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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杰]认知口头诗学:认知诗学研究的新领域


    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Reuven Tsur首次提出认知诗学这一术语。随着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这一方面的研究愈加“火热”,现已走过了近50年的发展历程。回顾这段研究史,认知诗学忽略了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认知口头诗学。 

  2016年,Milhailo Antovic和Cristóbal Pagan Cannovas主编的《口头诗学与认知科学》(Oral Poetics and Cognitive Science)出版,标志着认知口头诗学探究拉开了序幕。他们认为,世界文化具有多样性,但提及保护与研究口头艺术、音乐和手工艺术时,人们容易忽视两个事实:一方面,世界上所有文化传统都是人类思维的独特“产品”,它可以告知我们人类的本质;另一方面,在文字被创造之前,人类只能依靠口头表达,口头表达是艺术和知识表达的唯一方式。若将这两个事实结合在一起,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口头传统对理解美学现象、文化和人类思维起着关键性作用。 

  事实上,过去近50年间,认知视角下的文学研究得以迅速发展,但这类研究只关注了书面文学,却忽视了对口头文学的观照。像口头诗歌中的口头程式和故事模式等现象,是人类意义建构和美感经验能力的“自然”产品,对探索人类认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书面文学并非人类最初的认知,口头传统才最接近人类最基本的心智能力。 

  有鉴于口头传统与人类认知联系的贴近性,较书面文学而言,认知诗学理应与口头传统更加契合,但缘何对书面文学有所青睐?究其缘由,这是由认知诗学研究者本身的出身与研究方法不当所导致的,即Milhailo Antovic和Cristóbal Pagan Cannovas所认为的认知诗学研究目前所面临的两大困境。首先,认知诗学研究具有思辨性。它遭到了认知语言学家对其文学思辨性研究的质疑。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认知诗学对文学研究缺乏实证性,其研究应该对原始数据有所青睐。其次,认知诗学家具有文学批评传统,过于青睐书面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书面文学具有“人工创造”性,口头传统具有“自然”性。较之书面文学语料的“人工创造”性,认知诗学家应该关注口头传统语料的“自然”性,因为它最能贴近反映人类当初的体验与认知。因此,认知诗学研究的这些缺陷与对其的质疑促成了认知口头诗学的应运而生,成为认知诗学研究的新领域。 

  目前,国外对认知口头诗学研究还处在理论探索阶段,产生了少量探索性研究,为后续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概括来讲,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Elizabeth Minchin对口头史诗中重复现象的认知研究。他认为,口头传统诗歌中的典型场景是一种认知现象。每一个典型场景作为一个脚本表达储存在记忆中,这些脚本在口头表演中被反复使用。典型场景中的重复为口头诗人的即兴表演提供便利。第二,William Duffy 和 William Michael short对口头诗歌中民俗模式的隐喻研究。民俗模式像隐喻系统一样,引导口头诗人的思想、语言和行为,并对一些抽象概念作出推理。第三,Milhailo Antovic和Cristobal Pagan Cannovas的构式语法与口头程式诗歌研究。基于帕里—洛德口头诗学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程式和主题,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把程式和主题分别看作构式和框架。他们认为,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理论与构式语法在研究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构式主义方法可为口头诗学家的研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第四,Hans C. Boas的框架和构式与口头诗学研究。基于帕里和洛德的研究发现:所有口头诗人都或多或少拥有相同或相似的主题和故事模式,且主题在大多故事模式中被反复使用。框架语义学为分析口头诗人即兴创作时激活不同种类知识提供了一个重要路径,一个特定框架会被一个特定主题所激活。构式可帮助人们理解口头传统中的程式风格和故事模式等。口头诗人即兴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构式化和再构式化的过程。第五,口头诗学话语的多模态研究。Anna Bonifazi利用语用学中的话语标记及小品词,来分析小品词在口头传统中的多模态和元叙事功能;Mark de Kreij从话语分析的视角研究了荷马史诗中的左偏置构式,发现荷马史诗不断重构语境框架。Sonja Zeman分析了中古高地德语口头诗歌中元叙事性手段:视角化和心智理论。 

  正如Hans C. Boas所言,为口头诗学研究构建一个系统性理论框架,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中国认知口头诗学研究之路还未开启。以往的认知研究虽然关注到了口头传统,但令人遗憾的是,大都把口头文学当作书面文学去研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与不足。实际上,认知口头诗学在中国语境下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中国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为认知口头诗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国家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为认知口头诗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环境。虽然认知口头诗学研究在中国还未成气候,但未来一定会大有作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宁夏回族‘花儿’的认知体验及英译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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