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萍]女性的社会发展及其文化多样性(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7:11:38 中国民俗学网 董晓萍 参加讨论
钟敬文是我国现代史上的著名诗人、散文家和作家，同时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家。在他身上充满了诗人的气质。诗人正是我国这个文化大国的盛产，女性尤其是诗歌的宠儿，这在钟敬文的诗中绝不乏见，他经常将这类诗性的比喻用在散文写作中，使其散文如诗。他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西湖的雪景》，将西湖比做女性，让我们能顺着他的写法走进他的文化审美观： （观海亭的）石阶上下都厚厚地堆满了水沫似的雪，亭前的树上，雪著得很重，在雪的下层并结了冰块。旁边有几株山茶花，正在艳开着粉红色的花朵。那花朵有些堕下来的，半掩在雪花里，红白相映，色彩灿然，使我们感到华而不俗，清而不寒；因而联忆起那“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佳人来。 这让我们想起苏轼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的妙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过这里的女子是化妆的。我们还会想起李太白将杨贵妃比作“云想衣裳花想容”，这里的女子是穿着华贵的霓裳服饰的，美女与华服在春光中映照，比得上天上的仙女下凡。我们还会想起白居易将琵琶女操作乐器的高超技术比作“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表演，白居易还说自己虽贵为政府官员，然而在仕途逆境中邂逅这位漂泊女子，也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这时以白居易的心境和时代，哪里会产生性别她者之念？他只是在一次偶然进入的表演氛围中思考文人与女性的社会相遇。 在我国文学文化传统中，经常用女性作比喻，认识山川日月、彩虹云霞和一些社会活动现象，将女人与迷人的自然现象、多变的生活事件、不平凡的物质操演与家庭社会组织相联系。这种拿来相比的思路，正是一种处理文化传统并使之符号化的过程。它使用的是一种神话传说的概念，传承的是一种历史文化逻辑及其性质，不是讲政治、阶级和权力的社会管理逻辑和国家机器逻辑。 （二）性别她者的社会角色 在钟敬文笔下的女性群体中，几乎没有母亲。在他发表的大量散文中，提到“母亲”的只有３处，还有２处都是别人的母亲。他唯一一次写自己的“母亲”，是在痛悼亡兄的诔文中提到的： 你患咯血的症，于今三年了。家人——尤其年过半百的母亲——日夜为你忧虑着。因为看过患这种症候的，十人中没有一二能长活；而且死期之速，是很可预料而惊愕的。你现在终于死去了。家人的哀思苦泪，何时才会休止呢？ 这时的母亲，是作家儿子心中的情感主角，决不是西方人的“性别他者”概念所讲的社会边缘化的母亲。但钟敬文始终没有写过母亲是否美貌，没有写过母亲怎样梳洗打扮，只写了母亲的家庭角色和母爱的特质。母亲是“家人的哀思苦泪”的群体中的一个，母亲处于母子关系的中心位置。季羡林写母亲的形象也是模糊的，没有美貌，只有骨血之情。 我在她身边只呆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呆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在前辈的散文中，写母亲与自己的情感和理智距离很近，是在写人，除了钟敬文和季羡林，朱德写《我的母亲》也如此。写母亲与自己距离遥远、形象模糊而理智清晰是在写神，如季羡林，晚年的季羡林把母亲放到了宇宙构造中，把母亲神话化了。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最近几年以来，我每次想到母亲，眼前总浮现出一张山水画：低低的一片山丘，上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周围植绿竹十余竿，幼树十几株，地上有青草。按道理，这样一幅画的底色应该是微绿加微黄，宛然一幅元人倪云林的小画。然而我眼前的这幅画整幅显出了淡红色，这样一个地方，在宇宙间是找不到的。可是，我每次一想母亲，这幅画便飘然出现，到现在已经出现过许多许多次，从来没有一点改变。胡为而来哉！恐怕永远也不会找到答案的。也或许是说，在这一幅小画上的我的母亲，在这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让这一幅小画告诫我，永远不要停顿，要永远向前，千万不能满足于当前自己已经获得的这一点小小的成就。要前进。再前进。永不停息。 季羡林幼年被过继给没有儿子的大伯家，自６岁离家后再也没见过母亲。他对于母亲，写不出容貌，写不出衣饰，写不出任何细节。他回忆母亲必须是从文化传统上进行的，因为过继是中国古老的家族文化，家族中的长子承担繁衍后代的责任，如果没有儿子，就要从兄弟家庭中的长子中过继。因为季羡林大伯无子，所以尽管季羡林是家中独生子，但按照家族规矩，他也得过继给其大伯做儿子。这种事对于过继儿童的亲生父母和儿童来说，在生理上都是十分痛苦的，在情感上是悲剧性的，但在文化上又是合理的。于是季羡林写了母亲在文化上是怎样一个深明大义的女性，她最后用生命维护了儿子的社会成功。这种母亲对失去儿子的思念的忍受，是超越普通母亲的、超越日常需求的，于是这种女性就成了神。对神话思维的采用，可以让作者打破任何阶级、阶层、地位、学历和头衔的界限，尽情抒发虔诚的敬意。对这种构思，民俗学和社会学理论有很多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