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大个案”的启示
所谓“三大个案”，系指20世纪最后20年在史学界规模庞大、成就辉煌、影响最大的三大历史研究工程，即上文提及的罗荣渠“现代化研究”、白寿彝《中国通史》、李学勤等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初，并发表第一篇论文《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后又接连发表、出版了一系列论著[24]。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大学还成立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首开了“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的博士生研究方向；多次主办全国性或国际性现代化研究的学术会议。1993、1997年正式出版代表作《现代化新论》和《续论》。这些都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众多学者认为，其“现代化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课题本身价值，即它是现实与历史都需要的难度很大的课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抓住宏观，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角度开展跨学科研究，把历史、理论、现实综合起来，把中、西、马的理论综合起来；三是它奠定了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框架[25]。
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自1979年始，约集学者500余人，涉及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自然科学诸学科，通力合作，精心实施，于1999年4月全部完成出版。这一浩大工程成果，被学术界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通读这套12卷22册、约1400万字的巨著后，笔者感到，尽管其中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笔者将另文论述），但瑕不掩玉，有人已总结了它的三大成就[26]，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和水平。特别是它开辟人物“传记”编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人本主义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旨在为夏商周建立可信的年代学标尺。该工程自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由国务院七部委的正副部长组成领导小组，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宗泽为首席科学家，组织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天文学、地理学、科技测年（物理、化学）等九大学科门类200余位专家，经4年多联合攻关，于2000年11月9日公布了作为最终成果的一份“夏商周年表”[27]。该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其中包括459年的西周和商后期年表，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历史自西周晚期共和元年（841B.C.）以前，最有科学依据的年表”；其“武王克商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夏商分界年代以及夏代始年的估定具有创新意义”。在工程中改进的碳十四测年技术，“取得了国际先进水平成果”；“该项目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途径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积累了很好的经验”[28]。早在1999年，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524位院士就一致推其为“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的第五位成果。
“三大个案”的共同之处是：其一，都是重大的、疑难的课题；其二，都是国家立项的研究项目（罗荣渠的“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是“七五”重点项目，白寿彝的《中国通史》是1983年确定的重点科研项目）；其三，都有一定的分工协作；其四，都运用了跨学科的综合方法。三者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运用跨学科方法的具体方式不同，这是最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问题。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基本属于历史学家个人“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来进行历史课题的研究”；白寿彝的《中国通史》基本属于历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跨学科联合，可称为“历史编纂的跨学科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则属于“多学科的合作研究”[29]，即不同性质学科之间合作，共同解决历史学领域的具体课题。这三种方式恰恰代表了跨学科研究的三种基本范式，因而具有典型意义。
由此可见，“三大个案”不仅为我们重建史学方法体系提供了实践经验，而且还给了我们这样的最大启示：即跨学科方法是中国史学最有效力、最有前途的史学方法，它昭示着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故而应将其作为新建史学方法体系的中心内容。
四、史学方法新体系
综合前面的分析，根据笔者自己的多年思考，在此尝试提出一种史学方法新体系的结构模式。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结构的内在关系，类似于塔式立体关系。其中，塔基是通用方法，即使用于所有学科的一般思维方法，是任何方法体系的思维平台。塔身是保留方法，指历史学中最本原的、最传统的方法，是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最起码分界。塔顶是跨学科方法，它是这一结构的中心内容，其理由前已论及。而在跨学科方法中，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到人文学科方法的递升关系，又符合历史认识过程中从考实性认识经抽象性认识到价值性认识的规律[30]。这里特别需要纠正一种错误倾向，即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总是视为一门纯粹的科学，以致一提跨学科方法，似乎只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无视或不承认人文学科方法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对此，何兆武先生批评说：“多少年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也许可以称之为唯科学观点，即一切都应该以科学为其唯一的准则，一切论断都须从科学出发，并且以科学为唯一归宿。只要一旦被宣布为‘不科学’，这条罪状就足以把一切理论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31]这样的观念如今已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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