习，知道怎样能够让国家变得富强起来。这样的开场白，现在的学生也许会觉得过度理想主义了，但是对77级的学生，起码对于我，是具有鼓动效果的，而且难以忘怀。北大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地方。在大二，我们听过潘润涵老师的课，他面色鲜红和兴奋忘情地讲述着“阿芙乐尔号”那一声炮响。到了大三，同样留苏的徐天新老师却对前苏联农业政策的失败，做出冷静、深刻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从讲授古代两河流域的周怡天老师，到讲授亚非拉历史的郑家馨、林被甸老师，我对所有世界史任课老师的共同印象，是他们的感染力和抑制不住的奔放热情。这里有他们的形体语言，也有他们的语气和语调，更有他们炯炯有神的目光由讲台照射下来。尤其在每次听潘老师讲欧美近代史的革命运动以前，我都觉得应该敦促自己进入一个振奋的状态，否则真对不住讲台上慷慨激昂的老师了。潘老师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和其他很多同学其实都很怀念他的理想和奔放热情。无论大家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是什么、会有什么变化，他的激情是永远让我们感动和怀念的。他也知道我喜欢长跑，曾经鼓励我要跑更多距离，说，“你每天就跑一点点，还吃那么多，越来越像个小胖子了。”真希望他在病好以后，也和我一样每天跑跑步。 1949年以前的中国高校没有系统建设过外国历史学科，我们的学科建设基本上是新中国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苏联专家和留苏学生的贡献，也得益于引进的大批苏联教材。除了厚重的多卷本通史教材，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和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的《中世纪史》等专门史教材，都为学生提供了相当详细和专门的学习材料，许多都是七、八百页厚。这种规模和深度的外国历史学习和研究，在这以前的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群像罗荣渠、马克垚、林被甸教授那样的、由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青年学者，一群像潘润涵、徐天新、郭华榕教授那样的留苏学者，一群像何芳川、何顺果和宋成有教授那样稍微更年轻一些的学者，实际上承担了在中国开拓外国历史研究的使命。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年青的学生和学者比较多地注意到，前苏联历史学以及我国50年代到70年代的世界历史研究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相当多的学生甚至不再读50和60年代翻译出版的前苏联历史著作，也很少有学生认真学习俄语。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我们那些老师闪光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他们在正常的对外文化学术交流几乎停顿的情况下严谨、认真的学习和研究的态度。最近我读到胡适与李大钊先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反对把“主义和学理当成宗教信条一样来奉行来顶礼膜拜”。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李大钊提出“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有更深切的社会关注吗？他这样的热切态度难道不是对照出了胡适的冷漠和麻木吗？回顾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所读的外国历史著作，西方学者的严谨细密是让人钦佩的。而前苏联学者以及我们的老师对“剥削和被剥削”社会现象持久而尖锐的批判，也同样值得我们铭记和继承。马克垚教授对西欧封建社会的研究和批判，潘润涵教授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讴歌和分析，徐天新教授对前苏联体制的解剖和评价，都在教会给我们学术研究能力的同时，教会给我们社会正义感和以及对社会公平的追求。 历史学系自然有拙朴的一面，即便是在做学问的拙朴之外。二院是历史学系在最近30年的办公地点。大家现在很容易忘却的，是这里曾经有鲜红绚丽月季花在每年春天和初夏灿烂开放，曾经是一个生机勃勃的野草园。当年的办公室主任老杨，是一个转业军人，有些木讷，但是非常喜欢伺候院子里的花草，他的园艺顺从自然，没有刻意雕琢。他还种了一些外形象兰花的黄花菜，开出很好看的金黄花朵来。他浇花的时候，我经常在边上和他聊天。老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他种的月季和黄花菜前几年还开放着。学校似乎在规划景观，院子里现在铺上了整齐的草坪，但是杂乱而丰盈的野草、月季和黄花菜却没有了。我很怀念二院往年随意舒展的树木和花草。 备注：作者彭小瑜于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学习，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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