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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研究动态(2017年第3期)


    中国历来对边疆研究十分重视,至少从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所撰《史记》开始,历代王朝均有关于边疆民族与内地关系的记述,至清代乾嘉时兴起的“西北史地之学”,及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兴起,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而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是中国边疆研究的繁荣时期。边疆在国家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并越来越突出的影响,边疆研究受到重视的程度,也往往与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之间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将近期关于边疆研究的相关文章进行了梳理,本期主要收录从边疆安全角度出发进行的边疆研究。 
    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夏文贵在《边境安全问题及其治理》(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边境安全问题,即边境地区面临一定的侵扰、威胁和危害而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鲜明的复杂性、变动性和扩散性等特点。现实中,伴随边境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各种边境其他要素的影响和叠加,直接催生了边境安全问题,并较为突出地表现为边境领土安全、地缘政治安全、认同安全、跨国婚姻、边境空虚化等具体问题。而每一种问题之下,又含有相互关联的多种问题表现形式。面对这样的情势,应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主导下,从边境安全观的形塑、边境安全战略的构建、边境安全风险管控机制的完善以及与国家全面发展相适应的优厚惠边政策的谋划等方面来对边境安全问题进行治理。具体如下:第一,深化对边境安全的认知,形塑与边境形势新变化相适应的边境安全观。边境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也逐渐拓展并具有多样形态,涵盖军事安全、战略安全、周边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呈现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并立的局面。因而与时俱进地确立与边境安全形势变化相适应的系统化的边境安全观,便成为新形势下应对和化解边境安全问题的前提和关键。第二,确立边境安全问题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构筑国家边境安全战略。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语境下,边境安全问题治理也需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阈来加以审视和谋划,并通过治理的思维和方式来寻求边境安全问题的有效应对和化解,进而构建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边境安全战略。其一,边境安全问题治理关系国家疆域安全。其二,边境安全问题治理关系国家整体治理绩效其三,构建与国家全面发展相适应的边境安全战略,并使之与国家的地缘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外交战略相匹配,如是方能真正确立边境安全问题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通过国家全面的疆域问题治理而得以解决。第三,完善边境安全风险管控机制,确保边境地区的总体稳定。具体包括完善协同机制、完善护边员制度、构建信息化边境管控制度以及完善边境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第四,重视优厚惠边政策的谋划,为边境繁荣稳固提供有利条件。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尤其国家由建设时期进入全面发展的今天,国家有能力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和倾斜,进而构建更加完善的惠边政策,以边境的安全、发展和稳固助推国家发展。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崔榕在《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一文中,阐述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着现实困境,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境外的意识形态渗透日趋激烈,以及新传媒技术的出现等复杂原因,边疆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鉴于此,要维护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多方联动,多措并举,具体有如下几点:第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物质基础。(1)要引导群众把握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相关发展战略提供的机遇,要加大国家战略及其配套政策的宣讲力度,引导群众主动融入这些战略规划,(2)立足于实际,发挥资源优势,帮助群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二,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防线。(1)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吸引力,(2)要通过多样化的模式,开展主流意识形态教育。(3)结合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第三,攻防结合,净化意识形态安全的外围环境。(1)防范境外意识形态的渗透,(2)主动揭批境外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荒谬性和险恶性,迎击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第四,提高新传媒的治理能力,维护意识形态的“通道”安全。(1)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2)加强网络技术研发,(3)培育扶持一批在边疆民族地区有影响力、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的公众人物、官微和公众号。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立国在《边疆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治理机制建构探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屏障,非传统安全逐渐成为边疆安全的主要威胁。从国家安全治理的角度来看,边疆非传统安全具有系统性、复合性、跨域性、转化性和民族宗教性等特点,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上的条块分割化、结构上的主体碎片化和能力上的整体滞后化之间的张力凸显了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构建边疆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治理机制,需整合不同区域、部门和组织的力量,架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网络,具体应当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完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国家间合作机制。(1)在宏观层面完善国家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双边、多边机制,(2)在中观层面为周边国家提供必要的非传统安全公共产品,(3)在微观层面,建立常态化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二,建立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多主体联动协作机制。(1)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联合治理机制,(2)完善跨政府部门的治理协调机制。再次,优化跨层级的政府分工治理机制,(3)架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第三,建立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资源整合机制。(1)设立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跨域性组织机构,(2)完善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无障碍信息沟通平台,(3)建立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4)扩充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工具性资源;第四,建立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制度制约机制。(1)完善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约束机制,(2)创新边疆地方各级政府的安全稳定考核机制,(3)健全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监督机制。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鹏在《边疆应急管理需有整体性治理思维》(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一文中,阐述了边疆应急管理关乎边疆的安全稳定,关乎边民的安居乐业,关乎边疆治理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涵。通过多案例的比较分析,验证了当前我国边疆应急管理存在的复杂情境,继而归纳出导致边疆应急管理复杂性的四重归因,分别为认知层面、府际层面、组织层面以及域外层面。为了有效化解复杂情境的困扰,边疆应急管理需树立整体性治理思维,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提升治理成效:第一,边疆应急管理需健全预防预警机制,及时防控突发事件的蔓延。(1)要加强应急管理基本知识的宣传普及,提升边疆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2)要完善边疆应急管理的监测预警网络,(3)要重视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4)要充分发挥边疆社区在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及突发事件防范当中的重要作用;第二,边疆应急管理需注重各方力量的协调与整合,促进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1)要加强纵向府际关系和横向府际关系的协调与整合,(2)要整合各民族群体的力量,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升国家认同感,(3)要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公民的力量,尤其要重视民族领袖和宗教领袖作用的发挥,实现精诚合作(4)要加强与邻国政府间的协调沟通,开展国际对话合作;第三,边疆应急管理需重视制度化建设,形成上下衔接的应急法律体系。(1)要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依据,完善边疆应急管理方面的地方性立法,(2)要建立长效的边疆应急管理的协作联动机制,提升治理的制度化水平;第四,边疆应急管理需借助信息化手段,提升应急工作的智能化水平。(1)边疆应急管理的全过程都需要借助信息化技术,(2)边疆应急管理需加强信息化人才的培养,以期为应急管理信息化提供人才支撑;第五,边疆应急管理需加强政府公关,营造应急救援的良好舆论氛围。加强政府公共关系,需要发挥新闻媒介的传播功能,营造应急救援的良好舆论氛围,提升政府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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