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开始，西利、卢卡斯与艾格顿相继注意到了英帝国的历史，但是三人的英帝国史书写并非处在同一个学术与政治脉络当中。西利支持帝国联邦论，把国家当作历史学研究最主要的对象，认为英帝国就是英格兰国家的扩大，其撰写英帝国史仅是延续了以往清理麦考莱史学遗产，重整英国历史学的思路，所以他没有开辟新领域的自觉意识。英帝国史的学科化与普及化得益于帝国联邦论没落后出现的帝国研究热潮。卢卡斯与艾格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可以被视为奠定英帝国史研究与教学框架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英帝国史书写中个人的角色及道德说教的意味更加明显，而这与其证明英帝国是一个“好帝国”，维护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意图有关。
关键词：英帝国史西利卢卡斯艾格顿
作者简介：施华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英国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周巩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世界古代史。
进入21世纪后，“新帝国史”名义下的帝国史研究是一个开放且充满活力的领域，因此有的学者就用“帝国转向”一词来形容此番学术境况。①帝国史书写的议题不单呈现出历史与政治的纠葛，也折射出历史学家背后复杂的学术及政治脉络，所以它应是“帝国转向”的题中之义。作为欧洲殖民帝国的代表，英帝国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书写传统也自然是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是后者初创时期的面貌仍然模糊不清。②对此，本文将从约翰·西利(John Seeley，1834-1895)、查尔斯·卢卡斯(Charles Prestwood Lucas，1853-1931)及休·艾格顿(Hugh Edward Egerton，1855-1927)三人笔下的英帝国入手，来进一步审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帝国史书写的问题。在为数不多的几种研究里，西利被视为英帝国史走上专业化道路的开拓者，而卢卡斯和艾格顿则被当作他的继承者。③但正如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所言，思想家们的言论形成于特殊的辩论之中，而非简单的陈述某种显而易见的信念，④所以上述三人各自“言语行动”的具体指向才是最值得加以挖掘的对象。⑤笔者认为，虽然西利将英帝国史作为考察的目标，但他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开辟出一门帝国史的科目，而是延续其一直以来关注“国家”的思路，并希望以此重新树立英国历史学的标准；另外，尽管卢卡斯与艾格顿吸纳了西利论著内的思想，但是他们一方面并不认同后者心目中“帝国联邦”(Imperial Federation)的构想，另一方面其论辩的对手也与西利所遭遇到的不同。对于两人来说，经营英帝国的精神纽带，反驳针对英帝国的指责声以及掀起帝国研究的热潮才是帝国史书写的目的所在，因此相比于西利，他们更称得上是英帝国史走向前台的推动者。为了阐明以上观点，本文首先说明了西利书写英帝国的意图，然后分析了“帝国联邦运动”(Imperial Federation Movement)与西利的关系，以及运动衰落后有关历史学之于帝国团结的新思考，随后探究了造成卢卡斯、艾格顿与西利之间传承与断裂的原因。
一、西利——英帝国史的开拓者？
1883年西利发表的《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往往被当作专业英帝国史研究的开端。⑥在这部由课堂讲演发展而来的论著中，西利主要表达了如下几个观点。
第一，英帝国是英格兰国家扩张的结果，它的纽带是“共同的种族、共同的宗教和共同的利益”，⑦因此英帝国是一个能够被称为“更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的国家。
第二，英帝国的国家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其中经历了痛苦的阶段。但是在汲取了第一帝国瓦解的教训后，并依靠着现代科学进步及代议制政治发展的帮助，英帝国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世界国家”形式的自由大国，⑧而它的政治结构应当是美国式的联邦制。⑨
第三，英帝国或“更大的不列颠”是一个有机的(organic)国家，有着共同的种族、宗教、语言和利益，因此英格兰与印度之间并不存在“有机的”国家纽带，⑩英属印度的统治自然也很难持久。
第四，英帝国如果想在美国、俄国相继崛起的情形下继续占据世界领导者的位置，那么势必要以维持帝国团结，构建“更大的不列颠”为要务。
通过以上四点可知，在西利的心目中，种种以杜尔哥(Turgot，1721-1781)的殖民地分离论为基础的悲观论调都显得不合时宜，“更大的不列颠”不仅可行而且必需，(11)对此英国人需要改变原有的岛国心态，而将自己视为世界国家的一份子，历史学家也应当将国家，尤其是“更大的不列颠”的成长而非议会党争、宪政发展作为考察英国史的核心议题。(12)由此可见，西利的英帝国史书写内至少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一是试图说明由英格兰国家本身扩大而成的“更大的不列颠”是英国人实际的生活空间，维系这个国家化的帝国是每个帝国公民的责任；其二是旨在阐述“国家”应当是历史学研究中的关键词，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科学地解释不同国家的差别及兴衰。前者显白地表露于字里行间，后者则较为隐蔽地穿插其中，两者表面上轻重缓急的对比似乎能够便捷地推导出西利撰写英帝国史的意图，即奠定英帝国史的框架，唤醒英国国民的帝国意识，使其成为帝国团结事业的参与者。但如果考虑到西利一以贯之的学术脉络及对民众的态度后，那么就有必要对之前简单的推论加以质疑，因此以下将从几个方面来具体说明其中的真正意图。
第一，“国家”是西利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他对于国家的理解支撑着种种关于英帝国过往及未来的判断，《英格兰的扩张》其实仅仅是相关思考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根据詹姆斯·梅多克罗夫特(James Meadowcroft)的研究可知，英国学者对国家理论的兴趣在1880年后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西利就在这个思想潮流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3)由1885年至1893年的课堂讲演合构而成的《政治科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就集中展现了西利对于国家的看法。其中，有机/无机的两分法得到了详细讨论，(14)而对它的具体运用则可以上溯至1860年代。在讨论罗马帝国主义的文章里，西利就认为以无机性的军事剥削作为纽带的罗马帝国必定会走向灭亡。(15)相似的论调也出现在了他于1887年发表的《乔治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扩张》一文当中。(16)另外，从《政治科学导论》以及1871年发表的《欧洲的合众国》等文章中都可以看到，西利认为在联邦制和代议制政治的帮助下，英帝国能够成为一个类似于美国一样的广土众民的自由大国。(17)由此可见，西利在《英格兰的扩张》里所表达的观点都有迹可循，他的英帝国史书写深嵌于一贯的思想脉络中，因此相关的论述只是阶段性的成果，对其不具有特殊的革新意义。
第二，“国家”在西利的历史学论著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他认为历史学科的焦点就是国家的政治问题，因此撰写《英格兰的扩张》其实只是对其一贯主张的再次落实。
与同时期关于“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下的历史”等格言相似，西利认为历史学为政治学提供血肉，政治学为历史学提供骨架。(18)所以，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探究国家的奥秘，国家而非个体英雄才是其中的重心，个人唯有正逢与国家建设相关时，才应该被纳入到历史学的范围之中。(19)也正是基于该论断，才能够理解为何西利在撰写斯泰因男爵(Baron vom Stein，1757-1831)及拿破仑的生平时，把普鲁士与法兰西的国家建设，而非传主的生活经历当作着重讨论的对象。(20)由此可见，西利在《英格兰的扩张》里反复强调英帝国或“更大的不列颠”是一个现代国家，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勾勒出它的成长轨迹等言论，都只是对长久以来思考的延续，并不具备特别的价值。在此还需要提到的是，西利之所以时常将“国家”一词挂在嘴边，是因为他吸收了德国理念论的国家理论、英国自由派圣公会(Liberal Anglican)的国家观念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家观。(21)若翻检一下西利的论著就能够轻易发现，歌德、尼布尔(Barthold G.Niebuhr，1776-1831)、兰克及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1795-1842)的身影随处可见。(22)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同时期的学者自然而然的将西利的成就与德国思想的发展关联起来。(23)通过之后的论述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西利将以上的学术脉络带入到了《英格兰的扩张》当中。而他将英帝国视为有机的国家，认为历史学家应把梳理“更大的不列颠”建设的过程，总结其中的历史规律当作核心课题的种种作法，都有着更为深层的目的，因此不能简单的将祛除“心不在焉”的岛国心态，树立大众帝国情感看作其主要意图。(24)
第三，西利怀有“精英治国”的理念，对大众民主化的趋势深表忧虑。他无意把自己的著作打造成市面上的畅销书，而是将同行专家视为预设读者，因此《英格兰的扩张》内的言论其实是面向历史学专业的建议。
早在1870年发表的《19世纪的英国革命》里，西利就表达了对大众民主化的担心，他认为大众的力量虽然挑战了原先权力垄断的格局，但其中蕴含的盲目和偏见却极有可能将政治引向歧途，相似的论调也出现在了他发表于1881年的《政治梦游病》一文中。(25)因此，在西利看来，离开了精英自上而下的指导，工人阶级的自我教育就变得不再可靠。可是若进一步考虑到他早年的经历，便能够知晓其英帝国史的书写并非是直面大众的产物。1866年西利匿名发表了一部类似于施特劳斯(David F.Strauss，1808-1874)及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论著风格的《耶稣传》。不出所料，该书遭受到了正统圣公会人士的强烈批评，随着作者身份的公开，西利更是在众多的指责声中身心俱疲。(26)由于这次不愉快的经历，西利逐渐放弃了撰写面向大众的作品，并在常常抱怨大众品味败坏的基础上将同行专家视为理想的读者，因此时人也注意到他的文笔变得愈发晦涩乏味。(27)根据莱斯利·豪萨姆(Leslie Howsam)的研究可知，《英格兰的扩张》一书的出版并非源于西利的本意，它的畅销也主要得益于出版商的推广及大众普及版的推出。(28)所以可见，学院内历史学的研究者或学生才是西利帝国史书写的预设读者，《英格兰的扩张》所要论辩的主要对手处在历史学领域内，而非市面上种种围绕帝国命运而生成的论调。
第四，以麦考莱为代表的辉格派史学始终是西利批评的对象。他在《英格兰的扩张》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搭建的解释框架与麦考莱的史学针锋相对，因此其撰写英帝国史的意图只是延续其一贯的主张，即在清理麦考莱史学遗产的基础上重建英国历史学。
西利对英国历史学的面貌并不满意，他认为浪漫主义的虚构和中古时代的英雄传奇充斥其中，很多历史学家对现代史及国家问题缺乏必要的认知，具有文学倾向的历史学不仅难以生产出原创性的研究，而且还会沦为党争的工具，而造成以上不成熟状况的原因与麦考莱的历史书写密切相关。(29)相似的态度自然也延续到了《英格兰的扩张》中。西利开宗明义地说明，应把国家的扩大而非“自由”、“民主”的进展当作英国历史学的主线，因此伊丽莎白时代之后英国史的主题是争夺新世界，而非宪政发展，审视北美独立战争的着眼点也需从议会党争的格局中解放出来。至于如何研究历史的问题，西利认为，以问题为导向，将真实性作为目标的科学方法应该代替浪漫主义的历史叙事。由此可见，《英格兰的扩张》里的论述与麦考莱的辉格派史学恰成对照。(30)西利试图通过勾勒不列颠国家的成长过程，并一再突显德国历史学方法的优越性，来反衬出既有史学中的焦点偏差与方法疏漏，进而重新树立历史学的标准。他将麦考莱的史学遗产清理出英国历史学领域的主张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西利对国家问题、科学方法的念兹在兹，将专家视为预设读者的作法都指向一点，即他无意通过《英格兰的扩张》来激发大众的帝国意识，该书本质上是重建历史学过程中的副产品，其英帝国史书写的目的也非简单的为帝国团结的政策背书。所以说，西利“言语行动”的具体对象是麦考莱的史学，他并没有成为英帝国史开拓者的自觉意识，因而也未就此推动一场英帝国史的研究热潮。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距离《英格兰的扩张》出版之后30年，西德尼·若(Sidney Low，1857-1932)仍然在抱怨帝国史研究在英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德国和法国，其成果极为匮乏和浅陋。(31)英帝国史研究走向前台，还有待于之后卢卡斯与艾格顿等人的努力。
二、帝国联邦的没落与帝国研究的兴起
英帝国史研究真正步入正轨有赖于帝国研究热潮的兴起，而后者的出现则基于对帝国联邦构想的反思。从之前的讨论中可知，西利认为未来的英帝国将变为一个联邦制国家。所以，作为“帝国研究运动”(Imperial Studies Movement)的热情参与者，卢卡斯与艾格顿持有不同于西利的观点，两人笔下的英帝国史也显露出不一样的风格。但在具体讨论其间的传承与断裂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帝国联邦的浮沉及帝国研究兴起的过程。正是伴随这一历史变动，以上两人的历史书写对于英帝国史才有了更显著的意义。
北美独立战争及之后不列颠第一帝国的分裂为殖民地负担论提供了事实依据。在这些人看来，殖民地在发展成熟后终将脱离宗主国的控制，因此维系殖民帝国的努力是得不偿失的。该说法在进入19世纪后仍然被很多人认可，以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便在宣扬它的过程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因帝国政策而产生的战争危险是自由与商业的敌人，所以唯有在帝国纷纷拆解后，以自由贸易为纽带的和平世界方能出现。但随着种族差异论的崛起，及全球经济的衰退，帝国团结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不仅原先的自由主义者开始为帝国统治辩护，整体的社会舆论也呈现出“转向帝国”的特点。帝国联邦的构想就形成于这样的氛围当中。(32)
根据迈克尔·伯吉斯(Michael Burgess)的说法，作为术语的“帝国联邦”于1853年首次出现于威廉·阿瑟(Rev.William Arthur，1796-1875)的言论里，巩固帝国的方式而非扩张的战略是这个概念的理论指向。但要等到20年后，以“帝国联邦”作为主题的文章才随着“转向帝国”的风潮而大为增多。(33)其中，爱德华·詹金斯(Edward Jenkins，1838-1910)发表于1871年的《帝国联邦》一文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在文章里依次探讨了以下几个主题，即英帝国应该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能够整合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联邦制是适合英帝国的结构形式，以及英帝国联邦内具体的制度安排。(34)而这样的主题又反复呈现在往后帝国联邦论者的文章里，比如说威廉·福斯特(William E.Forster，1818-1886)分别发表于1875年及1885年的《我们的殖民帝国》与《帝国联邦》；朱利叶斯·福格尔(Julius Vogel，1838-1899)发表于1877年的《更大或更小的不列颠》以及弗朗西斯·拉比利尔(Francis Labilliere，1840-1895)发表于1884年的《英格兰的收缩及其倡导者》等等。(35)在这些人看来，有形的制度建设才是帝国联邦论者追求的目标，所以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联邦制的具体规划，比如选举方式及议会的架构是关注的重点所在。(36)如果再略加检视一下相关人士在“帝国联邦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内的一些发言就能够知道，打造正式帝国的念头始终萦绕在这些帝国主义者的脑海当中。
协会的首次正式大会于1884年11月18日召开，但在此之前的7月29日，协会的临时委员会先召开了一次筹备会议。在会议的发言中，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亨利·霍兰德(Henry Holland，1825-1914)认为应先推进殖民地的联邦制建设；后供职于开普殖民地政府的约翰·梅里曼(John X.Merriman，1841-1926)指出帝国的共同防卫是重中之重，并提议设立一个殖民地委员会来专门协调相关事务；罗斯伯里伯爵(Earl Rosebery，1847-1929)则阐释了英帝国唯有建设成联邦制国家才能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37)另外，这次筹备会议除了拟定之后正式大会邀请人员的名单外，还将一批咨询信寄予国内众多学者与政治家，而所得反馈里的议论也基本落在帝国普遍公民权、英帝国一体化及各部分共同行动等议题上。(38)西利不仅仅被推选为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以负责协会剑桥分会的日常活动，还收到了咨询信。从其回信及之后的几次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与协会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都认为英帝国的联邦制建设离不开正式制度的营造。(39)
通过以上简述可知，帝国联邦运动试图把英帝国打造成有形的政治实体，使其变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统一国家。西利是其中的热情参与者，(40)他的言论与同道人士的论调相差无几，而《英格兰的扩张》一书销量的大大提升也主要得益于帝国联邦运动的发展，(41)所以该书的畅销只是正逢其时，西利之于帝国联邦构想的意义不应过分夸大。(42)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帝国联邦论者条分缕析地展示了未来英帝国政治架构的蓝图，但由于这些主张将要涉及到英国传统宪政体制的革命，比如说帝国议会的设置自然牵扯到英国本土议会地位的变化，后者可能就此降格为地方性议会，所以他们的计划往往不能被最高层的政治家接受，首相索尔兹伯里(Marquess of Salisbury，1830-1903)及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分别在1891年和1893年里拒绝了召开殖民地大会的提议。同时，也正如邓肯·贝尔(Duncan Bell)所言，联邦论者始终没能解决议会关系的问题，他们的言论也无法重构“宪政传统”的语言。(43)再加上协会财政上的日渐困难，英国本土的帝国联邦协会在1893年终告解体。(44)两年后(1895)，拖着病体的西利也告别了人世。
帝国联邦协会瓦解后，虽在诸如“联合帝国贸易协会”(United Empire Trade League)、“帝国联邦防卫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Defense Committee)或是“英帝国协会”(British Empire League)等小圈子里仍然保留了一些联邦论的因子，但是就像“圆桌派”(The Round Table)一样，它们都放弃了深入社会的作法，而改为走上层路线，也就是说这些团体把游说高官及影响政策制定作为推进帝国统一化的方法。(45)相反，众多学者和政治家开始反思既往的经验，进而认识到帝国联邦构想中关于正式帝国的言论过于乐观，制度化的国家建设还为时尚早，加强英帝国的情感纽带才是时下更为现实的作法。(46)帝国研究的热潮就兴起于这样的氛围当中。
支持帝国研究热潮的人士认为，时下英帝国并不具备成为一个有形统一国家的条件，唯有通过教育的方式来提振帝国意识及增进帝国情感，才能应对时代挑战，因此如何凸显与经营无形的纽带才是维系帝国团结的重点所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这样的观点出现在很多热衷于思考英帝国未来命运的学者与政治家的笔下，比方说理查德·吉布(Richard Jebb，1874-1953)分别发表于1903年与1913年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和《大不列颠问题》；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1856-1928)发表于1905年的《教育与帝国政策》；埃德蒙·萨金特(Edmund B.Sargant，1855-1938)发表于1907年的《教育上的联合趋势》等等。(47)在这些作者们看来，英国教育中爱国主义的缺失令人担忧，因此帝国团结的加强就不能仅依靠物质性的因素，而要借助教育的手段，来首先培养出一种帝国的爱国主义。此外，根据彼得·耶恩德尔(Peter Yeandle)的研究可见，从19世纪末开始，在赫尔巴特(Johann F.Herbart，1776-1841)思想的启发下，英国中小学里围绕着英帝国主题开展的课程日益增多，将学生们培养成怀有“理智爱国主义”(enlightened patriotism)的合格的帝国公民是这些课程的教学目标。(48)可以说，在上述关于帝国教育的种种呼吁里，加强英帝国史的研究与教学是其中的重点。
其实当帝国联邦协会瓦解的伊始，强调英帝国史重要性的声音就已出现。在1895年皇家殖民协会(Royal Colonial Institute)的会议里，詹姆斯·邦威克(James Bonwick，1817-1906)就认为在告别休谟与麦考莱的史学风格后，以拒绝神话及追求真实的精神为主导，来书写殖民化的历史对于加强英帝国的团结至关重要。之后詹姆斯·惠尔顿(J.E.C.Welldon，1854-1937)更旁征博引的阐释了英帝国的命运与教育的发展呈正比，若要改变对帝国现状的无知与冷漠，就自然应将帝国史及地理学的知识注入到英国教育体制当中。(49)此后，1904年帝国联合会(League of Empire)成立了历史学分会，艾格顿与阿尔伯特·波拉德(Albert F.Pollard，1869-1948)、约翰·伯里(John B.Bury，1861-1927)等人一同成为了其中的重要成员。在他们的主持下，大量有关于英帝国史的论著得以出版，相关的教科书也应运而生。(50)等到1907年，帝国联合会更是牵头举办了一场“教育联合大会”(Federal Conference of Education)，大会里也专门设立了由伯里担任主席的历史学分会。在其中的讨论时间中，诸如麦金德(H.J.Mackinder，1861-1947)等学者都发表了看法。在他们看来，普及英帝国历史学是时下的当务之急。(51)
正如之前所言，除了帝国联合会以外，皇家殖民协会也是帝国研究热潮的重要推动者。在它的帮助下，赫伯特·加里森(W.Herbert Garrison)从1910年开始便在英国多地举办了一大批关于帝国议题的讲座。(52)之后，卢卡斯与西德尼·若也加入到了队伍当中，并在得到了米尔纳(Alfred Milner，1854-1925)等政坛人士的帮助下，于1914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内成立了帝国研究委员会(Imperial Studies Committee)。他们试图以牛津大学于1905年设立拜特殖民史教席(Beit Professorship of Colonial History)的作法为榜样，推进大学里的英帝国史教育。之后在委员会的推动下，皇家殖民协会设立了名为“帝国研究讲座”(Imperial Studies Lectures)的教学项目。由此也正式掀起了一场名为“帝国研究运动”的风潮。(53)其中，卢卡斯与艾格顿不仅都是伦敦大学帝国史系列讲座的授课者，而且也是“帝国研究讲座”计划的策划人。(54)
从之后卢卡斯、弗里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1845-1937)以及阿瑟·牛顿(Arthur P.Newton，1873-1942)等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以推广英帝国史教育，树立帝国情感为己任的帝国研究运动已初具规模，(55)在此热潮下，英帝国史走向了前台。1919年伦敦大学也设立了帝国史教席，牛顿就是首位罗德斯帝国史讲座教授(Rhodes Professor of Imperial History)。
综上所述，随着帝国联邦论的没落，有形帝国的建设不再引人注意，无形精神纽带的营造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帝国研究的风潮就此兴起。依靠着这样的氛围，英帝国史研究才真正步入正轨，所以说西利开拓者的身份不应夸大，它其实成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转折年代中。在英帝国史开始备受重视的时期里，卢卡斯与艾格顿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两人所处舆论气候(climate of opinion)及论辩对手的不同，其笔下的英帝国有不同于西利的特色，因此简单的将两人视为继承者也未免过于草率。
三、卢卡斯、艾格顿与英帝国史
一些学者将西利、卢卡斯与艾格顿归为一类来加以探讨并非完全错误，《英格兰的扩张》中的议题确实可以在后两人的著作中找到，其间确实存在着传承关系。(56)因此在详细阐述差异问题之前，以下将有必要先通过几点来说明三者言论里的共性。
第一，三人都认为英国的殖民化与帝国建设中都少有浓烈的军事压迫色彩，因此不是一个无机的国家。相比于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及葡萄牙帝国，英帝国更显天然，也更具活力。(57)
第二，三人都指出英帝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移民的扩散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所以帝国的纽带是共同的历史、语言、宗教及政治观念，因而可以被称为“更大的不列颠”。(58)
第三，正因为三人把英帝国当作“更大的不列颠”，种族的一致性就显得至关重要，所以他们都把英帝国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白人殖民地，其二是以英属印度为代表的依附殖民地，并且将帝国的未来命运寄托在前者的发展上。
第四，三人都阐明了英格兰国家的扩张应当成为梳理英国历史的线索，因此对其来说，撰写英帝国史是重塑历史学的契机。(59)
除了以上四点以外，卢卡斯、艾格顿与西利一样，都持有精英主义的态度，因而对时下大众民主化的前景充满忧虑，认为缺乏必要政治教育的工人阶级可能是引发社会危机的主体。(60)通过以上简明的归纳后可知，在英帝国的特质、英帝国的纽带以及英帝国史的价值等论断上，两人延续了西利的一些思考，因此将其视为后者继承者的作法确有事实作为支撑。但是这并不代表后来者只是重复或强化了既有论题，若进一步细究卢卡斯与艾格顿的英帝国史书写便能认识到，他们的论述中有着不同以往的特质。因此，以下将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其中的差异，以及造成该现象的原因。
第一，在西利的英帝国史书写中，“国家”始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英帝国建设者的个人行迹则沦为了整个宏大叙事的点缀。与之不同的是，在卢卡斯及艾格顿的历史书写里，个体的形象显得更为突出。
在西利酝酿《英格兰的扩张》之时，以帝国分离论及殖民地负担论为基调的“小英格兰主义”(Little England)尚活跃于舆论空间当中，葛德文·史密斯(Goldwin Smith，1823-1910)就是其代表。另外，麦考莱的作品与史学观念在历史学领域中仍旧占据着重要位置，所以与上述对象针锋相对的西利始终要将论证英帝国何以必然是一个国家作为核心关切。也正基于这个问题意识，在西利的英帝国史书写内，国家的成长是一切论述的中心，其命运的背后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个人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但是正如安德鲁·汤普森(Andrew S.Thompson)所言，在1900年左右，自由派与保守派在争夺帝国话语(Imperial Discourse)时，拆解英帝国的论调已不是这场“修辞战争”的主角。(61)即使是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成员或是著有《帝国主义》(Imperialism：A Study)的约翰·霍布森(John A.Hobson，1858-1940)，也都仅仅把矛头对准了不合理的帝国主义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合理的帝国有其存在的价值。(62)所以，卢卡斯与艾格顿都无需像西利一样，把主要精力花在论证“更大的不列颠”何以可能，帝国又为何是国家等问题上。英帝国为什么或者怎样才能是一个“好帝国”才是他们关心的话题，因此英帝国道德性的讨论在两者笔下占有较大篇幅。在两人看来，英帝国之所以是一个“好帝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帝国建设者的道德。基于此，卢卡斯与艾格顿都乐于在个人行迹的描述上花费更多的笔墨，比如说后者除了著有对拓殖新加坡居功甚伟的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的传记外，还在皇家殖民协会的官方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著名殖民主义者生平的文章，从而合构成了一幅“殖民英雄谱”。在这些文章里，作者在简要介绍传主生活经历后，更是着意凸显他们在经营责任政府和保障英国人自由权上的工作。(63)
第二，在西利的英帝国史书写中，不列颠在诸多帝国竞逐新世界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进而形塑出“更大的不列颠”的历史过程是整体论述的核心。与之不同的是，卢卡斯与艾格顿把讨论的重点从勾勒英帝国轮廓的变化转移到了清理殖民地内部结构之上。
正如之前所言，深受德国思想影响的西利把有机国家的生老病死，而非宪政发展、议会党争作为历史书写的核心。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时常批评辉格派的史学观念。但艾格顿更为重视宪政史的细节，与辉格派史学的关系也更加紧密。根据阿曼达·贝姆(Amanda L.Behm)的研究可知，形塑出上述思想倾向的原因离不开牛津大学的宪政史传统，从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1825-1901)到弗劳德(James A.Froude，1818-1894)，英国宪政史都是其思考的中心。另外，由于拜特殖民史教席设立的初衷便是培养帝国政治家，因此宪政史的内容自然是教学的重心所在。(64)除了以上因素以外，德国舆论对英帝国的“污名化”是卢卡斯、艾格顿所要回应的声音。其中艾格顿在发表于1914年的两篇文章中，借着简要概述英国殖民史的机会来指出，相比于德意志帝国建设中的军国主义色彩，自由是英帝国原则内的要义，后者以多样性和统一性相整合的方式保障了殖民地的民主。与之相似，卢卡斯不仅把德国当作比较的对象，还将古代诸多帝国的历史纳入到论述当中，进而阐释了英帝国在建设自由和民主社会上的贡献。(65)也正因为两人都以描述英帝国体制建设中自由、民主因素的方式，来与“污名化”英帝国的论调争辩，所以殖民地责任政府的建设就成为了其英帝国书写里的重点。基于这点，就能够知晓为何盖·卡尔顿(Guy Carleton，1724-1808)、达勒姆勋爵(Lord Durham，1792-1840)以及爱德华·威克菲尔德(Edward G.Wakefield，1796-1862)等人的殖民政策在两人的论述中占据较大比重。另外，也能理解艾格顿在自己的成名作《英国殖民政策简史》(下文简称《简史》)里专辟一章讨论“系统殖民”，并且在之后不断强调殖民地宪政发展重要性的原因。(66)对于两人，特别是艾格顿来说，英帝国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不是西利口中的国家扩张，而是重商主义、殖民地自治政府及殖民地联邦建设。(67)
第三，在西利的帝国史书写中，“更大的不列颠”成长为联邦制国家被视为必由之路。在他看来，凭借着现代科学与制度创新，英帝国联邦不但可行而且必需。与之不同的是，虽然卢卡斯和艾格顿也注意到了科学进步之于帝国命运的影响，(68)但与当时呼吁加强帝国教育，推进帝国研究的人士一样，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通过英帝国史研究与教学，来营造无形的精神纽带。
在《简史》的开端，艾格顿就明确指出了殖民地对目前状况感到满意，无意于在自身与母国间建立起更紧密的有形纽带的现实，因此认为以建设帝国议会的方式来营造联邦制国家的计划并不可行。之后，他更是认为由于帝国团结事业的主动权转移到了殖民地自身手中，所以西利将英帝国视为统一的“世界国家”的作法已显得不合时宜，从目前来看，只有通过教育来把殖民地本土主义和帝国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才是较为现实的出路。(69)与之相似，卢卡斯也看到了英帝国正处于十字路口的现实，认为由于殖民地里的情况各不相同，民众对于帝国的看法五花八门，因此设立一个统一的帝国议会的想法并不合理，帝国联邦的计划也值得怀疑。面对这样的困境，他觉得时下学者与政治家的任务是经营无形的精神纽带，在母国和殖民地之间树立更为坚实的亲属感，因此在《更大的罗马与更大的不列颠》一书的最后，其写道：“增加一种关乎帝国爱国主义的亲情感，并使之与共同的利益相符合；对于面向未来的年轻人来说，尽可能的分享这种伟大的情感，就能够战胜恐惧。”(70)所以，正是基于以上的思想倾向，卢卡斯与艾格顿才格外关心英帝国史的研究及相关教育的普及工作，并成为了整场“帝国研究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对于他们来说，此时英帝国史的书写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就像我们学习历史后所知道的那样，在我们自己身上，以及在个人与几代人的错误与失败背后，都可以看到或隐或现的天定命运，这样的神圣意志掌控着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发展。”(71)
综上所述，虽然卢卡斯与艾格顿的论著中可以找到一些西利式的论调，但正因为英帝国政治议题、时代氛围、论辩对象以及理论基础等因素的变化，所以相比于西利，两人笔下的英帝国史有着别样的面貌，个体的英雄伟业、充满道德说教意味的申明显得格外突出。另外，由于西利深受“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影响，(72)时常批评以麦考莱为代表的辉格派史学，因此他在叙述英帝国的历史时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军事、外交等关键政治事务上，而撇开了种种有关于盎格鲁-萨克逊人优越性的观点，(73)但是对英帝国的道德念兹在兹的卢卡斯和艾格顿则乐于从天定命运的角度来为英帝国的统治辩护，因而也更具有“盎格鲁中心论”(Anglocentric)的色彩。(74)这样的倾向在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期间的英帝国史书写中显得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帝国研究运动”便以激发帝国荣誉感，树立帝国爱国主义为要务。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西利、卢卡斯与艾格顿常常被放在一起来加以讨论，其间的共性是学者们的关注点。但如果细究三人的学术脉络与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动就能够看到，他们撰写英帝国史的意图不尽相同。对于西利来说，其笔下的英帝国史深嵌于“国家”论题之中，《英格兰的扩张》更称得上是清理麦考莱史学遗产的范本，因此他作为开拓者的身份是值得怀疑的。而对于后两人来说，他们的英帝国史书写与帝国研究热潮相同步，其希望通过相关的研究与教育来加强帝国间的情感纽带，因而是将英帝国史推向前台的重要推手，所以也就更配得上开拓者的称号。
可以说，“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离不开英国的海上霸权和欧陆均势，因此正如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所言，当欧洲形势愈发混乱时，维护英帝国的稳固将是一个无法承受的重担。(75)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庞大的英帝国即将走向终点。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西利、卢卡斯与艾格顿都误读了时代，其“喜剧式”的情节化模式与“悲剧式”的历史走向之间交织出一幅颇具讽刺意味的画卷。(76)在后帝国时代里，他们的论著逐渐湮没无闻。但不可否认的是，英帝国史的历史书写确实拓展了英国史的视野，使得历史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如果缺乏对帝国或世界范围内的互动的认识，就难以理解英国本土的历史。所以，以上三人的工作并未全然失去意义，在诸如约翰·波考克(J.G.A.Pocock)所提出的“新英国史”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帝国史书写的遗产并没有被彻底遗忘。(77)而在如今全球史或帝国史研究的热潮下，他们的名字也需要被一再提及。
注释：
①Stephen Howe,ed.,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10; Durba Ghosh,"Another Set of Imperial Tur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7,no.3,2012,pp.772-793.
②大多数学者讨论的重点是后帝国时代中的英帝国史研究，比如有David Fieldhouse,"Can Humpty-Dumpty be put together again?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1980s",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12,no.2,1984,pp.9-23; Athena Syriatou,"National,Imperial,Colonial and the Political:British Imperial Histories and their Descendants",Historein,vol.12,2012,pp.38-67.另见Ronald Hyam,Understanding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473-537.
③比如有J.G.Greenlee,"'A Succession of Seeley':The 'Old School' Re-examined",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3,no.3,1976,pp.266-282; Robin W.Winks,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ume V Histori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42.
④昆丁·史金纳：《政治价值的系谱》，萧高彦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0页。
⑤昆廷·斯金纳：《言语行动的诠释与理解》，见任军锋译，丁耘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65页
⑥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Two Courses of Lectures,London:Macmillan,1883.
⑦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Two Courses of Lectures,London:Macmillan,1914,p.13.
⑧J 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Two Courses of Lectures,p.90.有关西利与“世界国家”观念的讨论参见Duncan Bell,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1860-19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p.108-113.
⑨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Two Courses of Lectures,pp.173-186.
⑩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Two Courses of Lectures,pp.85,96.
(11)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Two Courses of Lectures,p.344.杜尔哥的相关言论参见J R 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Two Courses of Lectures,p.44
(12)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Two Courses of Lectures,pp.3-10,138-142对此时人的评论可参见C.A,"Professor Seeley on English History",The Cambridge Review,vol.5,pp.34-35.
(13)James Meadowcroft,Conceptualizing the State:Innovation and Dispute in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1880-1914,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pp.10-24.
(14)J.R.Seeley,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Two Series of Lectures,London:Macmillan,1896,pp.182-183.
(15)J.R.Seeley,"Roman Imperialism Ⅰ,Ⅱ,Ⅲ",in J.R.Seeley,Lectures and Essays,London:Macmillan,1870,pp.1-88.
(16)J.R.Seeley,"Georgian and Victorian Expansion",The Fortnightly Review,vol.48,1887,pp.123-139.
(17)J.R.Seeley,"United States of Europe",Macmillan's Magazine,vol.23,1871,pp.436-448; J.R.Seeley,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p.158-176.相关的讨论参见Duncan Bell,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pp.63-91,231-259.
(18)Ian Hesketh,"'History is Past Politics,and Politics Present History':Who Said It?",Notes and Queries,vol.61,no.1,2014,pp.105-108.西利的言论见J.R.Seeley,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p.4.
(19)西利相关的言论众多，在此不一一举例，可参见J.R.Seeley,"Preface",in Ernst Moritz Arndt,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Ernst Moritz Arndt,Boston:Roberts Brothers,1879,Ⅲ-ⅩⅣ;又如J.R.Seeley,"History and Politics Ⅰ,Ⅱ,Ⅲ",Macmillan's Magazine,vol.40,1879,pp.289-299,369-378,449-458.
(20)J.R.Seeley,Life and Times of Stein,or,Germany and Prussia in the Napoleonic 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78; J.R.Seeley,A Short History of Napoleon the First,Boston:Roberts Bros.,1886.
(21)关于西利与德国理念论的国家理论的思想关联可参见James Meadowcroft,Conceptualizing the State:Innovation and Dispute in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1880-1914,pp.49-54西利与自由派圣公会的关系可参见Deborah Wormell,Sir John Seeley and the Use of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12-18.又见James Kirby,Historians and the Church of England:Religion and Historical Scholarship,1870-192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p.37,63-64,81-85,104,200-203.关于西利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观念的吸收参见James Meadowcroft,Conceptualizing the State:Innovation and Dispute in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1880-1914,pp.61-69.
(22)有关的论述众多，在此不一一举例，可参见J.R.Seeley,"History and Politics Ⅰ",Macmillan's Magazine,vol.40,1879,p.295; J.R.Seeley,Goethe:Reviewed after Sixty Years,London:Seeley and Co.,1894.相关讨论还可见John L.Herkless,"Seeley and Ranke",The Historian,vol.43,no.1,1980,pp.1-22.
(23)比如John W.Hales,"Professor Sir John Seeley",The Cambridge Review,vol.16,1895,p.143; Herbert A.L.Fisher,"Sir John Seeley",The Fortnightly Review,vol.66,1896,pp.186-194; Oscar Browning,"Personal Recollection of Sir John Seeley and Lord Acton",The Albany Review,vol.2,1908,p.549.
(24)有关西利批评“心不在焉”及岛国心态的讨论较多，如Peter Burroughs,"John Robert Seeley and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1,no.2,1973,pp.191-211; Deborah Wormell,Sir John Seeley and the Use of History,pp.154-180.
(25)参见J.R.Seeley,"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ⅠⅡⅢ",Macmillan's Magazine,vol.22,1870,pp.241-251,347-258,441-450; J.R.Seeley,"Political Somnambulism",Macmillan's Magazine,vol.43,1881,pp.28-30.
(26)J.R.Seeley,Ecce Homo:A Survey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Jesus Christ,London:Macmillan,1866.相关的讨论参见Daniel Pals,"The Reception of 'Ecce Homo'",Historical Magazine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vol.46,no.1,1977,pp 63-84; Ian Hesketh,"Behold the(Anonymous)Man:J.R Seeley and the Publishing of Ecce Homo",Victorian Review,vol.38,no.1,2012,pp.93-112.
(27)关于视专家为理想读者的讨论参见Ian Hesketh,"Writing History in Macaulay's Shadow:J.R.Seeley,E.A.Freeman,and the Audience for Scientific Histor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vol.22,no.2,2011,p.47.时人对于西利文笔的抱怨声较多，比如J.A.Doyle,"Freeman,Froude and Seeley",The Quarterly Review,vol.182,1895,p.304.
(28)Leslie Howsam,"Imperial Publishers and the Idea of Colonial History,1870-1916",History of Intellectual Culture,vol.5,no.1,2005,pp.4-6.
(29)相关的言论广泛的分布在西利的论著之中，在此不一一举例，可参见比如J.R.Seeley,"History and Politics Ⅰ",pp.290-294; J.R.Seeley,"A History Society",Macmillan's Magazine,vol.45,1881,pp.43-44,46,48.
(30)可参见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Two Courses of Lectures,pp.25,133,159,200,206.
(31)Sidney Low,The Organization of Imperial Studies in London,London:British Academy,1912,pp.3-4.
(32)参见George Burton Adams,The Origin and the Results of the Imperial Federation Movement in England,Madison: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1899; Ged Martin,"The Idea of 'Imperial Federation'",in Ronald Hyam,Ged Martin,ed.,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London:Macmillan,1975,pp.121-137.关于种族差异论的崛起参见Theodore Koditschek,Liberalism,Imperialism,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Nineteenth-Century Visions of a Greater Brita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10-233；托马斯·R·梅特卡夫：《英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李东云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4-89页。关于转向帝国的讨论参见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许鸿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3)Michael Burgess,The British Tradition of Federation,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pp.23-25.
(34)J.E.Jenkins,"Imperial Federation",The Contemporary Review,vol.16,1871,pp.165-188.
(35)W.E.Forster,Our Colonial Empire,Edinburgh:Edmonston and Douglas,1875; W.E.Forster,"Imperial Federation",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17,1885; Julius Vogel,"Greater or Lesser Britain",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1,1877,pp.809-831; Francis Labilliere,"The Contraction of England,and its Advocates",The National Review,vol.3,1884,pp.467-480.
(36)关于帝国议会几种构想的讨论参见Duncan Bell,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p.14.
(37)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 Report: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League,London:Cassell & Company,1884,pp.6-19.
(38)Michael Burgess,The British Tradition of Federation,pp.61-64.
(39)关于西利的回信参见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Held July 29,1884,at the Westminster Palace Hotel,London:Cassell & Company,1884,pp.18-20.关于西利的发言可参见J.R.Seeley,"The Journal of the League",Imperial Federation,vol.1,1886,pp.4-5; J.R Seeley,"The Objects to be gained by the Federation of Empire",Imperial Federation,vol.1,1886,pp.205-206.
(40)关于西利在协会中的行迹可见Imperial Federation,vol.2,1887,pp.31,81,84; Imperial Federation,vol.3,1888,pp.56,118；Imperial Federation,vol.5,1890,pp.28,31-32,124.有关于西利在协会剑桥分会中的行迹可参见The Cambridge Review,vol.6,1885,pp.379-380; The Cambridge Review,vol.13,1892,pp.283,312; The Cambridge Review,vol.15,1894,pp.283,299.
(41)《英格兰的扩张》在两年内卖掉了80000本，关于这个情况参见A.P.Thornton,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London:Macmillan,1966,p.51.
(42)陈志宏：“帝国愿景与历史变迁——维多利亚时代‘更大的不列颠’思想探析”，见洪庆明、陈恒主编《世界历史评论-观念发明与思想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113页。
(43)Duncan Bell,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pp.16,265.
(44)Michael Burgess,The British Tradition of Federation,pp.68-70.
(45)Michael Burgess,The British Tradition of Federation,pp.70-71.圆桌派的情况参见Alex May,"The Round Table and Imperial Federation,1910-17",The Round Table: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9,no.410,2010,pp.547-556.
(46)相关讨论见J.G.C.Greenlee,"Education and Empire Unity,1901-1926",Ph.d Dissertation,McMaster University,1975,pp.12-86.
(47)参见Richard Jebb,"Colonial Nationalism",The Empire Review,vol.4,1903,pp.6-15; Richard Jebb,The Britannic Question,London:Longmans,1913,pp.31,203; Richard Haldane,"Education and Imperial Policy",in The Empire and the Century,London:John Murray,1905,pp.160-165; Edmund.B.Sargant,"Federal Tendencies in Education",Proceeding of the Royal Colonial Institute,vol.38,1907,pp.93-118.三人都对帝国联邦的计划提出过质疑吉布在反思帝国联邦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提出了与之针锋相对的“大不列颠同盟论”(Britannic Alliance)。
(48)Peter Yeandle,Citizenship,Nation,Empire:The Politics of History Teaching in England,1870-1930,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5,pp.50-64,82-86,112,177-178.
(49)参见James Bonwick,"The Writing of Colonial History",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Colonial Institute,vol.26,1895,pp.270-272; J.E.C.Welldon,"The Imperial Aspects of Education",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Colonial Institute,vol.26,1895,pp.322-339.
(50)关于帝国联合会历史学分会的情况可见J.G.C.Greenlee,"Education and Empire Unity,1901-1926",pp.87-133在其帮助下所撰写的英帝国史论著如F.A.Kirkpatrick,Lectures on British Colonization and Empire,London:John Murray,1906; Rev.W.K.Stride,Empire-Builders,London:John Murray,1906.艾格顿为两书撰写了序言。英帝国史教科书参见A.F.Pollard,ed.,The British Empire:Its Past,Its Present,and The Future,London:The League of the Empire,1909
(51)Official Report of the Feder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London:The League of the Empire,1908,pp.105-113
(52)关于皇家殖民协会的作用参见J.G.C.Greenlee,Education and Empire Unity,1901-1926,pp.185-232.
(53)参见J.G.Greenlee,"Imperial Studies and the Unity of the Empire",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7,no.3,p.326-328.艾格顿是牛津大学拜特殖民史教席首任教授。
(54)相关情况参见"Imperial Studies Lectures",Year Book,London:Royal Colonial Institute,1915,p.51;"Lecture Sub-Committee",Year Book,London:Royal Colonial Institute,1916,p.2.
(55)参见C.P.Lucas,"Imperial Studies",United Empire,vol.6,1915,pp.665-668; C.P.Lucas,"On the Teaching of Imperial History",History,vol.1,no.1,1916,pp.5-11; Frederick Pollock,"The League of the Empire",United Empire,vol.6.pp.736-741; Frederick Pollock,"Introduction to the Scheme for Study of Imperial History",The Federal Magazine and "The 'All-Red' Mail",no.96,1915,pp.765-768; A.P.Newton,"The Progress of Imperial Studies",United Empire,vol.7,1916,pp.90-91.
(56)比如J.G.Greenlee,"'A Succession of Seeley':The 'Old School' Re-examined",pp.266-282; Mark Lee,"The Story of Greater Britain:What Lessons does it Teach?",National Identites,vol.6,no.2,2004,pp.123-142.
(57)可参见C.P.Lucas,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12,pp.10-20,112-155; Hugh E.Egerton,"The Transference of Colonial Power to the United Provinces and England",in A.W.Ward,G.W.Prothero,Stanley Leathes,ed.,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6,pp.728-759.
(58)可参见如H.E.Egerton,"Introduction to Official Report of the Emigration Conference",United Empire,vol.1,1910,pp.697-701; C.P.Lucas,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pp.91-111,142.两人对“更大的不列颠”的讨论众多,在此不一一举例。
(59)Hugh E.Egerton,On some Aspects of the Teaching of Imperial History,London:Sifton,Praed & Co.,1911,p.4.
(60)两人的保守主义言论众多，比如可参见H.E.Egerton,"A Scarce Book",The National Review,vol.5,1885,pp.444-428; C.P.Lucas,"The Influence of Science on Empire",in F J.C.Hearnshaw,ed.,King's Gollege Lectureon Colonial Problem,London:G.Bell & Sons,1913,p.138.
(61)具体讨论见Andrew S.Thompson,"The Language of Imperialism and the Meanings of Empire:Imperial Discourse in British Politics,1895-1914",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36,no.2,1997,pp.147-177.
(62)大致可以把他们的态度归结为“反帝国主义的帝国论”，参见Bernard Shaw,ed.,Fabianism and the Empire,London:Grant Richards,1900,pp.1-6,14-16,38-44.相关讨论另可见Andrew S.Thompson,"The Language of Imperialism and the Meanings of Empire:Imperial Discourse in British Politics,1895-1914",p.16.
(63)Hugh Edward Egerton,Sir Stamford Raffles,London:T Fisher Unwin,1900.艾格顿撰写的人物小传众多，在此不一一举例，可参见如H.E.Egerton,"Sir Walter Ralegh",United Empire,vol.3,1912,pp.42-44.有关卢卡斯对于个体重要性的说明参见C.P.Lucas,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p.79.
(64)Amanda Behm,"Imperial History in Britain,1880-1940:Past,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Filed",Ph.d 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2012,pp.125-153.
(65)H.E.Egerton,The War and the British Domin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4,pp.3-23; H.E.Egerton,Is the British Empire the Result of Wholesale Robbe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4,pp.3-28; C.P.Lucas,"Empire and Democracy",in A.P.Newton,ed.,The Empire and the Future,London:Macmillan,1916,pp.10-28.
(66)相关言论众多，在此不一一举例，如H.E.Egerton,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London:Methuen & Co.,1905,pp.281-357; C.P.Lucas,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pp.21-31.
(67)Hugh E.Egerton,On some Aspects of the Teaching of Imperial History,London:Sifton,Praed & Co.,1911,pp.5-7.
(68)如C.P.Lucas,"The Influence of Science on Empire",in F.J.C.Hearnshaw,ed.,King's College Lecture on Colonial Problem,London:G.Bell & Sons,1913,pp.109-139.
(69)H.E.Egerton,"Preface",in H.E.Egerton,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Ⅸ.另可参见H.E.Egerton,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pp.510-511.
(70)C.P.Lucas,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p.178.
(71)H.E.Egerton,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p.476.
(72)相关讨论参见Stefan Collini,Donald Winch,John Burrow,That Noble Science of Politics: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Intellectual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227.
(73)J.R.Seeley,The Expansion of England:Two Courses of Lectures,p.102.
(74)Mark Lee,"The Story of Greater Britain:What Lessons does it Teach?",p.127.
(75)约翰·达尔文：《未竟的帝国：英国的全球扩张》，黄中宪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404页。
(76)借用海登·怀特的术语，参见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77)David Armitage,"Greater Britain: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4,no.2,1999,pp.431,444.关于波考克的“新英国史”参见J.G.A.Pocock,"British History:A Plea for a New Subject",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47,no.4,1975,pp.601-621.
（原文刊于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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