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建]“缪斯”与“东朗”:文学后面的文学(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7:11:04 中国民俗学网 徐新建 参加讨论
西学东渐背后的“文学” 晚清至民初之际，由西方引入的“文学”观念对多民族中国——首先是汉语世界——的社会实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西学东渐的词语产物，“文学”在汉语中被逐渐阐释为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巨大反作用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性的文化生产，它的体裁则被确定为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四大类型。 西语词义上的“文学”在汉语世界本不存在，对于夷夏并存的多民族共同体更难对应。此种新“文学”的整体引进——从理论到实践到体制，一方面为古老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转型提供了生机，另方面却不但切割了汉语文论的原有分类，也对本土表述的纵向继承横添了深深裂痕。就像一枚异军突起的火炬，在被高高举起、照亮出一片崭新领域的同时，遮蔽了本地众多原有的心灵灯光。 自此以后，以西方意义上的“文学”为榜样，汉语知识界的精英们开启了一场以小说为核心，也就是以文字叙事为主的持久运动。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发动了一场“小说界革命”。革命的目标，一方面是将本土既有的诗文、词话、说唱及民间歌谣等全部门类统统驱赶至被西方术语定义、称为“文学”的新奇领域验明正身，令其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法则下重定存亡；在文体变革意义上，则是将以往汉语文论分类中不入流的“说部”地位极大提高，上升到可以新国民、新风俗、新宗教乃至改良群治的境地，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者。[13] 晚清以降的“小说界革命”，其结果不但造就出鲁迅、巴金、张爱玲直至以《围城》闻名的钱钟书等一批批现代作家，而且形成了包括文学期刊、作家协会、大学院所及至评奖机构在内的从业体系。从此，文学升为了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完整制度、话语体系乃至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14]广泛渗入国民大众的精神领域。 然而也正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中，由多元民族与文化组成的传统中国体系里，那些本来就在汉语表述的话语里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类型，就更面临要么被西式的“文学”浪潮格式化后随波逐流，要不就面临被逐出、被遗忘的命运。而在现代汉语的表述体系中，无论哪一个民族，一旦被认为文学缺失（或落后），就如没有（西学意义上的）“哲学”、“历史”抑或“美术”、“体育”等一样，其地位和处境无疑都将是低下和令人悲伤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少数民族比汉族人群更甚一层的窘困和挣扎。 在众多遭遇此境的中国少数民族类型中，西南山村里的苗族“东朗”便是值得考察的突出事例。 “东朗”能否称为作者呢？ “东朗”是苗语的汉文音译，苗文记为Dongb Langf，指苗族社会的歌师、摩公，在传唱史诗、吟诵神灵的意义上，相当于本土“荷马”。在今日贵州的麻山地区，“东朗”不但用苗歌传承古史，还可通过诵唱来治疗疾病、送别亡灵。[15]2011年，由东朗颂唱、长达数万行的史诗《亚鲁王》由中华书局出版，次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发布，被誉为中国现存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之外又一部伟大的口头杰作。[16]它的意外发现如“横空出世”一般，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学在新世纪的“最重大发现”之一，[17]而据调查统计，如今仅麻山地区紫云一县，能唱诵《亚鲁王》的“东朗”就达1500以上。[18]2015年夏秋，由当地文化部门主办的“千名东郎唱诵史诗《亚鲁王》大赛”历时数月，被动员参加的“东朗”也达上千之多。[19] 0502.jpg) 0502.jpg) 图2歌师“东朗”与整理出版的长篇史诗《亚鲁王》[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