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坚持。
在近十年的讨论中，始终有一批学者坚持五种社会形态曾说，他们认为这种学说基本概括了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项观奇曾撰《论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形成》（37）一文予以论证。对于多线说，他们则予以尖锐批评。如《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在《多线说不是单线说》（38）一文中，批评多线说违背历史事实，认为，应当将东方社会分为两部分来看，一部分是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与西方基本符合于同一历史发展规律，另一部分是公社尚未解体、进化程度不等的后进地区，西方的爱尔兰公社、日耳曼公社、斯拉夫公社也属于同一范畴，这些小小公社的停滞性为东西方一定时期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所共享，同样应归于一元或单线发展的范围。有些学者还反对用单线说和多线说的对立来概括在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如林甘泉认为，无论多线说或单线说，都可做不同理解，多线说可以理解为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正是必须坚持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因此，多线提法反映不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复性，单线提法则易被误解为单一模式，从而忽视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39）。
四、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历史实际的关系问题
近十年讨论中，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观点，显得很纷杂，但概括起来，主要讨论了下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只有《序言》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直接提到“亚细亚生产方式”，但关于亚细亚、亚洲古代社会、亚细亚的公社所有制以至古代东方、东方社会的论述却相当多，那么，这两者究竟是不是一回事？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地理概念还是经济范畴？在五十年代的讨论中，针对此问题就形成了对立的两派。近十年讨论中基本上也是两派，一派认为马、恩的有关论述不是一回事，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经济范畴。如林甘泉认为，把亚细所有制和作为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完全混为一谈，这正是争论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症结；马、恩经常谈到的亚洲社会的一些特点，我们不能将其归结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说明，更不能据此得出亚洲各国始终停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结论（40）。田昌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一种社会形态，并不限于亚洲，亚洲各国也并非都具有这种社会形态，它在亚洲有地域与民族的限制，地域上指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民族上指亚洲的雅利安人（41）。另一派则相反，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亚洲社会、古代东方等是相同概念。但其中又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亚细亚”和“古代东方”都是地理概念，如黄松英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亚细亚’，就是指亚细亚（Asia）洲这个地理范围”，马克思是把具有共同特点的东方诸国的奴隶制总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确切一点，是“大多数的、基本的亚细亚”国家，而并非所有东方古国（42）。第二种看法则认为“亚细亚”、“东方”并非地理名词。如《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亚细亚”和东方社会的“东方”，在特定的含意范围内，都不是地理名词，将其理解为地理概念以实行所谓“古代东方”与“古典世界”两分法，从而使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生产方式相平行、相对立，这是不对的（43）。吴大琨在确认东方社会就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的同时，也认为“亚细亚”并非地理名词，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可以存在于亚洲以外的地区，如墨西哥、秘鲁（44）。
第二个问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包括中国？是否适用于中国？对此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完全否定的，如田昌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肯定不适用于中国历史，不仅如此，把第三世界千差万别的历史情况统统塞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作法也未必符合马克思主义（45）。胡钟达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虽然包括当时的中华帝国，但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46）。另一种意见则予以肯定。如吴大琨认为，中国应是与埃及、巴比伦等国家一样属于同一类型的古代东方国家，即亚细亚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最好例证（47）。庞卓恒、高仲君观点类似，认为“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故乡之一”，从春秋战国以后，直到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之时，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征的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的确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48）。
五、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展望。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几乎可以称之为马克思历史观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科学理论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同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都有密切关系，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学科联合作战，扬长避短，而研究这个问题的进展又会大大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自身的发展。近十年讨论中已经出现了多学科联合攻关的苗头，今后应使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已经讨论了半个多世纪，需要对它进行一番总结，以利再战。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对问题本身进行清理，进一步清楚研究的目标。多年讨论中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都被作为牵扯面很多的一个问题来研究，笔者认为应由两个问题群取而代之。一个问题群完全局限于思想史的范围之内，即必须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怎样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又对它进行了怎样的论述，而暂时不必考虑它与历史事实本身的对应程度如何。一个问题群则局限于历史事实范围之内，即我们如何对历史上出现的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社会有机体进行恰当的横向与纵向的分类，怎样恰当地对其予以分型和分期，怎样把握其社会结构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而暂时不必考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具体论述。这两方面成果的有机综合将会为解决问题打开坦途。当然，这两个问题群是很难彻底分开的，但在具体研究中至少可以有所侧重，有意识地区分两者可以使研究的问题的提法更为合理，减少盲区，也减少无谓争论，从而使研究取得切实的进展。
1982年以后，国内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虽暂处于沉寂之中，但有关论文的发表并未完全中断。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实践所带来的新的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形态问题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又为学术界所注意，仅仅为了改革的深入，也需要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进行大规模的研究与讨论。可以预见，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热潮很快会在国内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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