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占婆国最早的文字记录见于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史书。后来，汉武帝大军征服至此，建立了日南郡。公元192年，日南郡一个叫释利摩罗的人发动叛乱，杀死了汉朝县令，建立占婆国。占婆国信仰印度教、供奉湿婆，采用种姓制度，使用天竺文字，16世纪初被越南消灭。图为现在位于越南中部的占婆神庙。
几个世纪以来，越南扩张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是完完全全由官方策划和民众自发意识交织的结果。为了维护其不断推进的南方漫长的边境线，越南人采用了军事屯田的方式，这些开荒种植的农民也随时准备服从军事需要。同时，越南的殖民扩张行动也给了那些流浪汉一条出路，以前这些底层的贫民在控制严密的越南农业社会中无立足之地。尽管越南法律对人口控制得很严，不允许国内的民众随意流动，但这一缓慢而稳步的南迁运动仍随着汩汩人流被推向高潮，这股南迁的人流在越南的扩张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到17世纪早期，越南再也难抑扩张的欲望，势力发展到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并将触角延伸到了边界之外国力渐弱的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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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吴哥帝国的辉煌时代相比，17世纪的柬埔寨国力日削，而从湄南河谷发迹的泰国则国力日盛，一度曾囊括了从前在吴哥王朝控制下的一些领土。当越南入侵湄公河三角洲时，柬埔寨便不得不面临来自东部和西部双面夹击的威胁。于是，柬埔寨王吉·哲塔二世(1618～1628在位)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减轻泰国对柬埔寨的威胁，决定迎娶一位颇有背景的越南公主为妻。这场政治婚姻的代价就是吉·哲塔二世同意让越南人向柬埔寨商贸繁荣的普利安哥进行移民。普利安哥即后来的西贡，如今更以“胡志明市”闻名天下。
不过，柬埔寨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因为柬埔寨国力长期萎靡不振，越南人的殖民势力在湄公河三角洲迅速扩张，普利安哥也逐渐变成越南人的城市。越南的农民和渔夫在附近人烟稀少的郊外建立他们自己的村庄，而越南的边境线也逐渐向南部和西部推移拓展。越南人的这些扩张活动最主要的阻力来自于一息尚存的柬埔寨王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世世代代居住在湄公河一带的柬埔寨民众。17、18世纪的柬埔寨王廷简直就是改朝换代的舞台和阴谋诡计厮杀的战场，而这种混乱正是泰国和越南求之不得并乐观其乱的，如果不是由于这两个国家有其他的当务之急需要解决，柬埔寨早已成为他们的口中之食。在18世纪，泰国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对付来自西邻缅甸的挑战，而越南也没闲着，1620年~1674年和1773年~1802年，越南国内发生了两次内战。这些事情牵制了泰国、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
这些政治因素固然是减缓越南对柬埔寨领土扩张的重要原因，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湄公河三角洲的自然地形。18世纪，湄公河流域巨大的农业潜质尚未发挥出来，而后来盛产稻谷的万里良田在当时还被一片片稀湿的沼泽所覆盖。即便到了1802年，阮朝统一了越南，湄公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仍是穷乡僻壤，即使到了1859年法国入侵的时候也依然如此。尽管这一地区居民不多，但湄公河三角洲却仍是法国殖民统治伊始之处。在19世纪晚期的印度支那政治区划图上可以看到，越南南部和西南部的边界线那时已经非常接近这一地区了。到了19世纪50年代晚期，居住在湄公河流域的柬埔寨居民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越南人所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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