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希腊罗马史的引介和传播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55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陈德正 参加讨论
摘要： 梁启超逃亡日本后，通过大量阅读日人著作，编写了多部有关希腊罗马历史的论著。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创办报刊和撰写评论，积极向国人推荐和评介有关的世界史著，介绍西方古典时期的思想文化，比较中国和希腊历史之间的异同，从而将古希腊罗马历史知识引入了中国。梁启超的引介满足了国人了解外国历史的需求，开阔了国人的视野，激发了青年人探寻世界知识和外国文化的热情。 关键词：梁启超 西学引介 希腊史 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得以大量阅读日人撰写的西方论著，并通过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积极向国内引介和传播西方的历史与思想。其中，对希腊罗马历史与思想的介绍和评论，就是梁启超引介和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从1898年12月到1903年间，他发表了大约30余篇有关希腊罗马历史的论著，如《雅典小史》、《斯巴达小志》、《论希腊古代学术》、《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格致学沿革考略》、《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等。这些论著的发表既满足了国人了解外国历史的需求，同时也开阔了国人的视野。 一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晚清知识界为满足国人了解西方历史的需求，编译和出版了大量世界史著。但是，由于编译者语言功底不一，这些世界史著难免良莠不齐。梁启超有鉴于此，遂准备在披阅日人译撰西方史著的基础上，编写一本名为《东籍月旦》的书目索引，辑录自己所看到的日本学者的各学科重要著作，并加评论。遗憾的是，他只完成了第一章“伦理学”部分，第二章“历史”部分原计划分为世界史、东洋史、日本史、泰西国别史、杂史、史论、史学、传记八节，实际只完成第一节世界史的写作。 在这部书目中，梁启超首先明确区分了西洋史和世界史两个概念，批评了欧洲中心论：“日本人所谓世界史万国史者，实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觉世界为彼等之专有，故往往叙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种族兴亡存废之事，而谬冠以世界之名。甚者欧洲中部人所著世界史，或并美国俄国而亦不载，他更无论矣。……中国人安能忍此也。近年以来，知其谬者渐多，大率别立一西洋史之名以待之，而著真世界史者亦有一二矣。”[①]出于这种考虑，梁启超在《东籍月旦》第二章历史第一节世界史的标题后，特加一括号注明“西洋史附”，以示两者的区别。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外国史、中国史及世界史的概念十分明确，没有丝毫的混淆。他所说的世界史，就是指全人类的历史；说到外国史，就用“西史”、“西洋史”、“泰西史”或其他更具体的国名来指称。 梁启超评论推荐的通史著作，主要有本多浅治郎的《西洋历史教科书》（叙事条分缕析、眉目最清）、元良永次郎等的《万国史纲》和萁作元八等的《西洋史纲》（此二书最重事实之原因结果而不拘泥于陈迹）、德国布列的《世界通史》（以极简洁之笔叙述极多数之事实）、今井恒郎的《万国史》（每人名地名之下必注西文原字，便于参考）、重野安绎的《万国史纲目》（此书全用汉文专为中国人所著），此外还著录了天野为之的《万国历史》、矶田良的《世界历史》、小川银次郎的《万国史要》等。在上述著作中，古希腊罗马史的内容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如元良勇次郎的《万国史纲》共分上古、中古、近世三编，其中上古史就专讲古希腊罗马的历史。 梁启超推荐的断代史著作，是浮田和民的《西洋上古史》。浮田和民（1859—1945），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著述甚多，其《西洋上古史》深受梁氏好评。在第一节“世界史”部分，梁启超列举了浮田和民的《西洋上古史》，指出该书“尤为宏博，仅叙上古，而其卷帙之浩繁，举诸家全史之书无有能及之者。而其叙事非好漫为冗长，盖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必如是乃能言之详尽焉。希腊、罗马之文明，为近世全世界之文明所自出，学者欲知泰西民族立国之大原，固不可不注意于此。必如浮田斯编，始稍足以餍吾侪之求矣。”[②]由此可见梁启超对浮田和民著作的熟悉程度和评价之高。而梁氏对希腊罗马历史的介绍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二 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影响最大的两个城邦。梁启超撰写了《雅典小史》和《斯巴达小志》，分别对两城邦的历史概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他认为，“古代历史，国别虽多，要在其中心点不外希腊罗马。希腊历史要其中心点不外斯巴达雅典”；“雅典为文化之祖国，斯巴达为尚武之祖国”。[③]这是梁启超向国人介绍雅典和斯巴达历史的主要缘由。 1902年7月至8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斯巴达小志》一文，从七个方面介绍了斯巴达城邦的情况，包括斯巴达立国的起源、来喀瓦士（来库古）立法、斯巴达政体、斯巴达民族的阶级、斯巴达国民教育、斯巴达行政琐纪、来喀瓦士以后斯巴达之国势等。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纠正了当时流行的斯巴达是世界各国专制政体之祖的看法，认为斯巴达政体“与东方所谓专制者大异”，斯巴达“盖民权之专制非君权之专制也”。[④] 梁启超最推崇斯巴达人的“民权”和“尚武”精神。他用一定篇幅介绍了斯巴达的全民军事教育，并多次提及著名的温泉门战役。而且，他在行文中处处以中国的积贫积弱、麻木不仁与斯巴达相对照，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抵御外侮。比如，他在赞扬斯巴达“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祝夫战死回”时，哀叹中国妇孺“牵衣顿足拦道哭”。为此，梁启超大声疾呼：“吾读斯巴达史，怪其以不满千里之地，不盈万人之族，而赫赫然留绝大之名誉于历史上，至今二千余岁，论政体者必举之，论教育者必举之。髫龀之子入学校，则必口占哔其诗歌，而记诵其实录，何其荣也!吾更不解乎有人民四千万倍于斯巴达，土地二千万倍于斯巴达之一国，而乃不列于公法，不列入人道，演说家引为腐败的例证，报纸上借为美谈之词柄，举数千年来，上下古今之历史，无比奇丑殊辱。斯巴达正处四面楚歌之里，而日辟百里之国者，则并卧榻之不能保也。斯巴达当数十倍敌军压境之际，敢毅然戮其来使之国者，则如客子之常畏人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是耶?是不能言其所以然，吾惟读斯巴达史而有物焉，怦怦然使吾嚏，使吾栗，使吾哭，使吾啼，吾不知果何样欤！”[⑤]这是何等激动人心的描绘，又是何等使人羞愤的刺激，笔端充满爱国之情。 在《雅典小史》中，梁启超对雅典城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希腊是“今世欧洲之缩本”，希腊之雅典则为“今世欧洲之英国之缩本”，而且“今日世界上诸有名誉之国，皆移植雅典之花以自庄严也”，因故而“作雅典小史”。[⑥] 梁启超分五节叙述了雅典城邦自立国至梭伦改革的演变进程：第一节雅典立国起原；第二节王政之废止；第三节由一人政体进为寡人政体；第四节平民与贵族之争；第五节大哲梭伦之出现。梁启超认为，在政体演变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贵族而非平民，雅典政体之变迁“由世袭而选举，由永任而限期，由独裁而合议，皆贵族之力为之也”。他认为梭伦改革使“雅典开一新天地”，梭伦改革成功是依靠了中等阶层的缘故，指出：“各国改革之业，其主动力者恒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之人，皆凭借旧弊以为衣食，其反对于改革，势使然矣。下等社会之人，其学识乏，其资财乏，其阅历乏，往往轻躁以取败。一败矣即不能复振，故惟中等社会为一国进步之机键焉。梭伦之能成大业，亦由洞悉时势而顺应此原动力使然也。”[⑦] 在《雅典小史》中，梁启超还比较准确地分析了雅典和斯巴达两城邦的差异。他指出，“斯巴达主干涉，雅典主自由；斯巴达重阶级，雅典重平等；斯巴达善保守，雅典善改进；斯巴达右武，雅典右文；斯巴达贵刻苦，雅典贵乐利”。在此基础上，他突出强调了两点区别：“一曰斯巴达骤强，而雅典渐进也；二曰斯巴达之建国专赖一豪杰之力，而雅典之建国则由民族全体运动力使然也。”[⑧]梁启超的评论虽然有点随意，但不乏真知灼见。 梁启超对希腊罗马史的很多见解，还散见于其他政论性文章。比如，在《论自由》一文中，他就较为正确地评价了希腊罗马政体的实质：“昔在希腊罗马之初政，凡百设施，谋及庶人。共和自治之制，发达盖古。然希腊纯然贵族政体，所谓公民者，不过国民中一小部分，而其余农、工、商及奴隶，非能一视也。罗马所谓公民，不过其都会中之拉丁民族，而其攻取所得之属地也，非能一视也。故政治上之自由，虽远滥觞于希腊，然贵族之对平民也，母国之对属地也，本国人之对外国也，地主之对劳力者，其种种侵夺自由之弊，亦自古然矣。”[⑨] 三 梁启超在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时，十分注重探讨作为其发展源头的古希腊思想，并为此曾写过多部论著，如《亚里士多德之政治思想》、《论希腊古代学术》、《上古格致学史》、《上古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等。 在《论希腊古代学术》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对古希腊的历史地位作了高度评价：“希腊者，欧罗巴之母也，政治出于是，学术出于是，文学出于是，技艺出于是，乃至言语风俗有形无形之事物，无一不出于是。虽谓无希腊则无欧罗巴，非过言也。”[⑩]梁启超特别申明，此文的论述范围限于哲学。第一章总论希腊学术，对爱奥尼亚（伊阿尼亚）学派、埃利亚（埃黎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苏格拉底（琐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嘠学派、伊庇鸠鲁学派等古希腊主要哲学家及其代表的学派的观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第二章希腊哲学胚胎时代，分五节比较详细地评析了各学派的思想观点。 梁启超认为，“古代之文明极盛于希腊，希腊之文学荟萃于雅典，雅典之学术集成于亚里士多德一身”，亚氏实为“古代文明之代表人物”，[11]所以，他专门在《新民丛报》上刊发了《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一文，[12]介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起源论、国家性质和国民性质论、政体论和政体循环论以及三权分立论。以今日的学术标准看，梁启超对亚氏学说和希腊政治体制的理解评价基本准确到位。但该文由于“根据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的重述、节译” [13]，而且40％是针对希腊国政所发的经世致用的按语，难免有讹误曲解之处。比如，他谈到雅典何以采取抽签选官制时，居然认为是由于“寻常官吏酬薄，人不乐为，特为维持国家之义务，不可不强群中若干人使从事耳”。[14] 在评述古希腊的学术思想时，梁启超对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理性认识论思想已经有所了解。他指出，苏格拉底在哲学上的一大贡献是提高了理性认识的地位，苏氏“以为吾人之本性，不徒有感觉而已，而实具有能察物理之能力。”[15]苏格拉底通过对自然哲学的批判，认为自然哲学家把感官见到的事物作为宇宙本体是不可靠的，转而主张用理性去把握宇宙本体。梁启超也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在哲学方法论上的贡献，指出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穷理之法”，“以为剖辨真理，当有所凭借也，于是创论理学（逻辑学）以范之。此其持论之精确，所以超贻前人也”。[16] 除了介绍希腊学者的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点外，梁启超还向国人介绍了他们的经济学说和科学发现。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17]中，梁启超专列“希腊之生计学说”一节，介绍了柏拉图、色诺芬（芝诺芬尼）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思想。[18]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他介绍了泰勒斯（德黎）、阿纳克西曼德（亚诺芝曼德）、阿纳克萨格拉（安那萨哥拉）、德谟克里特（德谟颉利图）、亚里士多德（阿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埃拉托斯特尼（亚里士特奇）、希帕卡斯（希巴奇士）、斯特拉波（士特拉坡）等希腊学者的科学贡献。[19] 就整体而言，梁启超所介绍的是属于争议较少而且多已有定论的部分，以今日之知识来判断，他译介的内容大体正确，没有知识性错误。一是因为他根据名著摘译而非阐释自己的见解，所以在专业上的失误较少；二是因为他的介绍篇幅较小，只触及基本事实而较少深入析论，引发争议的空间较小。梁启超的文体以译介为主，中间偶尔夹注夹议，例如他评论色诺芬的经济见解，说他持论比柏拉图平实，“其实加伯氏一等焉，至其论货币、论物价，误谬颇多”[20]。这应该是他引用别人的见解，因为以梁启超在这方面的知识，当不足以下此断语。有的地方，他还替学说倡议者辩护，比如在谈到亚里士多德的反商论时，指出：“亚氏又不喜商业，以为化居鬻财者，皆损他而自利者，故宜节制之，勿使过度发达。……皆亚氏之缺点也。虽然，彼皆应于时势，补偏救弊之言，论世知人，固未可厚非也。”[21] 四 在引介希腊罗马史过程中，梁启超正确评价希腊罗马文明对后世欧洲的影响，初步比较了中国和希腊学术思想的发展，以及中西古代文明的地理基础。 梁启超认为，希腊罗马文明对后世欧洲产生过较大影响，是西方文明和学术之源流。他在评价浮田和民所著《西洋上古史》时指出：“希腊、罗马之文明，为近世全世界之文明所自出，学者欲知泰西民族立国之大原，固不可不注意于此。”[22]在《论译书》中指出：“泰西格致性理之学，原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藉。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23]在《变法通议·论公理》一文中，梁启超指出，公理为涵盖中国和西方最普遍的理，它超越理学，是西方近世发现的，但追根溯源应上溯到希腊。梁氏曾这样概括西方从理学发展到公理的历史：“泰西自希腊强盛时，文物即已大开，他里斯等七人，号称七贤，专以穷理格物之学，提倡一世。而额拉吉来图、梭格拉底、拍勒图、什匿克安得臣、知阿真尼、雅里大各、德谟吉利图、阼士阿士对等，先后以理学名。亚力斯多德尔、比太哥拉、欧几里得、提马华多而司诸人，阐发物理，所着各籍，玄深微妙，近世格致家言皆祖之。其后果鲁西亚士、白分道弗等，以匹夫发明公理。为后世公法所祖。”因为西方近代学术均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故欲通西学者，必导源于希腊罗马名理诸书。”[24] 在《论立法权》一文中梁启超把欧美政法体制优越的源流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 “泰西政治之优于中国者不一端，而求其本原，则立法部早发达，实为最著要矣。泰西自上古希腊，即有所谓长者议会（Gerontes），由君主召集贵族，制定法律，颁之于民；又有所谓国民议会（An assembly of the Centes），凡君主贵族所定法律，必报告于此会，使民各出其意以可否之，然后施行。其后雅典之拔伦，斯巴达之来喀格士，皆以大立法家，为国之桢。罗马亦然，其始有所谓百人会议者（Comitia Centuriata），以军人组织之，每有大事，皆由其议决；及王统中绝之际，有所谓罗马元老院（TheSenate）、罗马平民议会（Concilia Plebis）者，角立对峙，争立法权，久之卒相调和，合为国民评议会（Comitia Tributa），故后虽变为帝政，而罗马法之发达，独称完备，至今日各国宗之。”[25] 梁启超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息息相通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生动地说：“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麟麟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26]对此，梁启超提出两个有趣的题目：一、“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二、“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27]在常人看来，这或许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梁启超却详细分析汉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及世界大势，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这些重大事件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确有着一定的影响。 梁启超极为重视比较研究。他指出：“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所以贵‘比事’也。”[28]他批评以前的旧史家只知有局部的历史，而不知有人类的全体史，“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29]梁启超指出，史学的作用在于“通知古今，以为借鉴”，而“西国之史，长于言政”，择要广译，可以“观西人变法之始，情状若何”作为中国变法的借鉴。[30]梁启超对史学的经世功能进行了重新诠释，指出“居今日而言经世，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之为经，以求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之为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洞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何以图强之道”，[31]这里所表达的宗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将中西学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显然，在西方史学启迪之下，梁启超已经把史学的宗旨和功能，提高到为变法图强大业服务的高度。这也是梁启超注重中西学术比较的一个深层原因。 梁启超在《斯巴达小志》和《雅典小史》中，将这两个小国与中国相比，提问说，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如此虚弱，而雅典、斯巴达这样的小国反而强大。在《斯巴达小志》中，梁启超比较了中国专制政体与斯巴达专制政体的不同。在《雅典小史》中，梁启超比较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异同，并将雅典民主政治与现代欧洲民主政治进行了对照。 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8月20日在科学社年会上的讲演）中，梁启超将中国的战国时代和欧洲的希腊时代相比较，将秦汉以后的中国和罗马帝国以后的欧洲相比较，说明反科学精神的普遍存在。 1902年，梁启超撰写了长达8万字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该文中，他纵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演变之迹，并横向比较中外学术思想的异同。例如，他把先秦学派与古希腊学派、印度学派相比较，找出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诸多优缺点。通过大量比较研究，梁启超总结出中外学术发展的不同特点和规律。他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32]这一见解的确抓住了中国学术史的特征。 在这篇论文中，梁启超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八个阶段，即胚胎时代(春秋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家统一时代(西汉)、老学时代(魏晋)、佛学时代(南北朝、隋唐)、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衰落时代(清)、复兴时代(即五四前后)，分别加以考察。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一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是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如何使这两文明“结婚”，产生中华民族新文明，梁启超认为要对两种文明进行比较研究。这种主张也是梁氏此文的一个明显特点。以全盛时代的论述为例，他首先探讨了周末学术思想勃兴的原因，从思想蕴蓄、社会变迁、言论自由、交通发达、重视人才、文字简化和讲学风习七个方面论述了勃兴的必然性。同时也指出，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前后一千年左右，希腊、印度同时出现一个思想高峰。佛祖生在孔子前四百一十七年，在耶稣前九百六十八年，而希腊从泰勒斯算起到亚里士多德与孔、老到韩非李斯诸子的生活年代更为接近。 梁启超进而比较了中国和印度希腊学术思想的长短：希腊学术思想优于他国者有五个方面：一是“国家思想之发达”；二是生计问题之昌明；三是世界主义之光大；四是家数之繁多；五是影响之广远。而中国学术思想优于印度希腊者凡五事：一曰国家思想之发达，二日生计(economy)问题之昌明，三世界主义之光大，四家数之繁多，五影响之广大。而短于希腊者有六条：一曰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印度有因明之教，希腊有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二曰物理实学之缺乏(希腊诸大师是数千年格致(即科学)之先声)，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五曰崇古保守观念太重，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33]凡此种种，他都加以分析，探其所以然。当然，他的论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其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尝试。梁启超的这部著作堪为比较研究的先驱之一。 在相关论著中，梁启超对自然环境与人类古文明的关系也作了论述。平原地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皆在数千年前庞然成一大国，文明灿然，盖平原之地势使然。”至于海滨则有利于交通，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播与扩散：“太古之文明，虽起于中国与安息之间，而发扬之者实腓尼西亚与希腊人，曰滨海之故。罗马解纽之后，文明进步最速者，阙惟意大利，曰滨海之故。”[34] 梁启超认为，地中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播散起了重要作用。位于亚非欧三洲之间的地中海，“使三大陆互相接近，互相连属各平原民族所孕育之文明，移之于海滨而发扬光大之，凡交通贸易、殖民用兵，一切人群竞争之事业，无不集枢于此地中海。故观文明传播之大势，亚细亚其母也；因与他二大陆隔海相接之故，一超而传诸希腊、意大利；及罗马吞并地中海诸国，复征服郜罗（高卢）群地，乃再跃而散于欧洲之西端。”所以他认为世界文明“以地中海为中心点”。[35]自地理环境与精神文化也有关系。东方各国“宗教之发达，速于科学；迷信之势力，强于道理。彼埃及人所拜之偶像，皆不作人形。”“及希腊文明起，其所绘之群神，始为优美人类之形貌；其宗教始发于爱心，而非发于畏心。”由此可见“安息埃及人之文明，使之与神距离远；希腊之文明，使人与神距离近也。而希腊所以能为世界中科学之祖国也，实由于是。”[36] 梁启超对希腊罗马历史的引介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世界史知识，激发了青年人探寻世界知识和外国先进文化的热情。胡适曾经说过，“《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开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的整个新眼界。”[37]陈独秀也说过，“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厥后任公先生且学且教，贡献于国人者不少。”[38]胡适和陈独秀的回忆或许可以部分表明，梁启超对于希腊罗马等世界历史的引介和传播，对于清末民初青年学生的思想世界，起了何等重要的开拓作用。 [①] 梁启超：《东籍月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9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梁启超.：《东藉月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9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 梁启超：《斯巴达小志·发端》，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五，1－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④] 梁启超：《斯巴达小志·发端》，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五，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 梁启超：《斯巴达小志》，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五，11－1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⑥] 梁启超：《雅典小史·发端》，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六，1－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⑦] 梁启超：《雅典小史》，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六，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⑧] 梁启超：《雅典小史·发端》，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六，1－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⑨] 梁启超：《论自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⑩] 梁启超：《论希腊古代学术》，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11] 梁启超：《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12] 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 [13] 《饮冰室文集》卷二，天行出版社1949年版，第6页。 [14] 梁启超：《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15] 梁启超：《论希腊古代学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第6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16] 梁启超：《论希腊古代学术》，《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二，第6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17]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刊于《新民丛报》第7、9、13、17、19、23号（1902年5－12月），后辑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1－6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18] 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19] 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2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第9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第10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2] 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9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3]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8页，1989年版。 [24]《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2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5] 梁启超：《论立法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 [2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0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7]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109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29]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中华书局19889年版。 [30]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68－7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31]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32]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33]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41－49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34]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108、109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35]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110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36]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113－11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37] 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第47、89页，黄山出版社1986年版。 [38]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2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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