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良与诡辩家的交往背后有何政治意图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5:11:37 未知 佚名 参加讨论
 一位伟大帝王的行为从来都不会是出于单纯的目的，他们总是深谋远虑，即使在国家繁盛之时也不忘其忧患，哈德良就是这样一位帝王。哈德良统治罗马时期，诡辩术在罗马帝国十分盛行，哈德良出于对希腊文化的喜好，也出于一种更深的政治意图和诡辩家交往甚密。究竟这种政治意图是什么呢？ 哈德良是罗马帝国元首中颇有作为的一位。他是元首图拉真的表侄，后被其收为养子。这两位元首均为西班牙人，但个性迥异。图拉真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与军事指挥家；而哈德良却是一位难得的贤主，才德兼备，可谓帝王中的风流名士。哈德良才智非凡，他放弃了前任元首对外征伐的策略，转而着手于帝国内部关系的调整。目前学术界对哈德良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哈德良长城”、他的帝国巡游以及行政司法改革，而从其他角度进行的研究为数有限。笔者于近期梳理洛布古典丛书的几卷作品——尤其是费劳斯图斯（Philostratus）的《诡辩家传》（The Lives of the Sophists）时，发现哈德良与诡辩家交往密切，因此希望从诡辩家入手，以期对这位元首有新的认识。 1、2世纪的社会翘楚——诡辩家 诡辩术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据费劳斯图斯所说，西西里人高尔吉亚（Gorgias）是“诡辩之父”。诡辩术在古希腊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演讲台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城邦内重要的政治角力场，而雄辩则是政治家可以依托的主要武器之一。毫不讳言，这种技艺实则跨越了穷人与富人、平民与贵族的界限，在希腊受欢迎的程度甚至可以与竞技和赛会相媲美。诡辩术常被希腊人视为本民族的艺术，但公元2世纪初，诡辩术的影响已经波及帝国广大地区，比如，著名的诡辩家法沃里努斯（Favorinus）是高卢人；而费劳斯图斯的老师安提帕特（Antipater），则出生于叙利亚。 公元2～3世纪，诡辩家在教育、社交、政治上发挥了显著作用。诡辩家是当时社会的“园丁”。他们开办修辞学校，招收门徒，其门徒不仅来自希腊及周边，甚至还包括帝国边远地区的年轻人。他们讲课会收取一定的费用，比如诡辩家斯科皮连（Scopelian）连谈话都要向学生索要相应费用，但是收费数额并不固定，这主要根据学生财产的多寡而定。另一方面，学生也有选择老师的自由，比如作者费劳斯图斯在雅典就曾先后师从于普罗库卢斯（Proclus）、西波德罗弥乌斯（Hippodromus）和安提帕特。这些莘莘学子假以时日学有所成，就会散布帝国各处，继续教育和演说的工作。由于诡辩家接受的训练是希腊式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希腊文化的传播，令希腊文化日臻繁盛。这一时期，诡辩家被认为是城市的领袖和发言人。他们代表所在城市，觐见元首，获取荣誉，求得赏赐。由于二世纪初，希腊城市几经劫掠，早已残破不堪，所以元首的赏赐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一旦诡辩家能够不辱使命，载誉而归，就会成为市民心中的英雄。可以说，诡辩家是这一时期希腊文化的重要传播者，是希腊城市的发言人和代表，是希腊世界的翘楚。 2、诡辩家的朋友——哈德良 城市对诡辩家的仰慕，更多得益于元首施与他们的荣耀。哈德良是位慷慨的元首，更是诡辩家空前的恩主。拜占庭的马尔库斯（Marcus of Byzantium）尽管在希腊未享有应得的荣誉，但当他作为城市的使节，拜谒了哈德良，获得元首的欣赏后，众多城市开始以他为荣。著名的诡辩家更是受到元首的钟爱。米利都人迪奥尼西乌斯（Dionysius of Miletus）虽非名门之后，但其美德和雄辩却闻名遐迩。哈德良因仰慕之情而赐予他莫大的荣耀，将他任命为总督，纳入骑士等级，归为享有博物馆免费餐的一员。希罗德斯（Herodes）出生于雅典望族，以财富和施与享誉至今，但他更是一位卓著的诡辩家。哈德良第二次访问雅典时，亲临这位诡辩家的别墅，令其家族备受礼遇。现存的一篇铭文将他称为“哈德良的朋友、平民保民官及行政长官”。然而，最大的殊荣却非诡辩家波勒莫（Polemo）莫属。哈德良以惊人的毅力走访了44行省中的38个，据史料可知，有7人伴随元首出席重要场合，诡辩家波勒莫就是其中之一。哈德良还将海陆旅费减免权推及他的后人，并同样将其纳入享有博物馆免费餐的圈子。雅典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竣工时，元首邀请波勒莫在祭祀中发表神圣演说。此外，元首还将奥林匹克赛会的主持棒以及登上神圣三列桨战舰的特权赐予了这位诡辩家和他的子孙。 虽然哈德良总是以友善的态度对待诡辩家，但他们身上的巨大光环依然令元首嫉妒忌恨。例如，迪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曾提到哈德良对两位杰出诡辩家——高卢人法沃里努斯和米利都人迪奥尼西乌斯（Dionysius of Miletus）声誉的妒忌，所以试图通过抬升他们的对手，来削弱其荣誉。但元首显然又是宽容仁厚的，尽管法沃里努斯曾与哈德良发生过争吵，但并未因此而惨遭横祸。哈德良珍爱他的才华，所以只是以戏谑似的的话语作为回应。哈德良时期，由于元首的关爱，诡辩家愈发成为帝国社会的宠儿。 3、交往的意图——元首动机的分析 哈德良博学多识，为人喜好希腊和拉丁文学研究，擅长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对荣誉的渴求甚至驱使他尝试编撰自己的传记。这位元首对希腊文化的钟爱是如此强烈，以至当时有些人称呼他为“希腊狂”。因此诡辩家集希腊文化之大成的特质，成为他们赢得元首青睐的有利条件。诡辩家的演说总是离不开历史典故，他们咏颂荷马的诗篇，重复柏拉图的讨论，背诵修昔底德的作品，赞颂品达的诗句，没有任何知识是他们未尝涉猎的。他们不仅要博览群书，还要进行各种必要的训练。一位成功的诡辩家必需慷慨激昂，具备伟大演员的潜质，在外表、仪态、声音方面也要魅力非凡，并足智多谋以便反驳对手。哈德良以与诡辩家交谈为乐，借此减轻职务上的负担。 然而，哈德良对诡辩家的偏爱并不能全然以希腊爱好作为解释的理由，对此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因为公元2世纪初，罗马帝国的概念日趋深入人心，原有地域观念所造成的阻碍进一步破除，帝国内部人员、物资的流动更加频繁和畅通。帝国上层不再局限于罗马一隅，行省人士对帝国的影响愈发显著，像元首图拉真就非出生于意大利本土。罗马或者说意大利半岛不再是上层考虑的唯一重点，团结行省以求更大获利，逐渐在全局考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帝国上层社会现在代表的是整个罗马世界各个城市居民中最富有和文化最高的阶层。哈德良虽然一直尽力扶持意大利本土势力，但他就上述背景早已有所洞悉。 首先，哈德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希腊-罗马社会的统治者。罗马虽以武力征服了希腊，却也为其瑰丽的文化所折服。帝国版图的扩大，更将希腊文化的辐射范围扩散至前所未有的广阔区域。而诡辩家在当时正是起着希腊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例如，诡辩家斯科皮连在萨摩那开设学园时，仰慕者从爱奥尼亚、吕底亚、卡利亚（Caria）、麦奥尼亚（Maeonia）、艾奥利亚（Aeolia）蜂拥而至，梅希亚（Mysia）和弗里吉亚（Phrygia）的希腊人也络绎不绝，除此，他还吸引了卡帕多西亚人（Cappadocian）和亚述人（Assyrian），埃及、腓尼基，亚该亚（Achaean）的显赫人物也纷至沓来。在该背景的作用下，罗马社会及其民众必然深受它的诸多影响。此时，元首对讲授修辞学和哲学的诡辩家施与厚爱，显然表现了一种姿态，即自身与社会发展、人民思想认识是一致的。因为诡辩家身上更多的传承了希腊文化的因素，而该文化在帝国境内又拥有广阔的认知基础，哈德良作为元首，对扮演文化传播者角色的诡辩家宽厚仁慈及推崇备至，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自己的文化倾向。借助此举，哈德良成功地建立了社会大众对他的文化认同感。 其次，哈德良借助施恩布惠的手段为诡辩家创造了走向权利中心的途径，相应地，他们政治势力的壮大，也充实了哈德良统治的政治基础。诡辩家多出身名门，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深刻的政治背景；即使部分诡辩家出身平民，他们也可通过演讲之术平步青云。哈德良统治时期，希罗德斯和迪奥尼西乌斯虽然出生门第不同，但都受到元首的器重，最终位居帝国中的显赫要职。而更多的诡辩家则是城市的上层分子，元首拉拢了诡辩家，就等于控制了城市的声音，紧握了城市的话语权。元首需要通过诡辩家表达帝国的意志，希望通过他们听见城市的声音。元首对前来觐见的城市代表——诡辩家是极为乐善好施的，比如他曾因对诡辩家波勒莫的喜爱而惠顾萨摩那人，赠与他们一千万德拉克马以及一座体育馆和神庙。诡辩家在元首与城市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连接了互动的纽带。 最后，哈德良还利用诡辩家巧妙地在民众心中树立了自己的正面形象，使自己的令名在他们的精彩演说中交口传诵。哈德良明智地认识到语言魅力的惊人力量，他深知，相较于文字传播，口头演说往往更具直接性和易受性。因此作为演说主体的诡辩家，必然受到元首的器重。由于广受恩泽，他们的演讲在取悦观众的同时，也于无形中渗透了对元首的溢美之词。哈德良安排诡辩家在神庙建成极尽庄严的时刻，发表持重神圣的演说；赛会与宗教节庆时，也会把诡辩家推向前台，以他们的慷慨陈词将群众的情绪推向高潮，让自己的声名在民间交口相传。同时，元首对诡辩家的恩宠享誉内外，这又进一步提升了青年对这一行当追求的热情，不管他们是出于对名利的角逐，还是对学识的渴求，元首的青睐是他们最好的慰藉。学成后的“新一代”诡辩家如蒲公英般撒向帝国各处，甚至远及海外，受同一感情的驱使他们又成了元首坚实的拥护者，元首的声明在他们的口中代代相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