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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迁

    人物简介
    谈迁原名以训,明末清初史学家,明朝灭亡后改名谈迁,自号“江左遗民”。谈迁终身为踏入仕途,靠替人抄写、代笔、做幕僚为生,深受高弘图、张慎言赏识,但坚决辞官,回家隐居。谈迁博览诸子百家,尤其精于研究明朝历史,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谁知成书后竟被偷走,他只好重写该书。
    人物生平
    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天启元年(1621)始,以明实录为本,遍查群籍,考订伪误,按实编年,序以月日,历时六年,完成《国榷》初稿。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为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幕僚,为高弘图和张慎言所器重,荐为中书舍人、礼部司务,参与修史,但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力辞未就。清顺治二年(1645)回原籍,增补《国榷》中崇祯、弘光两朝史事。四年,全稿被窃,愤而重写。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聘,携稿赴京,探求公私著述,访询故明遗老,尤重邸报和公文等政府档案才料,校补厘订《国榷》。对清初赋役制度混乱繁重,曾上书户部,建议“立法定制”、“轻徭薄赋”。十三年夏,南归海宁。次年夏又应沈贞亨聘,去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作幕,是年冬病死于幕所。其他著述有《枣林杂俎》、《枣林外索》六卷、《枣林集》十二卷、《枣林诗集》三卷、《北游录》、《西游录》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论》二卷等。当是时,人士身经丧乱,多欲追叙缘因,以显来世,而见闻窄狭,无所凭藉。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从嘉善钱氏借书复成之。阳城张慎言目为奇士,折节下之。慎言卒,迁方北走昌平,哭思陵,复欲赴阳城哭慎言,未至而卒,顺治十二年冬十一月也。黄宗羲为表其墓。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谈迁的故事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400多万字的巨著《国榷》。
    面对这部可以流传千古的巨著,谈迁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可是,就在书稿即将付印前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夜里,小偷溜进他家,见到家徒四壁,无物可偷,以为锁在竹箱里的《国榷》原稿是值钱的财物,就把整个竹箱偷走了。从此,这些珍贵的书稿就下落不明。20多的心血转眼之间化为乌有,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更何况此时的谈迁已经是体弱多病的老人了。他茶饭不思,夜难安寝,只有两行热泪在不停的流淌。很多人以为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但厄运并没有打垮谈迁,他很快从痛苦中挣脱出来,下决心从头撰写这部史书。
    经过4年的努力,他完成了新书的初稿。为了使这部书更加完备、准确,59岁的谈迁携带着书稿,特地到了都城北京。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他四处寻访,广泛搜集前朝的逸闻,并亲自到郊外去考察历史的遗迹。他一袭破衫,终日奔波在扑面而来的风沙中。面对孤灯,他不顾年老体弱,奋笔疾书,他知道生命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又经过了几年的奋斗,一部新的《国榷》诞生了。新写的《国榷》共104卷,428万4千字,内容比原先的那部更加翔实、精彩,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明史巨著。谈迁也因此名垂青史。
     人物评价
    谈迁一直是靠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事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这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