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苏联式＂建筑与＂新北京＂的城市形塑——以1950年代的苏联展览馆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7:11:18 中国民俗学网 李扬 参加讨论
摘 要：1954年在中苏同盟以及苏联大力支援新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北京苏联展览馆应运而生。苏联展览馆的兴建构筑了独特的“苏联式”文化景观，也成为北京重要的“符号空间”，塑造了新的城市文化认同。而苏联展览馆构筑的电影馆与餐厅，更是引领着当时的娱乐与消费时尚。苏联展览馆的个案一方面展示了1950年代都市生活中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意义，另一方面也揭示出空间与景观改造在近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意义。 关键词：“苏联式”建筑；苏联展览馆；城市空间；新北京 作者简介：李扬，男，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讲师。 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与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1950年代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热门领域。共和国史研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即是苏联的影响。无论是以苏为师或是以苏为鉴，苏联始终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文化领域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1]对于新政权自建国到确立统治合法性过程中的苏联因素，以往研究更多集中于高层政治、外交、军事等层面，对其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力研究不够。近年来这一局面有所改观，从苏联专家到市政建设，从苏联模式影响下的宣传策略与方式等，让我们对50年代的社会有了更多元的理解。[2] 建筑遗产是一个时代的公共表达。据建筑学者的说法，“建筑是界定城市空间的主要因素，建筑形体和建筑相互之间的关联组合，决定城市空间的大小、形式和用途。”[3]城市改造与景观建设往往伴随着不同的施政理念与都市现代性的实践，19世纪的巴黎即是西方城市史中改造的典范。其中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就被认为是巴黎进入“现代城市”的标志，歌剧院、教堂等建筑的出现及“奥斯曼式住宅”的流行，成为巴黎独有的城市景观。有论者认为其改造计划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有其必然性，在改进城市设施与福利以及美化城市面貌等方面有其进步性。[4]而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兹•邵艾（Francoise CHOAY）更是指出，尽管有众多批评，但今天的巴黎几乎全是奥斯曼的作品，打造了全新的巴黎形象。而这正是建立在奥斯曼“处心积虑的对景观透视的基础上，其每一个作品都具有纪念性意义。”[5]德国学者本雅明关于巴黎的“拱廊研究计划”也是极好的例证。巴黎拱廊是现代大型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的先驱，成为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巴黎最重要的景观之一。本雅明由拱廊来研究整个19世纪的巴黎与当时文人的精神状态，漂泊的“波西米亚人”形象让我们印象深刻。[6]由建筑景观出发，揭示其背后的时代变迁与特定群体的精神状态正是本雅明给我们的启示。 此外，苏联在1930年代对莫斯科的改造，与新中国初期的“新北京”规划建设一样，也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空间形式的探索。意大利建筑师阿尔道•罗西在《城市建筑》一书中认为：“城市中两个主要的、持久不变的部分是住宅和纪念物。他定义纪念物为城市中的基本要素，纪念物作为具有象征功能场所的性质与城市中的另一要素——住宅区分开来。”本文所论述的苏联展览馆正是带有广场性质的纪念物，也是城市“符号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7]这种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建筑物很快成为地标，构成了1950年代“新北京”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以苏联展览馆为个案，揭示地标性建筑在特定政治与社会环境下对城市景观、文化认同、大众消费及社会生活的影响。 一、苏联展览馆：“苏联式”文化景观的构筑 “新北京”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有苏联专家的介入。从最初的城市规划方案到具体的建筑设计，苏联专家均参与指导。而苏联在当时确实是中国自上而下仿照与推崇的对象。1949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大会时的一幅海报标语称：“人民大众做主人，古宫变成了新红场”。[8]从“古宫变成新红场”看来，当时的广场改造很大程度上是以莫斯科红场为标杆的。苏联作为一个政治与文化符号，也成为凝聚国人认同的重要手段。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中国人民的新认同感，必须兼有民族性与国际性，必须定义民族国家又能超越民族国家。”同时，“社会主义世界内部的文化交流，是让各国人民分享共同的目标与价值观，进而产生一种凝聚力的最理想方式”。[9] 苏联展览馆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1952年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富春访问苏联。在中苏谈判中，苏方提出愿在中国展示苏联的建设成就，包括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等。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上海建设苏联展览馆。中方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任组长，另外两位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冀朝鼎与建筑工程部常务副部长宋裕和。同时，北京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赵鹏飞受彭真委托，具体参与展览馆的建设工作。[10]事实上，当时的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人、中央建筑工程部部长万里都曾直接过问此事，他们还专门向周总理报告工程预算与设计问题。[11]档案显示，苏联展览馆的交工日期经北京市长彭真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商定，各项工程将在1954年7、8月间陆续完工。[12]据宋裕和在座谈会的发言，展览馆于1953年10月15日开工。苏联方面负责的建筑与设计专家主要有安德烈耶夫、吉斯洛娃与郭赫曼。据北京市长彭真的说法，该工程中方具体负责人为宋裕和、冀朝鼎、王光伟、汪季琦、赵鹏飞。[13]由于展览馆的政治背景，故而苏联的建筑艺术与风格、技术标准等都成为最主要的参照系。彭真在与苏联专家的谈话中就声称：“一切要用莫斯科的标准，如果工区主任不称职，我们可以把他撤换。我们过去在山沟，没有建筑力量，进城后才有。技术人员中很多对苏联先进经验还是抗拒的，有的还持保留态度，也有不少是虚心学习的。……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表示，可以像在莫斯科一样地管理这个企业，完全不要有顾虑。”[14]这一表态可以视作中方的指导原则。随后的设计方案及施工方法等宏观上基本由苏联专家主导，中方全力配合。 作为大型公共建筑的展览馆，修建起来并非易事。1957由接待苏联来华展览办公室宣传处编辑出版的《苏联展览馆》宣传手册称：“它的设计图纸有一万五千张，加上晒的蓝图总共有五万张。如果把这些图纸一张接一张地摆开，按一公尺宽来计算，足可以摆一百里长”。[15]苏联展览馆建设的主要困难还表现在耗资巨大。据《苏联展览馆》宣传手册记载：“苏联展览馆占地面积约十三万五千平方公尺，建筑体积是三十二万八千立方公尺。”[16]如此大的面积自然耗资巨大。该建筑被称为“当时国内造价最为昂贵的俄罗斯式建筑”。[17]1954年2月，宋裕和与冀朝鼎上报彭真、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及总理的报告揭示，展览馆工程总预算为2600亿元。[18] 在中央的全力支持与各地军民的努力奋战之下，展览馆仍如期完工，1954年10月2日举行了开馆仪式。苏联展览馆建筑平面呈“山”字形，左右对称，轴线明确而严整。整个建筑群以中央大厅为中心，中央前厅左右分两翼，中央轴线上由北到南分别是中央大厅、工业馆、露天剧场，西翼是农业馆、莫斯科餐厅、电影院，东翼是文化教育事业展览厅，另外还有东西广场。[19]（图1） 2416.jpg) 图1：北京展览馆平面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