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姆·英格尔德]关于民族志的讨论已经足够(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03 中国民俗学网 提姆·英格尔德 译 参加讨论
那么狭义上的民族志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种方法?作为一项书写与人相关之事的技艺，民族志当然有其方法所在，这也是Mills所要表达的意思。但谈论到有更广适用性的意义，民族志能否被称为一种方法仍待商榷。我尤其认为民族志不应当是一种方法。民族志自有其价值所在，但不是在方法这一层面的。我们没必要超越其本身去寻找意义。那么，不谈论方法，民族志之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传统观点会认为民族志是一种比较人类学。因其研究对象为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民族志研究曾一度被当作经验资料的目录索引，这样我们检验理论化的结论就有章可循了(Sperber 1985:10-11)。时至今日，我们仍做着将四处收集来的研究纳入一个论文集的工作，企望这些研究有个宏观的主题。然而，不止是狭隘至“数据”这一项折损了民族志写作，还有已经被证明为谬误的世间没有不可被我们抽象化理解的这一观点。人类学和民族志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是普遍和特殊之间的区别，也不是研究领域中比较理论工作和田野中经验资料之间的区别。虽然是由田野工作写就成文，但民族志绝非人类学的前奏。民族志工作者在田野中思考；人类学家——这一极大意义上的即时观察者——在世界这个语境中进行思考(Ingold 2011:241-3)。 关于人类生活的交谈 我们习惯于将这些思考的成果称为"知识"。这些知识有时候被当作人类学知识，有时候被当作民族志知识。关于这些知识为何所知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论述。当今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即知识不是简单存在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发现，然后下定义、分类别，而是在我们和他人的关系中生长出来并随之成长。关于这一观点我假设人们都已知晓，因而在此不再赘述。就像Bob White和Kiven Strohm在这期HAU专题的序言中所说的，知识，是相互产生的。这里，我要回溯到我一开始的观察：在那些自称为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工作者的人看来，他们称之为“民族志的”知识生产或合作生产的实践止于学术圈，且在学术圈内也没有流动开来。他们画地为牢、乐此不疲地与同事、学生谈论民族志，他们确实也会写有关民族志的文章，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不做民族志。所以，与报道人一同生产的知识叫做民族志的，而和学生一起生产的则不是。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要写就关于我们的同事或者学生的民族志，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僚而非研究对象。我要质疑那些一再用民族志一词来形容和田野中的人们协作（或一致）完成而获得的知识，或用来区分田野中的知识以及那些从与周围同事和学生相处而获得的知识。难道不是这样一种形容日益加深我们和他者、象牙塔内外之间筑下的壁垒？当然，当我们抱着一种求学的心态受教于学界的集大成者，我们所想的不是用尽毕生阐释或宣扬他的观点、看法或哲理。相反，我们所期待的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关键问题的过程中打磨、精进我们自己的感知、伦理和智识。如果我之前有关人类学教育担当的论述成立的话，那么对于“非学术领域的”对话人来说，人类学的实践对他们来说同样是教育的过程。知识之所以为知识，是因为不论其从何处产生，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教化民众而记录，象牙塔内外都应如此。 这样一种学科歪曲的现象可见于期刊Anthropology Today中Catherine Besteman和Angelique Haugerud发表的一篇评论。她们号召应当建立一种公众人类学。的确，就像他们所说的，人类学在大众中的普及率曾一度不那么高，“鉴于我们学科的特长是民族志，所以我们应当仔细、深入地探究我们研究对象的看法”(Besteman and Haugerud 2013:2)。对于这一观点我只赞同后半部分，即仔细地、甚至法医般地探寻问题是成为一名优秀学者的必备素养。对于前半部分，我认为打着民族志的旗号做这样的学问只会阻挡其与大众沟通的其它众多可能。因为在民族志化的过程中，研究的重心从参与转移到了报道，从一致性转移到了描述性，从一同构想未来到刻画已发生的。这样一来，就好像从望远镜错误的一端来观察事物。民族志写作者的志业不是通过人类学的教育开启并扩大自己的视野，而是借由他人的方法来审视世界。想必没有人敢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自己学科内的导师和同僚。而在学科外，我们不仅把这种背叛他人当做研究的日常；更甚者，我们把这种行为标榜为我们学科的原则！ 回归人类学 人类学正在逐渐丧失其公众影响力，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来自其它学科的脑袋不灵光、思想极端、想法保守的人往往趁虚而入，反客为主。有些人甚至刻意以人类学为噱头来满足公众的好奇心。这样的局面没有得以控制反而愈发蔓延开来，人类学的确在走向衰退。面对这样的局面，有些人声称要重振民族志理论的大旗，Giovanni da Col和David Graeber(2011:ix)就人类学当下的窘境，甚至称其“正在上演一场智识上自杀。”然而窘境是否像他们说的，是缺乏独特的视角造成的？或者是因为人类学处于向哲学转向的时期，尤其是向欧洲大陆哲学靠近——这样一来就可以远离走向自我毁灭的民族志？ 我认为以上这些理由都不成立。一方面，我并不赞同da Col和Graeber对人类学悲观的看法。人类学从不欠缺独特视角。相反，和其它学科相比，人类学往往最具独创性。然而，如果有限制人类学走向更宽广的视野、更具影响力的因素，那就要归咎于人类学研究时常诉诸于民族志。如Stuart McLean(2013:66–7)所说，“以民族志主导的特殊主义不仅已成为当下人类学研究和写作的默认设置……也成为这一学科理解当下社会进程、构建论点的主要平台。”McLean对于这一“近乎是对人类的普遍认知”的观点持批判态度，我对此持一致态度。因为这一观点不仅没有为人类学带来更宽广的视野，同时还将人类学与民族志捆绑在一起，以满足大众对民族志工作者的幻想，而这并非是没有理由的，毕竟那些频频回顾的往往是正要消失的。 人类学这一名词兼具实用主义和哲学思想，同时以民族志理论为依据，那么这一名词到底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某种程度上要回到我学习人类学的开端——“有人情味的哲学”——人类学是一种被存在于对何为生活的随机认知和书本知识之间的较量所驱动的求知欲，深植于实际生活经验，是关于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一门学问(Ingold 1992:696)。然而，就像之前的论述所说的那样，在将人类学民族志化的过程中，这种生活经验被分隔开来，藏于身后，好像人人都已生活过似的。在理论层面上，这一生活经验成为人们高谈阔论的领地，这其中，民族志写作者往往背弃田野，转身和他人交换在田野中搜集到的种种“见解”。就像鉴赏家之于其收藏的极具异域风情的艺术品，民族志写作者迫不及待地将他的田野搬上展柜，从比较或并置中汲取其价值。在民族志理论的展厅中，诸如图腾、玛纳和萨满这三个分别来自不同大陆的概念性名词，相互推搡着，以求得有着艺术鉴赏大师般眼力的学者的青睐，发掘它们，变成某种“可分的同音异形字”(da Col and Graeber 2011:viii)。 的确，民族志和理论像双曲线的两条弧线，朝两个不相交的方向延伸，像两束光分别照亮各自阈值中人们的观念和现实世界的走向。但这两条相背的曲线中间却是一片黑暗。但是如果两条曲线转变方向、形成一个包容的、发光的椭圆呢？这时候我们不会有民族志和理论的区分，甚至不会有二者的结合体。我们将有的是不分裂的、间质领域的人类学。如果民族志理论是相背的双曲线，那么人类学就是相向的椭圆。当民族志转向，就不再是民族志而是现实生活的教育者。而当理论转向，也不再是理论，而是基于对世界观察参与的想象力。现实依托事实，想象有赖理论，二者之间的裂痕一直是观念史中分裂的罪魁祸首。而这一裂痕亟待弥合。人类学有必要先于其它学科担起修补裂痕的重担。停止民族志蔓延的倡议的另一面并不是寻求更多理论。我的立场是，回归人类学。 （英文原文发表于：HAU:Journal of Ethnography Theory,Vol 4,No 1(2014),pp.383-395；译文发表于：《民族学刊》2018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