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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麟：1931年10月生，哲学家，原武汉大学校长，现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先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哲学评议组召集人，全国普通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七五”、“八五”规划哲学组成员和“九五”、“十五”规划哲学组副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组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美国依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国际顾问等兼职。
“党中央、国务院邀请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创新创业创优人才代表赴北戴河休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还亲自主持座谈会，听取各位专家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意义非同一般。”谈起党中央、国务院安排的今年北戴河暑期专家休假活动，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心潮澎湃。这位睿智、沉稳的学者，今年虽已78岁高龄，但身体硬朗，精神饱满，思维敏捷，话语掷地有声。
最让陶德麟高兴的，莫过于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才培养工作的进一步的高度重视。“国际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谁在人才培养方面领先，谁的综合国力就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才问题作出的中长期规划，既有战略眼光，又有得力措施。这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陶老很欣慰地对记者表示。
人才的培养不同于工业品的生产，它更像是植物的栽培
陶德麟认为，人才工作是一项最复杂、最难做好的工作。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人才工作抓得好不好，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首先得有计划地抓好人才工作，着力推动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
未来十几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能不能抓住和用好这个机遇期，关键还是看能否充分发挥人才在科学发展中的第一资源作用，能否掌握好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
陶德麟对此感触颇深，他表示，人才的培养不同于工业品的生产，它更像是植物的栽培。古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有道理的。人才的成长需要有良好的土壤条件和生态环境，要营造出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氛围。
陶德麟进而指出，当年龚自珍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说得多么热切，多么沉痛！我们现在应该不拘一格地育才、识才，爱才，用才。“格”有大小之分。大格是不能不讲的。维护国家的统一，忠诚于自己的祖国，自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是大格。像钱学森、邓稼先这样一大批老一辈杰出学者就是我们的楷模。至于专业特点、治学风格乃至个人的性格，都不必拘泥于某种模式，也不必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其所长就行了。大家的长处都有充分发挥的广阔空间，交融互补，合力就大了。
识才大不容易。陶德麟不反对注重学历、学位等等，因为从总体上毕竟能反映人才的学识底蕴。但他认为绝对化了也不好。如果绝对化了，熊庆来当年就发现不了华罗庚，梁启超也很难推重陈寅恪。第一位的标准应该是实际的学养、水平、能力和实绩。现在高考是不是把总分看得太重？值得考虑。据说钱钟书、吴晗考大学时数学不及格，如果按总分，能不能录取就很难说。但事实证明他们是杰出的人才，如果拒之门外就失之交臂了。他主张对有特殊才能的考生开点口子，给学校和专家一些特殊处理的余地。对一些“偏才”甚至“怪才”，也应该不拘一格，为他们开辟成长的另类渠道。当然这也要慎重，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培养领军人才很重要，一般人才的培养也不能忽视
陶德麟对现在各地各部门出台各种政策，大力吸引高精尖人才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领军人才毕竟是头等重要的。一个杰出的领军人才可以占领一个领域的制高点，开辟一个新领域，带动一大批人成长成才。人才强国的一个最显著的标识当然是这种人才的水平和数量。发现、培育、延揽、重用这样的帅才和将才是特别关键的大事，花多少气力也值得。“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但他同时也强调，孤立地说“三军易得”也不大全面。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除了要注意培养和引进高精尖人才外，对于大量担负各种实际工作的一般人才，也要把对他们的的培养提到战略高度。没有一批高素质的队伍协调一致地合作，在现代条件下一个孤零零的杰出人才也很难有大的作为。
陶德麟特别指出，不同层次的人才都要精心培育，合理使用。比如高水平的中小学教师对一个民族的作用之大就是无法估计的。
不同学科的人才成长路径不同，人才培养需考虑特殊性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陶德麟对于人才培养的多样化也有着自己的深入解读。
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培养，与理工科领域人才的培养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各种学科也千差万别。人才的培养除了要遵循一般规律之外，还要估计到学科的特殊性，个人的特殊性，不能一刀切。
他对记者解释道，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固然有少年成名的，但恐怕还是大器晚成的居多，因为有的学科必须有多年的文献典籍的涵濡浸润，文字工具的充分准备，还需要有比较长期的生活阅历。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培养，以适当地放宽年龄限制为好。过去有些严谨的学者不到积累成熟时是不肯发表论著。黄侃先生就说他在50岁以前不发表论著（可惜他49岁去世了），但他是公认的大师。
陶德麟觉得，现在对中青年学者水平的评价指标似乎过于“量化”，要求也急了一些，例如现在要求他们不停地发表创新性的成果，规定每年必须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多少篇文章，甚至还计算字数，达不到标准就会在职称、荣誉头衔等等实际利益问题上“吃亏”，“冷板凳”坐不住。各种评估、申报、填表等等也耗掉了他们许多时间精力。这些都迫使他们不容易心无旁骛地钻研学问。陶德麟也常常听到他们的叫苦之声，他希望这种状况能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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