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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壮族的“ 峒”(1)

黄家信(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在历史上,壮族的“峒”有四个方面的含义:地理概念、有血缘的社会组织、县辖下的基层政权组织、与“蛮”等连用具体指称壮族人。一个“峒”就是一个小的生态环境,也是一个小社会。“峒”浓缩了壮族的历史与文化,成为壮族多姿多彩农耕文化的载体。  
    [关键词]壮族;“峒”;农耕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5)08—0170—03  
    覃乃昌认为壮侗语民族地区有大量的以“那”和“峒”命名的地名,他把与“那”有关的文化现象称为“那文化”。“那文化”即稻文化,是岭南壮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峒”曾经具有社会组织的性质,后来才保留地域的含义。当“峒”与“那”连用时,“那”放在中心词“峒”之后。“峒”和“那”地名在壮族地区的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密度也大体成比例。不过“那”地名分布更广泛,遍布壮泰语支的民族地区,其中以壮族地区最为密集[1](P67-78)。但是,在历史文献里,人们往往把壮族人称为“峒人”、“布峒”等,并且“峒”一级的社会组织还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存在。“那”除了地名、地域概念,并没有表达更多的内容。在壮语里,“峒”可以代替“那”,但是“那”不可以取代“峒”。“那”(也有写作“纳”的)就是稻田。有水、能种植水稻的地方才称为“那”,否则只能称为“利”(地)或“弄”、“陇”。一丘丘的“那”,构成了大小不一的一个个“峒”。有趣的是,与壮族有同源关系的傣泰民族,从部落社会一直延续到近代,他们也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勐文化”。“勐”首先是行政区划的概念,然后才渗透到傣泰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华思文认为,“勐制”与“勐文化”浓缩了西南泰的历史,“勐”的概念以及由“勐”所产生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和宗教文化成为这个族群区别于其他族群所特有的概念〔2〕。壮族及其“同根生”的傣泰民族,为什么在历史上都发展出非常相近的“峒”、“勐”这样的核心概念呢?除了历史上曾经同源之外,还与这些民族相近似的生存环境有密切联系。  
    一、“峒”的含义  
    壮族的“峒”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核心概念。具体地分析,“峒”至少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峒”是一个地理概念。在中国各地,都有以“峒”命名的地名。比较著名的有山西洪峒、“瑶族之都”千家峒、湘西茶峒等。在壮语里,“峒”有大小,只要有几丘水田的地方就可以称之为“峒”。一个村镇、一个州县所在地及其周围的盆地也可以称之为“峒”。“峒”往往还被写成“洞”、“垌”、“同”等。明初,岑善忠将泗城州治所迁到古坳峒,清代这里成为泗城府的治所,这个古坳峒包括的范围就相当于当时的一个城市及城郊。当“峒”与“那”并列的时候,“峒”修饰“那”,排在“那”的前边,称“峒那”。按照壮语修饰的特点,说明“峒”的含义比“那”的含义要大。  
    徐松石曾说过:“在中国古代峒字往往译为都字。这都字地名的分布,就更广阔。以前岭南峒布,亦称岭南都布。有铜鼓的峒老,亦称都老。”[3](P32l)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反映了人们在以汉字记壮音时发生的偏差。比如,唐代设置的“都救县”,其地就是现在平果县的“同老乡”。“同老”是壮语地名,汉语就是“大峒”。  
    其次,“峒”是有血缘性的社会组织。一般来说,一个“峒”包括一个大的宗族和若干个小的家族,“峒”内各家族之间大多有血缘或亲缘的关系。宋人范成大曾记载,西原州“举峒纯一姓者,婚姻自若”[4](P35) 。由此看来,到宋代的时候还存在着一“峒”只有一姓的纯血缘组织。隋唐时期。左右江地区主要有雷、火、频、婆、甲、屯、凭祥、温润等“峒”,其中以黄氏、侬氏的宗族势力最大,所以称黄峒、侬峒。唐代,西原州黄峒壮族群众在黄氏首领的领导下,跟唐王朝对抗,前后延续100多年。南宋广源州侬峒在侬智高率领下,内附不成,又得罪了交阯,只好造反,陷邕州围广州。由此可见,左右江地区黄峒、侬峒的壮族宗族势力还是很强大的。  
    第三,“峒”是县辖下的一级政权组织。唐宋时期,“峒”列在县之下,“峒”有峒官,称知峒,由中央政府派驻邕州的流官颁给“文贴朱记”[4l(P34)。元明时期,由“峒”改为州、府的主要有:结安,宋置“峒”,元改为州;龙英,宋置“峒”,元改为州;佶伦,宋置安峒,明改为州;镇安,宋置镇安峒,元改为路,明洪武元年(1368)改为府;凭祥,宋为“峒”,明洪武(1368—1402)初置镇,永乐二年(1404)置县,成化八年(1472)升州;归顺,旧为“峒”,明弘治年间(1488—1505)升为州。由州改为“峒”的主要有:下雷州,明初降为“峒”;迁隆州,明洪武年间因失印降为“峒”;上映,宋置州,明初降为“峒”[5]。峒官既是民政长官,也是军事首领。宋治平二年(1065),左右江地区每“峒”以30人为1甲置节级,5甲置都头,10甲置指挥使,50甲置都指挥使,总共有4.45万人,“以为定额”。这些峒丁自备武器,老、病、亡、故出缺,马上选少壮填补,每3年要上报中央政府1次[6]。因此,作为一级政权组织,“峒”发挥着管理职能和军事职能。  
    第四,“峒”与蛮、僮、人连用,指称壮族人。在《明实录》里,从洪武至成化(1465—1487)年间,都有使用“峒蛮”来指称壮族的。比如,洪武二十九年(1396),以王宁袭豹韬卫指挥佥事。王宁的父亲王英也曾任豹韬卫指挥佥事,“尝领兵征广西峒蛮”[7]。这里的“峒蛮”泛指全广西的壮族。明代,更多的“峒蛮”具体指称广西某一地域上的壮族人。比如,正统十年(1445),广西庆远陆河村壮人韦万王“自永乐时称王,聚各峒蛮”[8]。成化八年(1472),总督两广军务右都御史韩雍上奏中提到:“忻城八寨峒蛮。”[9]也有以“峒僮”、“峒人”指称壮族人的。成化十四年(1478)五月壬戌,“初,广西流贼攻破荔浦县龙村等寨,指挥徐清、刘源、吴谦等俱不能防御。杜璇领兵击贼,生擒四人,缚至广运堡。百户王彪识其为仙回峒僮人,纵之;其峒僮复纠各峒人数百。大肆劫掠,璇死焉”[10]。这里的“峒僮”、“峒人”具体指称仙回的壮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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