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修昔底德的记载不可能没有偏见和不带感情色彩，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和铺陈资料的方式，但这不等于他是在有意虚构事实。他要从收集和记述当代的具体事件中来体现人类普遍的本性和基本处境，这一任务本身蕴涵了极大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但他毕竟尝试和开创了一种观察和写作人类行为和言说的方式，力图避免虚构和夸张，取证于人类自身的具体事实。
修昔底德在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他被称为“科学和批判历史的奠基者”、“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等等。然而，20世纪后半叶，一些西方学者却通过分析其著作中大量演说辞以及一些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提出了和以往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修昔底德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创作，在其中更多地是带有修辞的成分，而非所谓“理性的”或“科学的”。那么，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究竟是“科学的”还是“修辞的”？这一问题不仅关乎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更是如何解读古代史家及其著作的关键。
“科学的历史学家”：《战史》的真实性问题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的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一场大战，战争连绵27年之久。修昔底德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材作为其历史创作的对象，据他自己说是因为：“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这是希腊人的历史中最大的一次骚动，同时也影响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世界，可以说，影响到几乎整个人类。”（Ⅰ.1）
事实上，这场战争不但对当时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对历史学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被认为是第一次科学地、历史学地被记录下来的战争史实。
修昔底德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主题，按时间顺序记述战争的过程。他的著作实际上就是一部专门讨论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的著作，在书中他告诉了我们有关战争的一切，而几乎将与战争没有直接关联的内容全部排除在外。长期以来，学者们基本上一致认为，修昔底德以理性的态度描写了战争中的事件和人物，英国著名史家伯里说，他的历史书写在“古代世界树立了独一无二的准确性的标准”。
修昔底德说：“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而得到我的结论时，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传说中的每个细节。普通人常常容易不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Ⅰ.20）这段话通常被认为是修昔底德方法论的陈述，这样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于现代史家来说也莫过于此。这话同时也表明，他意识到要记载真正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必须以更严谨的方式来写作。遵循这一方法，修昔底德力图准确、真实、客观地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确，与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对历史的分析更有“人性”的色彩，也更具“理性”。在解释历史事件时，他没有归之于简单的偶然因素或神秘因素，而是致力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探索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力图透过表面的现象来分析问题的实质。
比如，对于雅典，修昔底德指出，当雅典城邦一旦获得统治希腊世界的权力，他们会发现，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随意放弃的，如果放弃，他们新的生活方式也将毁灭。正如伯里克利所说：“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Ⅱ.63）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已改变了它最初存在的原因，即由最初的害怕被别人统治，到随后的为了荣誉，最后则是利益的需求。由此，修昔底德用恐惧、荣誉和利益分析了雅典帝国存在的理由和它的必然性。
总之，在修昔底德对事件的分析中，我们已经难以找到任何不可违抗的天神的意志，也没有不可捉摸的宿命的观念，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他努力把人类历史从神人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也很少将事件的发生归之于偶然性或表面富丽堂皇的理由。由此，修昔底德不仅在古代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的形象，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家对他更是推崇备至，他被认为是古典史家中“最具现代性的”、是“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等等。他所创立的政治军事史的史学范型为西方史学家纷纷效仿，特别是到了19世纪西方历史学专业化的时代，更被德国史家兰克及其学派奉为圭臬，成为西方传统史学的模式。直到20世纪初，他仍被认为是“科学的”历史学的先驱。
不过，除了在第一卷中，修昔底德曾提及他的资料来自亲身经历和目击者的证词以外，他几乎再也没有说明他资料的来源。尽管如此，他著作的真实性在古代及近代一直没有受到过怀疑。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得到真实和客观的呢？事实上，在当时并无任何战地记录，今天也没有其他可证明其真实性的参照，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他不可能做到对整个战争的记载都完全真实。从他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事情的记载是有选择性的，比如他并未提及提洛同盟中各盟邦需要交纳的经费是多少，而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他还在书中13处引用了当时的文献（主要是在第8卷中），可见他是可以找到一些文献的，但他并没有充分地加以运用，如对一些重要的合约就不曾提及。
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随着兰克史学的衰落和各种新的史学流派及思潮的产生，一些历史学家开始采用更具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修昔底德作品中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少西方学者从修昔底德偏爱使用的演说辞出发，通过分析演说辞的风格、结构和所要揭发的主题对此前关于修昔底德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修辞学家”：演说辞的运用与戏剧性的情节
众所周知，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双方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演说辞，据统计，全书共出现了141篇演说辞。其中以政治演说为主，如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辞就有30篇，而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上的演说辞也有17篇。当然除了政治演说辞以外，修昔底德还收集了一些战前动员的演说辞，如两军对峙时双方统帅对自己士兵的演说以及葬礼演说，如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是否具有史料价值，长期以来存在着极不相同的看法，完全相信者有之，基本怀疑者有之，而学者们的争论皆来自修昔底德自己的一段话，他说：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辞，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中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Ⅰ.22）
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辞可能是他亲耳听到的，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有些则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但不管哪种情况，作者都力图使那些演说辞与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全书的情节发展保持一致，使之浑然一体。且由于书中的演说辞除说理精辟外，还十分讲究辞藻，反复铺陈，可以想见他是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写作那些不同人物在各种场合所使用的演说辞的。这就引发了众学者关于书中的演说辞到底是修昔底德的“发明”、是一种文学性的创作，还是历史真实的大讨论。
抛开学者之间的争论，回到古代希腊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知道，在城邦时代，公开的演说是希腊特别是雅典城邦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演说的过程中，通过公民间的互动，构成了城邦的集体记忆。演说辞可被视为一个共同体共同的经验、共同的记忆。尽管在细节上会有差异，但演说辞更强调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集体记忆。由于当时的许多听众曾经亲身经历，对演说辞的内容仍然十分熟悉，甚至他们知道的细节可能比修昔底德知道的还要多，据此判断，修昔底德不太可能完全靠编造来充实他的写作，只有当他所记载的演说辞的内容符合人们的集体记忆时，才能保证他自己反复强调的真实性。而且，如果演说辞是为了迎合某些人杜撰出来
的，就必然会面临来自其他方面的严重批评，集体记忆会通过种种不同的批评来矫正这种偏差。所以，基本可以肯定，修昔底德书中的演说辞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的。
此外，我们发现，演说辞在修昔底德的叙述中还充当了“暂停点”的角色。确切地说，演说辞通常出现在重大事件之前，如同一个前奏预示着重要时刻的来临。作者如此使用演说辞，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形势和局面。这种写作方式或与现代史学的标准相悖，但却是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相吻合的。应该说，演说是希腊城邦公共生活的产物。且可以说，采用演说辞是古代史学的普遍特征。在书中使用演说辞并非修昔底德的独创，希罗多德以及其他古典作家都曾使用这一方式。不过，像修昔底德这样在著作中如此大量运用演说辞的情况也确实仅他一例。
修昔底德不仅在著作中使用了大量的演说辞，人物之间的对话也极富戏剧性，他像悲剧诗人使用“合唱”一样，操纵素材，以此来标示事件发展与行动中转折点的来到，说明主角的动机与企图，概括并暗示事件发展的背景与可能有的结局，虽不作任何褒贬，却能不露痕迹地透露出讽刺与哀伤的情感。此外，他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以及描述也带有很大的戏剧性，比如对雅典瘟疫的描写、对西西里远征的叙述等等。
但是，本文认为，正像他接受智者的修辞学手法一样，他只是在写作方法上借鉴了悲剧诗人的一些笔法，而不是真的自认为是在创作悲剧。实际上，他对战争的理解并不是希腊悲剧式的，这就好像他在书中对演说辞的运用并非是智者们可以向人传授的实用技巧一样。他明确宣称：“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Ⅰ.22）可见，修昔底德对自己的历史写作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
总之，无论给人以怎样的印象，对悲剧的模仿、对演说辞的运用，对于修昔底德来说都只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非他写作目的之所在。无论从方法上还是思想上，修昔底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位自觉的历史学家。他有自己明确的治史原则。
修昔底德历史书写的史学功用
如果说我们能够将史学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存而不议，而在大的方向上承认，从古至今，“求真”与“致用”都是史学始终不变的诉求和目标的话，那么，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的实践应该也是符合这一标准的。
首先，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录，就说明修昔底德对其正在写作的这段历史具有一种实用性的重视，当他明确指出“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时，即表明他历史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经世致用”。
的确，垂训后世正是他著史的目的。修昔底德在书中强调了历史的实用性，他的叙事目的中不仅包括让读者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还确知将来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他相信人类的根本处境是相似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Ⅰ.22）
通过对修昔底德写作过程和叙事目的的研究和分析，我们有理由推测，他要从收集和记述当代的具体事件中来体现人类普遍的本性和基本处境。他认为人性是不变的，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则是符合某种人性规律的，将来很有可能仍会发生与过去相类似的事情。因此，他为了后世之人所从事的历史叙述就是有用的，它能使人鉴过往而知未来。换言之，修昔底德之所以撰写历史著作，是因为他相信人们可以从了解那场毁灭性的战争中获益。从撰写历史的动机来看，修昔底德对其叙述的实用性之关注是超乎一切的。
其次，修昔底德历史叙述的另一大重要特点在于他所表现出来的求真精神。他删除了那些人云亦云的材料，对那些并无更深一层见解的论述以及在解释事件中只凭想当然的东西也不予理睬。他非常重视对证据的批判，坚决摈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如何辨别材料的，但他毋庸置疑的态度让人们相信他所采用的材料是经过筛选、论证的。据信，在被流放期间，修昔底德一面到希腊各地广泛收集材料，一边从事著述。他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做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同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也取得许多可靠的资料。比如1877年出土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城邦缔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几。
修昔底德通常也不提及超自然力，对于战争，他意识到这不仅是交战双方军事力量的对决，同时也是双方政治、经济和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的对抗。因而他还从政体形式对战争格势的影响、瘟疫对战争期间人心的动摇以及经济因素对战争输赢的影响等相关方面深入地加以论述。
比如，修昔底德对经济因素与军事成败的关系所作的出色分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或许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学家，他认为，特洛伊战争之所以拖了10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军队的人数不足，而是在于资金缺乏和给养不足（Ⅰ.11）。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要维持一场长期的战争，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国库不充实就不可能支持长期的战争，因为战争的胜负除了靠审时度势的明智判断以外，还得要有充裕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Ⅰ.141-143，Ⅱ13等）。这种见解虽散见于各章，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但关于经济对战争的重要作用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所以，汤普森称他是“一位能够体会经济事务对历史的价值和作用的卓越的历史家”。
因此，虽然修昔底德并未使用historia一词来指代他的历史书写，但他用“发现”来表述他对希腊早期历史的研究，用“搜集并记载下来”这样的词语来归纳他对当代希腊的研究。这一方面表明，在他的时代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历史写作”，他也不是为了成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进行写作的；另一方面，虽然修昔底德的写作并不完全与历史学这一学科的现代要求相符，但他历史书写的实践和目标已带有后世学科化的史学特点，并符合其根本诉求。
如何评判古代史家
一方面，修昔底德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所谓客观主义者，他的写作也不是为史学而史学。他心中盘旋不去的问题，是如何从失败中获得教训，如何纠正内外政策的错误，保持雅典强盛不坠。对于战争中雅典内部的党争，他也并非超然独处。他有自己的是非和褒贬，散见于若干章节之中，虽然叙事力求客观，但用心仍不可掩。特别是那些由他重新撰写的演讲辞，在不少地方都是假他人之口，若隐若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而他的实用主义则是通过这些叙述表达出来的。此外，许多时候在面对许多事物时，他仍然认为这些是人所无法把握的。于是，他便采取了沉默的态度，然后把问题提交给读者去思考。可见，修昔底德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并不完全是现代以人为根本出发点的理性。
另一方面，修昔底德所叙述的是一场亲身经历的伟大战争，并对此进行有意识的记录和整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修昔底德的记载不可能没有偏见和不带感情色彩，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和铺陈资料的方式，但这不等于他是在有意虚构事实。他要从收集和记述当代的具体事件中来体现人类普遍的本性和基本处境，这一任务本身蕴涵了极大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但他毕竟尝试和开创了一种观察和写作人类行为和言说的方式，力图避免虚构和夸张，取证于人类自身的具体事实。修昔底德能够以一本未完成的书而在西方历史上享有永久的地位，也是基于这种视野和方法。
总之，本文认为，修昔底德既非近代西方史家所标榜的所谓纯粹“科学的”历史学家，也非当代学者所重新理解的“修辞学家”——他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与今天的不同、他的叙事方式及著述目的与今天的史学家不同、因果概念也与我们今天的概念不同；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历史写作，他也没有发明出现代史学中对史料进行考证的方法。因此，虽然他并非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这并不能否认修昔底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地位。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某种近现代的“历史观念”出发去评判古代史家，否则必将难以真正解读古人及其作品，而我们的认识也必将是偏颇的，会犯一种“现代主义者的谬误”。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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