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周超]“厕所革命”在中国的缘起、现状与言说(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3:11:42 中国民俗学网 周星 周超 参加讨论
四、乡村的“改厕”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的厕所改良，其实可上溯至民国时期。当时除“平民教育协会”及一些大学知识分子的努力外，1928—1937年间的上海市的卫生运动大会和20世纪30年代由蒋介石主导的“新生活运动”等均值得一提。前者是地方性的，目的主要是维护街道清洁(不随地便溺、吐痰、不乱扔垃圾诸类)；后者则是全国性的，目的是想制造出全新的国民，两者都是由政府主导，具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新生活运动试图将传统的道德(“礼义廉耻”)与一般人民的“食衣住行”相结合，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它对普通国民生活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不过，这一运动提出的“新生活须知”对于“清洁”较为重视，包括保持厕所卫生、不随地小便等具体要求。其在江西省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还确定了“公共厕所改造办法”；对一些项目的落实情况实施检查时，也涉及公共厕所和屋内厕所的清洁问题，并敦促不达标者整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推动的很多旨在提高国民卫生科学素养和保障国民健康的工作，往往程度不等地和厕所改良有关。1950—1970年期间的“爱国卫生运动”、“灭四害”(苍蝇、蚊子、麻雀和老鼠)运动、治理血吸虫病工作等，都是如此。“爱国卫生运动”有“两管五改”的提法，亦即“管理饮用水源、管理分辨垃圾，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室内外环境”。推动“两管五改”的目的是，既适应农业生产需要，便于积肥和保护肥效，又防止和减少饮用水源和环境的污染，从而控制农村传染病的流行。20世纪90年代，农村改厕被纳入《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央政府《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同时伴随着卫生乡镇县城的创建，农村也逐渐掀起了“厕所革命”。2002年，中国政府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在农村继续以改水、改厕为重点，整治环境卫生，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生，促进文明村镇建设。2009年，政府将农村改厕纳入深化“医改”的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2010年，启动了以农村改厕为重点的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促使农村的卫生厕所普及率迅速提升。2004—2013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82.7亿元以改造农村厕所，并实际改造2103万农户的厕所；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从1993年的7.5%提高到2013年年底的74.1%。根据《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案(2015—2020年)》的目标，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在2015年达到75%，2020年达到85%。 2014年10月17日，全国爱卫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召开全国农村改厕工作现场推进会，会议认为农村改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2014年11月5日，全国爱卫会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改厕工作的通知》。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表示，解决好厕所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要因地制宜做好厕所下水道管网建设和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东城镇光东村农村调研时进一步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场“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因此，近年来关于各地农村的改厕(推广沼气厕所、改旱厕为抽水马桶等)时有进展的报道，每每见诸媒体。 江苏省的农村改厕被认为在全国具有典型性。2005年之前主要是试点，通过建设“改厕普及村”作为典型，再以点带面，全面推进。2006—2013年，江苏省逐年加大改厕资金投入，累计达56亿元。截至2013年年底，全省累计改建农户卫生厕所822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从56%提高到94%，其中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已达82%。改厕的成功使江苏农村的寄生虫病感染率和肠道类传染病的发病率，自2006年以来，分别下降51.8%和36.7%。实施改厕工作，通常是卫生计生部门、爱卫办主导，农林部门负责沼气池建设，住建部门负责农村新(翻)建住房配套无害化厕所。具体做法是在村里先做好几家改厕示范户，组织群众观摩，激发农户改厕的动机；同时也编印技术手册免费发放，培训改厕技术人员等。除了三格式、双瓮漏斗式、沼气式等粪尿处理模式，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则推广污水的相对集中处理。例如，在苏南一些人口相对密集的村庄，建设相对集中的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一些重点集镇，则在乡镇卫生院及公路沿线加油站等建设无害化公厕等。国家对农村家庭卫生厕所的定义是，有墙壁、屋顶和门窗，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既可以是抽水厕所，也可以是旱厕，但必须设置地下沼气池，以便对粪便做无害化处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被要求彻底改造农村的未达标厕所，在这个过程中，各地也分别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沼气厕所式样，例如，山东的“三通沼气式”、河南的“双瓮漏斗式”、辽宁的“四位一体六栅式”、宁夏的“双高式”、江苏的“三格式”等。这些样式大同小异，均以对排泄物的就地无害化处理为基本功能。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强力主导和资金投入，举凡同意新建或改建卫生厕所的农户，均可得到一定的现金资助和技术指导，因此，农村改厕的进展较为顺利。 陕西省属于西北较为缺水的干旱地区，乡村厕所以旱厕为主，农村改厕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全省农户总数约711万，截至2014年年底，完成了361.18万农户的厕所改造，卫生厕所的普及率为51.48%，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为42.88%。截至目前，改厕已经使得肠道传染病发病率由2010年的30.25/10万下降到2014年的19.50/10万，但总体而言，陕西农村的改厕进程仍较大幅度地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究其原因，部分地是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不同，陕西农村的乡民对改厕费用感受到的负担更重。在关中、陕北等地建设一座双瓮漏斗式卫生厕所，至少需要2000元，在陕南建成一座三瓮式卫生厕所，至少需要1800元，或建成一座三格式卫生厕所，至少需要2800元。尽管政府有一定的补助，农户仍需承担相当的费用。由于《陕西省农村改厕工作“十三五”(2016—2020)规划》所承诺的改厕目标，仍是要在“十三五”收官之年，亦即2020年，将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到85%以上，因此，省内各地各基层政府，均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比较而言，旅游景区和大中城市的公厕改革，主要是强化管理和增加投资，农村改厕却始终面临着很多乡民习以为常的观念和行为的阻滞，其中最常见的是认为没有必要。改厕进展比较顺利的地方，往往是经济和生活条件较好的农村，乡民们对改厕高度认同，积极参加或配合，改厕工程也使村落环境发生良性巨变，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也缩小了和城市之间的差距。在一些新型农村社区，虽然有一些长期持有节俭观念的中老年居民，对于抽水马桶的冲水觉得“浪费”，但年轻一代感到非常满意。眼下，在一些富足的乡村甚至还形成了新的择偶标准，如果男方家没有卫生厕所，姑娘就不倾向于同意这门亲事。但毋庸讳言，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在较为贫困的地区和边远的山区，改厕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居住分散，改厕难以形成集中连片的效应外，“没人、没钱、没观念”则被指出是农村改厕的三个难点。农村出现“过疏化”现象，青壮劳动力多外出打工不在家，改厕却需要动土，也需要技术，故留守老人们多倾向于拖着；还有不少农民认为花钱费功夫改造旱厕不值当，这就属于观念问题。类似的观念或认知问题，还有认为厕所本该就是脏的，拉撒的地方不需要那么讲究，或一下子难以习惯沼气厕所一年两次的清理作业等。 五、发展、卫生和文明：支撑厕所革命的“言说” 当前中国社会的厕所革命，实际是由几个彼此关联,但又性质不尽相同的板块所构成：一是都市化进程中居民室内卫生间抽水马桶的普及；二是观光景点、景区提升厕所服务的“旅游厕所革命”；三是作为市政公共设施需要强化投资和管理的“公厕革命”；四是农村以旱厕改良和建设无害化卫生沼气厕所为主的“改厕”运动；五是尚未真正展开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内部厕所向公众开放。 尽管不同板块的厕所革命各有侧重，但中国社会的有关话语大体上共享着一些颇为相同或类似的表述。首先是“发展”的“言说”，这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延长线上理解和定位当前的厕所革命。尤其是农村改厕的目标，到2020年必须把集中式供水的人口比例和卫生厕所的普及率提升至85%，这既是国内政治话语体系，亦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目标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参照或援引了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之一，亦即在2015年之前将人与粪便卫生地隔开之设施的全球普及率提高到75%，中国在这方面不仅不能拖后腿，还试图作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借助联合国的项目和理念以推动中国乡村厕所改良的实践，确实是非常合理的决断。有关“发展”的诸多理念，比起直接借鉴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其实更乐意透过联合国的有关机制来导入。事实上，中国农村的改厕既有国内爱国卫生运动的轨迹可寻，也有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提倡的全球厕所革命予以积极响应的背景。中国政府在和西方国家就“人权”等议题发生争执时，往往是把“发展权”视为人权的最基本内容，因此在涉及“发展”问题时，也最乐意和联合国合作。 环顾当今世界，厕所状况依然是区分“发达”和“不发达”最为明晰的标准，而长期以来的中国内地厕所，确实是非常确定和清晰地呈现出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身份。不仅如此，厕所革命同时也是国内的重大“发展”问题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始终面临严重的城乡发展差距，而厕所环境可以说是城乡差距中最为明显、直观和突出的表现，也因此，尽快改善农村厕所状况，彻底改变农村卫生面貌，缩小其和城市的距离，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品质，提升农村幸福指数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数十年来的农村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厕是进一步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底线的重要举措。农村的厕所革命其实也是农村城镇化进程难以绕开的必由之路，只有改厕成功，农民才能过上和城里人差不多同样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对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而言，旅游景点、景区的旅游厕所和大中小城市街区的公共厕所固然重要，但在农村推广卫生厕所则更为重要。 中国厕所革命的第二套话语，便是卫生科学的“言说”。尤其在农村，人畜排泄物的管理不善带来的卫生问题，被认为是必须改革的最大理由。长期以来，农村大约80%的传染病是由厕所粪便的污染和饮水不卫生引起的。由于厕所状况堪忧，人畜排泄物管理不善，上述状况一直难以彻底改变。在中国一般的农村，病原学、细菌学、防疫科学、流行病学等卫生科学基本知识的渗透依然非常有限。信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或“眼不见为净”之类日常生活理念的乡民，依旧为数众多。直至21世纪初，在农村改厕运动获得重大进展之际，依然有在乡村开展卫生知识补课的必要。需要指出的是，改厕运动的卫生“言说”并不是突然形成的，它其实一直是中国基层卫生防疫系统长期以来的工作用语。当然，若再进一步，这一“言说”还可以上溯至晚清，中国有识之士借助西方卫生科学的知识和理念，致力于“卫生救国”“卫生强国”的各种努力。城乡厕所革命所共享的第三套话语是“文明”。厕所革命被说成是一项“国家文明工程”，其目的是要提升中国“厕所文明”的水准，这是公共媒体和政府的基本言说。如果说对于“厕所文化”的不同，或许还可以有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解说，那么，对于“厕所文明”的概念，由于它是衡量不同的社会或族群约束其人们的排泄行为以及应对和处理排泄物方面所达到的科技水平和社会治理高度，因此，确实也就难以回避高低优劣的排序。中国社会在这方面较为通俗的表现，例如，“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还有很多地方男厕所的便池前方写有“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等，都是这个意思。中国官方的基本表述也如新华社的报道，引用了世界厕所组织发起人的观点：“厕所是人类文明的尺度。”厕所虽小，却是全世界通用的嗅觉语言和视觉语言，是文明沟通中最短的直线，体现了文明进化的历程。有关“文明”的言说，既有强调国家和民族层面的，也有强调个人层面的。前者把厕所视为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有媒体甚至指出，“厕所文明”欠缺的国家，难以真正进入世界文明之列；后者是把“厕所文明”说成是公民素养问题，认为厕所好坏既事关国家形象，又体现国民文明修养。例如，陕西省商洛市对“文明市民”的要求有“十不准”之说，包括有不准随地便溺等。类似这些，中国各个城市均在推动的相关规范，眼下正在日益形成如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说的那种“外部强制”，一旦它们内化为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那么，包括厕所文明在内的“文明化”的进程，就会形成日趋严格及明确的走向。 然而，中国公共媒体和官方话语中还有另一套颇令国人自豪的“文明”言说，例如，中国是文明古国，数千年文明史一直没有中断，中华文明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等。但每逢奥运会、世博会和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形象时，上述关于“文明”的言说有时就会相互抵触。此文明非彼文明也，一是古代文明，一是现代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的辉煌并不能掩饰中国社会现代(厕所)文明缺失的尴尬。中国古代文明体系，在厕所及排泄问题上，除了予以优雅地迂回或忌讳地表述之外，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夸耀的遗产。中国常自诩自古以来为“礼仪之邦”，但因传统文化一向视厕所为不齿、不屑，从而无法认真对待它。虽然让富于民族自豪感的中国人，依照西方的(厕所)文明标准来规定自己的行为，似乎有些别扭，但如今，厕所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形象的大问题，“文明”的言说也成为国人自我激励以改变现状的动力。从中国传统的并不那么令人骄傲的厕所文化，经由厕所革命的洗礼，发展到现代的不再令国人尴尬的厕所文明，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实现全面现代化或按照中国的说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捷径。 笔者认为，在上述几种基本“言说”之外，厕所革命还特别与现代国家之市民社会的“公共性”问题密切相关。作为市政工程体系的一部分，城市厕所和下水处理系统往往是社会公共体系中最基础的环节，城市的标准化公共厕所必须能够满足市民需求。显然，这样的“厕所文明”无法由个人单独建构，厕所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它必须是政府和社会公共体系的义务。政府与其抱怨市民的“方便”不够文明，不如检讨作为供给侧和管理侧的基本责任。在中国，厕所问题实际还是更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一部分，除了城乡差距，屡屡被指出的“内部厕所”恰好可以反映这一点。早在1994年，上海市就要求沿街单位的厕所对外开放；但在南京市，直到最近，仍有民政局办公大楼拒绝前来办事的市民使用其厕所的情形，遗憾的是，类似的情形绝非孤例。因此，各地的厕所革命往往就内涵有敦促“内部厕所”向市民开放的内容。欠缺公共性的“内部厕所”的存在，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往往会以“内/外”区隔的逻辑突显出来。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之公共性的欠缺，还经常体现为城市小区的居民们对于公共厕所建设的普遍性“邻避”现象，遗憾的是目前有关“邻避”问题的研究，还很少触及到公厕的“邻避困境”。 结语 汉语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琐碎时，常使用“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或“吃喝拉撒睡”(上海话称“吃喝屙汰睡”)之类约定俗成的表述，这些词汇如实反映了人们对排泄、如厕和厕所问题的态度:通常漫不经心，但也承认它是日常生活回避不了的一部分。2004年6月，由过士行编剧、林兆华导演、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话剧《厕所》，通过对一位普通的“胡同看厕人”几十年间经历的描述，表现了厕所、如厕者，进而还有整个社会的变迁。把厕所和如厕场景搬上舞台、屡爆粗口的台词以及围绕排泄物发生的故事，均使这部话剧备受争议，但它的主题正是“人的尊严”。若是撇开对它的艺术批评，仅从本文的视角出发，其对30年间中国厕所文明的成长，可以说是颇为恰当的阐释。 眼下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各地城乡开展的厕所革命，终将逐渐地改变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中那些最难以为人们所自觉到的观念的深层，亦即涉及排泄的行为、观念和环境的全面改观。我们不难想象，当代中国的厕所革命将会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一般人民的生活品质，并满足普通民众获得清洁、舒适、安全、便捷以及很有尊严感之排泄环境的美好愿景。但我们也知道，这场革命比起生活革命的其他任何层面都将更为深刻、困难和曲折，因为它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在此问题上都能够真正地迈向觉醒。唯有如此，那个困扰了中国人百年之久的“尴尬”才能最终彻底地烟消云散。 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中国的厕所文明已经和将要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它也无法避免地具有脆弱性，这是因为支撑着现代厕所文明的基础设施，亦即复杂的城市上下水道体系，原本就始终是脆弱的。如果我们不把厕所问题局限于“卫生间”及其周边的那些有限的事象，而是把它和更为庞大的废水处理系统，和中国社会的水资源、水环境和中国社会的公共性缺失等问题相互联系起来，那么，厕所问题其实乃是中国社会总问题的冰山一角，眼下的厕所革命之于中国社会而言，还是有很漫长的路程要走。 （原文刊载于：《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