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武：危机与重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6:11:36 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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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 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阶段。左翼如何应对自身的危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复兴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首先从社会运动出发探讨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新特点和左翼遭遇的危机与挑战;其次从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视角出发, 探讨了对这一阶段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认识;再次以意大利新左翼思潮为个案, 探讨了他们在批判分析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传统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与左翼的新变化 苏东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左翼运动遭遇危机的必然结果, 用卢乔·马格里的话来说, 它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危机”, 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全面崩溃所导致的结果。乔万尼·阿瑞吉则从他的长时段理论出发, 认为当前危机的结构性原因是美国霸权时代的来临, 美国的霸权创造了新的积累结构, 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 并且以新的形式加剧了各种矛盾冲突:一方面, 工人阶级由于竞争加剧而导致的贫困化表现为中心和边缘国家之间的对立, 在中心国家也表现为核心工人和边缘群体的对立。另一方面, 劳动阶级由于进一步的联合而在新时期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各种工人和社会运动, 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容纳和整合的范围, 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无力应对伴随其自身的扩张而导致的工人权力的增长”。 苏东剧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苏东的地理疆域, 给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危机, 即便是那些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模式持批判态度的左翼力量也深受打击, 正如马格里所说的:“全世界的左翼, 即便是其中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实践毫无瓜葛的那些左翼分子, 必然被这一潮流所影响。这一影响既通过左翼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和其所面临的力量对比所产生的变化体现出来, 也通过挫败感的内化体现出来。”这首先是因为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发生了不利于左翼运动的新变化, 其次是因为苏联革命承载的另外一些历史经验被否定了, 包括支持民族对立、支持劳工阶层, 反对资本剥削和压迫, 即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提供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 这也就是罗萨娜·罗桑达所说的:“尽管自1966年以来我们就对意大利共产党的错误进行了公开谴责, 并很早就指出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的危机, 但意共的解体和苏东的崩溃——并且没有任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少数派作为替代而出现——同样也沉重地打击了我们。” 苏东剧变为资本的进一步全球化扫清了障碍,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也得到了激化, 西雅图和热那亚的反全球化游行意味着全球性的抵抗运动的出场, 新的反全球化运动是与资本的全球扩张相对应的抵抗运动的全球化, 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那样, 是资本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的结果, 无产阶级通过资本的全球化而实现了跨国层面的联合, 正像娜奥米·克莱恩所回答的, 如果说有一种力量促成了这一联合, 那便是跨国公司。“感谢在历史上的此刻所显露的公司计划的纯粹帝国主义的野心———无节制地谋求利润的欲望因贸易管制的解除而得到释放;合并和收购的浪潮因反托拉斯法的削弱而波涛汹涌, 跨国公司变得极其富有, 它们的财富如此巨大, 它们的势力范围遍及全球, 以至于它们为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联合。” 如何在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重新建构世界左翼运动?各种左翼力量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世界左翼运动也因此表现出了一些新特征, 一是政治组织形式的新变化, 新的反全球化运动表现为横向的网络形式的联合, 各种不同的反全球化运动通过网络形式联合起来, 既保持了各自的多样性, 又在公开的相遇中实现了联合。哈特认为, 这种公开的相遇是网络形式的运动中最重要的因素, 它有利于进一步在全球推进各种运动的联合, 但各种反全球化运动不能简单地链接在一起, 而应该通过相互的交流在一个扩大的网络中审视自己, 考虑差异并构想共同行动, 以形成一个新的运动或联合阵线。因此团结和联合的问题, 不是要消灭差异和冲突, 而是要在保留差异的基础上, 建设性地构建一种同盟关系。具体地来说, 就是各种不同的运动要通过某个具体的问题和节点链接起来, 用在地化的形式进行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斗争, 这就像克莱恩所说的, 围绕某个特定的跨国公司, 不同的人群可以联合起来发展出直接的行动, 孟山都公司就使印度农民和全世界的环保主义者联合了起来, 形成了同盟, 在产地和超市里共同抵制转基因食品, 因此, 反全球化运动必须与地方运动结合起来, 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在当地所呈现出来的形式作战, 在网络运动的各个节点施展反抗的力量。 当前反全球化运动的另一大特征是重申公共性, 各种占领运动的口号都是重新夺取和占领被资本家侵占的公共空间, 包括公园、医院、社区等, 把它们改造成民众可以自主管理的公共领域, 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治。占领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激进部分, 他们接管工厂实行工人自治, 因为反对高昂的房租而起来占领社区, 进行自我管理, 并提出了“接管城市”的口号。然而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 对公共性的重申也不仅仅限于空间领域, 而是扩展至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命的方方面面。克莱恩认为, 当前资本主义的新趋势是全面的私有化, 这一私有化的进程比我们所理解得要广阔得多, 它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仅包括教育的私有化、医疗的私有化、自然资源的私有化, 也包括:“强势思想转变为广告标语, 公共街道转变为购物中心;新的一代一出生就被纳入目标市场;学校被广告侵占;基本的人类生活必需品如水被当作商品出售;基本的劳动权利被削减;基因技术取得专利, 人造婴儿隐隐逼近;种子被转基因和买卖;政客被收买和改变。”这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把原本不属于商品的领域都变成了商品, 招致了各种抵抗运动的强烈反抗, 这些运动共有的精神是“一种激进的恢复公共空间的诉求”。 二、身份政治、文化认同与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运动遭遇的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剧烈社会转型的结果, 那么, 身份政治的出现也是这一迅速而意义深远的社会转型的结果。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 这不是说在此之前, 人们不去反省自己的公共身份问题, 而是说在此之前, “身份不确定所带来的问题还被限定在政治的一些特殊的疆界里, 并不处于中心地位”, 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导致的人口的融合, 去技能化导致的妇女等低技术边缘工人与白人男性工人的竞争的加剧, 使60年代以来身份认同问题在左翼的话语中“处于中心地位”, 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在新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面前, 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及时占领阵地, 导致各种新的左翼思潮和流派的迅速发展, 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当时我正深受正统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困扰, 它既没有充分讨论第三世界的种族、种族性和种族主义问题, 也没有充分讨论文学和文化问题。”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 和传统左翼相对的新左翼是在两个事件的余波中诞生的, 一是苏联坦克镇压了匈牙利革命, 二是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地区。他认为这两件事暴露了当时政治生活的两大体系———西方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潜在的暴力和侵略倾向, 对整个世界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也设定了这一代人政治上可以容忍的边界和界限, 新左翼一方面继续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另一方面则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进行反思, 力图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探寻新的政治空间。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传统的清理和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形势的分析是新左翼理论创新的立足点, 正如霍尔所说:“任何复兴新左翼的探索, 都必须从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动力和文化的一种彻底的分析开始。就社会主义而言, 这意味着, 必须要承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现实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沮丧经历, 并根据这些经历来改变‘政治’观。对我们而言, 这种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对‘我们时代’分析之上的尝试是非常重要的, 具有创始性——整个新左翼的计划就是由此开始的。” 霍尔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所有权的新形式、公司组织以及现代积累和消费的动力, 这些都需要作出新的分析, 这些新变化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政治意识, 新左翼对这些作出了创造性的论述, 新左翼的活力和生命力也在于努力描述这些新变化的轮廓及其意义, 这也是新左翼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是新左翼最初投身的领域, 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新左翼的分歧所在, 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对这一分歧作出合理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型是否依然有效?对文化的关注是否意味着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朱迪斯·巴特勒总结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论争, 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新的左翼政治理论大致有以下几个理由, 即认为:“左翼政治的文化聚焦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方案, 不能解决经济公平和再分配问题, 也不能把文化置于对社会和经济生产模式的系统理解之上;左翼政治的文化聚焦把左翼分裂成身份主义的派别, 我们失去了一套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共同的历史观、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语言, 甚至是客观和普遍的理性模式;左翼政治的文化聚焦接替了自我中心和琐细的政治形式, 这种政治形式更关注瞬时的事件、手段和对象, 而不是提供一个更稳健、严肃和全面的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系统关联的洞察。”这里隐含的推论是关注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的新的左翼政治阻挠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阻碍了一种普遍的系统性的对社会生活的认识。霍布斯鲍姆也对身份政治提出了批评, 他认为虽然身份政治在60年代的出现有其历史合理性, 身份政治在今天也已经成了左翼和右翼都无法摆脱的核心议题, 但身份政治和左翼所秉持的革命的普遍主义是相矛盾的, 身份政治总是和某一个特定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而左翼的政治规划则是全人类的, 是为了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 左翼投身于身份政治有使自己成为少数群体的危险。 新社会运动对身份政治的强调能否仅仅理解为狭隘的对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局限于少数群体的新左翼运动为何能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危机中拥有的巨大活力?巴特勒认为, 各种新的社会运动正是在具体的斗争目标中, 坚持了左翼运动一贯以来对平等与自由的普遍主义追求, 使自身保持了普遍性, 普遍性在当代表现为如此之多的特殊形式, 这才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当新的社会运动寻找一种总体上普遍性之时, 它们被分配了如此之多的‘特殊主义’角色, 那就有必要追问:普遍性自身的规则为何只有通过抹除社会力量曾有的工作才能实现。”新的左翼运动之所以采取了各种“特殊主义的”形式, 这是它所对抗的资本的逻辑决定的, 当代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采取了灵活化、在地化的各种形式, 使自身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各种生命活动形式中, 把特殊性当成自身增殖的逻辑, 通过对特殊性的颂扬和控制来实现自己的统治, 可以说这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不同于之前阶段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 新的左翼运动采取特殊主义的各种形式, 是斗争在当前阶段采取的新形式, 普遍性正是在各个层面的具体斗争中实现的。“这并不是说普遍性在现时代是不可能的, 而是它们只有从权力的位置中抽象出来才能实现, 权力总是在改变规则和不停地扩张, 并且在每个层面都引起了反抗。无论何种普遍性可以实现——也许只能实现一段时间, 在本雅明的意义上‘闪耀’——都将是艰苦的转化工作的结果, 在这些转化中, 社会运动在持续不断的社会竞争背景下, 准备好了它们的交汇点。” 不管把60年代以来投身于身份政治与文化认同的这些思潮和流派称为新左翼还是新马克思主义思潮, 它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方面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霍尔认为, 新左翼投身文化政治领域, 首先是因为“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 正是在这些领域中, 社会结构迅速变化的特征表现为各种形式;其次是因为, 文化维度不是一种次要的维度, 而是一种本质维度, 这也是新左翼与经济还原论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论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巴特勒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分开, 从文化特殊性中拯救批判知识, 这仅仅只是左翼文化研究和更正统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地盘之争吗?她认为, 这种把知识领域和政治行动主义对立起来, 把新的社会运动贬斥为“纯文化”, 认为团结和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回归到以客观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唯物主义, 这种指控本身假定了物质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固定的。而诉诸物质和文化之间的天然差异, 显然复活了理论上的时代错误, 它忽视了阿尔都塞以来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重新分析, 也忽视了雷蒙·威廉斯以来各种形式的文化唯物主义。巴特勒认为, 这种区分是一种策略, 它试图用纯文化来贬低新的社会运动, 把文化界定为次要的、衍生性的, 从而信奉一种带有时代谬误的唯物主义, 视之为新的正统, 我们要研究的是这种制造对立的路径, 要追问的恰恰是哪些运动因为什么被降格到“纯文化”层面, 物质和文化之间的绝对对立是如何被策略性地援引, 以将某些政治行动主义边缘化, 将种族、种族性和性别研究从属于“真正的”政治事业, 左翼的新正统与各种形式的新保守主义相结合, 建构了一种新的诡异的保守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物质和文化的对立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 当前时代存在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但一种思潮是否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 是有各种讨论的, 比如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很多流派就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它可能仅仅是激进思想, 也就是说可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 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对文化而不是物质的关注被认为是激进思想的一大特征, 也是其区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在这些讨论中, 我们既可以看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复兴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正本清源的努力, 力图分清自己与新的左翼理论之间的分歧, 也可以看到各种左翼运动试图重建处于危机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巴特勒认为, 物质和文化的区分是一种概念性的建构,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 这也是一种选择性的建构, 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自身历史的选择性遗忘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并不认为经济和文化一开始就是各自独立的领域, 而是认为它们是劳动分工发展的结果, 因此是历史的产物, 正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的:“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也就是说, 经济和文化的完全分离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才发展起来的, 是劳动分工的效果和顶点, 因此不能从劳动的结构中排除。马克思在论述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时, 就认为它们不能完全脱离它们所根植的文化和象征世界的论述, 这个论断推动了对经济问题的人类学研究, 马歇尔·萨林斯、卡尔·波兰尼、亨利·皮尔森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拓展和提炼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里的观点, 解释了文化和经济是如何作为独立的领域被确立起来的, 他们实际上说明了作为独立领域的经济制度, 是资本主义发起的抽象运动的结果。 物质和文化作为独立的领域, 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巴特勒从“酷儿理论”出发, 探讨了性别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并认为这是一个不断被理论建构的过程。她认为, 在“种族、阶级、性别”这三个左翼理论的基本范畴中, 阶级和种族斗争被理解为普遍的经济问题, 性别斗争时而被视为经济的时而被视为文化的, 而同性恋理论则不但被理解为文化斗争, 还被认为是当代社会运动所采取的“纯文化”形式的典范。她从同性恋研究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性的规范与政治经济学原则之间的关系, 她认为“性别”和“性”成为“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 不仅是因为它们服务于劳动分工的方式, 还因为规范化的性别为规范化的家庭再生产服务。但巴特勒研究的要点, 不在于探讨“性别”和“性”与无酬劳动和剥削之间的直接相关性, 她认为这仍然是从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模式, 是把“性别”和“性”的维度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真正重要的是要看到“经济”领域本身的扩张, 也就是说, 经济领域的扩张把原本不属于这个领域的东西也纳入了经济领域, 这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扩张逻辑的体现。这种扩张本身也可以通过对某些研究领域的排斥表现出来, 也就是为什么某些领域的研究在这个时候突然被排斥和贬低, 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同性恋研究的排斥表明后者在这个时刻对政治经济的运行有着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也可以来理解, 关注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的新的左翼理论或新的社会运动, 虽然被复活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排斥, 但这种排斥恰恰是需要重新解释的, 它说明物质和文化的分野再一次遭到了质疑, 这也是各种新左翼理论在现实中具有阐释力、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原因。 当前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各种新思潮不断出现, 对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等问题的探讨远远超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这是在新形势下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努力, 它试图对资本主义的新趋势作出回应, 对“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的症候作出分析批判。当前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的非物质劳动等趋势, 表现的就是物质与文化之间的分野的进一步消解, 原本被视为非物质的部门和领域日益被吸收进经济领域, 并成为资本榨取利益的重要方式, 这些非物质生产方式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 但是在性质上具有重要意义, 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 并且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从整体上改变之前的工业社会的生产模式。这就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 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并不是消灭了农业社会, 而是说工业的形式从整体上改变了农业的面貌, “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 完全由资本支配”。以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金融资本等新形式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也将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工业社会, 使工业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部门, 使工业从属于后工业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应当从这一高度出发, 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与文化问题, 对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等现象做出新的解读, 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 三、意大利新左翼思潮 对“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准确的分析和批判, 是意大利新左翼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努力的目标, 同时, 它的这一批判又是建立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落后于工人运动和社会形势的批判基础上的, 这两点使意大利新左翼成为一个绝佳案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意大利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 进入发达资本主义阶段, 经济的腾飞带来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工人、学生和社会运动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 正如罗萨娜·罗桑达在评价1969年的“热秋”工人罢工运动时所说的, 这个战后以来最大规模、最复杂的工业斗争“不仅仅是一次罢工, 也是工人把整个生产过程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把管理阶层甩到一边的问题”, 工人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把车间转移到自己手中, 他们摆脱了顺从的习惯, 有自己的立场, 对于资本来说, 这差不多是最大的挑战, 因为这表明资本所能设想的管理工厂的唯一方式遭到了拒绝。“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 菲亚特工厂可以由它的员工来经营, 工厂工人可以讨论不同装配线的生产问题并达成一致, 而无需管理层插嘴。”工人通过占领工厂的行动, 获得了平台, 可以直接选举他们的代表, 罗桑达认为, 在战后时期生产制度中心爆发的斗争中, “热秋”运动是唯一一次其潜力似乎一度被无限释放的斗争。 在日益蓬勃发展的工人和社会运动面前, 意共和传统工人组织没能提出积极的应对策略, 失去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他们不能以任何稳定和有意义的手段, 去构造一种全新的文化和组织形态, 将工人大众和边缘群体整合到一起”, 以至于在工人运动的新形势面前落后于时代。因此, 意大利新左翼可以说是在意共及其工会组织外部成长起来的, 正如特隆蒂所说:“有一个简单的事实不能被政治意愿所排除。许多构成60年代‘替代性主体’的人是从外部形成的, 某种程度上反对劳工运动及其政党的官方的制度化形式。”迈克尔·哈特在研究意大利激进运动时也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意大利议会外的左翼实践独立于意大利共产党, 甚至比它更为激进, 就其规模、强度、创造性和持续时间而言, 跟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相比, 确实构成了一种特殊现象”, “很大一部分激进工人把争取共产主义和工人权力的斗争视为是由独立于意大利共产党及其工会组织, 并经常处于其对立面的政治组织领导的”。特隆蒂认为, 这是因为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期, 意共仍然执守葛兰西以来的“意大利社会落后性”神话, 没有对“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作出及时的分析, “落后性”神话也成为新左翼批判陶里亚蒂及之后的阿门多拉等意共正统派的一个基础, 这也是意共与年轻的新兴知识分子产生分裂的地方。因此, 工人主义运动刊物《红色笔记》和《工人阶级》与意共的刊物《社会》与《复兴》相比, 更好地展现了当时工厂和社会中的政治斗争的形势和资本主义所发生的转型。 意大利新左翼思潮中有代表性的团体是“宣言派”和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宣言派”最早是从意共内部兴起的左翼思潮, 因1969年创刊的杂志《宣言》 (70年代初改为报纸) 而得名。“宣言派”经历了与意共的几次分分合合, 在90年代初意共解散后参与了创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活动, 2004年《宣言杂志》复刊以后, 代表人马格里更是对当前世界的左翼运动和战后以来整个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行了反思, 其著作《乌尔姆的裁缝:共产主义的历史》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遭遇失败的经验教训, 并对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当代左翼替代运动进行了探讨, 引起了大家重新关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热潮。在意大利新左翼思潮中, “宣言派”是理论色彩比较浓、跟正统马克思主义政党比较接近的思潮, 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始终立足于对当下问题的分析, 来革新马克思主义传统。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评价的,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 但“宣言派”的思想从未脱离过同时代的群众运动, 并对21世纪以来的各种运动和现实进行了及时的理论阐发, 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与工厂中的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采取工人的视角, 对当代资本主义提出了一系列自下而上的替代性分析和批判, “工人的视角成为看待世界的一种政治方式”。佩里·安德森认为, 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与“宣言派”引发的更大潮流不同, 它在国外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反响, 也没有“宣言派”的文化宽度与政治连贯性, 但作为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转型期的产物, 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在其时代是一项非常特殊的经验, 它被视为国内的一场重大的知识性冲击。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 以《红色笔记》和《工人阶级》这两个相继创办的杂志为代表。《红色笔记》致力于工厂调查, 打开了一条与社会学紧密结合的新路径, 把韦伯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结合了起来, 之后的《工人阶级》杂志则更加直接地介入工人斗争, 也就是说从“分析工人的状况, 到介入工人为其阶级利益所提出的诉求”。工人主义运动的第二阶段为70年代后期的工人自治运动, 它从工厂走向整个社会, 主要代表人物为安东尼奥·内格里, 把工人主义的视角和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 更加注重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新变化及其对工人主体性的影响, 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人自治运动也被称为“后工人主义”。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末新发表的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阐释, 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和革新,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和工人阶级主体性问题上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理论见解, 关于当代社会生产中的非物质劳动形式的研究就是他们的一大理论贡献。 六七十年代意大利新左翼思潮的发展曾被斯图亚特·霍尔、霍布斯鲍姆等誉为欧洲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前沿, 他们对当前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新趋势作出了独到的分析批判, 也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了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内进行了各种理论和实践创新, 正如特隆蒂所说的:“在一步步的反复实验中寻找共产主义者的解放的新视野。”国内目前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般以葛兰西思想为主, 往前追溯至拉布里奥拉, 往后则涉及德拉·沃尔佩学派, 当前成为热点的则是阿甘本、诺贝尔托·博比欧、保罗·维尔诺、内格里等当代意大利激进思想, 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意大利新左翼思潮缺乏历史的、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缺乏, 不仅会影响我们对当前意大利激进思想的理解, 也会影响我们对更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当前的各种重建工作的理解。总之, 对意大利新左翼思潮的兴起及其当代发展作出基本的研判, 可以为我们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 也可以为经济高速发展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发展和创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防止各种偏向提供经验教训。(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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