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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边境冲突:七里沁岛苏军杀害中国边民(2)


     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中国方面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是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并考虑到苏联人民已长期在旧俄时代占据的土地上居住的现实情况,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苏联代表却拒不承认中俄过去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且要求中国承认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过中俄不平等条约侵占和企图占领的中国领土也归苏联。
     在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岛屿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边界东段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在《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中,俄国人曾在一张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粗略地画了一条分界线,这条红线在地图上看来贴近中国江岸。其实,这张地图非常粗糙,连江心岛几乎都没有标出,图上的红线并不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位置。可是苏联代表却根据这条红线,在其提出的地图中竟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600多个岛域划归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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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方面当时坚持的原则问题,即承认过去的中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方面坚决不肯让步,认为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是在享受过去的侵略成果。由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对立,谈判无结果而终。中国代表当时表示,如果苏联方面坚持原有的立场,中国方面不得不考虑对整个中苏边界问题的看法。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谈判陷入僵局时,毛泽东为掌握主动,决定“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让苏联人“紧张一下”。(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朝鲜领导人崔庸健,10月9日与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同年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毛泽东首次对外提出了中苏边界“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同时他赞成日本收回北方领土的要求,改变了过去在此问题上支持苏联的态度。这一讲话经毛泽东同意在日本发表后,马上引起苏联强烈抗议,并以此指责中国领导人“公开的扩张主义”。(苏联《真理报》,1964年9月2日)苏联又向远东地区增兵,中苏边界问题不能解决反而更趋紧张。
     1964年秋天中苏边界谈判承受这破裂后,苏联领导人在内部提出所谓中国想“夺回”过去失去的领土,并以此为理由向中苏边界增兵,并重新把军队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自二十年代初以后苏军曾长期驻扎在蒙古,新中国成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自己因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保持军队的必要,不仅自己一度取消了常备军,苏军也于五十年代分批撤出。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再度进驻蒙古,明显是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
     中国对苏论战的升级,以及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施压,使毛泽东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越发严重。1964年2月他会见金日成时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196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召开会议,毛泽东正式提出要改变以东部对美作战为预案的“北顶南放”方针,北面要设防,从此在全国战略部署上做了大的调整,被后来的中央负责人概括为“应付四面八方”的战略方针。
     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毛泽东又一度顾虑美国会对中国开战。同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联新领导对华政策一时不很明确,中国对苏战略调整便一时延缓来。从196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又把主要精力转向国内政治斗争,并将国内其他领导人与自己的意见分歧同“修正主义”联系,以此为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苏联新领导勃列日涅夫则公开声言支持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并以此作为驻蒙古和中苏边界上苏军的任务。两国领导人极度敌视,更使过去未详细划定的边界上磨擦冲突加剧。
     1966年中国国内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在中苏边界东段界河乌苏里江上,苏联边防军一再挑起边界冲突,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又成为边境斗争的焦点。
     珍宝岛和七里沁岛都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可是苏联方面却说,在“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地区边界“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依据就是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那幅比例尺小于100万分之一的附图中的红线。其实,在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正文中只写明“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河东之地,属俄罗斯;二河西属中国。”这意味着以江面为界。而且在十九世纪珍宝岛还是中国江岸的一部分,直至二十世纪初被洪水冲刷才形成岛屿。从1947年起,苏联边防军就将该岛划入警戒线之内,中国边民在岛上进行打柴、捕鱼等活动,苏方却未干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苏军开始拦阻中国边民进入珍宝岛,并制造了严重的边界纠纷。
     中苏双方在边境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小岛上出现了持续不断又日益严重的纠纷,又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一种表现。这一时期中国以“反修防修”为中心任务,苏联领导人则对中国采取施加压力的霸权主义政策。当时中国开展的“反修防修”斗争已被历史证明是不正确的,1981年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此也有过说明。不过当时中国军民对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保卫自己领土主权的斗争,还是应该有其正义性,当然其中的一些策略也值得后人商榷。
     边界流血事件的出现和扩大
     1964年夏天以后,中共中央对苏联的威胁虽加强了警惕,在边界问题却仍希望维持现状。当时中国在南方因援越抗美而与美国处于军事对峙之中,不愿在此在北部边境再发生事端。然而“文革”开始后,中苏边界上的纠纷却日益增多。
     从1966年起,苏方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阻拦。1967年夏天,苏边防军及其阿穆尔河(苏联对黑龙江的称呼)分舰队的人员又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历来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附近驻军和民兵的组织下,同年秋天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出面,以棍棒对强行闯入吴八老岛的苏军进行还击,终于将苏军赶出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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