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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中汪精卫:竟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


      长城抗战时期,汪精卫对待日本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这和他之后的消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张学良抗战不积极,汪精卫多次致电又不听,于是起了驱逐张学良的念头,甚至竟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1932年8月,当时主持华北军政的张学良,正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起了绝大的冲突。
    “九一八”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形成了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军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主行政外交的格局。吸取了“九一八”不抵抗不交涉的教训,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交涉的经验,这一次蒋汪合作形成了对日本的侵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共识。用汪精卫的话说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进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这个方针得到了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的汪精卫,并不象后来那样消极悲观,一味妥协,而是颇思积极抵抗,很想有一番作为。
    日本军阀成立满洲国后,也将热河划入满洲国领域。于是热河防守便成为反抗侵略的焦点。而且热河也关系着30万东北义勇军的军援运输生命线,一旦有失,东北义勇军势难持久。
    汪精卫防守热河的计划,可用四个字概括:增兵换将。增兵方面,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已经决定进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张学良的地盘,然而却遭到了张学良强烈反对。汪精卫于这年6月亲赴北平,告诉张学良:“日本调兵到东北,我们也应当调兵去抵抗。固然军队的系统可以变动,而调兵热河的计划不能变更。”
    然而汪精卫无法说动张学良。张学良方面,显然是对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有所顾忌。汤玉麟乃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出自绿林,贪财害民,久为人痛恨。丁文江曾问张学良汤玉麟的问题,张说现在没有办法。如果用武力解决,汤玉麟马上就会并入满洲国。
    于是汪精卫遂生换将之念,欲驱除张学良,但手头无钱无枪,终究一筹莫展。他屡次发电指示张学良出兵抵抗,而张学良回以粮饷俱无保障,甚至在电文中暗示汪精卫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愤怒不已,使出被胡适称为“很失政府体统”的一招,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
    8月6日,汪精卫连发五电,责张“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张学良,望张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电一出,立即引来国人对汪的同情和对张的谴责。张学良在北平发表谈话,声泪俱下,表示要辞职。汪再发电责张,请中央允许张辞职,以为打破军人割据局面之发韧。
    8月7日读到汪精卫辞职电的当天,胡适即致张学良一信。信中先批评汪精卫不该在此时通电:“精卫先生此举,颇失政体,自无可讳言。他应该命令先生尽力抵抗;或者竟下令免先生之职。但他自己先辞职,是很失大体的。况且昨日日本军部发表蛮横的宣言,以近日义勇军的活动完全归功于先生,当此时候,政府即使不满意于先生,也不应该在此时发表劝先生辞职的通电。”
    接着以朋友私谊进言:“我的私意以为先生此时应当求去,以示无反抗中央之意,以免仇视先生者利用这个局面为攻击先生之具。难进易退,为大丈夫处世的风度;而在不得已时整军而退亦正是军人的本领。”并且建议张学良以在野之身襄助华北军务,既维护国家统一,又稳定华北军心。
    张学良回信表示受教,“弟决不作仇者比现在更再快乐之事,重操旧式军人之手段。”
    然而张学良辞职遭到其部下坚决反对。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是汪去张留。汪精卫称病入院,旋出国,行政院长由副院长宋子文代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绥靖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分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挂名,张学良代理,张仍主持华北军政。汤玉麟主持热河,依然故我。
    此一冲突,对汪精卫影响很大。他再度回任之后,认为中国军人不足恃,战则必败,竟一改早先积极抵抗之志,转向消极妥协,最后竟走上投敌之路。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