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伟平]上海当代三官神话的地方话语及其变迁研究——以上海青浦区A村为例(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14 中国民俗学网 雷伟平 参加讨论
二 发明传统：地方话语对国家话语的服从 A村在恢复三官信仰过程中，在经历与政府的博弈后，感觉这种冲突持续下去，将没有办法坚持其信仰。当地人从2008年开始引入道教的尧舜禹三官作为三官庙的主神以弱化女三官的地位，构建有帝王背景的语言神话，借助物象景观确立和稳定其神话叙事，通过仪式行为强化当地人对尧舜禹三官的认知。 1.帝王背景：皇家敕造三官庙神话的发明 A村在2008年之前三官庙里供奉的是为父报仇的女三官，但是庙宇拆建无常。因此，到2009年重建三官庙时，当地几位80多岁的老人提出要纪念尧舜禹三位贤君，当地文人借助这一主张，引入道教的尧舜禹三官以及乾隆南巡等要素，利用A村东临东横湖的地理位置，将尧舜禹三官、乾隆南巡、东横湖等要素联系起来，重新讲述，形成A村特有的乾隆敕造三官庙神话，为三官庙的主神从女三官向尧舜禹三官转化奠定基础。 在三官庙围墙旁边有一座残断的石碑，碑文已大部分涣漫，依稀可见的有“敕奉□□示禁”、“乾隆□年□月”等，这些是乾隆与该庙有关系的证据，当地文人就借此构建乾隆造庙的神话，以此说明三官庙有皇家的背景。但是根本就没有乾隆皇帝来过A村的真实记载，碑上记载乾隆年号与乾隆来到此地实在是没有关系。 后来当地老人认为在身份上，尧舜禹三官有帝王的背景，女三官是普通百姓；在神阶上，尧舜禹三官是道教有阶位的神，女三官则没有。如此看来，继续以女三官为主要崇拜对象，要想恢复三官庙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恢复历史上的三官庙，只有服从官方话语，衔接正统神话才可能取得成功。由此，乾隆许愿造三官庙的口头叙事就诞生了。当地文人编纂于2008年的《上海·A村民俗志》中只收录了女三官的故事，并没有乾隆敕造尧舜禹三官庙的叙事。因此，乾隆许愿造庙之说应在2008年到2009年三官庙重建之际被建构出来。正如霍布斯鲍姆提出的“发明的传统”：“许多所谓的传统实际上是为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被建构出来的，他们貌似悠久，实乃晚近的发明创造。”根据当地人的讲述，尧舜禹三官神话的内容如下： “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两次到此地。第一次的时候，在东横湖中映出一座红颜色的庙，但是四周没有这样的庙，乾隆皇帝就许愿要在此地建一座红庙。当地的官员就领旨建庙。皇帝第二次来的时候，想起曾经许的愿，决定到该地看看，发现庙已经建好了，而且烧香的老百姓也很多，香火很盛。皇帝决定要在此地拜三官，即尧舜禹三官。为此，庙宇扩建，尧舜禹三官成为该庙的主祀，官方的记载是三官堂，而当地的百姓称其为红庙。” 该神话首先解释造红庙的原因，神显灵让乾隆皇帝看见红色的庙，具有神示建庙的意思；庙建好后，乾隆要求供奉尧舜禹三官，不管是乾隆或者尧舜禹三官都有帝王的背景，而且尧舜禹是正统神话，在道教是有神阶的重要神灵。因此构建这样一个具有帝王背景并符合道教正统的三官神话有利于三官信仰的传播。而巧妙地将乾隆下江南的要素融入其中，进一步抬高了当地三官庙的身价。从此红庙三官堂不再是一座供奉地方神的普通的乡间小庙，而成为一座有帝王背景的庙宇。于是，伴随着尧舜禹三官神话的诞生，女三官就不再是三官庙的主祀神。 A村文化人通过引入道教的尧舜禹三官，融入乾隆南巡建庙等要素构建了敕造三官庙的神话，从原来对女三官的坚持到敕造三官庙神话的构建，符合官方对于尧舜禹三官神话的认同，表现了地方话语对官方话语的服从与妥协。神话的编造是庙宇重建的前提，我们再次看到神话、景观与信仰的相互依赖性与结构一体性。 2.空间重建：尧舜禹三官神话的确立与稳定 A村原有的三官庙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80年代重建，90年代后被拆除，直到2009年再次被重建。这一次重建引入了不同于女三官的尧舜禹三官作为供奉对象，是面对困境的策略。可见，“在传统被发明的地方，常常并不是由于旧方式已不再有效，而是因为他们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重建的三官庙有两间，里间为喝茶休息之处，外间供奉尧舜禹三官大帝和女三官，以尧舜禹三官大帝为主要祭祀对象。通过尧舜禹三官的引入，保住了女三官的信仰。但是女三官也从主祀地位转为次要之神。 A村三官庙原来供奉的女三官塑像已经被毁，据村里的老人回忆，以前女三官塑像的样子与其他地区观音菩萨的相貌差不多。自2008年以来，随着“乾隆许愿造红庙”故事的构建与传播，以尧舜禹三官为主祀的三官庙建起来后，当地信徒从江苏请来尧舜禹三官塑像进行供奉，同时也重塑了女三官像，在尺寸上只是原来塑像的三分之一，在相貌上也有别于以前的观音形象。在这一点上，采访对象有的认为重塑的是观音菩萨，有的认为是女三官。但是对于尧舜禹三官神像的塑造没有异议。7)至此，随着尧舜禹三官神话的构建与传播，女三官主神的地位正在被逐渐的弱化。 3.生日庆典：尧舜禹三官神话记忆的强化 除了塑像，当地人还通过建立尧舜禹三官的生日庆典的行为叙事来强化神话记忆。行为叙事是一个动态过程，人们通过周期性的行为阐释并表现神话。行为叙事在三个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祭祀活动，巫术、符咒活动，游艺活动。A村的行为叙事主要表现在祭祀活动和文艺活动上，是为三官生日的庆典。具体分为三个时间段：6：00—11：00村民烧香拜三官以及文艺表演、11：00—12：00集体聚餐、12：00—15：00地方戏曲表演。这一庆典活动在日期的选择上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活动日期是观音生日(农历三月初九)与女三官生日(农历三月十三)的并重，前两年是三月初九，后两年是三月十三，每两年一轮换；另一方面庙里的观音和女三官都是配祀，而尧舜禹三官作为主祀神，他们的生日未被纳入庆典活动日期的选择。当地人解释说“他们都是菩萨，一天过生日没有关系”。在活动中，当地人讲述的却是乾隆造红庙供奉尧舜禹三官大帝的神话。女三官的生日庆典与尧舜禹三官的重合，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女三官神话传统的延续。 A村三官生日的祭祀活动主要集中在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在第一时段，祭祀活动以“个人祭祀仪式为主，集体活动为辅”的模式进行。具体包括供品供奉和祭祀仪式两个部分。村民没有邀请居士或者道士来诵经，将祭祀过程个人化。诵经的内容以佛经为主，还没有诵三官经的。祭拜的仪式很简单，主要是烧香、诵经、叩头。这种个人行为的诵经仪式，是A村三官信仰发明过程中的独特表达，其意在通过个人的崇拜行为淡化宗教仪式的集体性，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尧舜禹的信仰。 第二时段是全村聚餐。席面30桌，约240人，菜有红烧扎肉、鸡、鱼、青菜、豆腐、芹菜等，酒和饮料有黄酒、雪碧，主食是米饭。食物因为在神圣空间供奉而具有了普通饮食所没有的神性，村民普遍认为，吃庙里的餐食能够获得神的佑护并带来幸福安康。通过神圣空间共餐仪式与三官信仰建立紧密的联系，加深尧舜禹三官神话的文化记忆。 A村的新的三官信仰可以看出上海民间信仰的一些特点，富有弹性，与世俯仰，群体认同与信仰认同相一致。三官信仰的内容可以变化，但是民众的共同活动不能改变。 文艺活动的目的旨在娱神，这些很通俗的文艺表演实际上是古老的祭祀传统的体现。A村三官生日文艺活动的目的也是如此，而且文艺活动是重头戏。活动内容主要是非遗项目的展示，如打莲湘、腰鼓、田歌、宣卷、阿婆茶以及地方戏。具体过程是：早晨六点开始，当地中青年女性打莲湘，共有九个人，七点半左右结束，由于她们在八点钟要去当地的工厂上班，遂提前拜三官并表演完节目；八点一刻左右，老年妇女们继续打莲湘，之后还有腰鼓表演；再是六位阿姨唱阿婆茶，据说阿婆茶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接下来是田歌、戏曲、宣卷表演，表演者都是该村民俗艺术团的成员。打莲湘、腰鼓表演都是自带音响设备，其他表演都有乐队伴奏，乐器有二胡、扬琴、笛子、月琴等。 戏曲部分以沪剧和锡剧为主。主要是商榻镇艺术团的戏曲表演，曲目包括《十二月烧香》《珍珠塔》《借黄糠》等传统剧目。他们先在三官塑像前祭拜，是为请神，这说明神像“都被当做是其本身充满着权力的一种表征而受到尊敬”；之后开始表演，他们的表演是在庙前空地上举行；到表演结束时，演员们还要在三官面前专门唱一段是为送神。显然，对于村民来说，最热闹的莫过于看大戏，娱神的同时也是娱人。在请神、娱神、送神的过程中，是普通的文艺表演纳入神灵祭祀礼仪的生动体现。 以祭祀活动和文艺活动为具体表现的行为叙事，其旨在加强尧舜禹三官信仰的文化记忆，这一记忆的强化，实质是地方话语对国家话语的服从与妥协。使得官方的神灵系统进入了民众的生活之中。祭祀活动通过供品的供奉与分享，将三官神话的记忆融入到饮食文化中；文艺活动再次强化了人们对尧舜禹三官的文化记忆。事实上，神的生日是地方文化表演的绝好机会，地方文化艺术的表演又在强化和巩固着人们对信仰的记忆。正如田兆元所指出的那样：“仪式活动为文化记忆的传承提供了规律化的强化形式”。 A村百姓在与官方的交往中，借助构建具有帝王背景的敕造三官庙的神话，并利用红庙的重建、尧舜禹三官神像的塑造以及主神地位的确立，以及祭祀活动和文艺活动等行为，最终实现了尧舜禹三官文化在A村的流传。 三 结语 青浦区A村女三官神话向尧舜禹三官神话的转变，是地方话语对国家话语从博弈到妥协以致地方信仰与国家信仰并存的过程。从1960年代到21世纪初，地方借助“神附身”等行为提出庙宇重建的要求，这一行为并没有达到庙宇重建的目的。从2008年起，地方改变策略，A村的文人引入道教的尧舜禹三官并构建具有帝王背景的造庙神话，开始重建尧舜禹三官崇拜传统，同时也保护了女三官的信仰与神话叙事。地方通过重构当地文化以符合主流话语来满足对信仰的需求，为地方信仰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女三官的失落是民间文化发展的一大遗憾。那种崇尚正义的行为，在新的背景下，可以通过重新讲述，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同。女三官与尧舜禹三官不是互相取代，而是并存，这是民间神话与信仰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上海这样一个文化大都市里，传统神话的相互博弈，可以看作是各种文化形式的较量，也是管理政策与民间策略的较量。考察这种神话的变迁，可以发现民间神话与信仰的智慧选择，民间信仰遭遇的得失，以及为民间信仰管理的调整找到合理的路径。 （本文原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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