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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隽波]革命节日的百年流变、纪念与再造——以历书中的革命节日为例


    摘   要:革命节日与执政党建立、成长与壮大的重要节点密切相关,是一个族群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见证。革命节日在我国出现并在历书中记载的一百多年里,无论是节日数量上的增减,还是纪念形式上的隆重与否,都经历了与时代同行的较大变化。随着2014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国家公祭日、烈士纪念日的设立和高规格纪念,革命节日的重要性再次凸显。目前,革命节日如何过,国家层面没有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办法,致使历书中的革命节日不标注或标注不规范现象十分突出。革命节日纪念时的官紧民松、上紧下松现象,也需引起决策层和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革命节日;历书;纪念;再造;传承;
    作者简介:张隽波(1973—),男,山西夏县人,山西日报社主任编辑,教育硕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5BZW186)
    

    翻开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2016中国农历》,第一页便是43个“节日、纪念日和世界性活动日”,与《2015中国农历》所列节日相比,增加的3个节日都有着浓厚的“革命”色彩:9月30日中国革命烈士纪念日、12月4日国家宪法日、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
    梳理历书发现,民国成立(1912年)以后,革命节日才逐渐出现并在历书中“安营扎寨”,至今已有百余年。选取历书作为样本,研究百年革命节日的流变、纪念和再造,一是因为历书以前叫皇历,属于国家日历,而“国家节日是国家日历的社会功能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二是因为历书把日月运行规律、国事家事农事和民俗百科内容,通过各级“学术权威”传递到百姓手中,潜移默化影响了百姓的节日生活;三是因为“历书发行量之大,接触人群之广、人数之高,对百姓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影响之深超过其他书籍”[2]。百余年来,历书逐渐褪去皇家色彩,开始回归百姓生活,尤其是清末民初前后,受“西学东渐”影响,历书中开始出现阳历、星期、春联、铁路时刻表、五一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内容,成为百姓居家过日子的必备书。
    一、1912年至1949年历书中的革命节日
    节日与平日相对应,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其来源大致可分为历法节气、宗教信仰、生命崇拜等多个因素。
    革命节日的来源与产生,顾名思义是与执政党的建立、成长与壮大联系起来的。革命创造了节日,节日助推了革命。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革命节日,是一个族群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见证。
    在西方节日文化没有大规模影响我国前,我国的节日体系较为稳定,主要有春节、元宵节、春社、清明节、端午节、七夕、秋社、中秋节、重阳节等,以及穿插其间有着节日色彩的24节气。这些节日在全年分布比较均匀,但也呈现出春秋两季稍多,冬季在春节前后形成高峰,夏季较少的特点。显然,这与传统节日产生于农耕文明有着密切联系,春种秋收、夏管冬藏的生产节奏,春祈秋报、顺天应时的信仰习俗强化了这一联系。
    节日是历书中的必有内容。明清两代历书中的节日相对较少,春社、秋社2个节日标注为“社”,指导农业生产的24节气始终出现,并依次标注为“正月节”“正月中”“二月节”“二月中”……含有节日信息的立春、清明、冬至等节气没有突出强调,春节在清代历书个别版本中标注为“元旦”,明代则无这一标注。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没有标注。
    历书中没有标注传统节日,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历书在古代主要用于择吉,标注节日不是“份内之事”;二是颁历授时属皇家独享,并在紫禁城内通过隆重仪式进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节日大多强调的是民众乐趣,在历书中标注有失“严肃性”;三是我国传统节日在全年分布较为均匀而固定,且扎根民间,不需要在历书中多此一举。
    民国成立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多,西方的节日和节日观也影响到我国的节日及其形成,最典型的就是一些革命节日和纪念日的创设,如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3月29日黄花岗烈士纪念,3月12日植树节(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等,甚至还有直接拿来使用的节日,如3月8日国际妇女节,5月1日国际劳动节,5月12日国际护士节等。这些革命节日和外来节日与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关系,在时间节点上也没有规律可循。
    梳理百年来历书中的节日发现,革命节日在历书中出现的最早年份是民国二年(1913年),这本历书由教育部中央观象台编辑,封二竖排罗列了3个节日都与革命有关:1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纪念)、2月12日(北京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国庆日)。民国三年(1914年)由美国传教士赫显理编辑的历书,历表中标注了两个革命节日:2月12日南北统一纪念,10月10日中华革命纪念日。1915年部分历书中标注有“国庆纪念日”,由于没有权威机构对外发布,或发布后信息不畅,这一年的两本历书中,国庆节分别标注在1月1日和10月10日。
    从1916年开始,中西混杂的新旧节日在历书中粉墨登场,有的只是一个过客,如体育节、诗人节、农民节等;有的长期“安营扎寨”在历书中,如国际妇女节、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有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昙花一现后,在改革开放后又开始闪亮登场,如愚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这些革命节日和新兴节日,在1914年至1928年的历书中,一般稳定在13个左右,主要有1月1日政府成立纪念,2月12日南北统一纪念,4月5日前后的植树节,4月8日国会开幕纪念,5月1日劳动纪念,5月9日国耻纪念,7月3日再造共和纪念,10月10日国庆节,12月25日拥护共和纪念,春夏秋冬四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冬至节)等。
    在1929年至1937年的历书中,革命节日骤然增加,最多年份是1930年,最多月份是阳历5月。上海广益书局的1930年历书中,“国民革命纪念日一览表”里有42个纪念日,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汉口惨案纪念,中法越南条约纪念等都在纪念范畴之列。另外一本无出版社的1930年历书中,各种节日和纪念日更是多达83个,除了春社、百花生日、人日等15个中国传统节日外,其余的68个均为革命节日。
    这一时期的革命节日,多数由政府以公共纪念日的形式直接纳入到国家法定的节庆系统当中。如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及《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将革命纪念日分为两种:一是“国定纪念日”,有9个,一是“本党纪念日”,有10个。[3]156—157这一时期历书中的节日大多稳定在30个左右,其中20个左右为革命节日,革命节日又以5月为最多。在1932年的一本历书中,5月有7个节日和纪念日,分别为:5月1日国际劳动节,5月3日济南惨案国耻纪念,5月4日学生运动纪念,5月5日革命政府纪念,5月9日国耻纪念,5月18日先烈陈英士殉国纪念,5月30日上海惨案国耻纪念。
    1938年至1945年,由于外敌入侵,指导思想多元,编辑们害怕“过节过出政治倾向问题”,历书中节日数量大为减少,有节日标注的,一般仅标正月初一的“元旦”和清明节的“植树节”两个节日,更有甚者,一个节日都不标注。革命节日在这一时期难见踪影。
    1946年至1949年的历书中,各种革命节日和纪念日大量涌现。东北书店印行的1949年历书中,有33个节日和纪念日,与革命有关的就有25个。以节日最多的5月为例,8个节日几乎均与革命有关,即“五一”国际劳动节,“五三”济南惨案,“五四”青年节,“五五”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学习节),“五五”淞沪协定,“五九”国耻纪念日,“五二九”何梅协定,“五卅”惨案廿三周年纪念日。
    需要说明的是,1912年至1949年,由于全国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西北的延安边区政府、东北的伪满洲国、华北的伪蒙古自治邦政府等政权与中央政府在抗战前后几乎同时存在,他们都有各自的革命节日,并在历书中出现,如晋绥边区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1945年历书中,8月1日为八路军诞生纪念;1934年至1945年伪满洲国的历书中,3月1日为建国日;伪蒙古自治邦政府弘报局编辑的1942年至1945年的历书中,9月1日为政府成立纪念日。此外,同一事件形成的革命节日,由于所持立场不同,表述也不一致。如七七事变,在历书中有全民族抗战纪念日(中共)、抗战建国纪念日(国民党)、兴亚纪念日(伪蒙古自治邦政府)等不同表述。四一二事变,在历书中有反革命政变纪念日(中共)、清党纪念日(国民党)等不同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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