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唐谏官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谏议大夫以及散骑常侍、给事中等设置，有谏议之责，但作用不显。
隋唐时，谏官机构不断扩大，谏诤职能不断加强，特别是唐代，是谏官制度的兴盛时期。唐太宗积极倡导，恐人不言，“导人而使之谏”，“赏人而使之谏”[2]（P58），使谏诤一时成为风气，犯颜直谏、面折廷诤的事例屡见不鲜。
唐代所设置的谏官主要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拾遗、左右补阙、左右散骑常侍等。右隶中书省、左隶门下省，分职劝谏皇帝，履行谏诤职能。唐代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都有进谏的职责，但专门行使谏诤职能的则是这些谏官。
谏议大夫是最重要的专职谏官，定额四员，秩正五品上。贞观时中书门下三品以上“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得闻政事。有所开说”，太宗“必虚已纳之”。[2]（P59）名臣魏征、王珪、褚遂良等都曾担任过谏议大夫之职。谏议大夫总的职责是：“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凡谏有五：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3]（卷23）唐李景伯为谏议大夫，中宗宴侍臣，景伯独为箴规语以讽帝，中书令萧至忠称赞说：“真谏官也。”[3]（卷23）
补阙与拾遗都是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二月创置的谏职。初置时，左右补阙各二人，从七品上；左右拾遗各二人，从八品上。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增至各五人。“补阙”的本义是替皇帝弥补过失，即源于《诗经·大雅·丞民》“衮职有缺，惟仲山甫补之”。拾遗的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说：“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1]（P1558）白居易在任左拾遗时有《谢官状》曰：“谏官，古今所重。位当星象，职在箴规。”[1]（P1558）补阙、拾遗，官阶甚卑，但其地位却极其重要。白居易《初授拾遗献书》：“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遗阙，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1]（P1229）“若贤良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4]（卷43）
谏官言事，一是廷诤，二是上封事。“诤”，是以言止人之失；“廷”，即朝廷，也就是在朝廷当皇帝面直言得失。《新唐书·崔玄亮传》：“玄亮率谏官叩延英（指延英殿）苦诤，反复数百言。”又如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契丹寇陷河北，事后武懿宗请族诛河北百姓，左拾遗王求“廷折之”。上封事是书面陈列为政得失。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敕：“自今以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状进来，所由门司，不得有停滞。如须侧门讼事，亦任随状而奏，即使令引对。如有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冤抑在人，并极论失，无所回避，以称朕意。”[5]（卷55）后来又规定：“两省谏官十日一上封事。”[5]（卷55）这里也可以看出唐代对谏官的重视。
谏官可以就某些具体问题向皇帝提意见，也可以就当前的时政指陈宰相得失，因此唐代规定“宰相之子不合为谏诤之官”。也就是说，宰相的儿子不得做谏官，因为“父为宰相，而子为谏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论父”。[5]（卷56）另外，唐德宗时，还规定史官不得兼谏议之职，认为“谏官谏朝政得失，史官书人君善恶，则领史职者，不宜兼谏议”。[4]（卷149）唐太宗时，就有类似的规定。《新唐书》里载，有嫉妒魏征的人向唐太宗告状，状告魏征曾经把谏唐太宗的话抄送给了史官褚遂良。可见谏官与史官有着严格的界限。谏官言事还有先于他官的优越权，若“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1]（P1560）
唐代谏官制度颇具特色的是掌知匦事。武则天时，广开言路，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采纳一个叫鱼保家的人的建议，于朝堂置铜匦四只，以受四方上访的书信。据《旧唐书·则天皇后记》：“垂拱二年三月，初置匦于朝堂，有进书言事者，弃投之。”“匦”，即匣子、小箱子，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意见箱”、“检举箱”之类。匦有四种颜色：青色、丹色、黑色、白色，分别置于朝堂的东、南、西、北四面。青曰“廷恩”匦，事关养民劝农者投之；丹曰“招谏”匦，论时政得失者投之；黑曰“通玄”匦，告天文密策者投之；白曰“申冤”匦，陈诉不白之冤者投之。铜匦的设置是广开言路的一个措施，因而以谏官为知匦使，另以御史中丞或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知匦使专门负责受状，以达其事于上；事关紧要的当时处断，一般情况则出付理匦使据状申奏。为了防止伪滥，匿名投状需先具副本，由知匦使检勘，发现诈伪，可不予受理。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李涉为巴结宦官授匦于疏，谏议大夫知匦使孔揆览其副章，即不予受理，并将其逐出。
唐代著名谏官甚多，例如王珪、魏征、褚遂良、孙伏伽、萧钧、朱敬则等。唐代著名诗人杜甫、陈子昂、元稹等都任过谏官之职。也由于唐太宗开了“纳谏”之风，做到了“从谏如流”，因而唐代皇帝一般都比较重视谏官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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