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苏联工人罢工事件(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6:11:53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苏联时期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根据他所“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和目击者对该事件的回忆，翔实地描述了流血悲剧发生的经过：“莫斯科大街的尽头有一座列宁纪念像。纪念像坐落在一个街心公园里，绕过公园的两条小马路通向苏共新切尔卡斯克市委大楼。所有街道都挤满了人，而这里，市委大楼前的广场和街心公园尤其拥挤。许多孩子为了能看得清楚，爬到街心公园的树上去了。”20来个工人穿过市委大楼内部，“出现在宽大的阳台上，向集拢在广场上的群众发表一些杂乱无章的讲话。这时已是上午十一点。”“市委大楼里似乎有人开始扭打了。在阳台上讲话的工人一个一个被揪进楼里。阳台上出现了军人，越来越多。一队冲锋枪手开始从大楼前面的小广场上逼迫群众后退，把人们逼向街心公园的铁栅栏。人们被士兵们逼迫着向后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灾祸。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这时，不知是谁下了命令，总之，是这些士兵举起冲锋枪来，朝着群众头顶上射出了第一排齐射。也许普里耶夫将军并没有打算立即向群众开枪，但是事件却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开始发展了：朝着群众头顶射出的第一排枪弹飞向街心公园的树冠，打中了爬到树上看热闹的孩子们，死伤的孩子纷纷从树上落下来。这时，自然，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而士兵们，不知是按照命令还是看见鲜血之后失去了理智，或者就是由于害怕，便朝着吼叫的群众开始了密集的射击”，“一位目击者说：当时的印象是到处都躺着死尸。当然，其中许多人是受伤的。各种材料都相当一致地证实：当场被打死的有70至80人”，“接着，士兵们开始寻找并征用汽车和公共汽车，把死伤的人们抬上去，运进用高围墙围住的部队医院(在随后的一两天内，公共汽车的座位上仍留着斑斑血迹)”。 这次罢工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上述伊万舒京呈交给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指出：“骚乱被平息以后，收集到20具尸体，其中两名妇女。尸体被埋葬在这个州的不同地方。将近40人受伤，其中3人死亡。为了制止骚乱，向该市增派了军队，实行了宵禁。”“实行宵禁后，从6月3日夜间到4日有将近240人受到逮捕和审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写于1962年6月14日的致赫鲁晓夫的书面报告汇报了人员死亡情况：“兹报告新切尔卡斯克大规模骚乱期间被打死人员的情况。共打死23人，其中18人已查明身份，另5人身份尚未查明”，“尸体埋葬在该州的5座公墓里”，“截至6月11日，有85人因被怀疑积极参加大规模骚乱而被逮捕”。 事件爆发的根源 解密档案文件及索尔仁尼琴对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的描述，尽管在一些细节上存在着差异，但对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主要经过以及最后结局等方面的叙述基本一致。物价上涨和工资降低是导致事件发生的主要的直接因素。此外，长期以来“车间劳动条件差”、“厂内缺乏安全技术保障”、“日常生活处境窘迫”等因素，特别是该厂厂长库罗奇金的蛮横态度直接刺激了工人们的情绪，导致了冲突加剧。索尔仁尼琴也指出：“工人们在这种物价和工资的同时挤压下，群情激愤”，假如厂长库罗奇金“不是这样回答的话，说不定事情也就平息下去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此时苏共和苏联政府物价上涨决定的出台呢?要知道，早在1957年初，赫鲁晓夫就曾宣布：“要在今后三四年内，在肉类、牛奶和黄油按人口平均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强调要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可仅过了半年多，人民等来的却是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布的提高肉类、肉类制品和食油价格的决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主要是由于赫鲁晓夫所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的失败所导致的。比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赫鲁晓夫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验的前提下，就要求改变苏联一直沿用的草田轮作制，盲目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甚至要求苏联北部气候寒冷地区也种植玉米。可玉米在生长和成熟期都需要长时间的光照和炎热，结果导致苏联北部地区玉米大面积冻死。再比如，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大规模开垦荒地，尽管在最初几年使得播种面积和粮食收购量有所增加，但这种无视气候、水土等自然条件和农作物生长客观规律的盲目垦荒，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1960年三四月间的“黑风暴”使得新垦区受灾耕地面积达到400公顷以上，伏尔加河、顿河、乌拉尔河下游河床每公里每年淤积泥沙12500吨。一些地方的水库由于泥沙淤积，五年内储水量减少了85%。 最主要的是，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和措施并没有从实质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只是对这一模式作了细枝末节的修补。比如，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建立的集体农庄制度，使得农民不仅无权决定自己生产什么，而且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严重地扼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赫鲁晓夫反而强化了集体农庄制度，他认为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主要原因在于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在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宅旁园地产品的集体农庄庄员是“投机倒把者”。这些限制和措施立刻导致农庄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的农副产品大大减少，市场价格随之上涨。 与此同时，政府又推行了一项《关于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结果使1950年代依靠家庭副业逐渐增加的牲畜在短短几个月内化为乌有，几乎完全遭屠宰，广大居民自我保障的机制被摧毁，肉类和牛奶的价格势必上涨。正如当时一些市民对物价上涨原因所作的分析那样，“禁止私人饲养牲口的决定是错误的，如果允许工人和农民饲养和繁殖牲口，就不会发生涨价的事，肉类食品就不会短缺”，“个人养的牛都被杀了，没有牛生小牛了，哪儿来的牛肉?多么大的失误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