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丽]山林文化的历史记忆与民间书写——试述何钧佑锡伯族长篇口承叙事中的动物崇拜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16 中国民俗学网 隋丽 参加讨论
锡伯族民间口头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蕴藏，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陆续整理出版了多部民间文学作品集。[1]这些民间口头文学作为历史的承载者，在锡伯族民众中世代相传，对于了解锡伯族历史与文化、探究锡伯族的民族心理变迁具有珍贵的价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07年，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的文化部门发现了一位时年83岁，保留有多部锡伯族长篇口承叙事的锡伯族老人何钧佑。何钧佑出生于沈阳北部平罗镇一个锡伯族聚居村落，其家族在清朝时为官宦之家，祖父官至盛京得胜营骁骑校，其家族中世代保留着锡伯族的讲古传统。何钧佑自小听着故事长大，他的故事主要受承于祖父、大爷（祖父的大哥）和三姑，现在这些故事已经整理成《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黄柯氏神医传奇》、《勃合大神传奇》、《石刀石锥历险记》等长篇叙事出版。这些长篇叙事中保留了大量锡伯族先民时代的生存状况和生活习俗内容，显现出浓厚的原始风貌和古朴气息。何钧佑家传叙事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2010年，入选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笔者近几年曾参与何钧佑家传的这些锡伯族长篇叙事的采录和调查，在采录和调查中深深地为这些叙事作品中所包含的古老的渔猎文化信息所触动，尤其是其中所保存的动物崇拜现象令人惊叹。动物崇拜是锡伯族原始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锡伯族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体认的外化形式，也是锡伯族渔猎文化的突出表征。何氏家族传承的长篇叙事中的动物崇拜现象是一道古老的文化景观，为我们探讨不同历史阶段锡伯族民众的精神世界与信仰体系开启了一扇别样的窗口。 一、锡伯族的动物崇拜观念 何钧佑家世代相传的锡伯族长篇叙事主要讲述了锡伯族先民鲜卑人部落时代的生活，围绕着锡伯族保护神喜利妈妈、海尔堪大神、黄柯氏神医、勃合大神等英雄，反映了锡伯族先民鲜卑人的部落征战、祖先功绩、部落迁徙和族群发展史。鲜卑古族独具特色的信仰习俗塑造着锡伯族先民的行为方式，也传承并渗透在锡伯族民众的当下生活和精神世界中。 锡伯族尽管在历史上曾经四次南迁，但是在长期的生活中，其生活的区域基本上还是以北方为主，早在17世纪中叶以前，锡伯族就繁衍生息在大小兴安岭的深山里和广阔平坦的松嫩平原上，很早就从事渔猎、畜牧的生计。历史上这里气候寒冷，森林浩瀚，平原广阔，生存条件恶劣。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时代，锡伯族民众需要不断地同大自然进行斗争，获取生存资源，因此与很多动物建立了紧密的依赖关系。围绕着人的生存和食物所确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为一种精神印记，烙印于民俗信仰之中。在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影响下，锡伯族先民形成了对动物的崇拜观念。在锡伯族的动物崇拜中，出现的动物多为在东北山林中生活的动物，如熊、狼、虎等。这些动物崇拜具有浓郁的山林文化特征。虽然锡伯族经过几次迁徙，生计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在民间叙事中，这种山林文化的遗迹被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在何钧佑的家传叙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种原始动物崇拜思维的遗存和表现。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说“: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1]动物崇拜观念已经内化在了何钧佑的讲述活动以及叙事中，或者说讲述人尽可能还原了祖辈的讲述内容以及习俗观念。何钧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爷爷他们那会儿就是这么讲的，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2012年2月7日访谈） 动物崇拜现象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于凶猛的、具有攻击力的动物的崇拜，这种崇拜多是由于对动物的危险性与攻击力的惧怕而产生的。锡伯族先民惧怕老虎，把老虎威胁人类生活太多的情况称为“闹虎灾”。何钧佑故事中是这样讲述“虎灾”的：
在何钧佑故事中，还有许多描述人虎大战、人狼大战以及除蛇害、除熊害的情节。如《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中就有喜利骑兵与狼群、熊群、虎群的大战，场面颇为壮观：
除了狼、虎、熊外，蟒也是锡伯族动物崇拜的对象，它身上同样具有令人畏惧的攻击力量与神秘气息。 动物崇拜的另一种情况是对于在生产生活中发挥助手功能的动物的崇拜，这些动物多是与锡伯族先民生活关系密切，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并在生产中能够辅助人类的，比如狗和鹰。它们是锡伯族先民的朋友，被锡伯族先民同样奉为神明。“鲜卑瑞兽”是这类动物崇拜的核心表现。“鲜卑瑞兽”是锡伯族崇拜的一种图腾，在一些记载中有过这样的描述，“《魏书·帝纪·序纪》谓献帝邻命诘汾南徙，‘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引导，历年乃出’。此神兽似鲜卑。东胡人以此兽状铸刻带钩之上，即所谓‘鲜卑郭洛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4]现在在锡伯族民间还流传着神兽的传说，说神兽在鲜卑族南迁时曾经引领族众走出大兴安岭，受到鲜卑人的崇拜。也有学者认为“鲜卑瑞兽”糅合了马和猎狗的形态，体现了从渔猎文化到畜牧文化再到农耕文化的过渡痕迹。还有学者认为神兽其实是产于大兴安岭的一种家狗，锡伯族人狩猎时经常带着它。[5]关于“鲜卑瑞兽”的种种揣测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鲜卑瑞兽”是鲜卑人动物崇拜的核心，体现了鲜卑人与动物之间紧密的关系。 何钧佑家传叙事中对此也有着生动的展现：
可以想见，在以狩猎为主的山林生活中，狗对于鲜卑先民的重要意义，因此对狗的信仰与崇拜也就不难理解。同样，对于马的崇拜，也是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征战中的座骑、农耕中的畜力，是不可缺少的。 鹰崇拜也是锡伯族先民动物崇拜的一个主要内容。在原始狩猎时代的人们看来，鹰高超的飞翔能力和迅猛的捕食本领仿佛是神灵所赐，因此，人们崇拜和信仰鹰，祈愿获得同鹰一样的神力。随着驯鹰技术的提高，鹰在日常的狩猎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重要的劳动助手。鹰在我国北方民族包括锡伯族民间叙事中是常见角色，并且往往都以保护神和救助者的形象出现，基本情节模式也多是“英雄遇难——杀巨蟒救雏鹰——得到神鹰的帮助——英雄在神鹰帮助下达到目的”。何钧佑讲述的《海尔堪大神传奇》就有相似的情节模式。海尔堪出生后被一个跳神的陷害，被抱到江边要冻死，幸亏两只神鹰相救，一只鹰叼起海尔堪就飞走，另外的一只鹰啄瞎了恶人的眼睛。后来海尔堪成为驯马英雄，被尊崇为锡伯族的畜神和家庭保护神。 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情节反映了锡伯先民们与这些动物之间的紧密关系。对于这类动物崇拜的动机，弗雷泽在《金枝》中给予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我们在人和低等动物之间所划的严格的分界线，对于原始的野蛮人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他们看来，许多动物跟他们是同等的，甚至比他们优胜，不仅在勇气方面，而且在智力方面都为优胜。”[7]因此对待动物应该是尽量避免引起动物及其同类的反感和报复，通过谢罪或者表达敬意的方式来免除惩戒。弗雷泽认为，对动物的崇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崇敬动物，既不杀伤，也不食肉；另一类是由于一贯杀戮食肉，故而对之崇敬。“两种情况下的崇敬，都因原始人期望从动物身上获得积极或消极的好处”。[8]在何钧佑的家传叙事中，动物崇拜的动机也没有脱离出这两类模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