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建]“缪斯”与“东朗”:文学后面的文学(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7:11:26 中国民俗学网 徐新建 参加讨论
与麻山相邻的黔南罗甸，类似的歌师叫“播摩”，也用苗歌请神、驱鬼和招魂。[21]在遍及湘、黔、滇的广大“苗疆”地区，这样的人物又被称为“马萩”[22]、“仙娘”等等。若再扩展至西部和北方中国的众多族群，广义的“东朗”更是普遍存在，不仅有能用诗歌为生灵招魂、为亡者指路的彝族“毕摩”、颂唱上千行“格萨尔”史诗的藏族艺人“仲肯”和兼具占卜与预言能力的柯尔克孜演唱者“玛纳斯奇”[23]，还有传承象形文书写的“东巴”、[24]能用口语诗歌把“生世界”唱暖的壮族Sae（师公）[25]和深信“饭养身，歌养心”的侗族“桑嘎”（歌手）[26]…… 这些广义“东朗”群体存在，构成了本土特色的另一种文学图景： 0502.png) 东朗不是作家，也不写小说，但他们的颂唱算不算文学呢？如果不算，西方自荷马以来的歌手诗人都得被驱逐出去；如果算，即便在21世纪的中国，被称为“文学”的实践就还在继续；在电子时代走向衰落的，只是靠印刷和阅读维系的小说而已，究其根本，也不过是缪斯下凡人间后的漫长变形之一。如果一定要说文学危机的话，即便在西方，自吟诵神灵的荷马、萨福到赞颂人本的文艺复兴、直至凸显科技的现代化时期，类似的危机也不知已经历了多少轮回。但每一次危机背后，其实都重现出由缪斯象征的原创力。此动力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阐释为“模仿”或“再现”，在歌德时代则被概括为“抒情”、“叙事”和“行动”，到了电子和网络风靡的今天则可继续变形到德里达与米勒等担忧的电话、影视、手机、互联网乃至广告、电子游戏和人工智能之中。这就是说，只要人类仍具有并继续保持这样的秉性，文学就会普遍地与世长存。不过若以跨文化对话的方式再把“东朗”案例也列入其中，人类文学的“秉性”系列则还会添加“祭祖”、“聚族”、“暖心”、“招魂”和“疗治创伤”、“请神驱鬼”、“超度亡灵”……等更多的呈现类型。 是什么使文学成为文学 这就是说，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不是文学本身，甚至也不存在文辞意义上的“文学性”。如果一定要求本溯源的话，只能说人类与生俱有的“缪斯性”（在西方）或“东朗性”（在世界各地）才是根本。是缪斯或东朗点燃了心灵的原创灯火，使人类在一路走来的历程中探求虚幻，照见灵魂，通过不同媒体生成的自我镜像及超验幻想，跨越桎梏，使人成人。 然而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跨文化对话中，由于“西学东渐”——包括欧美和苏俄——造成的影响冲击，汉语世界至今未能建立一方面告别自身传统一方面仍能与本土实践相匹配的文学话语，依然处在一次又一次的探寻与证伪之中。在前赴后继的探寻浪潮里，具有跨学科特色的文学人类学是值得关注的类型之一。 文学人类学关注文学的人类性与人类的文学性。该领域的最新成果之一是将以往对于口语呈现与文字书写的关系认知颠倒过来，把文字以前的人类创造视为更为久远和普遍的“大传统”，把文字以后的文明进程喻为“小传统”。[27]这样的认知和表述极大地扩展了看待文学、文化乃至文明的视野和心胸。在我看来，还可再推进一步，因为此处的“大、小传统”其实也还只是生命潜质的外部呈现，是人类秉性的创造物和指涉表象的“外传统”——“外知识”与“外化物”；与此同时，使这些外化物得以缘起和流布的还有更为根本的“内传统”、“内传承”——也就是人类与生具有的“内知识”与“内能力”，也就是本文所言的“缪斯性”与“东朗性”。缪斯与东朗代表了人类生命的“内传承”，也正因有它，才使人成人，成为有想象、能神思、会创作的文化生物。“内传承”由心而生，应景而发，并借物及外，世代传承。其基本原型有三：歌唱、讲述和扮演，即抒发己身，故事旁人以及表演另外的世界，如下图： 本文所说的“内传统”一如罗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所指的人类本质力量或先天心智，其特征是创造。英伽登将自然属性与创造本质相结合，把人界定为地球上“唯一能创造出毫无用处的作品和场所的生物”，认为由于具有这种创造性的本质力量，人才得以依托自然的实在世界，对事物加以适当变形并展开某种过程，从而创造出一个人类特有、并为人类提供新感受、新意义的新世界，“一个价值由以显现的人类文化世界”，以至于“没有了它，人就无法接受自己的存在。”[28] 类似的阐述，在古汉语的文献里也能见到。如《毛诗序》便认为诗歌之本在于心志，其由内及外的结构关系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后“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继而“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直至“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9]而佛道二家的“相由心生”及“元神出窍”等论说也揭示过类似的道理，显示了对“内传承”的认知及体认，只是表述方式和用语不同而已，值得对照阐发。 而若将这样的对照阐发加以系统化处理，就将迈向厄尔·迈纳（Earl Miner）所说的“比较诗学”，或被其专著副标题所称的“跨文化的…文学理论”。[30]关于在跨族别文学间开展诗学研究的意义，其他学者也发表过相似的阐释，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D.Culler)）在谈到如何面对比较文学危机时就指出，要通过将文学研究“视为一种跨民族现象”来为自己“寻找新的身份”，进而强调“比较文学作为总体意义上文学研究的场所，将成为诗学的家园。”[31] (责任编辑：admin) |