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进国]宗教内卷化与去过密化——以济度宗教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9:11:13 中国民俗学网 陈进国 参加讨论
一、前言 从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宗教本土运动或宗教复兴思潮，特别是以“道门”“教门”名义出现的教派宗教运动。近现代的教派运动或道门运动，堪称是一种本土主义的“济度宗教”(salvationist religions)类型。这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宗教济度运动，之所以成为一种精神性的浪潮和本土性的群众运动，在于它更立足于中国宗教谱系自身的历史脉动和内生的思想肌体，具有中国文化之连续性的内在逻辑和自在自成的基本的价值向量。它不仅是一场以复兴、传承文化传统为主导的、混合型的宗教本土运动，同时又是一种以复古和存续文化传统之面目呈现的批判性、革新性的信仰自觉运动，并不同程度地参与全球化的宗教思想对话，和积极谋寻迈向现代化的精神实验。这场济度宗教运动由于它的实验性(本邦意象和异邦想象)和急迫性(所谓的“天时紧急”“救劫”)，以及自我道统传承与批判路径选择的错综复杂性，不免与中国及周边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多元的政治意识形态发展的理路相互冲突，从而陷入了种种的精神癔症。 撇开针对“道门”或“教门”之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判断，我们必须认真反思的问题是，为何近现代济度宗教运动具有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并广泛地传播到海外华人社会?中国的济度宗教的发展趋势是否有规律可循，是否具有其自身的增长的极限?本文拟从梳理“宗教内卷化”(religious involution)范畴入手，反思中国的济度宗教的发展困境及其“去过密化(去内卷化)”的可能性，希望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济度宗教的有效治理的理论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讨论是一个理论诠释上的初步梳理，因此略去了相关的史实叙述，有兴趣者可以查读各类有关近现代民间宗教或道门的各类书籍，比如我的老师马西沙先生的《中国民间宗教史》。 二、内卷化理论的提出及其应用 关于内卷化(involution)的理论，由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Alexander Coldenweise)最早提出，用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当一种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它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身转变到新的形态，而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化。“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果就是，渐进的复杂性，即统一性内部的多样性和单调下的鉴赏性。这就是内卷化。……在所有边缘被固定的情况下，发展表现为内部的精细化。扩张性的创造用尽了资源，一种特别性的鉴赏性便开始了，那是一种技术性的细节。”［1］ 人类学家吉尔茨(Geertz，Clifford)则转引借鉴用来描述印度尼西亚“农业内卷化”情形，即“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农业方面指“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基本模式的刚性逐步增强，内部修饰性和装饰性逐步增强;技术性细节逐步增强，鉴赏性就会变得没有止境”。［2］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提出，在20世纪中国政权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20世纪当中国政权依赖经纪制来扩大其控制力时，这不仅使旧的经纪层扩大，而且使经纪制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村庄。”［3］“政权内卷化”的政治过程，出现了“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等等问题［3］。政权内卷化使得“掠夺性经纪人”逐渐代替了“保护性经纪人”，从而破坏了国家原来利用“保护性经纪人”所实现的国家与民众的双向文化联系，并阻碍了国家政权的真正扩张。 黄宗智首次用“经济内卷化”讨论了明清以来的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变迁。近代的农民在人口压力下，通过生产的集约化，可能通过选择高商品化的农产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以牺牲单位劳动日生产效率的代价，来换取提高的年产，或者说获得的是急剧下降的边际报酬。但这种内卷和“内卷型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单位地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情形恰恰相反”，出现了“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而言)”。“内卷式增长使长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这体现在单位面积和产出及其支持复杂的城市网络，发达的国家机器和成熟的精英文化的能力，但这种发达的状况是靠单位面积上极度的劳动密集化以及单位劳动的低度资本和单位工作日的较低报酬而实现的”。诸如18世纪英国经济出现的革命性变化(如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新型人口模式、新型城市化、新型的消费型式)并没有出现，因此并不代表生产关系的进步，而它还抑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反而“是19世纪巨大的社会危机的根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