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晓霞，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项目编号：14ASS001)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外界认为非洲黑人既无历史也无文明，只有黑暗和停滞。这种观点自20世纪50年代就受到批判，但是仍在西方传播——“非洲在与欧洲发生直接联系之前并没有历史。无法创造自己历史的非洲人民显然也没能力发展自己。因此他们不是正常的人类，不能自我发展，而必须通过他人‘引导’才能进入文明；他人即欧洲人民”。①自非洲大陆各国纷纷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并开始民族复兴之路以来，民族主义激起非洲人追溯本土历史的热情。70年代以降，在全球史学向纵深发展的影响下，非洲史学也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在口述史、社会史、经济史、妇女史、环境史、城市史、生活史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在非洲史学蓬勃发展、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的推动以及非洲妇女为自己的集体身份而努力发声之下，“非洲妇女，不管是作为历史的主体还是客体(或者较小程度上作为历史的书写者)在非洲史学中都不再是被遗忘的社会角色”，②而开始进入史学家的研究范畴。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非洲史学的研究已有所发展，③但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妇女史的研究还是寥寥无几。西方学界在20世纪中期开始就对非洲妇女研究产生兴趣，近三四十年来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显著的进展。国内对非洲妇女史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一些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缺乏深入性和连贯性，且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相关专著。尽管如此，国内学者还是从多角度对非洲妇女研究进行尝试和探讨。④本文旨在梳理非洲妇女研究的历史脉络，以填补国内的空白，同时也从侧面窥探非洲史研究的进展。
一、非洲妇女史研究兴起的原因
非洲殖民前的历史，尤其是从非洲妇女史角度书写的历史是非常匮乏的。尽管一些史学家利用妇女生活史和口述资料以填补书面出版资料上的欠缺，但是对研究更早期的非洲妇女史还是存在不足。第一批对非洲妇女史产生兴趣的西方学者始于20世纪中期。在非洲各国纷纷独立并进行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时期，零星出现了一些研究非洲妇女的作品。⑤直至60年代，研究非洲妇女问题的主要还是人类学家，且研究内容主要围绕生产与生育问题展开，关于妇女角色的讨论主要夹杂在婚姻习俗或生育仪式、巫术和家务劳动等的描述中。
1935年法国泛非主义者和人类学家波尔姆首次在非洲桑加对多贡人进行为期9个月的民族志调查，由此对非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5年她又与丈夫再次在上几内亚地区(Upper Guinea)⑥调查稻农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非洲的研究热情。1963年她主编的《热带非洲妇女》⑦代表了早期对非洲妇女的全面概述，成为非洲妇女史研究的分水岭。书中六篇由女性人类学家撰写的介绍和文章，论述了非洲不同国家和社会背景下妇女的日常生活和面临的问题。该书不仅丰富了非洲研究的文献，也为了解妇女在非工业化非洲社会中的角色打开大门。南希·哈夫金和埃德娜·贝主编的《非洲妇女：社会和经济变化中的研究》⑧是第一部研究东非和西非妇女的跨学科论文集，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阐述殖民主义导致东西非妇女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改变。该书包含了许多在非洲妇女史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学者的文章，而这些学者主要是欧美等国关注非洲史和非洲社会经济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⑨该书最值得关注的是对早期男性学者研究的批判，而且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
20世纪60—70年代，非洲妇女史研究开始逐步兴起。尽管兴起的原因有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有：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的繁荣、非洲史学的复兴以及非洲妇女的觉醒。
1.非洲妇女史的发展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和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
19世纪末，受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西方掀起了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发生于1840-1925年间，其目标主要是争取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女性在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最早兴起于美国，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权。此次运动促使形成女性研究热潮。有学者认为女性研究本身就是女性主义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⑩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融合，开始进入第三次浪潮——后现代女性主义发展时期，强调差异基础上的性别平等，主张女性应有自己的特性、话语权以及女性的思维模式。在三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中，第二次运动直接推动非洲妇女史研究的发展和兴起，引领西方与非洲本土学者关注并研究被历史遗忘的非洲妇女。1977年许多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参与并成立非洲妇女研究和发展联盟(Association of African Wome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期望通过学术和妇女运动为非洲女性主义发展开辟道路。(11)同时第二波女性运动中出现的旨在区别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社会性别”(gender)理论，(12)也为非洲妇女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2.非洲史学的发展是非洲妇女史兴起的必要前提
在全球史学发展的推动下，非洲史学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非洲史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传统史学、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和修正史学四个阶段。(13)20世纪20年代非洲各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改变了历史学术氛围。随着民族主义者开始取得胜利，非洲历史学家拒绝西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观点和限制，试图创建一个“新历史”——一个属于非洲人自己的更加丰富的历史。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摆脱了外国统治的束缚后，非洲史作为公认较新的学术领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一批非洲本土历史学家的著作相继问世，非洲史学流派开始形成，这些都标志着非洲史学的复兴。(14)在非洲新兴的本土大学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本土学者帮助解决了当时的民族志和帝国主义的偏见问题，同时非洲国家的独立也使研究的重点从在非洲生活的白人转移到对本土非洲人的研究上，这就使非洲妇女成为了史学研究的主体之一。随着史学家们对新的研究方法产生兴趣，例如非洲口述史等的兴起，(15)部分解决了妇女研究史料匮乏的问题。20世纪上半叶，史学界经历了由传统的“科学历史学”向“新史学”的过渡。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新社会史”在“新史学”中日趋风行。“新社会史”强调在历史过程中社会普通群体的行为和意识的作用，扭转了传统史学只注意研究占人口2%的上层人物的偏向，主张研究被压迫者和下层民众，如奴隶、穷人和妇女。同时，新社会史所提倡的研究方法，诸如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分析教区记录、税务账、法庭档案、结婚登记簿以及其他可利用的史料等，(16)对非洲妇女史料的发展影响极大。例如试图恢复非洲妇女话语权的《妇女书写非洲》四卷本(17)，就是结合了口述和各种文字资料，包括诗歌、歌曲、演讲、神话故事、书信、自传、回忆录、杂志、小说等。非洲妇女史正是吸收了“新社会史”的这些理论和方法，运用多种形式的史料和研究方式，从而获得了迅速发展，成为当代非洲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非洲妇女史的兴起是非洲妇女觉醒的必然结果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中妇女的参与、非洲妇女受教育的经历以及非洲女权主义促使非洲妇女的觉醒，使非洲妇女走上历史的舞台。妇女觉醒促使妇女采取集体行动，让妇女挣脱社会既定的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的束缚，从而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非洲妇女为摆脱殖民主义和父权制的压迫以及为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女性需要自己的话语权，从而推动了非洲妇女史的发展。
非洲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妇女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实际上妇女是非洲大部分地区动员群众支持解放运动的核心力量。她们不仅参加集会、组织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她们还赞美、动员支持者并成为其中一员。例如，在肯尼亚茅茅运动、葡属非洲殖民地、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等国家的解放运动中，妇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各国民族主义运动对妇女权利的处理方式不同，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和坦桑尼亚，妇女是独立战争的成员之一，但是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解决她们特殊的需求；在莫桑比克，解放运动同时也处理妇女权利问题，但是在解放后却被搁置；在几内亚和马里，妇女权利成为独立运动进程中的目标之一；在喀麦隆，妇女本身参与解放运动，推进自己的性别和其他议程；在乌干达，民族主义运动促使妇女竞选公职、争取投票权，在政治上代表自己的权利，(18)但是各国多少都涉及妇女权利问题，使非洲妇女的政治权利意识得以增强。同时解放运动中妇女的反抗游行、妇女组织甚至妇女直接参与武装斗争的经历使她们的政治意识和集体身份意识得到空前的发展。许多妇女组织不再仅是男性组织的附属，她们还组织反抗性别歧视、性别阶级和妇女在社会中的次等地位。正是这些原本对父权极为顺从的通常与土地打交道的非洲妇女，成为非洲妇女史的转折点，使非洲妇女首次成为历史中“合格的演员”。(19)
为推动妇女职业化的殖民教育政策使妇女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升，而教育进一步促进非洲妇女的觉醒。传教士和殖民教育的目标主要是使非洲妇女成为“西化”或受过教育的非洲男性合格的妻子，因此女子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育儿、卫生、家务、营养以及其他家庭活动。非洲女子教育灌输的性别、家庭生活、道德、劳动分工等观念都带有浓重的西方色彩，并没有考虑非洲妇女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20)到1980年，非洲不同宗主国教育模式的遗留影响越发凸显：在前英国殖民地，小学阶段男女童入学比例为100∶90，前比利时殖民地的比例是100∶74，前法国殖民地是100∶61，前葡萄牙为100∶56。(21)尽管这些教育是为了保持非洲妇女的顺从和去政治化，妇女却因此拓宽视野，获得参与政治活动以及寻求就业和创业等机会。那些早期有机会上初高中、大学甚至在国外学习的女性，部分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通常会参与各种面向宗教、职业、福利和发展问题的地方或全国性的妇女组织，其中一些甚至成为领导者。(22)一些受教育的妇女当选为某些机构，如学校等的负责人。这类职位为女性进入决策机构打开了大门。例如1955年乌干达的尤妮斯·卢贝加(Eunice Lubega)成为东非第一位获得大学学位的非洲妇女，后来成为第一个负责乌干达妇女协会的非洲妇女，该协会是乌干达第一个倡导妇女权益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育儿、健康教育、扫盲和其他类似的服务使精英妇女与基层妇女产生联系，从而加强集体身份意识。教育甚至让一小部分精英妇女在独立前能领导妇女运动。殖民时期新生的妇女运动反之又推动女子教育，在某些情况下还能游说政府增加女子教育的机会。例如20世纪40—50年代尼日利亚女子教育的扩张使许多妇女有机会成为教师、教育官员以及其他公务员。尤其是家政培训让妇女有机会涉及更多新的小规模的企业，成为女裁缝、面包师、供应商或餐馆、咖啡店和旅馆运营商，这些女企业家的子女后来也相当有影响力。(23)这些妇女成为了非洲人的行为榜样，从而让许多父母鼓励他们的女儿上学。教育和培训促进女子身心全面发展的同时，更是给妇女提供了为自己的利益发声以及书写自己故事的机会，在社会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因此殖民和传教士教育，尽管其带有对妇女歧视的蕴涵以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人提供“合适”的妻子为目标，还是为非洲妇女提供了机会，直接促使非洲妇女的觉醒。
女权主义是非洲妇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女权主义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女权主义话语的主要理论和范式构建来自以欧洲为中心的经验，而西方白人女权主义在种族和妇女交叉之地并没有考虑非洲妇女面临的特定问题。非洲女权主义并非完全排斥白人女权主义的观点，而是以西方女权主义为借鉴，从自身才智和渴望出发，创建了本土背景和经验下的女权主义。非洲女权主义反映了不同非洲国家的女性现实。(24)非洲女权主义自身有许多分支，包括母亲主义(Motherism)、女性主义(Femalism)、蜗牛式女权主义(Snail-Sense Feminism)(25)、妇女主义(Womanism)、思迪瓦主义(Stiwanism)(26)、商谈女权主义(Nego-Feminism)(27)以及非洲人妇女主义(African Womanism)。(28)非洲女权主义发轫于20世纪初期，作为一种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妇女参与民族解放斗争期间，(29)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几内亚、安哥拉和肯尼亚等地，妇女与男性同胞为国家主权和妇女权利并肩作战。(30)妇女武装斗争和激进运动的经历鼓舞她们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积极的姿态。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妇女十年(1975-1985)期间当代非洲女权主义得以固化，使非洲激进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想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甚至传播海外。此后非洲女权运动扩展到政策、立法、学术以及文化等领域。她们既开展基层运动，也在思想学界采取行动；既解决像扶贫、预防暴力和争取生育权等事关“面包和黄油”的生存问题，也处理例如生活方式、流行文化、媒体、艺术等精神建设问题。她们一方面要打破父权制编造的神话，同时又挑战和解决种族主义的性别刻板印象。非洲女权主义既是妇女觉醒的结果，也是妇女觉醒的原因，直接促使妇女在实践和思想上的成长。
二、非洲妇女史研究的发展
随着欧美女权主义运动的推动和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尔·博塞拉普的《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31)一书的出版，西方和非洲学者对非洲妇女史研究的兴趣开始爆发。埃斯特尔·博塞拉普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和农业发展，在该书中，她从经济角度出发，分析了一系列农业社会中(包括非洲)妇女的地位，并得出结论性观点：由于殖民统治的父权定位，殖民主义使非洲妇女地位大幅下降。这一著作和观点也成为之后许多非洲妇女研究的基础。此后几部人类学著作(或多或少带有历史性)以及少量关注妇女史、妇女社会角色以及妇女参与到非洲历史主要大事件的专著和论文随之出版。“经济和劳动(生产和生育)”“婚姻、家族、家庭关系和法律”“政治角色和活动”“宗教、仪式和思想意识”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维度。(32)
尽管当代非洲妇女史不断涌现新的研究方向，但是自70年代中期以后构成非洲妇女史研究的主题主要有三个。虽然每个时期之间总会存在重叠，而且时间分界也并非绝对，但还是可以进行大致的划分：20世纪70年代研究的兴趣点在于“被遗忘的女英雄”，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是“下层阶级的女演员”，90年代以后女性成为“性别化的主体”。(33)
1.被遗忘的“女英雄”——精英妇女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怀着民族主义的强烈情感，非洲学者燃起重新挖掘非洲历史的激情，对非洲过去的历史成就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让史学家们开始研究在非洲历史传统的政治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女王”。这里的“女王”不仅指国王的伴侣或者母亲，而是泛指相对独立和有特权的妇女，包括在政治圈中有重要地位的女性。
研究女王的学者譬如有研究早期非洲史，特别是安哥拉、大西洋奴隶贸易、妇女和奴隶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米勒对17世纪敢于抵抗葡萄牙人并与之共谋的安哥拉女王恩津加(Nzinga)的研究。(34)分别在苏格兰和美国获得历史硕博士学位的尼日利亚女历史学家博兰勒·阿韦主要关注传统约鲁巴政治体系中的女性政治领导者。(35)加纳女历史学和人类学家艾格尼丝·艾杜强调19世纪阿散蒂女王的核心角色，(36)而这一角色一直以来被英国殖民当局和男性史学家所忽略。
有关非洲妇女参与到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强调了另外一种“女王”角色——民族女英雄。例如研究西非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女英雄康斯坦丝·卡明斯·约翰(Constance Cummings-John)和阿德莱德·凯斯利·海福德(Adelaide Casely-Hayford)(37)、20世纪50年代中期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妇女音乐组织领导者比比·提提·穆罕默德(Bibi Titi Mohamed)在组织城市啤酒酿造者和其他妇女成立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U)妇女分支中所做的贡献(38)以及尼日利亚南部妇女在殖民时期利用政治影响和经济权力作出的贡献(39)等。
此外由于受经济独立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妇女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西非成功的女商人。许多作品热情地描述了在纺织、渔业或棕榈油贸易领域半文盲或靠自学成功的妇女以及拥有卡车，建造起欧式房子并把儿子送往国外接受教育的“商人公主”。(40)这些研究展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经济自主权以及妇女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中“被隔离但几乎平等”的角色。
关注精英妇女是早期非洲史学的政治历史自豪感所推动的结果，也是传统史学主要关注上层精英和政治史的一种体现。这种自豪感也促使一些非洲本土女学者的投入。尽管这些研究并不能体现非洲普通妇女的生活经历，但它们却是非洲妇女史研究的良好开端。
2.下层阶级的演员——作为受害者的非洲妇女
随着非洲史学从民族主义热情和对“辉煌历史”的重构转向关注国家政治经济建设，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女精英的研究热度也开始慢慢消退，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作为受害者的女性角色，包括妓女、女佣、女巫、女工、女奴和农业妇女等。这些妇女史学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关注阶级以及生产和生育问题。他们把性别不平等与殖民主义联系一起，同时也对非洲社会内部的性别不平等产生浓厚兴趣，并以当地父权结构和殖民主义来解释妇女的地位。南非妇女史研究开拓者之一的女学者贝琳达·波佐利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父权制大杂烩”。(41)
研究非洲城市的学者为非洲城镇妇女勾勒了一幅暗淡的前景图：殖民地城镇的女性只有通过非法的、不道德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活动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尤其是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的啤酒酿造者和妓女。由于殖民当局对妇女行为道德上的偏见以及他们出于规范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妇女参与啤酒酿造和销售都属于非法。然而，酿啤酒是无法就业的妇女在城市里得以生存的一个关键途径。(42)这些研究反映了非洲城市化和劳动力市场的特殊需求，同时也反映了研究主题从殖民前的历史向殖民后历史的微妙转变。美国女历史学家伊利斯·伯杰(Iris Berger)从早期对殖民前东非妇女的宗教角色的研究(1976)转向对南非工厂女工(1986)的研究就可窥见一斑。(43)伯杰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非洲史和妇女史，她一直保持对非洲妇女的研究热情，笔耕不辍，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尤其是南非妇女史和南非史的研究。(44)
到70年代末，文献中出现了另一新趋势——“单就女性本身无法构成研究分析的合理范畴，还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如阶级、年龄、民族身份或宗教以及男女差异”。(45)由此，历史学家开始把非洲妇女史研究与阶级形成、城市无产阶级的出现和奴隶或社会中较低地位的人等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围绕非洲妓女和女奴这两大主题进行。
一些研究以特定城市区域的妓女史(特别是内罗毕、金沙萨和约翰内斯堡)作为理解城市或乡村生活变化的交叉点。性交易被看作没有技术的非洲女工的一种主要就业方式。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非洲史女教授路易斯·怀特(46)和南非本土史学家查尔斯·范·昂赛雷恩(47)是这个领域里较突出的历史学家，尽管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人类学家(48)以及社会学家(49)对殖民时期妇女的研究所影响。路易斯·怀特笔下描述的妓女并非是简单的受害者。实际上妓女在困难的环境下成为创造自己生活的独立主体。怀特描述了卖淫妇女的经济效用以及在没有皮条客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各种交易形式。最初时期非洲妓女与领薪女工的角色是等同的。殖民时期内罗毕妓女为许多外来男工提供性之外的服务，如提供休息场所、早餐和洗衣服务等。然而随着殖民主义越来越具有剥削性，工人和妓女的实际工资变得越来越少，到了30年代末逐步趋同于欧美模式，即只提供性服务。
20世纪80年代非洲妇女史研究的另一个热门主题是奴隶。显而易见，奴隶贸易和家务奴隶的存在对非洲妇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女历史学家克莱尔·罗伯森和史学家马丁·克莱因编辑的《妇女和奴隶》，(50)开创性地提出性别对奴隶制的影响，同时也打破了所有妇女都是“被迫害者”的观念。它体现了存在于妇女当中的阶级隔离。(51)受该书影响，许多学者试图在非洲背景下定义“奴隶”，但是却发现很难界定“奴隶”和“妻子”的区别，因为两者之间存在重叠。例如在19世纪受奴隶贸易破坏的中非和南部非洲，男人把女奴当妻子以及卖掉妻子当奴隶的行为改变了妻子和奴隶的角色，并使所有妇女成为弱势群体。(52)
当然20世纪60—70年代也有一些研究针对妇女受害者的角色，而80年代也有学者关注女精英的生活。(53)然而整体上研究主体从强调特权妇女到受害者和被剥削者的转变，反映了非洲史学研究的重心从上层转移到下层，从少数精英转移到普通民众。
3.性别化的主体：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视角
如果说20世纪70—80年代的研究以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为主，那么90年代后非洲妇女史研究则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考古学、生物学、医学等多个学科交叉合作，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深化与多元，主题涉及妇女健康、性行为、同性恋、教育、经济活动、政治参与、宗教活动等。
妇女健康，特别是妇女生育健康一直是多学科视角下，尤其是社会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关注点。特定的性别传统，如婚姻制度(早婚、一夫多妻、隐居、夫兄弟婚)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化传统如女性割礼等影响产妇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生育行为。同时，由于非洲大陆上艾滋病的泛滥，公共健康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有关妇女艾滋病的经历和反应成为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其中领军人物有美国医疗史学家兰德尔·帕卡德和美国女人类学家谢丽尔·麦柯迪等。(54)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出现了对20世纪知识分子和政治传统把性问题边缘化的批判。这些批评与学术界涌现的“后”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交织在一起。(55)在美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家邓巴·穆迪关于南非黑人矿工的工作生活、性行为以及矿工中的同性行为的研究基础上，(56)一群年轻的历史学家开始研究男性气质和同性恋问题，(57)为非洲性研究领域打开了大门。研究者把社会性别(gender)看成父权制下的社会建构，在这个框架下，性被当作妇女受压迫和性别不平等的因素之一。研究者把女性主义理论与殖民后婚姻、种族、性行为、文化研究等分析联系在一起来处理今日非洲复杂的性行为问题，同时也把抵抗和赋权作为分析女性性行为的重要因素。(58)非洲性行为研究者认为，殖民主义侵略把性区分为“正常的”(异性恋、一夫一妻)和“不正当的”“不道德的”“危险的”(同性恋、一夫多妻、婚外恋和妓女)两个类别。史学里也充满了有关殖民政策对个人性行为产生分裂影响的研究记录。这种分裂削弱了已有的社会界定，形成了殖民统治下所认为的“不正常”的性行为。总之，史学总体上认为霸权殖民上层建构形成了殖民地独特的性欲望和性经验。(59)
教育是殖民主义影响非洲社会的另一重要因素。殖民前非洲社会的教育作为概念性和实用性的目的旨在适应社会和物质环境的需要。虽然殖民前在不同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存在性别阶级，但是妇女却以不同的知识水平在不同领域里占据领导位置，如宗教信仰体系、母系政治体系、秘密组织以及通过日常活动参与到农业、家庭管理、贸易和卫生保健等领域。而殖民时期的教育受殖民主义影响，其目的发生了改变。例如殖民时期津巴布韦妇女教育的目标就是让妇女成为合格的家庭主妇和维持生活的农夫。(60)关于非洲殖民后妇女和教育的研究主要关注性别歧视在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等各个阶段所产生的影响。(61)不同地区在入学率、毕业率、学业水平、课程内容等方面都存在性别差异。同时学者们还分析了女子教育恶化的因素，如：早婚、早育、家务和农活的压力、某些职业的性别化以及潜在的失业风险等。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结构调整计划也与妇女教育息息相关。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结构调整计划减弱了国家给市民提供基础教育的能力，中小学教育不断私有化以及严重的政府资金的削减让许多穷人的孩子离开了学校，而这对妇女和女童的的影响尤其严重。(62)
妇女与经济也是90年代后发展迅速的研究领域。(63)一部分学者关注妇女在正规和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角色转变，而另有部分学者把注意力投向结构调整计划对非洲妇女就业产生的影响。在殖民后时期非正规部门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比起其他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妇女在非正规部门的工作。(64)这是对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计划后非洲男女在非正规部门工作不断增加的一种反应。非正规经济一方面提高了妇女的经济地位，而另一方面对部分女性而言却意味着更大的工作负担和压力，因为女性在工作领域面临与男性不同的挑战，如缺乏信贷、缺乏财产、低水平的社会资本和警察骚扰等。全球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也非常大。(65)大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化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的结构调整计划导致劳动力市场里低层职业的女性化、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增加、女性工作量加大以及女性贫困进一步增加。一些学者也指出全球化给非洲妇女既带来利益也带来问题。美国黑人经济学和女性学者西尔万·博科和同事编著的《非洲发展中的妇女：21世纪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挑战》(66)就分析了全球化和结构调整计划对非洲妇女经济活动的影响，其主要目标是为了评价这些推动力如何促使妇女对非洲发展做出贡献。
社会性别、女权主义与政治也是学者比较关注的主题之一。(67)尽管习惯法、成文法和宗教法在许多东部和中部非洲国家仍然对妇女保持歧视，(68)包括南非、卢旺达和乌干达等许多国家在内在教育、健康和平权等方面都推进了对女性有利的政策。(69)20世纪90年代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代表权的增长一直是令人震惊的。1990-2010年间，妇女在非洲议会议员的数量上翻了三倍。根据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2016年2月的数据，非洲妇女在国民议会中的平均席位为23.3%，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2.6%。影响非洲妇女参政议政因素有很多，包括左倾政党、殖民主义、外国援助、国际组织、经济发展、妇女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变化、政治文化、制度因素——如选举制、配额制、妇女的集体行动等。(70)
围绕宗教对非洲妇女角色和地位影响的研究也是学者关注的维度之一。(71)宗教构成非洲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样地，社会特有的性别习俗也根植于宗教和哲学传统。当代非洲的社会文化是分别根植于非洲、阿拉伯和西欧的三大文化融合的结果，而连接三大文化的主要工具分别是非洲本土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72)其中代表西方文明阵营的学者认为，传统非洲宗教和相关信仰阻碍了妇女赋权；(73)而由非洲女权主义和激进神学家主导的阵营则认为，特别是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有联系的非洲妇女在接受文化方面相对处于弱势。(74)早在阿拉伯和欧洲入侵前，非洲就已有发展良好的本土宗教。传统非洲人的信仰与生活紧密交织，其区别不易察觉。传统非洲宗教对妇女的限制较少，尽管古代非洲也有一定的性别上的劳动分工，然而两性的功能被认为是互补的，并不存在阶级上的区别。(75)这就意味着古代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女性与男性在社会中一样占据重要的地位，拥有同样的权力和权威。然而阿拉伯人及其伊斯兰教对许多非洲本土的规范、传统实践和信仰并不认可，尤其是在家庭和公共领域里的性别关系。因此，早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非洲大陆一千多年前，伊斯兰教在他们征服的非洲大陆上成功改变了两性关系，特别是在蒙巴萨和桑给巴尔地区。受影响的规范和实践中就包括了两性服饰、两性角色和妇女权利等。(76)而基督教和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洲有许多重合之处，两者存在许多共同的目标，例如殖民者和基督教传教士都把教化所谓的“黑色大陆”上的居民作为主要目标。为了改变殖民前的性别关系，基督教传教士以精挑细选的圣经文本，如亚当和夏娃之类的圣经故事作为布道的基础，从而加强妇女的文化附属，也有效地在非洲人中间巩固了“女性次于男性的信念并让妇女接受了她们被压迫的地位”。(77)在外来宗教改变或破坏传统非洲妇女的角色地位的同时，非洲妇女同样也利用宗教运动提高自身的地位。她们加入各种宗教教派，利用宗教提供的教育机会扩展视野，甚而成为本教派的领导者，从而引领自己的姐妹进一步提高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
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非洲妇女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既是对非洲社会男女平权的呼应和体现，也是非洲史学不断发展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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