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萱]全球流动视野下的民族国家转型——基于海外边界人类学政治路径的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14 中国民俗学网 赵萱 参加讨论
不仅是在“生产性”层面体现这种权力实践方式的转型,美、墨边界也同样处于一种“弥散性”状态。埃曼在对美国边界管理日常实践的“自由裁量”现象的研究中,就将边界视为由四个域所组成的体系:边界口岸、边界附近的检查点和边境地带的机场、边境社会的检查点、边界以内一百英里的广阔区域。随着不断向内陆腹地深入,边界检查越发不具备正式性和无差别性,而是更加依赖于单个巡逻人员的判断和选择。[47](P.367-390)在这里,不仅是边界本身已经与社会内部勾连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安全整体,更重要的是边界自身的可见性也变得摆荡和破碎,对于一部分被识别为威胁群体的人而言边界是可见的,对于那些安全群体而言边界又是不可见的,而究竟是否可见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界巡逻人员自身。所以不仅是边界本身处于一种弥散状态,边界管理的权力也是一种弥散化形态。反过来,阿瓦拉兹则通过墨西哥芒果如何进口美国的例子说明了美国的边界如何在实践层面扩展到墨西哥领土,通过颁布相关的农产品进口条例干预和控制墨西哥的农业生产。[48](P.35-45)如果说传统的主权界限标定了国家的边界,那么美国的边界则不断地在领土内部和外部移动,而这往往取决于美国对全球流动管理的需求。 (二)欧洲南部边界:“网络边界”的塑造 可以说,美、墨边界是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而欧洲南部边界则复杂得多,这不仅在于欧洲这一区域的轮廓并非如民族国家那般清晰,更在于欧洲南部边界并没有一个类似“国土安全局”这样的机构来主导边界的管理。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欧洲向东扩张的平稳与持续,欧洲南部边界则涉及种族、政治经济甚至文明上的区隔,使得欧洲边界无法放在传统的民族国家视野下进行考察。 理解欧洲边界复杂性的一个核心议题则在于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思考。通常我们更愿意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话语下国家边界被打破来认识二战以后的欧洲,尤其是《申根协定》一般被认为是突破民族国家政治框架的重要成果。但事实上欧洲一体化进程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即欧洲内部边界(internal border)的消失其实是以外部边界(external border)的确立为前提的。以西班牙为例,苏亚雷斯纳瓦茨(Liliana·SuárezNavaz)在安达卢西亚的民族志研究显示出西班牙在1986年加入欧盟之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移民问题,北非移民很容易融入到当地社会,但在加入欧盟之后不仅颁布了首部移民法案,而且移民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迅速恶化,造成了北非移民在当地社会生活空间和社会地位上的边缘化。[49]西班牙的边界具有了一种双重属性,因为其既是民族国家的边界同时也是欧洲的南部边界。[50](P.301-321)因此,有学者提出以“密林欧洲”(Fortress Europe)这一概念来处理一体化之后的欧洲边界,其一方面在打破内部藩篱的同时又在外部扎起篱笆,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边界管理政策。 上述概念虽然抓住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容易被忽视的那一面,但却还是将欧洲边界放回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去理解,即认为欧洲边界会成为一道密不透风的森林。这样一来,反而又忽视了欧洲南部边界其实并非是一道简单的高墙或密林,而是一整套的“边界体制”(Border Regime),[51](P.373-387)理解欧洲边界体制可以借助两个概念:外包(out-source)和离岸(offshore)。欧洲对于南部边界的管理其中最为复杂的地方就在于其参与主体本身的多样性。不仅是众多超国家、次国家和非国家的组织也承担了边界管理的职能,更重要的是欧洲对于北非和中东移民的控制往往转嫁到非欧洲的第三国,从而形成一种边界管理外包的状况。有学者就研究了意大利政府如何通过资助和训练利比亚警察的方式将移民的扣押和遣返交由利比亚政府实施,在将非法移民拦截在欧洲之外的同时还可以避免国内司法和NGO组织的干预。[52](P.843-866)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本身还在领土之外执行离岸边界管理任务。有学者就通过分析“9·11”之后英国政府是如何依赖先进的电子和生物识别技术在英国领土之外对移民活动进行识别和监控,从而将恐怖主义威胁阻挡在国家口岸之外。[53](P.1071-1083)还有学者甚至将欧洲边界管理系统化为五个部分:即“劝退与阻拦”(dissuasion and obstruction)、“边界上阻拦”(prevention at the border)、“侦查与逮捕”(detection and apprehension)、“识别与处置”(identification and processing)、“从头开始”(facilitation of readmission)。[54](P.46-55)边界管理成为一个体系,并且边界也随着管理活动的具体展开而在领土内外伸缩。 外包与离岸使得欧洲边界成为一个跨越了多个主体和具有空间伸缩性的复杂体系;这一体系背后是安全观念以及与之对应的主权观念的变化。外包与离岸将边界管理的重心放到了对流动群体而非固定领土的控制上,这所反映的也是国家安全从领土安全向更为多元的社会和身体安全延伸。[55](P.78-111)[56](P.178-193)[57](PP.1-23)在全新的安全观念之下,主权与领土之间相互锁定的关系也变得松散,我们看到一种“共享主权”[58]和“教育主权”(pedagogicalsovereignty)(6)的出现。如果说边界管理上的多主体很容易被理解,那么欧洲所形成的边界管理上的空间和时间的大幅扩展则是一种民族国家转型的新表现。欧洲在边界管理上的外包行为和离岸行动大大扩展了欧洲国家主权在世界的覆盖范围,并且并不像殖民主义那样取得领土上的控制权,而是将第三方国家纳入到欧洲边界管理的技术区域(TechnologicalZones)之内,使得一种由欧洲主导的边界体制成为更大区域的通行标准。[59](P.239-253)在空间扩展的背后是更为隐秘的时间层面的扩展,即欧洲边界对安全的处置逐渐转向预防,在犯罪行为出现之前就能发现和处理。[53](P.1071-1083)所以欧洲不仅是从其内部实现了对民族国家的超越而形成一个欧洲政治经济共同体,也是从外部使得主权处于一种更为弥散和灵活的状态,既可以通过私人公司或者第三方国家来实现,也可以处于欧洲领土之外,甚至在时间层面也被扩展,主权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并不针对犯罪行为本身而是一种犯罪的可能性和预期。这可以被理解为从“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向“治理国家”(governmental state)转变。[60](P.562-580) 因此,有学者提出以一种“网络边界”(networkborder)[61](P.127-140)的视角来理解欧洲边界,以“迷宫欧洲”(mazeeurope)代替“密林欧洲”这一过于简单的概念,强调欧洲边界自身的移动性、多样性和体系化的特征。[62](P.62-77)而这些观点都是在表达欧洲边界的一种弥散化状态,正如希瓦利斯·提斯诺斯(Vassilis Tsianos)所说,“在欧洲最常显现边界的地方并不是申根地区的地理边界线而是在边界警察的笔记本电脑上;在摩洛哥、伊斯坦布尔、阿克拉(Accra)以及的黎波里(Tripoli)的欧洲使馆的签证记录上;存在于希斯罗、泰格尔、戴高乐和埃里迪斯机场的检查点中;也存在于德国的难民登记中心;也位于申根信息系统(SIS)的网上入口处,这里管理着那些被拒绝进入者的数据;也存在于Eurodac系统中,欧洲议会管理着这一系统,其中记录着避难寻求者和被逮捕的非法移民的指纹”。[51](P.373-387) 另一方面,欧洲边界本身同样是生产性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欧洲边界随着边界管理实践在不同区域的开展而不断生成和消失,同时欧洲在面对类似于美国的安全需求和劳动力需求的双重挤压下,通过边界的检查、识别和分类将一部分非法移民转变为廉价劳动力,北非穆斯林移民在西班牙往往就扮演着墨西哥人在美国的角色。[43](P.529-566)亨克·范·霍顿(Henk van Houtum)也提出以“封闭式小区”(gated community)这一概念来解读欧洲边界。封闭式小区并非拒绝所有外来者的进入,而是必须经过安全检查,只有那些被认为安全和友善的人才能够进入。这与进入者的民族国家身份并没有直接关系,关键则在于进入者究竟是否为一个生产者或非破坏者。[63](P.291-309)在这种边界状况之下,“边界执法就是一种机制,通过将犯罪这一标签贴在一部分劳工-非法移民的身上进而加快对廉价劳动力的抽取”。[64](P.36-37) 从边界的生产性和弥散性两个特征入手,可以观察到全球流动如何改变了边界的内涵、位置、形态和功能,并且进而影响到主权国家的权力结构和实践。在边界的时空扩展中,也是在边界的日常再生产中,民族国家的主权一方面摆脱了地理边界的约束,而且进一步聚焦到流动的群体甚至是个人的肉体之上,出现了参与主体和时空范围上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主权不仅在反复的拆解与重组中构成一种更具弹性的形态,其不再是一种压制性力量,而是促成跨界移动群体的再生产,即一种“驱逐性‘经济学’”(“economy”of deportability)。[65](P.1-10) 三、结语:再看全球化与边界人类学的中国意义 回到本文一开始所谈到的全球化冲击下针对民族国家的两种认识,如果我们从边界人类学的政治路径出发重新审视,那么两种认识之间的矛盾恰好证明了边界在一个全球流动时代所产生的新的作用和效果。如果我们将边界视为一种国家主导多主体参与的识别与分类的过程性机制,强调其弥散性与生产性,就会发现边界将世界划分为两种全球化,“一者是由那些合法与文明的群体所组成,他们合乎规范的金融、旅行和商业行为受到保护;另一者则是由一些非法和非文明的群体所组成,他们由于那些令人怀疑的行为方式成为被针对和担忧的目标”。[66](P.149-173)所以,无论是民族国家边界的开放还是反过来边界的再强化,其实都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只是两者所针对的群体并不相同,而这种识别和区分正是由边界来实现的。假如采用这样的边界认知,那么边界对地理约束的超越以及对各种群体再生产也就能得到解释,从而边界并非是主权的一种消极和客观的反映,而恰恰是通过边界日常实践,主权不断被重组甚至是转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