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死窑”的文化谜团：弃老习俗与传说(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00 中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弃老传说脱胎于印度佛经 在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中国，竟然流行过野蛮的弃老习俗，许多被称作“寄死窑”“模子坟”“生藏”的遗迹至今尚存。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关注这一文化事项时曾引述俄罗斯著名学者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中的一段话予以评说，那些原始民族“遗弃或杀死老人”，并非由于生性残忍，“而是由于野蛮人不得不为自己生存奋斗的那些条件”“杀死非生产的成员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责任”。这个贯串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已由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所证实，至今仍是我们解开弃老习俗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 现在就是怎样看待中国弃老习俗和口头传说的相互关联及其文化价值了。在那些有“寄死窑”遗址存留的地方，也就会有相关传说故事普遍流传，作为对这一实际风物的解说，两者互相依存，彼此彰显。这样的对应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深入探究，被命名为“被 弃老人智救王国”的AT981型故事，是否就是由这些地方的弃老遗址所载负的弃老习俗之历史忆述所构成的口头文学呢？我以为还不能这样说。相关的传说故事另有来源，源头就是汉译《杂宝藏经》中的《弃老国缘》，原故事梗概如下： 过去更远，有国名“弃老”，有老人者，皆远驱弃。 有一大臣，心所不忍，作一密室，偷养老父。其时天神以八事相难国王：辨二蛇之雌雄，量大白象体重，识两方檀木木质之头尾，区分二马之母子属性…… 如不能解，国将覆灭。大臣私询老父，出面悉皆答之。后白国王，臣之应答，尽是父智，非臣之力。国王由是普告天下，不听弃老，仰令孝养，其有不孝父母，当加大罪。（《大正藏》第4卷本缘部下第449—450页） 这部《杂宝藏经》于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472年）由吉迦夜按记忆口述故事，昙曜等人以汉语译出，再由刘孝标执笔写定。郭煌文书中已有不少《杂宝藏经》的抄 本残卷，可见到唐代此经已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在1500多年中伴随佛教传播流向中国广大地区并蜕化在民间口头文学之中，是毫不足怪的事。 那么，现在应予着重申说的是，早在《敦煌杂抄》中就有了《弃老国缘》“蜕化为国有”的完整文本，请看： 何谓养老乞言？因谁。昔纣时，敬少不敬老。人年八十，并皆煞之。有兄弟二人，慈孝。见父母老，恐被诛戮，造地阴窖，藏父而养。后有北汉匈奴国献一木，粗细头尾一种，复以漆之，不辩头尾。复有草马，母子两匹，一种毛色，形模相似。复有黄蛇，一双，不知雌雄。天子不辩，遂访国内；若有人能辩木之头尾，马之母子，蛇之雌雄，赏金千斤。经数月无人能辩。其子二人，遂私问藏父曰：“具说木及马蛇等事由状。”父谓子曰：“此不可足知。凡有人物必有头尾轻重，其木于水中没著，是头者浮，是尾者沉。驱马渡水，是母者于先，是子者随后。将一团，遣蛇跳过，是雄者跳出，雌者在于绵中不动。”其子即用父言教，应募而答之。果以具辩木之头尾，马之母子，蛇之雌雄，得金千斤。时人云：“养老乞言，辩之具矣。”此事因纣而起。（见梁丽玲《<杂宝藏经>及其故事研究》引述，台北法鼓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版。） 《杂抄》是唐五代时期普遍流行于瓜沙地区的一种童蒙教育材料。《杂抄》中的这篇故事，从整体情节结构到三个难题设计均显而易见是借用《弃老国缘》而来。将天神向国王问难的印度故事情节改变成以中国著名古代暴君商纣王时代为背景，并别具匠心地揳入匈奴 国借问难挑衅威胁国家安全的枝节，赞颂被弃老人智解国难的崇高行为，赋予本篇以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鲜明内涵。一篇既脱胎于印度佛经，又染有中国历史文化鲜明色彩的动人故事就这样融合在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之中了。 其次，后世从各族民众口头采录得来的几十篇故事，基本形态均沿袭《敦煌杂抄》而来，从叙事形态学考察，它们均由在弃老习俗下主人公偷养老父，敌国以几项问难造成国家危难，隐藏老人智解国难，由此将弃老习俗转变成敬养老人，树立起智慧老人是个宝的普世价值观念。一位欧洲故事学家认为：“由几个情节单元组成为比较复杂的情节，如果不同地区有相同的情形，那就不能不信其为同一则故事在不同地区的流传。”何况《杂宝藏经》中弃老国故事之传入中国，以及流传演变的历史脉络均甚清晰，断定其由佛经故事脱胎而出就更加令人信服了。 弃老传说的中国元素 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弃老传说在情节结构上同印度佛经故事的类同性，也要看到它们巧妙融入中国历史文化元素所形成的变异性。一是将时空背景置换成中国境内，如《敦煌杂抄》中的故事以商纣王时为背景，湖北的《斗鼠记》以古代鄂西北一带的“麇国”为背景；二是灵活自由地设置斗智项目。佛经故事中的三难——辨识木棒之头尾、马之母子和蛇之雌雄在中国故事中沿用最多；也有以斗鼠或寻找水底黄金等难题来考验国家智力的；三是将孝养老人从家庭伦理提升到智解国难的高度，以体现儒家精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虽在广大地区流行过弃老习俗， 然而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重智慧老人的优良传统，正如我在1984年的论文中所写的：“春秋战国时期，老人是个宝的观念就已深入人心。”“诸子百家大都以老人为师，老人的智慧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1990年问世的王晓平所著《佛典•志怪•物语》中，在将中日两国弃老传说作比较时，也特地指出：“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摆脱了弃老风俗，《左传》中的晋文公老年的谲诈，蹇叔的预见，都是对老者智慧的肯定。”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屈原《离骚》）傅说、吕望、宁戚都是被作为饱经风霜，终被信用的贤者来歌颂的。作为一种风俗来描写的弃老现象，在中原地区已失去了现实的基础，但封建王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孝道”要求对不孝者作出劝诫和警告，又使这一类型的故事有了改编的可能。（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245页）由于中国有着尊老爱幼和崇尚治国平天下的贤良智慧老人的深厚传统，就使得这个颂扬老人智救王国的动人故事在中华大地上有了生存演化的强固根基。 弃老传说与“寄死窑”无直接关系 我在湖北武当山地区西河村的那座“寄死窑”考察时，随意走进一户农民家中，那位80多岁的老奶奶随口给我们讲起《斗鼠记》的故事，最后还以乐观开朗的心态笑着说：“老人还是有点用！”这些弃老遗址给口头传说提供了充分有力的历史可信性和艺术感染力，但并未提供当地口头传说和弃老习俗遗迹之间的直接关联。我在考察时询问地方干部，他们也只能含糊地回答，这里将老人送进“寄死窑”大约是唐朝以前的事，从唐朝武则天将中宗李显流放到房州（今湖北房县），使这一带的社会文明大步迈进之后，弃老习俗就废止了。 可见弃老传说故事的构成与流传早已有之，它同各个地方的弃老习俗遗址的对应关联是后来的事。民间传说的生成，大多是先实后虚，先有人、事、风物等等作依凭核心再生出虚构故事，但在某些地方，也有将早已流传口头的现成故事附会粘贴到本地风光之上的，梁 山伯与祝英台有多处“故里”就是人所熟知的实例。 由于传说同民众见闻所及的实有之物相关联，使传奇性和可信性相结合，再加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智慧老人治国平天下的历史功绩传闻于世，宛如一朵盛开不败的鲜花。从而使得这个歌颂智慧老人的故事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千余年来一直传诵不息。故事虽是以使人哀痛的弃老习俗为背景，但它着力宣扬的却是老人智解国难，由此树立起“老人是个宝”，应孝养老人的普世观念和习俗，由此标志着社会文明的一大跃进。 （文\刘守华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主编，现正从事佛经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比较工作。 《文化月刊•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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