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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史学与佛教(2)

唐初道宣所撰的《续高僧传》,共30卷,是为续慧皎《高僧传》而作。因为唐是统一的王朝,因而他纠正了《高僧传》那种略北详南,而且视北朝僧人为“伪魏僧”(仅有4人)的偏见,把梁初到唐麟德二年(665年)之间的高僧均载入书内,正传485人,附见219人,所取资料非常广泛。北宋初年的《宋高僧传》(赞宁撰),内容并非宋朝的高僧传,而是从唐初到宋初的高僧,实际上是《续高僧传》的续本。正传532人,附传125人,9/10是唐朝僧人,对研究唐朝历史更为有用。
    玄奘是著名僧人,也是探险家、学者、翻译家。他不怕千难万险,为发展中印交通事业,为中印文化的交流,都有重要贡献。于是,唐代又出现了专门记载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纪传史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彦悰撰)。该书共分10卷,前5卷的内容是玄奘赴印度取经的事迹,后5卷的内容主要是他回国后从事译经与著述的情况。这本专著与《大唐西域记》互为补充,都对研究唐代的中西交通,中亚与印度的历史以及有关的各种情况有重要作用。所不同者,是《大唐西域记》以地方为中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人物为中心,虽然殊途同归,但各有特点,是不同体例的史学著作。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又记载了玄奘回国以后40多年间西行求法的一些僧人的事迹,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同样的社会意义。
    勿庸置疑,以上各种文献主要是与佛教史密切相关。但是,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佛教史是社会史的一个方面,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同时,佛教在中国的流行是受到统治阶级支持的,因而,佛教的中国化倾向必然带上历史的政治色彩。既然佛教与政治有关,有关佛教的文献必然也有社会史的内容。即使从狭隘的意义说,有些专著如《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对研究社会史中的中外关系,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人物等也有直接关系,从而视这些专著为史学文献是名正言顺的。《隋书·经籍志》中有关佛教的文献不少,《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中所列的与佛教有关的文献目录更多,当代史学家张泽咸教授把佛道文献都列入史料学范围②,都足以说明,唐代的史学著作中增加了与佛教有关的史书,是唐代史学的特点之一。
    佛教的盛行,丰富了史书的内容
    由于佛教的盛行,唐代史书的内容也较前大为丰富了,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增加了与佛教有关的各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古代史籍中的历史人物,最主要的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有在经济、文化方面有重要成就的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主要是记载这些人物。随着佛教的东来与发展,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从而出现了一些促使佛教发展的重要僧人,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与佛教的兴衰紧密相关的政治人物。
    专门记载高僧的名著,如《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顾名思义,即知其是记载著名僧人。即使是纪传体的正史,也增加了有关这些人物的内容或为其立传。
    鸠摩罗什,龟兹(新疆沙雅)人。其父是印度人,母是龟兹人。这些客观因素,当然有利于他了解印度、西域等地的情况。他7岁随母出家,由于聪明勤奋, 对佛教造诣甚深。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到了长安。他在长安的主要成就是译经。 这样一个对中西文化交流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在正史中也多有赞美之词。魏收说:“罗什聪辩有渊思,达东西方言。”③魏征也说:“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惟鸠摩罗什才德最优。”④既然得到著名史学家的肯定,无疑他们是有其历史地位的。
    法显是因赴印度求取佛法而著称于史的,《魏书·释老志》与《隋书·经籍志》均扼要地记载了他自长安到天竺,“经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书语,译而写之”⑤。还有他从海路回国,并将其经历写成传的情况。这些记载,与《历游天竺记传》、《高僧传》相对照,就不能简单地视他只是一个僧人,而是历史上对中外交往有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了。
    玄奘是唐代著名的僧人,同时也是历史上很有影响的重要人物。玄奘未得官方的任何帮助,私人远赴印度,“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崄之涂,热海波涛之路。……中间所经,五万余里”⑥。仅这一壮举,即远远超出了他的主观愿望。再加上他的撰著与翻译,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大大超出了佛教的需要。除了《续高僧传》以外,《旧唐书》为他立了传,清人的《全唐文》收集了他的撰文,当代史学家编制玄奘的生平简谱,又不断有对他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著问世,这都说明玄奘不仅是个僧人,而且是世界性的历史人物。
    一行,名张遂,是唐代著名的僧人,也是天文学家,除《宋高僧传》有关于他的记载以外,《旧唐书》也为他立了传,《全唐文》也收集了他的撰文,《新唐书·艺文志》列举了他的著述目录。由于他聪敏过人,过目不忘,少年就“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⑦。政治上他鄙视权贵,为避免武三思的纠缠而出家为僧。他有关佛教的著述有《摄调伏藏》10卷、《释氏系录》1卷(已佚)、《大日经疏》20卷等多种。他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整理历法,撰《开元大衍历》52卷。他为了研究天文学,修撰新的历法,亲自进行实地考察,并制造了黄道游仪与浑天仪等各种仪器。他的科学成就,超过了前人。《新唐书》卷27上《历三上》:“自太初(汉武帝年号)至麟德(唐高宗年号)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在这种既是僧人又是科学家的历史人物身上,正体现了佛教史、科技史与社会史的紧密关系。
    许多政治人物,也因与佛教有关而使其历史地位更加显著了。
    梁武帝是有相当政治、军事才能的皇帝,但他又迷信佛教,三次舍身同泰寺。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梁书》与《南史》中都有反映。
    武则天为了给自己称帝制造舆论,大肆弘扬佛教,规定“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⑧。这些情况,《旧唐书》中多有记载。《旧唐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唐代的实录、国史。这正说明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在唐代历史文献中多有反映。
    上述人物的活动,正体现了佛教发展盛行时期的历史特点。
    许多与佛教有关的历史事件,在唐代的有关史书中也有大量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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